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为了改变

——改革正当时，富民方能强国

改革，是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相较于是以极端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权以达成改变现状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现有的政治之内实行变革。通常一个改革是否能成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成功可让该国走向稳定局势，若失败可能遭致内乱或冲突。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表现。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历史的火车头，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种重要的动力。

中国的改革，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在中国近代史中，中国创造性的“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战争中的主动权；1978年，带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引进市场，引进资本，中国的生产力；随后，创造性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1992年，南巡讲话，揭开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序幕。

时值201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取得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求，国家街繁华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增强人民幸福感，“让人民活的更有尊

严”。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早已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在2020年，建成较强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长期惊人保持两位数增长；全民医保在全国逐渐推广开来„„中国的改革步入深水区，人民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如今，业已执行一年有余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假如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之路，不仅将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史上极具标本意义，而且在形成“中国模式”过程中贴上令人信服的标签。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曾说的：“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系统性、结构性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经济转型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我将赌注压在中国最终能够转型成功上。”

斯宾塞的乐观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好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一系列支撑因素，例如在促进经济转型中巨大的行为空间。不过，了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包括各级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被证明为八段高手，但在如何转型，如何找到转型的切入点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这些年来的进展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却有一定距离。如何治理早已内外失衡的经济系统，如何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过程中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如何在提升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同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等，既需要清晰的路线图及与之匹配的执行力，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此次转型的国家意义和世界意义。

相较于20年前的智慧，今天的决策层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们应该有足够的存量智识和前瞻性的视野，来重新思考并设计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步整体方案。

其实，今日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本身就为富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样本。中国经济学家们能否积极扩大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行为空间并取得广受国际认可的研究成果，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掌握和借鉴前沿经济学知识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深层改革整体设计，提出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经济改革整体框架。

决策层一方面应该集中海内外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与有关市场人士的智慧，通过周密论证，拿出一套关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来；并结合业已进行的新一轮全球产业尤其是低碳排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制定中国未来5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的主导产业发展导向；另一方面，更要思考如何加强的执行力，防止一项好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变调甚至干脆不执行的现象屡屡重演。尤其是要加大对地方投资冲动的约束，切实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解除各级各地的“GDP情结”。

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管理改革，加快以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步伐。即在宏观经济调整的同时，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实现转型，使得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立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使积极的财政和财税改革、投资改革、社会改革以及

农村改革相结合，使适度宽松的货币与银行业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相结合，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应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应该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