农村经济2010年第12期
禁牧影响下农户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王 磊 陶燕格 宋乃平 韦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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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案例村的羊只数量在禁牧后先减少后快速增长并超过禁牧前的农户行为进行调查后发现,当前偷牧现象普遍存在,其主要发生在距离道路较远的区域,因此,采用地理信息系统中的缓冲区空间分析功能对整个盐池县道路线作不同尺度的缓冲区,分别计算各缓冲区范围内的2006年9月TM-NDVI指数平均值和标准差,以此来反映目前盐池县农户偷牧行为的存在以及范围和强度,进而运用经济学的激励机制、机会成本与规模经济、边际效应、产权等原理分析其行为产生的动力因素。
[关键词]禁牧 农户行为 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0)—12—0042(04)[作者]王 磊 讲师 宁夏大学 宁夏银川 750001
陶燕格 宁夏大学 宁夏银川 750001宋乃平 教授 宁夏大学 宁夏银川 750001韦丽君 宁夏大学 宁夏银川 750001
禁牧实施5年来,草地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农户畜牧业经营理念和生产方式变化巨大,但是,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贫困地区畜牧业依靠天然草地、农牧民增收依靠畜牧业的生产方式矛盾尖锐,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优势特色畜牧业冲击很大。盐池县以退化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为主的土地利用格局和资源特征,决定了草地畜牧业在生态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和草地主要靠“生物镰刀”利用的生产方式。农民的生计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势必会对产生抵触,然而,在矛盾的对立中却出现了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农户行为。一、盐池县草场状况及禁牧情况盐池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也是干旱草原向半干旱草原的过渡带,平均海拔1600m,年降水量仅〔1〕
272mm(近20年平均值),而蒸发量高达2710mm,且自然降水是盐池县大多数农田和全部草原的主要水源,无霜期140(绝对无霜期120d)。全年>5m/2〕
是全国沙化s扬沙风32场次,其中沙尘暴37场次,〔
最严重的县之一。盐池县土地总面积为1069.5万亩,草场面积835.4万亩,占总面积的83.7%,可利用草场面积6万亩,占草场面积的82.5%。长期以来,草原属集体所有,草原作为公共资源由农户无偿使用,农牧民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盲目扩大羊只数量,使全县羊只数量在过去20年里增加了近1倍,草原遭到毁灭性破坏。优良牧草数量锐减,一些饲用价值低的牧草和有毒草比重不断增加,导致草原退化、沙化现象日趋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严重威胁了当地居民和牲畜的生存。为了迅速缓解这一问题,*本文系973计划前期研究专项“北方农牧交错典型脆弱区生态环境变化过程及驱动力研究”(编号:2009CB4263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禁牧的生态补偿与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编号:04XJY011)、宁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研究”(编号:ZR200731)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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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于2002年采取了草原全面禁牧措施以治理恢复草原生态。然而,盐池县是半农半牧以牧业为主的地区,且农业的生产也是围绕着牧业在进行,畜牧业是全县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50多年来,盐池县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50%的有11年,其中最高1年达87.3%,从产值对比来看,畜牧业大于农业的有17年。而禁牧的实施导致盐池县的羊只数量大幅度减少。显而易见,的禁牧和农民的主要经济利益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而对于盐池县这样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而言,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农民势必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与相对立的经济行为来取得经济来源,也可以称之为农民对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有两个取向:一种是采取舍饲圈养等方式按规定不再进行任何放牧的行为;另一种是与政〔3〕策对立,采取偷牧等方式继续利用公共草场资源。2010年第12期
少的也有20只。农户偷牧时间均为晚上,这也是农户对于禁牧的对策,为了躲避追查罚款,农户改变了原来白天放牧的习惯,采取夜间偷牧。 表2 被调查样本农户的偷牧情况
样本量
偷牧户数39
偷牧羊只数1836
户均偷牧羊只数47
偷牧次数869
户均偷偷牧时牧次数22
间/h4610
户均偷牧时间/h118.2
69
2.对盐池县遥感植被指数沿道路线作缓冲区分析植被指数(vegetationindex,VI)是由多光谱数据经线性和非线性组合而构成的对植被有一定指示意义的各种数值,它定量地表明了植被活力,比用单波段来探测绿色植被特性具有更好的灵敏性和〔5〕
抗干扰性。它可用来诊断植被一系列生物物理参数:叶面积指数、生物量和光合有效辐射吸收系数等;反过来又可以用来分析植被生长过程、净第一性生产力和蒸散(蒸腾)等。目前比较常用的植被指数有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differencevegetationindex,NDVI)、比值植被指数(ratiovegetationindex,RVI)、土壤调整植被指数(soiladjustedvegetationindex,SAVI)和正交植被指数6〕(perpendicularvegetationindex,PVI)等;〔美国Tucker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NDVI和RVI值对绿〔7〕
色生物量有很好的相关性。植被指数与森林资源〔8〕特征因子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而笔者主要用到前者是实施前的构想,需要农民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用较长时间来适应,而后者则可能会〔4〕
导致大量问题的出现,最终导致的失败。笔者即在此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对2006年5月调查案例村中出现的羊只数量不减反增的反常农户行为进行分析,从农牧民的角度出发,研究目前禁牧和公共草场利用中的问题。二、禁牧影响下的农户行为调查1.实地走访调查案例村位于盐池县东部与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隶属花马池镇。通过偶遇调查的方法,被调查的16个样本农户禁牧前后羊只数量变化情况显示(见表1),羊只数量增加的农户占37.5%,减少的农户占43.8%,不变的农户占18.7%,但总体样本羊只数量禁牧后是禁牧前的1.83倍。被调查农户中有偷牧行为的比例占82.8%,偷牧被罚过款的比例占.3%,被5次以上罚款的比例占33.9%。 表1 案例村被调查的16个样本农户禁牧前后 羊只数量变化情况
样本禁牧前(1999年)禁牧后(2006年)
1
23
4
5
6
78
910111213141516总计5304090220
07
407
的是目前被广泛运用的NDVI和RVI两个植被指数,其计算公式:NDVI=(n-r)/(n+r),RVI=近红外波段的亮n/r(其中,n、r分别为红光、度值)。就调查中发现的偷牧现象主要发生在距离道路线较远的区域这一现象,笔者采用缓冲区分析方法对盐池县道路线作了不同尺度的缓冲区,分别计算出各缓冲区范围内草地的2005年TM-NDVI指数平均值和标准差(见图1),可以看到,在距离道路线50米以内的NDVI均值是最大的。当然,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是由于道路边缘没有放牧行为所致,因为道路线50米范围内往往存在有与草地混合的林带;在距离道路线50~200米、200~500米的范围内NDVI均值和标准差的变化不明显,在距离道路线500~2000米的范围内,NDVI均值呈现出连续下降的趋势,说明这些区域的草场相对于距离道路50~500米范围内的草场状况是退化的,随着距离的增长,退化程度越来越强,这一范围内NDVI的标准差也是降低的,说明草场的状况与50-500米范围内相比是相对均一的,这与放牧后草场的状况相2020308230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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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调查的样本中,57%的农户存在偷牧行为(见表2),农户偷牧羊只数目最多的高达180只,最・43・农村经济
吻合,其原因是农牧户在草地长势较好的区域放牧强度高,使得草场的整体状况趋同。2010年第12期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部分农民受羊棚建设补贴的激励,都建设了羊棚,甚至有建立多个空置羊棚的情况,而部分禁牧前不从事养殖业的农户也受到这部分利益的激励建设起了羊棚,象征性的养了十几只羊,从而使得养殖数量在禁牧后反而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2.机会成本与规模经济就目前而言,农民从观念上不愿意彻底脱离农牧业,所以,在禁牧前虽然有不少农民外出打工,但家里仍养了十几只羊,采取多家合群轮放或者雇人放养,其中合群轮放的羊只规模大多是200~300图1 不同缓冲区内NDVI值统计结果图三、经济学分析1.激励机制所谓激励机制就是诱导和驱使那些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代理人能够为委托人所要实现的目标投入足够努力的机制。在禁牧中,为了改变农牧户的传统养殖方式,引导农牧户从自由放牧转变为舍饲养殖,需要首先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因此,对于农牧户的舍饲建设和加工机械做了不同程度的补贴,其中舍饲建设补贴为691.33元,加工机械补贴1660元。对于农牧户而言,补贴就是改变养殖方式的利益激励,因为舍饲和机械投入后都成为农牧户的私有财产,农牧户基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选择配合,从而使得的激励机制起效。在舍饲建设上,如果的补贴大于农牧户建设投入,那么这部分剩余就成为农牧户个人可支配的收益,从而成为农牧户整体收益的来源之一。在机械设备的购买上,虽然同样给予补贴,但对农牧户而言,不存在可获得剩余收益的空间,虽然会从成本降低的角度来购买机械设备,却不会成为收益来源。两种补贴都使农牧户获得了切实的利益,可前者除获得固定资产外还附加有可支配剩余价值,后者仅获得固定资产。农牧户对其做了比较之后,出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会不考虑个人养殖条件而不断增加建设舍饲,使得舍饲与养殖数量不符,的激励机制又起了浪费的作用。从农牧户的行为可以看出,的激励机制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对于舍饲建设的作用是分阶段的,首先是农牧户的配合阶段,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而后是农牧户的收益阶段,存在着浪费资源和资金。可见,对舍饲建设补贴考虑不周,效果外溢产生了。对于机械建设则不存在效果外溢,从农牧户的行为也可以看出,并没有农牧户购买多个重复设备,甚至有多户共置共用的情况,预期的效果达到。只,一个劳动力的全年用工平摊到每只羊上并不是很多,实质上是规模效益引起的成本最优。禁牧后,舍饲养殖要求农牧户投入更多的人工,且不能自由放牧,从而取消了合放的这种劳动力高效利用机制,农牧户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放弃外出打工,将劳动投入转移到畜牧业上,要么放弃畜牧业。而对于农牧交错带的农牧户来说,畜牧业的收益占了整体收益的很大比例,且这一区域的种植业和牧业是相互影响、相互耦合的,如果放弃了畜牧业,种植业也会受到影响,而农牧户没有了在农村继续生产生活的利益驱动,就会导致弃牧农牧户同时向城镇转移。对于不愿放弃畜牧业的农牧户而言,由于养殖方式的,使得其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机会,因而这部分的收益丧失就要从畜牧业上补回来。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农牧户将有限的劳动力配置在畜牧业上,他付出的机会成本就是将劳动力配置在外出打工上的收益。而农牧户选择了保留畜牧业,畜牧业的收益就必须达到原有畜牧业收益和原有外出打工收益的总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牧户的选择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农牧户选择保留畜牧业就必然要追求畜牧业的利益最大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大规模,进一步增加效益。当农牧户在的引导下,改变了饲养方式,进行舍饲养殖时,投入的物质(如饲草、饲料)与养殖规模就是正相关的。而投入的机械属于一次性投入,并且有补贴的部分,那么,劳动力的投入成了农牧户唯一与禁牧前相比觉得不经济的方面,为了减小劳动力成本的剩余,必然会加大养殖规模。对于农牧户而言,放弃了外出打工后,家中所有的劳动力都投入在种植业和畜牧业上,因而不管养殖规模的大小,自身投入的劳动力成本都是相差不大的。即养十几只羊时家中保持的劳动力数量和养上百只羊时家中保持的劳动力数量是相同的。而增加养殖数量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且养殖数量在自身劳动力可以满足的・44・农村经济
情况下,数量越大,平均成本越低。也就是说,扩大规模的门槛是很低的,只要提高了劳动力的利用率,将整体成本降低了,就可以达到规模经济。3.边际效应禁牧针对不执行的偷牧行为采取罚款的方式进行惩戒和处罚。农牧户由于舍饲养殖中饲草和饲料的投入比例升高,且原本可以加以利用的草场被禁止利用,使得畜牧业的成本提高,在拥有资源位置优势(农牧户生存的生态空间就是草地生态系统)的情况下,为了降低养殖成本,必然采取偷牧。也就是说,在已知会惩罚的基础上还采取偷牧行为,说明农牧户可以预知可能产生的后果,其选择用这部分的风险成本来换取偷牧行为的个人利益的增加是合算的。对于风险的考虑,农牧户必然总结风险的不同后果,比较各种情况下的损失和换取的利益。当惩罚发生后,农牧户总结发现惩罚的细化程度不够,按照的规定,对偷牧行为规定的罚款金额为每只羊5~20元,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随机性较大。如被调查农户说:“禁牧执法人员抓住偷牧者,往往不是根据羊只的数量进行罚款,而是主要依据偷牧者对罚款金额的承受能力,因而一般来说,20~50只的羊群和100只以上的羊群可能的罚款金额一般都是100~500元”,因此,从放牧被抓住后的风险成本上考虑,羊只数量越多,每只羊所分担的风险成本越低。从经济学的边际效应上看,既然偷牧的风险是存在的,且是不可规避的,那么,增加养殖数量所增加的边际风险是很低的,即风险的平均投入成本随着养殖数量的增加而减小,同时边际效益并没有9〕减小,〔而是保持在偷牧状态的平均水平。与比较偷2010年第12期
行偷牧行为。同时,由于草地产权目前尚没有落实到户,草场仍然是公共的,因而当越界偷牧行为发生时,被损害的另一方利益没有具体可以落实的对象,也就没有因防止个人利益被侵犯而产生的个人自发监督行为。这样,在边界地区偷牧就成了超出本区域管理人员管理职责,导致越界地区无人管理,从而使缺乏管理的违规行为得到了变相的鼓励。对于农牧户而言,既然违规行为已经发生,而风险明显较小,那么,无论养殖规模大小,其行为的性质都是一样的,且是同样的后果。因此,同样是消耗越界资源,养殖规模大的农牧户明显比养殖规模小的农牧户得到的利益大。正因为农牧户趋向于选择利益更大的规模,“公地”悲剧在边界地区就发生了,当然是在别人的“公地”上。四、小结农牧民在长期禁牧的情况下,寻求出了一条符合经济学规律的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解决生计问题之路。然而,这对于的执行和职能的行使却是非常不利的,长期发展下去必将会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如何将现有的全年禁牧的刚性用某种手段来软化,达到生态与经济双赢、有效调节农户草地利用行为,从根本上遏制滥垦、过牧等行为,实现草地可持续利用是一项急需解决的问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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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可以看出,农牧户的选择始终是增大养殖数量,将风险进一步平摊,使得平均成本降低,总体收益增大。4.边界与产权由于案例区位于宁夏、内蒙古、陕西三省、区的交界处,一方面,草地的边界范围不明晰;另一方面,偷牧者在禁牧执法人员赶到时,便将羊只赶到邻省的草场上,致使执法人员没有权利处罚。产权问题是造成“公地悲剧”的根源,边界的问题是现有管理无法回避的难题,案例中的产权实质上是涉及产权的边界管理。在行政区划中处于交界的地区,始终是管理的软肋,产权的不明晰也是造成管理跟不上的主要原因。由于边界的管理存在着可以逃避罚款的可能,使得偷牧所承担的风险相对减小,农牧户当然选择更接近边界的地区进责任编辑:
壬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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