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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解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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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解逍遥

一 确解逍遥一词

关于《逍遥游》的主旨,从古至今,一致认为是在阐述庄子的绝对精神自由思想。自郭、向二人将其解释为自由自在之意后,几乎无人提出异议。唐释湛然《正观辅行转》弘决引王瞀夜说:“消摇者,调畅逸豫之意,夫至理内足,无时不适;止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消摇。”(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今人承袭这一观点,如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说:“《逍遥游篇》,主旨是说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刘笑敢也说:“纯以精神言逍遥,是庄子所谓逍遥的独特之处,庄子之逍遥实有今日精神自由之含义。”(《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现代汉语也沿用此意。《辞海》、《辞源》将其解释为“安闲自得貌”。《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逍遥”一词,《诗经?郑风?清人》,《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说的是郑文公讨厌大臣高克,趁狄人攻卫时,派高克率兵到黄河边设防,后敌人退去而郑国却不召回高克。结果士兵溃散,高克也只得逃往他国。这里的“消遥”绝非自由自在之意,而是徘徊、彷徨之意。

《礼记?檀弓上》有:“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遥乎门。歌曰:‘泰山其頹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頹,则吾将安仰;……’遂趋而入。夫

子曰:‘……予殆将死也。’盖疾七日而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了这件事,只是情节稍有出入:“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消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因以涕下,……后七日卒。”学生被杀,孔子本人又身染重病,不久即去世,当他“负杖逍遥于门”见到子贡时,何来的悠闲呢?

《诗经?桧风?羔裘》中也使用了“逍遥”一词:“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切切。”这是首描写贵妇思念丈夫的作品。前两句描写丈夫的生活情况;他无事时穿的时羊羔皮袍,上朝时穿的是狐狸皮袍。“逍遥”为无事,“以朝”为有事,二者对举。

以上都是用“逍遥”来形容那些苦闷、无事可作的人的彷徨与徘徊,并非自由自在、悠闲自得之意。在《庄子》中有以下例证:

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

芒然彷徨乎无为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大宗师》

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

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

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天运》

《逍遥游》中的“逍遥”是形容无事卧寝的样子,与彷徨对举。《大宗师》中的“逍遥”形容“无为”、“无事”。《天运》中的“逍遥”更明白地就是无为。

其实,“逍遥游”的意思不是讲精神自由,而是在讲无为以处事的原则。逍遥者,无为也;游者,处事也。

二 道是“逍遥”的根本

道家比较注重人生问题的思考,而在道家学派中,庄子更集中、更突出地关注和思考人生问题,并且把“道”和人生紧紧连在一起,把道的境界看作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对人生思考的特色,不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而是侧重于宇宙的、自然的视角考察人生,其本体论与人生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庄子看来,形而上的本体不仅是自然界的主体,也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终极根据。

庄子是从生命的本原、自然的本性来思考人的本质、人格理想和人生的归宿,始终以“道”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和审美的最高境界。庄子讲“道”主要目的不是探讨论证宇宙的本体是什么,而是为了导出人的生存的本体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人生和理想人格的标本。在他看来,人是宇宙的一部分,“道”是万物的本体,也同样是人的本体。

在黑格尔看来,“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时才是盲目的”,恩格斯也说:“自幼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养生主》中有如下记述:“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

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可以看出,在庄子看来事物运行都有其内在的“道”——“固然”之理(必然规律),人们只有认识了这些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内在的“道”、“固然”规律(必然规律),才有可能实现行动思想上的真正自由。

而从根本上讲,庄子的人生观是自然的人生观,其核心就是自然无为。安命、顺命,就是合于自然之道,只有以一种悠游、怡然、旷达、超脱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人生,做到“安之若命”、“安时处顺”,才能超越现实人生,达到理想化、审美化的人生,才能“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秋水》)。

庄子强调真就是强调自然。自然性决定了真,因而才有所谓的自然美。牛马四足是谓

天,亦即自然,穿牛鼻、羁马首,就是破坏了牛马的自然本性,也就是破坏了“

真”。

“自然”与“真”是不可分的,庄子讲的“自然”含有真的因素,“真”也具有自然的因子。回到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回到人的真实,充分发挥人的真实本性就是善,达到真、善,也就获得了自由,达到了美的境界。真、善、美三者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自然,

就是“道”。道不仅是真与善的基础,也是美的根源,庄子特别强调美必须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亦即符合人的生命自由。《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苦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三 儒家与道家博弈

(一)生命观的博弈

怎样看待由生到死者以生命存在的时间长度,怎样确定生命存在的空间位置,使生命意识的重要内容。庄子站在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宇宙高度来审视和体认生命的出现与消失、对生命存在做出它特有的时空定位。

庄子对生命的时间定位,是用马来作譬喻。《知北游》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白驹过隙”就是庄子对生命的时间定位,他得出的结论是两个字:短暂,他用“忽然”来描述这一及其短暂的时间。在他看来,人从化而生,到化而死这段生存的时间,就像一匹白色的小马驹过缝隙一样,虽然光彩亮丽,但只是忽然而已,一闪而过而已。

庄子对生命的空间定位,同样是以马为喻。《秋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 毫末之在于马体,这是庄子对生命存在的空间定位,这一定位是通过具有说服力的逻辑推理得到的:四海在天地间,就像蚁穴在大泽里;中国在四之内,就像一粒小米在大仓中,物类名称有万种之多,人类只是万物之中的一种;九州之内的人众之多,个人只是人类中

的一份子。因此,个人和万物比起来,

就像个人和万物比起来,就像马身上的一根毫毛一样。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而且这生命将一去而不复返,没有再来的机会。无论任何人,当直面人生时,都无法回避生命消亡的严峻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表明他对这个问题不甚在意或无暇顾及,这就决定他只能在伦理道德范畴内成为思想家,而不能成为哲

学家。

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有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

,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知北游》)所以,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死生是没有穷尽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游》)重生意味着死亡,死亡意味着再生。生死不过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形式而已,人的生命本真与天地同长终。

死不过是回家去休息,不过是“复归其根”(同上)、回到人的本真。

庄子认识到儒家以仁义道德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标准,与个体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是相悖

逆的,是异己的。在他看来,儒家视为最高理想人格规范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都是对个体生命的残害,《騈拇》说:“自三代一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不管殉名、殉利还是殉天下,只要是残身伤性,都有悖“性命之情”,就对个体生命的伤害而言,彼此都一样。庄子是对个体生命的肯定,决不是为小人正名,其主旨在于否定儒家以仁义道德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标准,破除人们对所谓君子的顶礼膜拜,恢复个体的生命主体地位,确立生命的价值。

庄子及其超然的“视死如归”、“练习死亡”、“死而不亡”的态度,不仅给人一精神上的抚慰、灵魂的终极关怀,而且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于统治者残暴统治的一种无声的呐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一个超越了生死,对死亡无所畏惧的人,一切高压的统治乃至以死相逼迫的滥施淫威的伎俩,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同上)一旦百姓不再害怕威压、不惧怕统治者的以死相逼。那么,人民为追求自由而掀起的社会变革的暴风骤雨也就为期不远了。

(二)名利观的博弈

直面人力无可奈何的短暂的生命历程,儒家作出的应对是扬名立万,流芳百世。孔子大声疾呼:“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孟子的终身之忧是:“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于乡人,是则可忧也”。希望在有生之年立德、立功、立言,以名传后世,永垂不朽,这是儒家的最大理想。

庄子深知金钱与地位的诱人,但他认为一味地追求它们,反而会失去自由,他一生追求自由(无待)。因此,要“全形葆真,不以物累形”。在《騈拇》中,庄子

写道:“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在庄子看来,做名或利的奴隶一样不值得,这样的人根本无自由

可言。无法与“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让王》)得自由自在的田园式的生活相比。可见,庄子的“无待”思想,也就是对物质、地位等无所依附和依赖,是对自我生命本真的追求。在庄子看来,物欲横流、角逐与厮杀只是表面,深刻而长久的危机是“物”使人丧失了自然的本性。如果被世俗诱人的功名利禄所束缚,就会像“郊祭”“衣以文绣”的黄牛,即便是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猪,也没有可能,更不要说追求最为宝贵的属于人的意志与行为的自由了。在《秋水》里,庄子以戏弄和嘲讽的态度对待名利:“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从中可以看出,庄子渴望的是无名利之累的逍遥自在,宁愿“曳尾于涂中”,也不愿做楚王的官。

康德说:“自由即是理性在任何时候都不为感觉世界的原因所决定。”叔本华在《论自由意志》一书中写道:“自由这一概念乃是一个否定的概念。通过它,我们想到的只是一切障碍的消除,而与此相反,当一切障碍表现为力量的时候,它们必定是一种肯定的东西。”不为“感觉世界的原因”所动,消除表现为“肯定的东西”的力量的障碍,即意味着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动和心性活动可能有实质意义的自主权。庄子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冲破和摆脱各种物质、地位、名誉等人身依附关系的羁绊、束缚,崇尚恬淡的生活,“举世而誉

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忧苦不入,宠辱不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从而实现了人生自由境界的全面飞跃。

(三)社会价值取向的博弈:

儒家的孔子,主张积极入世,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孟子也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强,能自觉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极为关注个人的修养教化,从先秦以来就一直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但庄子对儒家的伦理纲常以及教化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极大的反感,把儒家倡导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视作束缚人生的羁绊。庄子既不主张入世,也不主张出世,而是主张游世,

提出了“安之若命”、“虚己游世”的生存原则。这种境界既旷达高远,又无拘无束;既对现实社会保持清醒认识,又与现实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说,儒家理想人格的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成仁”境界,那么庄子理想人格的境界则是“与天地精神向往来”的“逍遥游”境界。儒家的人格建构具有明显的现实功利性目的,而庄子的人格建构则突出了理想化的精神自由。

郭象《庄子注》:“夫用物者,不为物用也。不为物用,斯不物议,不物,故无天下之

务,使各自得也。”庄子即是说,在物我关系上,不要把物当作“我”役使的对象,让物与我、自己与他人都各得其所,各任其性,都获得性和自主性,这样就可以天马行空,自由驰骋,独来独往,无所拘碍。庄子给“独往独来”的独有之人以至高至贵地位,这是对个体生命存在和个体人格的高扬,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积极的意义。儒家从人的社会价值出发,用宗法礼教、伦理道德来规范人的思想,要求人们遵从来自方方面面的规矩。所以在儒家文化那里,很少看到这种独来独往的个体。在社会关系既是起点又是归宿的文化境遇里,不要说遨游九州,就连每走出一步都如履薄冰;不要说逍遥游,就是出一次门也得考虑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四)精神追求博弈

儒家给人的印象是谨慎小心,软弱克制。孔子曰:“君子故穷”(《论语》),这实际上是给适宜的知识分子以精神上的安慰,以培养一种面临逆境的平衡稳定的心态。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孟子把“修身”作为一种心理平衡的策略,让知识分子面对心理的伤害,能够保持一种平衡,自我进行安慰,“修身”的途径就是体悟儒家的伦理纲常,通过“修身”提高和完善自身的人格。与此不同,庄子则是主张“无待”、“去累”,通过“心斋”、“坐忘”的“逍遥游”途径,进入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境界。庄子所处的年代,人们不仅被“物”所役,还被所设立的社会伦理规范所束缚,从而极大地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个体失去了人格和精神自由。庄子主张复归“道”的本体,即人的自然本性,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超然的精神状态,是无牵无挂、无所求的平静心理。“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耶?”(《山木》)只要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与宇宙融为一体,就可以做到“无天灾,无物

累,无人非,无鬼责”(《刻意》)

因此,个体能体现生命本质,生命最根本的要素是好好保存和发展自身,不要为外物所役、所累、所拘限。《騈拇》说:“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

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能不能自得其得、自适其适,这是庄子判断生命价值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出发点是个体,而不是社会。

四 庄子《逍遥游》的现代启示

(一)执着于本真的生命观

人类可能是地球上唯一能预见到自己会死亡的动物,对死亡的恐惧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如何消除或尽量减少对死亡的焦虑、恐惧?当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庄子认为,人的生理的死和活都是自然无穷变化系列中暂时的形态,死是“顺理返真”。所以,死实在没有让人恐惧的理由,相应该为能挣脱身体的束缚而获得暂时的休息、轻松而感到庆幸——“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实际上,庄子是在启迪人们,人要从肉与灵的无穷无尽的欲望煎熬中挣脱出来,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社会关系里超升出来,从患得患失的内心痛苦中解脱出来——“吾丧我”。因此,人应该参透生死,继而能淡化对生命寿数的追逐,不会为苟且偷生而耿耿于怀于得失、荣辱与成毁,从而获得抛却身心的重重束缚的轻松、解脱和思想与行动的自主,

才能无牵无挂、“虚己以游世”“独于道游与大莫之国”(《山木》),逍遥于宇宙天地之间。

人类不必执着于生的喜悦,也不必戚戚于死的悲哀,这种生死观,尤其是关于死亡的思想,使生命过程呈现出透明的状态,这是庄子首创。冯友兰先生指出:庄周哲学“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人生之中总有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而只能取消的”。生死问题,就是只能取消的问题。

(二)宠辱不惊的名利观

庄子的思想给人们的启迪是,要淡化名利意识,不要做欲望、名利的奴隶。因为为名利所累、束缚,其实是得不偿失、因小失大。所以,为了消弭为追逐功名利禄、满足个人无穷的欲望和虚荣心而引起的人际关系的冲突、人心的焦虑,人们应该尽量远离名利长,清心寡欲,“无欲则刚”,至少不要刻意去追逐、争夺。这样由此所必然会带来的人际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相互冲突自然就会渐渐消失、人心的焦虑必然会得以舒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寄情自然山水之间,享受“逍遥”于天地间的“至乐”的宇宙人生。

(三)基于自我关怀之上的社会价值

庄子的人格意识,是对人身的关注,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重视,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庄子对文明抱有特殊的警觉,提醒时人不要在文明的发展中,日益丧失人的自然本

性和纯真品格。儒家提倡个体要服从社会整体的需要,这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片面强调社

会整体性,就必然要求个体对整体的绝对服从,这就难免压制个体的自由,个体的发展。庄子提倡“任其性命之情”(《骈拇》),主张发挥每一个人自然开放的个性和富于创造的才能,这是对个体价值和人格的充分肯定,当然,庄子主张个体的,并不是让人恣意妄为,随心所欲,而是要顺应自然之道,把顺道与顺性自然结合在一起,做到“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庄子倡导返璞归真,“使天下无失其朴”,只有“朴”才能“真”。“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他极力反对用人为的世俗规范人的本性,这对于人性的异化显然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庄子把真实朴素、自然天成视为美,这一审美追求已深深渗透进中国人的血液中。人格之美在于朴素、自然、真实,如果失去了这些因素,就等于丧失了人格。

在现代社会中,个体更对的是关注事实和实用,而不是关注生命本身。现代性个体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只是一种“他性”的东西,这样的人的生命里便会逐渐衰退以致消亡。而庄子所追求的生命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超然生命,它关注的是自我生命的价值,体现出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庄子反复告诫人们“不以物易性”,“不以物挫志”。面对这物欲横流,我们更感到保持人格和自尊的重要性。像老子和庄子那样,始终对文明保持高度的警觉,不以牺牲人性作为代价,不让人异化为物的奴隶,在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今天是十分必要的。

(四)因任自然的精神追求

庄子的人格思想具有超越的精神,这种超越精神是以绝对自由的境界为最高目的,这也是庄子人生哲学和美学的灵魂。在气乃万物生命之同源,人与自然本来齐一平等的基础

上,庄子全面论述了自然与人的关系,提出“人与天不相胜”的命题。从字面上看,“天与人不相胜”是说天与人不要相互对立,相互争胜。细揣庄子的用心,他其实是为在自然面前一贯争强好胜的人类敲响警钟,它强调的是人类不要有“胜天”之想,不妄作“胜天”之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万物平等相待。陈鼓应先生说:“‘天与人不相胜’,人与自然为息息相关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自然是为亲和的关系。庄子天人一体的观念,表达了人

和宇宙的一体感,人对宇宙的认同感和融合感。”最能体现天人合一关系的,是庄子笔下那些“古之真人”,他们与自然非常亲和融洽。他们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不忧愁,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出生不欣喜,入死不拒绝,无拘无束地来,无拘无束地去,只是任其复返自然。这些所谓真人超越了物我的封界,从生命本源上把

自己完全融合于自然之中,所以能有如此超凡脱俗的特异表现。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说,人要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的过程亦即超越的过程。他提出的“心斋”、“坐忘”等心灵净化的方式,所造的理想人格模式,描绘了“逍遥游”的思想境界,在我们已经步入的现代社会中仍有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

全球化浪潮带来了经济的空前繁荣,同时也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紧张。现代社会以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人的欲望的最大满足为基本杠杆,把许多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物质文明”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随着经济的繁荣,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正

当和不正当的使用,人们非但没有增加幸福的感觉,反而徒增了怅惘与忧郁。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毁坏。庄子“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给当今人类消解人与自然空前的紧张关系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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