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家华君武在延安的岁月
作者：杨建民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1年第11期
杨建民
华君武，中国著名的漫画家，1938年到达延安，从事抗日宣传并为《日报》画时事漫画；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党，1949年12月华君武历任《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人民文学》美术顾问；1961年起，华君武开始在《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上发表“人民内部讽刺漫画”；后在“”期间受批斗；1979年华君武当选中国美协副，曾任全国、政协委员；2010年6月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华君武的漫画，在世间常态里，挖掘出人性中许多习见的卑琐现象；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批评着人群中可笑、可弃的不良行为……这使他的作品有了超一般时论的生命力，也是他作为漫画家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在华君武人生及艺术成长的过程中，延安时期的生活给了他许多滋养。这使他终身受益，也永难忘怀。
向往延安
华君武喜欢漫画，是在他上中学时期。在杭州读书时，他看到一些学生害怕打预防针的心理和神态，觉得有趣，便画出一幅漫画，在学校刊物上发表了。这使他的兴趣大大增加起来。不久，他以古代民歌为题，画出一幅《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来。这幅漫画被《浙江日报>发表之后，还发给他一块大洋的稿酬，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这真是可以影响后半生发展的一件大事。
中学毕业后，华君武进了上海一家银行。虽然只是一个小职员，可他仍将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用在了自己喜爱的漫画创作上。这个时期，他不仅在《上海漫画》、《时代漫画》、《漫画生活》、《旁观者》、《群众漫画》、《中国漫画》，以及林语堂主办的《论语》等杂志发表有多幅漫画，还结识了鲁少飞、张光宇、丰子恺、叶浅予等一批漫画名家。在这个阶段，华君武开拓了视野，增强了信心，可以说是他漫画创作的发轫时期。
这段上海生活，同时使得华君武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到社会的黑暗和丑陋现象，这使他的漫画有了取之不竭的材料。在帝国主义的租界里，他看到了外国的横行霸道，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屈辱。当时，日本人为了显示他们的淫威，还制造了所谓日本士兵“失踪”事件。针对此，华君武画出一幅《何时失踪》的漫画，对日本人的行径予以揭露。他想为国家的进步出一份力，他想寻找到能够发挥自己光热的光明道路。
不久，他通过自己在上海结识的好友、圣约翰大学学生黄嘉音，读到了美国著名记者记述延安者生活的《西行漫记》，从中知道了在延安还有这样一批热血的中国人在为祖国奋斗，同时感受到那里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向往。
这种向往的心情无法抑制，他竟然决定奔赴延安。这样的决定，当然无法告诉家里人，他只是与好友黄嘉音悄悄商量，并由黄嘉音资助了一笔为数不少的路费，便毅然决然踏上前往延安之路。当时去延安的道路十分艰难。华君武从上海出发，先乘船到，再经广州，到长沙，再过武汉，直上重庆，转成都，越秦岭，到西安。在这里，他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李克农，经他开具介绍，华君武才算到了延安。这一路，从行程看，几乎是半个中国，时间也花了整整三个月，这种强烈地追逐，真正是理想力量的鼓舞。
延安生活
华君武到延安时，只有23岁。他先被安排进了陕北公学。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校长成仿吾发现这批青年中有一些在文艺上已有一定基础的“苗子”，便将他们送到了更适合他们发展的鲁迅艺术学院。华君武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在“鲁艺”，给华君武的身份是“研究员”，其实就是高级班中的一员，待遇在学员与教员之间。
这个高级班的成员，并非都是画画的，像搞戏剧的阿甲，后来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等都在他们班。这批成员，当时都不过二三十岁，有着青年人的特别气息。
延安当时真苦，可被一种新的生活和理想鼓舞的年轻人，却并没有被这些所吓倒。当时发下的衣服，在他们可以有多种用途：冬天是棉衣，春天来了改成单衣；单衣穿破了，袖子一剪，．当作背心；背心不能用了，又把它拿来打布草鞋……华君武曾回忆，他和木刻家古元在一起工作学习，住在一起，他们便在窑洞外的一块空地，种上一些蔬菜。蔬菜收获后，他们就把总务上发的点油灯的清油匀出一点，把菜一炒，算是大大改善生活。因为吃，华君武和战友米谷还做过一次检讨。有一次，他们两人去看晚会，晚上回来饿得肚子咕咕叫。恰好，上午为了糊窗户，还剩了一些浆糊，不管它，先吃了再说。两人稀哩呼噜，一口气吃光了浆糊。可是，这样的作为也是要挨批评的。结果是，他们以一幅贴在鲁艺美术工场墙上的漫画做了个检讨：漫画是由米谷动笔的——一只兔子和一匹白马，伸着长长的舌头，在争舔着一只大盆子。马嘴和兔耳上滴滴答答往下淌浆糊。原来，华君武属兔，米谷属马，结果就有了这幅漫画。漫画题目是华君武题的：“兔马糊嘴”。
对于这段苦日子，华君武这样说：“当时生活就是这么苦，可是心中乐。”为何？“旧时代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社会黑暗，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叫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无比痛恨。”在延安，民主空气浓厚，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完全是一种在当时中国任何地方也不可能有的“新地”；这里感受的，是一种人们追求的新型的人际和社会关系。
漫画延安
在延安，华君武当然也没有丢弃他的漫画创作。他当时创作的漫画，多发表在延安的《日报》上。但是，对他产生重要影响，也引起了领袖关注的，却是当时看起来并不多么突出的《1939年所植的树林》。这幅漫画的画面很简单，只是一棵孤零零的秃树。这棵树没有树叶，甚至没了树皮，在远处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扎眼。华君武这幅画，意思是树当年栽下去了，却没有人管理，所以很快被羊或牛啃光，树林成了单棵，批评之意十分明显。
这幅画创作和发表于1939年。当时延安因为封锁，物资十分匮乏，发表漫画，得先刻在木板上，再浇成铅板，这样才能印在报纸上。因为这般麻烦，华君武在创作时，便力求简练，所以这幅画在今天看去，若没有介绍，便很难弄懂作者意图。
可这么一幅漫画，却引起了的注意。漫画发表三年后的1942年，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位漫画家，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了一次“讽刺画展”。华君武这幅画的原作也展出了，这次展览，等领导同志也来看了。过后不久，《日报》的作家舒群，来通知华君武及其他两位漫画作者去枣园，说要和大家见见面。 到了那里，大家一起坐在院子里。那天，与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还留他们j起晚饭。谈话间，就说起了华君武的这幅《1939年所植的树林》来。认为，批评延安植树管理不好是应该的，但延河很长（按：即指延安很大），究竟是哪些地方不好，应该说明，否则就变成整个延安植树都不好了。还具体说，如果王家坪管理不好就可注明王家坪；在批评或讽刺时要区别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还发问，可不可以画一种对比画，上面一张是歌颂正确的，下面一张是批评错误的……
的谈话，当然是站在政治家的立场，希望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角度进行的，作为画家的华君武，当时体会的倒并不多么深。可渐渐地，他注意到了自己一些漫画的片面性，这才对的谈话有了深一步的体味。但是，建议的上下对比的画法，他却没有采纳。因为他觉得这看起来很呆板，并且缺乏艺术效果。这件事，“”中被人传了出来，华君武被批斗的罪名多了一条： “不听毛的话”。
华君武在延安时期创作的漫画，原稿保留到后的，还有一幅名为《榜样》。当时已是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抓住，吊死。看到消息报道，华君武觉得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也快到了这种时候，便画了一幅墨索里尼被倒吊着，左边有日本鬼子和蒋介石在倾身相望，一脸的胆怯和惊恐的漫画。当时，对敌人的策略是有利有节，所以华君武这幅漫画中的蒋介石形象，虽然画了他的光头和他常披的黑大氅，却让日本
鬼子站在外侧，蒋介石只有一个侧角露了出来。但是，这幅漫画对敌人的警示效果却十分突出。
“大独唱”及《小鬼杨虎道》
延安的岁月，艰难而丰富，多趣又绵长。一次，对着老朋友，华君武半开玩笑又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出一次洋相，我现在可能已经是一位“成功”的歌唱家了。这话怎么说？原来，华君武到延安不久，冼星海正好完成了光未然歌词《黄河大合唱》的谱曲，准备隆重推出。演出本来主要是“鲁艺”音乐系的事，可为了形成气势，不得不从其他各院系挑选人员参加。一次，冼星海看见华君武在练习唱歌，就说他的嗓子不错，便力邀他参加《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这在当时是很荣光的事，华君武便积极参加，认真地排练过多次。可是，他自己所在的美术系事
情也很多，有时就无法全数参与。尤其最后一次排练没有参加，就在正式演出时出了“洋相”。
原来，在最后一次排练时，冼星海告诉合唱演员，我的第一次指挥棒举起动作，是让大家准备，第二次舞动起来，才是正式开唱。华君武因事未参加最后一次排练，所以不知道冼星海这样的叮嘱。
第一次演出的晚上，延安礼堂坐得满满的。、朱德、周恩来等军政首长都到场观看。幔幕拉开，场面热烈又紧张。报幕完毕，冼星海指挥棒向上一舞，这时，就听到一个男声提起嗓子就唱开了。这个男声，正是华君武。
这个《黄河大合唱》，此时成了“大独唱”。冼星海大不高兴，急令合上幔幕。华君武被请出合唱队。大幕重新拉开，演出重新开始。这时华君武那个窘，真没法提了。他一口气跑到
宿舍，被子蒙头，一宿也不曾合眼。从此，按华君武自己的说法，他的音乐才华被“埋没”了。
这是华君武的一次“走麦城”。尽管如此，延安的这段生活，却是他生命中最值得回味的。在延安时，为了照顾大家的生活，上级给他们几个人派了一个送饭送水的勤务员——“小鬼”杨虎道。“小鬼”是红军时期流传下来对年纪小的战士的爱称。那个时候，几个人有一个“小鬼”服务，是～种待遇。杨虎道是陕北本地人，是个还有许多孩子气的“小鬼”。杨虎道常常看华君武画漫画，觉得有趣，很是喜欢。那时候提倡学文化，杨虎道不懂的生字，就向华君武询问，渐渐结成了很深的友谊。杨虎道知道华君武爱吃开水烫麻雀，就帮着华君武搬凳扶梯，上房掏雀儿。那年月，麻雀也不多，有时掏个四五只，两人便非常高兴地做来吃。麻雀之外，他们还一起去山上摘酸枣。当时延安没有什么水果，一是没有生产，再是也没钱。这时，山间灌木上结的酸枣——一种又小又酸的野果，就成了他们解馋的好食物。杨虎道还是个孩子，个子很低，每次哪怕发最小号的军装，仍然大不合身。可惜，抗日战争结束后，华君武被分配到东北工作，从此再也没有打听到杨虎道的消息。这使华君武十分遗憾。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君武还记得这位“小鬼”，并特别为他画了一幅漫画《忆小鬼杨虎道同志》。画面上，杨虎道左手扶着一根高过他头顶的扁担，身上穿着过长的军装，憨态自然，十分惹人喜欢。华君武一般很少在画上多题字，可这次，他却在上面题写了一首诗：
参加时间早，马列道理懂得了，
军衣小号还嫌长，扁担倒比人还高。
送饭打水当勤务，闲来掏雀摘酸枣，
延安别后四十年，想必胡茬已不少。
晚年的华君武算算，杨虎道比自己小十多岁，也应该是个老人了，所以诗中有“想必胡茬已不少”之句。中结成的友谊，那是终身难忘的。
延安时期，除去在的道路上有了进步，在艺术上，华君武也有了相当的收获。例如，华君武在上海时，为了别具一格，他的漫画画面总是以场面大，人数多而密集为特点。在延安，由于条件，漫画要发表，必须先刻成木刻，然后才能上版。要刻成木刻，人物当然不能多，甚至线条也最好简练，这样的具体条件，使得华君武必须往这方面靠，这对他后来的漫画创作有很大影响。之后华君武的大部分漫画，均以构图独特，线条洗练为特色，这不能不归功于延安时期因物资匮乏训练带来的意外结果。
在去延安之前，华君武一是向中国老一辈漫画家学习，另一方面向国外的一些漫画借鉴，其中当然有很好的收获，可是，他当时的作品，还有许多普通百姓不易领会的地方。譬如我们先前举出的《1939年所植的树林》，独独的一棵树立在那里，不说一般老百姓，就算有些文化知识的人，倘不去认真琢磨，一下予也是难以领会的。在延安时期，尤其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华君武逐渐认识到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性，并在后来的文章中说：“两者各有内涵而又有不可分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上面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下去熟悉人民生活，学习人民的语言。华君武在下去之后，也记录了当地老百姓许多形象鲜明，比喻贴切，自然生动的语言。这些帮助他的创作朝百姓喜闻乐见的方面靠拢。华君武的漫画，之所以受到各界，各个层次人们的喜爱，从百姓的角度出发思考，构思，应该是他的一个成功重要经验。这个经验，来自延安，来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针指导，这是十分明显的。应该说，华君武的延安岁月，是他生命中，艺术创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这是一个老艺术家不能忘怀，也是我们后来者应该注意并借鉴发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