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命中的最后六个月

母亲生命中的最后六个月

2008年，对于我家来说，是个悲剧之年。

这一年的4月4日，59岁的母亲满载着梦想和欢喜，生平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她踏上的却是一条通往人生最后岁月的旅程。

从4月10日确诊患上肺癌到10月27日去世，母亲生命的最后六个月里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部悲剧小说，令人摧心裂肺，伤心欲绝。

一、2008年4月4日，欢喜来京

故事的开头发生于2008年4月4日，这一天是农历清明节，也是我离开家乡来京求学、工作的第十三个年头。听说我终于找到了女朋友，一直惦记我终身大事的母亲很是高兴，本来说好要到7月份来京的，要看看未来的媳妇，同时也看看奥运会比赛。但到了3月底，母亲突然说自己等不及了，要早点来京，至于奥运会比赛，看不看到时再说。于是，母亲带着我的姐姐及其小孩于4月4日傍晚第一次来到北京，并约好了在成都工作的哥哥嫂嫂到时直接飞到北京。除了不愿出来的父亲在家留守外，全家要在北京相聚。说起这些计划，全家人的心头洋溢着浓浓的喜气。

4日晚，我和女友怀着满心的喜悦，到机场把母亲三人接到新房住下来。第二天早上起来，母亲说自己可能是坐飞机的原因，身体比较乏，想休息一天，明天再出去转转。从姐姐那里得知，来京前的半个多月，母亲一直患感冒，发着低烧，感觉胸闷，去村里的私人诊所打了几次点滴，都未见好。在来京前，特地抓了半个月的药，要带到北京服用。母亲的身体以前一直不太好，虽然小病经常有，但也从未发过什么大病。这几年，家里生活条件好了，

母亲也没什么可操劳的，身体反而好起来了，体重变重了，精神也更加好了。而且她和父亲每年都到镇上的医院去体检，母亲说自己除了胆囊有点息肉外，其他都很健康。之前兄弟姐妹也有点担心母亲的身体，听她这么说后，也都放心了，没有在这方面多想。

第三天是星期日，北京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们一家四口和女友及其父母在朝阳公园8号公馆的孔乙己餐馆碰面。母亲不会说普通话，她所表达的意思主要是通过姐姐传达的。席间两家相谈甚欢，再加上姐姐四岁宝贝儿子天真无邪的言行，大家都似乎忘记了时间，兴致都很高，几个人喝了两瓶绍兴的花雕酒，很是畅怀。饭后，女友要开车送我们回家，走到半路，母亲说要到王府井逛逛，其实她是想给自己未来的媳妇买点礼物，这是母亲来京后第一次去逛商场，却也是生命中的最后一次。

在王府井的新东安市场转了一圈，买了点东西后，我们就回家了。晚上，母亲说自己还是很乏，走几步就感觉气喘得厉害。母亲坐着靠在卧室的床头，我听到了她呼吸时的哮鸣声。根据常识，我觉得她的肺部可能出了问题，当时想也许是支气管发炎吧，却根本没有想到随之而来所发生的一系列致命打击。

二、2008年4月7日，肺部阴影

第二天早上起来，母亲说自己一夜没睡好，感觉呼吸很是困难，姐姐说自己孩子咳嗽了一夜，肯定是不适应北京天气，扁桃体发炎了。于是我索性向单位请了假。打了个车，先到儿研所给小孩看病。大夫说是喉头炎，没有其他问题，要打三天点滴，我们的心稍微落下了点。

等小孩打上点滴后，我陪母亲来到朝阳医院。由于母亲之前老是说自己胃部难受，还担心心脏可能有点问题，我就直接挂了消化、呼吸和心脏三个门诊号。先是到消化科，大夫让

母亲去验血、验便，半个多小时后，结果出来了，一切都很正常。大夫说除非做胃镜，否则目前无法判断胃部问题，但是做胃镜需要提前预约，三天后才能做。我们决定暂时搁置，先去心脏科检查。做了心电图，结果是窦性心率不齐，大夫说是发烧引起的，心脏本身没什么问题，应该去查找引起发烧的原因。

吃过午饭，我们到了呼吸科的诊室，大夫问了问病症和有关情况，要求先拍胸片。母亲按要求拍了正、侧位胸片，45分钟后结果出来，拿给大夫看。大夫仔细看了下片子，缓缓地对我说，问题可能有点严重，我推荐你明天早上去北京胸科医院看一下，就是通常所说的结炎所，在通州北关环岛那边。

我很诧异地问大夫：“朝阳医院也是综合性大医院啊，到底是什么病，你们这里都看不了？”

大夫很客气地说：“我们这里也能看，只是诊断要花几天时间，而且即使诊断结果出来了，也要到那边去治疗。胸科医院是北京市指定的结核病治疗医院。”

“大夫，我妈不会是患了肺结核吧，这个病能痊愈吗？”我着急地问。之前我对母亲病情最坏的估测是肺炎，想不到问题比我预计的要严重的多。

“病情也不一定会很严重”，大夫像是在安慰我，“不过你明天一早要马上去胸科医院，耽误不得。”

听了大夫的话，我心里有一种不祥之兆。但是我想，就算是肺结核，现在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大不了住院一段时间罢了。母亲无法听懂我和大夫之间的对话，出来后她问我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只是说大夫要求明天到专门的医院再诊断一下。

下午回到家里，正好哥哥嫂嫂都过来了。我将大夫的话转述了一遍，大家心里很是忐忑不安，但又不约而同地安慰说，“妈，你就放心吧，北京有这么多大医院呢，有什么病会治不好呢，既然来了，你就在这里好好地治疗一番，等痊愈了再回家也不迟。”

三、2008年4月8日，抽取胸水

母亲来京的第五天是个星期二，姐姐和嫂子带小孩去儿研所打点滴，我和哥哥陪母亲去北京胸科医院。打了个黑车，找到了胸科医院，到了挂号大厅后，场面很是吓人，大家都带着口罩，不敢走的太近，大概是怕结核病传染。

我们挂了个结核科的普通号，等了一个多小时，进了第八诊室，看病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大夫。她仔细地看了看母亲在朝阳医院拍的片子，问了有关病情后，说是母亲的右肺有很多积液，需要先抽取，然后再做化验才能最终诊断。大夫的声音很平静，也很缓慢。

我轻声地问一句：“大夫，我母亲的病情严重吗？”

“一切都得等诊断结果出来再说，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大夫仍是冷冷地说着，从她的语调中听不到任何暗示，我们的心高高地悬着。

“胸水抽取？那是什么手术，危险吗？”

“就是先通过B超定位，然后从后背把针插进去，把胸水的积液抽出来。说危险也危险，说简单也简单，我们医院每天都做十几个人病人，不只是你一家。”

我们领着母亲去做了B超，大夫说右侧胸腔积液很多，左侧未见积液。他用彩笔在母亲的后背点了一下，说是到时扎针的位置。然后我们交了钱，拿了，带着母亲去胸水

抽取室门口等着。

北京胸科医院的门诊大楼处于改造中，二楼正在施工，一楼的门诊室是暂时布置的，大家挤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再加上都带着口罩，气氛很是压抑。胸水抽取室其实只是一个简陋的小屋，门口贴着注意事项。我把抽取单和化验单从一个小窗子里递进去，里面的护士递出来一张情况告知单，需要病人家属签字。我一看，告知单主要是警告病人在胸水抽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情况，最严重的结果将是致命的。上面的文字看起来令人心惊肉跳，但是到了这一步，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在上面签了字。

过了好一会儿，大夫开始叫母亲的名字，我扶着母亲进了房间。虽然手术很吓人，但是房间里布置却出奇的简单，两张椅子，还有一台抽取胸水的机器，一名大夫和一名护士。护士让母亲反方向坐在椅子上，双手抱着椅背，背朝大夫。护士让我出去，我说母亲不会普通话，我能不能留在屋里？护士说家属不能在现场，让我跟母亲说尽量别咳嗽，如果实在忍不住了，就举举手。我出来后，和哥哥两人静静地站在门外，想着门里母亲背后穿刺的情景，有一种无法言语的恐慌和不安。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小窗户打开，护士递出来三个小瓶子，说是要家属拿到二楼去化验。哥哥马上上前接了瓶子，急匆匆地上楼去。我继续等在门外，焦急地盼望着门赶紧打开。哥哥送完化验物品下来等了会儿，门终于打开了。护士在里面叫家属进来领走病人。我和哥哥立即进去，母亲站起来往门外走。由于刚抽完水的缘故，显得很虚弱。哥哥上前扶住母亲的左手，慢慢走出来。我拿着抽取胸水的单子，只见上面多了几个字：“茶色胸水600ml”。

我把单子拿过去找刚才的门诊大夫。大夫看了看单子说：“胸水很多，一次抽不完，需要多抽几次。”我问需要开点什么药吗？大夫说等结果出来了再开药。我说母亲现在发烧，还是先开点药把烧退下去吧。大夫开了三天点滴，说是消炎退烧用的。

去药房拿了药，我上到二楼注射室。注射室不大，有十几张椅子靠在四周的墙边，母亲找了位置坐下，我和哥哥坐在她身边。护士过来挂好吊瓶，扎完针，说大概需要3个多小时。时间已经是11点多，哥哥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一个纸杯子，到了点奶粉进去，再加了点保温杯里的开水，端给母亲喝。我出去到超市买了点小吃和饮料回来。我们两人在走廊里吃完后，轮流到屋里坐着。

母亲对面坐着两个女的，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四十岁左右。两人互相聊着病情。听她们的谈话，像是经常到这里来的。年轻点的说自己以前有腹水，本来治好了但最近又发作了，大夫说需要继续治疗，但是具体病因是什么没听太清楚。我当时只是想到来这里看病的人可能胸水、腹水问题比较多，看来母亲的病是挺麻烦的，可能需要长期治疗，不是打几天点滴就能见好的。等到下午两点多，药水点完了，我俩扶着母亲下楼，打车回家。

回到家时，姐姐和嫂子已经回来了，之前她们已经打过电话，知道母亲抽水的事了。母亲说自己很累，要躺在床上休息。姐姐又关切地问大夫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俩说大夫回答要等化验结果出来才能确定。那个医院是治疗肺结核的，也有可能是这方面的病吧。“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姐姐连声说着。我们几人一片沉默。

母亲醒来后，说到当时抽水的感觉，由于打了，针扎进去没什么痛感，只是抽水时，感觉胸里的东西往外抽，非常难受，到后来时觉得疼，于是哼了几句，大夫就停住了。母亲说，胸水这么多该怎么办啊，如果以后还要抽的话，我身体可真是受不了啊，太难受了。我们安慰她说，在家先好好休息吧，这么专业的医院，医生会有办法的，不要多想。

四、2008年4月10日，肺癌晚期

按照大夫的嘱咐，今天，我和哥哥、嫂子带母亲去医院抽胸水，取化验结果。哥哥从二

楼取了化验单，在门外等候时，我们自己看着化验单，里面有一项癌胚抗原，正常值是1-5之间，母亲却高达28.7。缺乏基本医疗常识的我们隐隐约约感到情况不好，但又不愿朝着那个方向去想。

终于轮到我们了，把化验单交给大夫，大夫看了一下。我们异口同声地问：“大夫，我妈是什么病？”大夫看了我们一眼，冷静地回答：“肺癌晚期。”

这四个字就像是晴天霹雳在我们脑海中炸开。起先，我们最最坏的打算认为不过是肺结核，但怎么也不会猜到是这么一个结果，而且是最坏的一个结果。

听不懂普通话的母亲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们，关切地问道：“大夫说我究竟是怎么了？”为了不让母亲有所察觉，我们难以置信地压制住了心中的痛苦，背对着母亲说，“大夫说是胸膜炎，要继续治疗。”这时大夫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为了确诊，一会儿抽胸水时再拿去化验，抽完后去拍一个胸部增强螺旋CT，看一下病灶的情况。”

我们三个人默默地扶着被蒙在鼓里的母亲，去做B超定位、胸部抽水和CT。之后，哥哥陪母亲去打点滴，我和嫂子回到家里。一到家，姐姐就急切地问母亲是什么病？我们说了病情。姐姐听了后立刻嚎啕大哭，瘫倒在沙发上。我跑到卧室，任由泪水在脸上流淌。过了一阵子，我从卧室出来，嫂子扶着姐姐，我们三人默然地坐在沙发上，小卓涵在旁边看着姐姐，不知发生了什么。

嫂子打破了沉默，说：“妈现在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如果她知道自己得的是这病，恐怕都要被吓死。我们一定要装作没事的样子，还是像以前那样有说有笑。”

姐姐抽泣着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是能装出来的吗？”

我也说：“没办法，我们只能瞒住她，再想其他的治疗办法。”在家吃过午饭，我和嫂子又来到医院。母亲打完点滴，哥哥陪她先回家吃饭。我和嫂子在那儿等着CT结果。

下午4点左右，CT结果出来了。诊断证明是右肺肺癌。又将诊断证明拿给那个大夫看。大夫说这与她的判断基本一致，现在应该是确诊无疑了。我们问：“大夫，这有什么治疗办法吗？”

“化疗”。

“可是我妈的身体很差啊，能扛得住吗？”

“身体好的人能得这病吗，化不化疗你们自己决定吧。”大夫的回答没有一丝人情味。

“可是，我们不想让她知道，怕她心理承受不了，除了化疗，有没有其他治疗方法呢。”

“有一种进口药，一天吃一粒，但是仅对肺癌中的腺癌有效。”大夫的回答似乎又让我们燃起了一丝希望。

“那我妈是腺癌吗？”

“这要等下周的病理结果出来才能知道。”

听完大夫冷漠的回答后，我们拿着片子回家了。哥哥嫂子在来京的时候就买了今晚回四川的票，为了不让母亲起疑，他们决定还是回去。等下周病理结果出来之后再商量治疗办法。晚上我和女友送完哥哥嫂子到机场回来后，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弄得女友一脸诧异。

五、2008年4月13日，教堂祈祷

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强忍着痛苦，一直劝她到天安门看看。也许，这是她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去天安门了。但不知自己病情的母亲老是说，等我身体好起来再去吧，现在身体虚，过段时间再说。但我在心里说，妈妈，也许你以后再也没机会去了。

周日，天气很晴朗，我就说：“妈，今天是星期天啊，北京的教堂挺多的，我带你去做做礼拜。”母亲和姐姐都是虔诚的徒。听了我的话，姐姐也劝着。母亲被说动了，说那好吧，就去看看。

女友开车过来，一行5人到了西四的缸瓦市教堂。教堂分好几个厅，里面人坐得满满的。我们在最外面厅的最后一排坐了下来。牧师在另外的厅布道，我们看见的是挂在墙上的电视。母亲虽然听不大懂普通话，但是仍全神贯注地听着。大概半个多小时候，祷告结束。我对母亲说，这里离天安门不远，既然都出来了，不如到那里看看吧。妈妈那天兴致挺高，就欣然同意了。

从南池子下车，一家人沿着菖蒲河公园向天安门走去。一路上，我抓紧机会给妈妈拍照。妈妈脱下外套，露出里面的粉色毛衣，在公园里、天安门城楼前留影。我们一路上有说有笑，似乎忘了妈妈的病症这一回事。但是我的心里却一直留着泪，一个声音反复在我耳边响起：“我亲爱的妈妈啊，这是你第一次来天安门，但也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次。”我们走过金水桥，穿过天安门城楼的门洞。我搀着母亲的胳膊，说：“妈，咱们登城楼去吧。我扶着你上去，你看行吗？”在我的怂恿下，母亲显得精神劲挺足的，居然就慢慢地一步步迈上去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母亲仔细地挑着各种纪念品，最后挑了几枚书签，说要给邻居家的小孩带回去作礼物。城楼下来后，已经是十二点了，因为母亲吃不惯饭店的饭，我们就立即回家了。

六、2008年4月16日，靶向治疗

周二，哥哥从成都来京，说要接母亲去成都玩一阵子。周三上午7点多钟，哥哥和我去北京胸科医院挂了肿瘤科张主任的专家号。轮到我们之前，去取了病理报告单。两张报告单是写的都是胰腺癌。我们最害怕的事实却真真正正地发生了，我们多么希望那张报告单上搞错了，或是母亲的名字，或者病理名称，但是却字字真真切切。我们手中拿着报告单，伫立在门诊楼的门口，相对无语，互相看到的是彼此眼中的绝望神情。知道母亲病情的只有姐姐、姐夫、哥哥、嫂子和我5个人。父亲目前是绝对不能告诉的，我们都担心他承受不了打击。可是，母亲自己的兄弟姐妹呢？我们决定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方案，把告诉和母亲相处得最好的小姨。当我拨通小姨的手机，只说了“我妈妈，我妈妈她”就泣不成声了。小姨连声说：“孩子，你妈怎么啦，你妈怎么啦？”哥哥接过电话，用最简短的话告诉了小姨母亲的病情。小姨的嚎啕大哭声立即在手机中传来。我和哥哥默不作声，任凭眼泪不停地往下淌，挂断小姨的电话后，我们走进门诊楼，坐在张主任的对面。

张主任看了病理报告单和ct片，缓缓地说：“病情很清楚了，你妈的肺癌晚期已经确诊，属于T3期，目前手术已经不可能，只能采取化疗了。”

我问：“我们听说有一种叫易瑞沙的药物，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张大夫回答说：“易瑞沙属于靶向治疗的药物，是最近几年研制出来的，用于治疗肺癌中的腺癌，对东方女性是有一定疗效的。只是费用很贵，每天要一粒，一粒就要550元，公费治疗不能报销。如果你们能够自己负担，我也可以开。”

在来之前，我们就下定了决心，只要能够减轻妈妈的痛苦，治好妈妈的病，再高的费用我们也要咬紧牙关承担。于是，哥哥和我都毫不犹豫地说：“大夫，那你就开易瑞沙吧。”

于是大夫给开了一个月的易瑞沙和紫龙金片、十一味参芪片的组合，说先吃一个月看看，如果有效果再接着服用。

七、2008年4月26日，前往成都。

母亲来京之前就说过，这次出来要到北京、成都转转，然后才回家。母亲的病症确诊后，我们决定让母亲到成都呆一阵子，顺便看看服用易瑞沙的效果。4月26日，哥哥带着母亲坐飞机回成都，姐姐和小卓涵回老家。本来是怀着欢欢喜喜出来玩的一家人，却带着铁一般凝重的心情各奔东西。

八、2008年5月12日，地震惊魂

5月12日下午，当刚开完庭的我回到办公室时，同事告诉我说手机一直在响着。我一看，居然有10多个未接电话，都是父亲、姐姐打过来的。我给父亲回了过去，听到的是父亲惊慌失措的声音，说是母亲和他通了话，四川发生地震了，之后就断了。也不知母亲到底怎么了,给哥哥打电话，信号一直不通。

挂断电话后，我立即给哥哥一家人打电话，但始终处于信号不通状态。之后，又马上到电教室上网，才得知汶川发生大地震，成都的信号都处于中断状态。真是祸不单行，我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闪现了这四个字，一个接连一个的打击让我近乎崩溃。我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祈求上天护佑在成都家人的安全。

大概是傍晚时分，哥哥那边打来电话，说他们都很安全。家里瓷砖掉了几片，没有大问题。但是为了安全考虑，一家人都已经出来了。他们找了个帐篷，准备晚上在里面休息。那段时间里，我关注着四川的灾情，也挂念着母亲的病情。在晚上睡觉前，我甚至经常祈祷，

让灾情赶紧过去，让母亲的病情赶紧好起来吧。然而，偏偏是事与愿违。

5月20日，母亲离初次服用易瑞沙一个月，哥哥将母亲在成都416医院拍的CT寄过来。我立即送到北京胸科医院找肿瘤科的张大夫。张大夫把片子放在看板上，将服用药物前后的两张片子做了仔细的对比，然后对我说：“病灶还在继续扩大，看来药物没有太明显的效果。”

我再一次感觉到了绝望，不相信地问了一句：“大夫，真的无效吗？”大夫还是那句话：“没有太明显的效果，建议还是化疗吧。”

但是我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又拿着片子到中科院肿瘤医院找专治肺癌的大夫看了看，结果还是一样。面对药物的无效，经与家人沟通后，我们决定让母亲来北京接受化疗。但是在来京之前，我们决定让母亲先回趟家。在一个个噩耗面前，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或许这趟来京治疗之后，母亲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老家了。

哥哥嫂嫂领着母亲回家，在家待了三天。邻居亲戚都知道母亲的病情了，都来看望。或许是回家的原因，母亲的精神显得格外的好，根本不像得了绝症的人。三天后，母亲、哥哥、姐姐坐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父亲在老家还要料理一些事，准备过几天再来。

九、2008年6月2日，住院化疗

6月2日，经与张大夫的积极联系，母亲住进了北京胸科医院肿瘤部的一个四人病房。4天后，又转入到一个两人病房。开始几天，主要是检查身体，查尿、便、血液、胸水，甚至还做骨扫描。诊断结果是胸水太多，要抽的话需要很长时间，大夫建议先治疗胸水，把胸水止住，再做化疗。否则的话，胸水太多，药物起不了作用。

为了方便打点滴，大夫要求给母亲的静脉注入管子，这样以来每天就直接可以接上针管，不用再扎手背了。按照大夫的吩咐，我带母亲去了处理间。大夫将细细的管子插进母亲右手胳膊的静脉，让管子沿着静脉血液往里面进，但是到了肩部，管子不再前进了。反复了好几次，母亲疼的汗珠直往下滴。大夫解释说是母亲的静脉弯曲，管子不容易进。虽然最后弄好了，但还是留下了问题。以至于后来打点滴时母亲的右肩部经常酸痛，需要抹止痛药镇痛。

在给胸部注射药物前，需要先抽胸水。大夫将一软管从母亲背后插进去。白天，母亲躺在床上的时候，带血的暗红胸水从管子流出来，最后流到一个专用的袋子里面，每天都要留一个袋子。母亲看着那暗红的血液，伤心地说现在看来是要完蛋了。老是问我们，病情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没得治了。我们老是安慰她说：“没事的。既然住进来了，大夫总是有办法的。”

这样过了几天，通过B超检测，大夫说胸水稍微少了点，可以往里面注射药物了。按照大夫的说法，治疗胸水一般需要两周，止住胸水之后才能化疗。于是他们开始给母亲注射一种叫做白介素的药物，说这种药物反应不大，效果还好。我们问有什么反应没有?大夫说主要是发烧，发到38度以上就给吃退烧药，没有别的办法。药物注射后，当天母亲没有发烧，第二天开始有点发烧了，大夫就给吃退烧药。一周过去了，大夫又带母亲去查B超，结果是胸水没有止住。大夫诊断认为，白介素没有起到作用，需要进行药物升级，换一种叫榄香烯的药物，这种药物效果好，但是副作用大，反应大，主要有发烧、疼痛。部分病人用药后有静脉炎、发热、局部疼痛、过敏反应、轻度消化道反应。

到了这地步，我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就接受了大夫的诊疗办法。每次注射完榄香烯后，母亲果然反应很大。一般是上午注射完后，下午母亲就开始发烧，到了38度以上后，按照医嘱吃退烧药。之后母亲开始退烧，全身大汗淋漓，感觉极为虚脱。

十、2008年7月16日，黯然回家。

经过10多天注射榄香烯之后，母亲的胸水基本得到控制。但是在药物的作用下，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从6月2日住院到7月12日出院的40天时间里，母亲的体重减轻了10多斤，刚进来时还能轻松散步的，现在走路都很费劲了。

住院的40天时间里，姐姐每天晚上都在病房陪护着，父亲、哥哥和我轮流在白天陪护、送饭。母亲之前一直在老家待着，饮食习惯很简单、固定，难以适应北方的口味。为了让母亲吃好，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我们经常花近两个小时从定福庄坐车到木樨园浙江人超市，买一些老家的海鲜回去。每天早上父亲熬好粥，炖好鱼肉后，哥哥或者我拿着用塑料泡沫包好的饭盒，从家门口坐675路车到北关环岛结炎所。母亲早上经常是喝点粥，吃点炖的黄花鱼，或者一些小碎肉。姐姐也一并在病房里吃完早餐，然后回家休息。中午，父亲、姐姐做好两菜一汤后再送到医院。女友有时也从西湖春天饭店里打包带来些鸭汤和点心，让母亲换换口味。母亲住院期间，我们全家人互相依靠，风雨无阻。

办理出院手续时，我们告诉母亲，大夫说胸水得到控制了，但需要回家静养。母亲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我们的解释。考虑到母亲的身体状况，我们决定尽快让她回家。之前也曾计划坐飞机回去的，但是大夫说母亲的身体很虚，建议不要做飞机，因为有可能航空公司会不让上。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我们制定了一条保险的路线，从北京站坐软卧到上海，再由嫂子在上海的哥哥开车送回家。

7月16日晚7点多，哥哥、我陪着母亲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父亲和姐姐提前一天已经坐飞机回家，在家里做好准备。第二天早上7点多，火车到了上海站，之后马上坐上了汽车，到家时已经是中午12点多。

母亲刚到家几天，精神状态不错，早上大部分时间在睡觉，中午起来吃饭完后，坐在饭桌旁的椅子上聊聊天，然后再回到床上休息。我在家待了几天就赶回北京上班了。

十一、2008年8月28日，再次住院

母亲在家待了20天之后，病情又进一步恶化。可能是癌细胞扩散的原因，颈椎部逐渐感到疼痛，并且变得无力。从床上起来，都要有人托着头部才能起床，而且动作要特别慢，一个起床动作有时需要10多分钟，稍微一用力，就可能导致一阵剧烈的疼痛。家里人商量后，决定住到温州肿瘤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住进医院后，由于同病房的病人都是当地人，说当地方言。母亲也渐渐听出来了，同病房的好像都是长了瘤的人。在当地的方言中，“癌”这个家是避讳的，其同义词就是说某某人得了“那个病”或者“长了瘤”，那就是绝症。

一天下午，姐姐陪母亲在病房外面的椅子上坐着。母亲问姐姐，同病房的人都是得那个病的，我自己到底是得了什么病，怎么会跟他们住在一起。隐瞒病情四个多月的姐姐这时感觉再也瞒不住了，就说了实话。姐姐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母亲了解实情后，表现得很平静。缓缓地说：“我早知道自己得的不是什么小问题，真是得了这病，那是救都救不了，还是让我早点走的好。”9月2日，母亲做了头颅、颈椎部位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是“两侧大脑顶叶左侧岛叶小转移灶，颈2转移性骨肿瘤”。我接到传真件后，又拿给胸科医院的张大夫看。张大夫说基本可以判断癌细胞向脑部和颈部扩散了，可以吃些相应的药物，但从病人的病情来看，效果可能不会太好。

在温州肿瘤医院住院期间，家人给我说的最多的是母亲的疼痛。尽管用了大剂量的止痛药，有时还加上止痛贴，但是母亲还是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经常歇斯底里地吼叫着：“给

我打一针，让我走吧，我实在受不了。”由于在北京上班，这段时间我没有陪伴在母亲身边，但是每次接完电话后，想象母亲躺在床上痛不欲生的情景时，我的心都像刀割一样，泪水无言地填满了眼眶。

住院两周后，大夫建议母亲回家，因为她目前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化疗。对于疼痛，可以吃指定的止痛药，并可以根据病情加大剂量。9月10日，母亲出院了，回家躺倒床上后，一直到10月27日凌晨去世，就再也没起过床。

十二、2008年10月3日，完成心愿

9月15日，是中秋节后的第二天。我向单位请假后，回到了老家。进到房间时，看到母亲的头部用毛巾紧紧地裹着，母亲说这样有助于减轻痛感。母亲的头部和颈椎周围垫着一些毛巾，除了偶尔轻轻地转一下脖子外，母亲一般都是躺着一动都不动。看到我回来后，母亲显得很高兴。用很低沉、微弱的声音跟我说：“阿雅，你回来啦！”我紧紧地抓住母亲的手，呜咽着说：“妈，我回来啦。”一种无助的感觉在我心中荡漾，我多么希望母亲能够坐起来啊。由于只能躺着吃，母亲的饮食主要是粥和汤类。胃口好的时候半碗粥，胃口不好可能一点都不想吃。每天定时吃止痛药，感觉疼痛剧烈就再加量。过了几天后，母亲精神好像又好了些，说话声音也大了。

9月30日，女友也从北京过来了。一家人团聚后，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家人准备给我和女友完成订婚仪式。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之前先订婚，主要仪式就是给亲戚和全村的人发糖。我们买了糖纸、各式样的糖和点心，在母亲的床前一包包地装好。母亲看着这么多人装糖的全过程，精神显得格外的好。简单地完成订婚仪式后，10月5日，我和女友又告别了母亲，回到北京。

十三、2008年10月27，永远安息

2008年10月25日是个周六，一位在美国读书的大学同学说要来京开会，准备在我家住两天。我欣然答应，并说晚上到机场去接他。本来是9点半到达的飞机，晚点一个多小时，接到我家住下来已经将近12点了。同学之间两年多未见，甚是欣喜，不知不觉多聊了几句，看看时间都凌晨1点多了，明天早上六点多要送女友父母回家，所以只好先睡觉了。我脱下外衣，准备挂在衣柜里的挂钩上。这时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我拿了手机一看号码是家里打过来的，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父亲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儿子，你妈刚才差点不能呼吸了，幸好家里备有氧气瓶，插上了后才缓过来。我看她没几天的日子里，你明天一早就往家赶吧。”

挂了电话，我整个人呆若木鸡般立在原地，同学还问我怎么还不去睡觉啊，突然看到我的表情，很是诧异地问怎么了。我低声地说我母亲患了癌症，刚才我父亲打电话过来说快不行了，我明天一早就要回家，接下来几天我就不能陪你了。同学听了，叹息一声说，“这种病真是回天无力，我母亲是得直肠癌去世的，那你收拾收拾，赶紧回家吧，我在这边没事的。”

第二天早上不到六点，我起床后开车赶往女友家。女友开门后，我没等她说，就迫不及待地说我母亲病危，我要马上赶回家。女友家人听了我母亲的情况后，一阵沉默后，说那我们赶紧收拾出发吧。到了机场送走女友爸妈后，我立即买了飞回温州的机票。

回到家里时，已经将近下午1点了，哥哥嫂嫂一家人都回来了。我走进房间，母亲还是保持着我20多天前离家的那个姿势躺在床上，由于病魔的摧残，脸色煞白，双颊深陷，插着氧气管的鼻孔显得格外地粗大，用力呼吸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亲戚、朋友挨着床边围成一圈。我跪倒在床上，一摸母亲的脚心，冰冷冰冷，眼泪瞬时涌了出来。我轻声

地喊着：“妈，我回来了。”旁边的人对母亲说：“你看，这是谁回来了？”母亲用力地张了张嘴，但却发不出声来，眼睛直盯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母亲突然发出了几个含混的词“那当然了”。嘴巴用力地张了几下，想再说点什么，却已不能控制。

夜里十一点多，母亲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嘴微张开，脖子上的大动脉猛烈地抽搐着，眼睛瞪得更大了，都停止了眨动，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又似乎看到了什么。围在周边的徒们唱起了“天堂真快乐”的赞美诗歌。全家人或坐或跪在母亲身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和脚，目光死死盯住那因呼吸用力过度而发颤的氧气管。突然，一阵黄痰从母亲的嘴里冒了出来，正当姐姐拿手去擦拭的时候，母亲的头却歪在了一边，永远地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