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国古代史复习重点

大一上期复习资料：

1.吕不韦对秦国历史发展的贡献：拥立秦异为秦王，召集宾客撰写《吕氏春秋》，在秦国政治、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a.拥立秦异，为秦始皇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为其建功立业提供了机会。

b.吕不韦当政时期是秦国逐渐统一全国的重要时期。吕不韦因拥立秦异开始进入政治阶层，至秦始皇九年，秦国的国政实际上仍掌握在吕不韦手中。这一时期，秦国对外取得重要成就，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亲自率兵消灭东周君，将其并入秦国，多次东进，夺取韩、赵、魏等众多城池，公元前241年，击败韩、赵、魏、燕、楚的五国联军，东方诸国再也没有与秦抗衡的实力，为秦最终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c.召集宾客撰写了《吕氏春秋》，这是对诸子学说的初步总结。此书反映了战国末期经济、政治趋向统一，文化思想走向融合的趋势，为大一统的到来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 2.“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出自《楚辞.天问》，反映了母系社会。

3.太康失国：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借太康外出狩猎之时，掌握夏的政权，而寒浞又取代后羿。太康的弟弟仲康的儿子相的儿子少康在姻亲部族有虞氏与老臣靡的帮助下复国。太康失国让夏的统治中断约40余年，说明国家建立初期就已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4.共和行政：又称周召共和。国人攻入王宫，周厉王逃之，政权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不曾间断，是中国历史得以保证延续性的重要开端。

5.周初“封邦建国”大体情况：“封建亲戚，以藩屏国” 对象：a.周室子弟和宗亲（主体）。周公→鲁，召公→燕。

b.古代圣王后裔，是周借以表现承袭圣人之治的体现。神农后代→焦，黄帝后代→祝，尧的后代→蓟，舜的后代→陈，禹的后代→祀， c.兴周灭商过程中的功臣谋士，姜尚→齐。 分封诸侯与周天子的关系：a.周天子是天下共主，诸侯国对天子有隶属关系，为了维护统治，分封制规定，诸侯必须：①服从周天子的命令； ②诸侯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的义务； ③随从作战； ④交纳贡赋； ⑤朝觐述职的义务

b.各分封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领土内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性。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卿大夫和士也要向上一级承担作战等义务。这样层层分封下去，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作用：分封诸侯是西周国家的重要组织形式。

a.周处于中国国家的早期形态，血缘关系是维系政治的主要纽带，将宗室姻亲作为分封的主体是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亦可以与宗法制相互支撑，起到巩固周统治的作用。

b.通过分封制，周王室建立了众多诸侯国，用以藩屏天子，监视被征服的各地民众，形成了周统治的基本骨架，奠定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 c.分封制与宗法制相辅相成，通过分封宗亲功臣，并辅之以天下与诸侯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与地方的联系加强，使国家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一步。

d.分封制是国家形态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其维系纽带主要是依靠血缘宗亲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血缘上的疏远必然削弱分封制的存在基础。 e.有利于各地的开发和文化的传播。

f.蕴涵割据因素，造成了诸侯割据，列国纷争的局面。 6.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该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豫西、豫中，首先发现于河南省郑州市洛达庙遗址，但尤其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该类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故以此命名。二里头文化，既包含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又包括了二里头遗址之外具有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的上百处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通过多年田野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期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得以建立，探索夏文化的范围，集中到了河南中西部与山西西南部的中原龙山文化的有关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上。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文化，证明了二里头遗址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二里头遗址以及临汝煤山、禹州瓦店、新密新砦、巩义稍柴、登封王城岗等遗址的发掘，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冈期商文化、晚于中原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以及三者间在文化面貌上一定的继承性，也为探索夏文化和夏代都邑提供了重要线索。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包括超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区域性中心聚落及中、小型村落，建筑则分为大中型夯土台基、地面式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屋等，墓葬的规模、葬具和随葬品也等各有差，显现出社会的高度分化。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第一期陶器以褐陶为主，磨光黑陶占有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量的方格纹、细绳纹；

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折沿、鼓腹、小平底。

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迹。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甑等继续沿用，但有局部的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冈期遗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东下冯类型也分为四期。

7.述论西周“藩封建卫”的内容：周天子将土地和人口分封给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异姓功臣贵族、同姓王室贵族、先代帝王后代和远氏族部落首领）作诸侯，建立诸侯国；被封诸侯的义务是：要服从国王的命令，要向周王贡献财物，要派兵随从周王作战。

影响：⑴它总结了历史经验，把建立地方政权与巩固自己统治有机结合起来，周王朝在分封诸侯的过程中，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使王室能有效地对整个领土进行控制。 ⑵分封制使统一的社会制度在诸侯国中得以普遍实行，周王室用权力与义务的规定，使周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诸侯之君，改变了夏商时代国王为诸侯之长的状况。

⑶分封制促进了诸侯国社会历史的迅速发展，统一的奴隶制度在各诸侯国得以建立和发展，使奴隶制经济有了繁荣的基础。 ⑷分封制加速了各族融合的进程，受分封的偏远诸侯国逐步接受了中原文化，一些大诸侯不断向周围的夷、戎、狄等少数民族用兵，进而兼并其土地，进行了文化渗透。 8.弭兵：指平息战争，平息战乱，求和。《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晋 楚 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 宋 陆游 《南唐书·元宗纪》：“及 福州 、 湖南 再丧师，知攻取之难，始议弭兵务农。” 明 钱嶪 《悯黎咏》：“息火当息薪，弭兵当弭饥。” 郭沫若 《女神·棠棣之花》：“近来虽有人高唱弭兵，高唱非战，然而唱者

自唱，争者自争。”中国春秋中晚期由霸主国晋、楚主持的止息战争的盟会。公元前595～前594年，楚庄王率师围宋国都 9 个月。十多年后，宋国右师华元在晋、楚间进行撮合 。公元前 579年，晋上军帅士燮与楚公子罢遂在宋国都西门外订立盟约。盟约规定晋、楚不以兵戎相见，同心怜恤诸侯，互通聘使。但这时晋、楚均无止息战争的诚意，盟约缔结 4 年后，两国发生鄢陵之战，弭兵盟约失效 。公元前546年，宋左师向戌又奔走于晋、楚之间，再次请求弭兵 。诸侯皆表示赞同，同年 7月，于宋都蒙门外订立弭兵之约。参与结盟的有晋赵武、楚屈建等各国大夫及小国君主。会前，晋、楚约定除齐、秦外各国都要向晋、楚朝贡。由于当时晋国内部出现大夫专政兼并，无力与楚进行战争，而楚国受到吴国牵制，也无力同晋争霸中原，所以结盟后，与会国停止战争十多年，其中晋、楚四十多年没有再发生战争。此次弭兵，使中原战场沉寂下来，战争的主旋律转向东南，吴楚争霸战争拉开序幕。 9.云梦秦简：又称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睡虎地秦墓竹简共1155枚，残片80枚，分类整理为十部分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其中《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为原书标题，其他均为后人整理拟定。其中法律部分记载了秦代施行的二十几个单行法规的条款原文，共记载法条六百条。记载的秦律的形式主要有：

律：自秦始皇、商鞅时更“法”为律。 令（制、诏）：制是皇帝对某事的批定，这种“制”做为法律形式出现时称为“令”。

式：最早出现于秦国，主要指法律文书。程式，如调查、勘验、审讯法律文书的具体程式，还包括一些诸如现代的执法人员行政管理制度。像竹简记载的“为吏之道”。

法律答问：法律解释。秦代的法律解释由国家设置的官吏统一进行，因此也具有法律效力。 廷行事：廷指官职即廷尉，廷尉是各级“法官”，事是判例廷行事，指可缓行的判决成例。 时至今日，尚未见到完整的秦代法典，所见最多的法律条文也仅是睡虎地云梦竹简所载的一千多枚竹简记录的秦朝条文。

秦律十八种：共202简，位于墓主身体右侧，简长27.5厘米，宽0.6厘米。包括《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军爵律》、《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等18种，律名或其简称写于每条律文尾端，内容涉及农业、仓库、货币、贸易、徭役、置吏、军爵、手工业等方面。每种律文均为摘录，非全文。 田律：农田水利、山林保护方面的法律。 厩苑律：畜牧饲养牛马、禁苑林囿的法律。 仓律：国家粮食仓储、保管、发放的法律。 金布律：货币流通、市场交易的法律。 关市律：管理关和市的法律。

工律：公家手工业生产管理的法律。 均工：手工业生产管理的法律。 工人程：手工业生产定额的法律。 徭律：徭役征发的法律。 司空：规定司空职务的法律。 军爵律：军功爵的法律。

置吏律：设置任用官吏的法律。

效：核验官府物资财产及度量衡管理的法律。 传食律：驿站传饭食供给的法律。 行：公文传递的法律。

内史：内吏为掌治京城及畿辅地区的法律。 尉杂：廷尉职责的法律。

属邦：管理所属少数民族及邦国职务的法律。

效律：共61简，位于墓主腹部，简长27厘米，宽0.6 厘米。标题写在第一支简的背面。规定了对核验县和都官物资账目作了详细规定，律中对兵器、铠甲、皮革等军备物资的管理尤为严格，也对度量衡的制式、误差作了明确规定。

秦律杂抄： 共42简，位于墓主腹部，简长27.5厘米，宽0.6厘米。包括：《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傅律》、《屯表律》、《捕盗律》、《戍律》等墓主人生前抄录的11种律文，其中与军事相关的律文较多。

法律答问：共210简，位于墓主颈部右侧，简长25.5厘米，宽0.6厘米。以问答形式对秦律的条文、术语及律文的意图所作解释，相当于现时的法律解释。主要是解释秦律的主体部分（即刑法），也有关于诉讼程序的说明。

封诊式：共98简，位于墓主头部右侧，简长25.4厘米，宽0.5厘米。标题写在最后一支简的背面。简文分25节，每节第一简简首写有小标题，包括：《治狱》、《讯狱》、《封守》、《有鞫》、《覆》、《盗自告》、《□捕》、《盗马》、《争牛》、《群盗》、《夺首》、《告臣》、《黥妾》、《迁子》、《告子》、《疠》、《贼死》、《经死》、《穴盗》、《出子》、《毒言》、《奸》、《亡自出》等，还有两个小标题字迹模煳无法辨认。封诊式是关于审判原则及对案件进行调查、勘验、审讯、查封等方面的规定和桉例。

编年纪：共53简，位于墓主头下，简长23.2厘米，宽 0.6厘米。简文分上、下两栏书写，逐年记载秦昭王元年（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灭六国之战大事及墓主的生平经历等。

语书：共14简，位于墓主腹下部，简长27.8厘米，宽0.6厘米。标题写在最后一支简的背面。

为吏之道：共51简，位于墓主腹下，简长27.5厘米，宽0.6厘米。内容主要是关于处世做官的规矩，供官吏学习。

日书：甲种《日书》共166简，位于墓主头部的右侧，简长25厘米，宽0.5厘米，两面书字。乙种《日书》共257简，位于墓主的足部，简长23厘米，宽0.6厘米，最后一简简背有“日书”标题。甲种《日书》载有秦、楚纪月对照。

10.郭店楚简：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竹简，共804枚，为竹质墨迹。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三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所记载的文献大多为首次发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而且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郭店楚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年代】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3世纪初，战国中期 【出土】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 【书体】楚系篆书 【材质】竹质墨迹

【规格】分作三类：一类长度在32.5厘米左右；另一类长26.5至30.6厘米；第三类长15至17.5厘米。

【数量】共804枚，有字简计730枚 【字数】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

竹简的形状有两类。一类竹简的两头平齐，另一类的两头修削成梯形。郭店楚简是公文、文书、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郭店楚简包括十六篇先秦时期的文献，其中道家典籍三篇，分别为《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语丛四》（《说之道》》；儒家典籍为十二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这批典籍除《老子》、《缁衣》见诸传世本，《五行》见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外，其余皆为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佚籍。简本《老子》甲、乙、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太一生水》是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时期所称的“道”。该文主要论述“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道家著作。《语丛四》（《说之道》）文中所言多是处世言谈，保身立命之道，是一篇道家阴谋派著作。《缁衣》的内容与传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合，但两者的分章及章次却差别较大，文字亦有差别。两相校勘，可以发现传本的若干错误。《五行》曾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简本文字与之有一些相异之处。有学者论证，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马王堆帛书整理者指出，《五行》属于思孟学派。此次两篇著作同出于一墓之中，或暗示当时思孟学派在楚地流传甚广。 《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抄写在形制相同的竹简上。前者未见流传，后者的大部分内容见于《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等书。 《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和《六德》也抄写形制相同的竹简上，字体亦相近。《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两篇，简的形制也基本相同。

《语丛》各篇都抄写在长度最短的那种简上，内容都由类似格言的文句组成，其体例与《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相似。郭店楚简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被誉为“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典籍”。郭店楚简上记有道家文献2篇，儒家文献14篇，其中以道家文献《老子》最为有名。《老子》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老子和其弟子的著作。但《老子》一书的原始面貌及其形成过程，历史上没有流传下来，一直不清楚。郭店楚简《老子》利用竹简由长到短的变化显示着形成时代上的由早到晚的先后顺序，它是截止到二十世纪所发现的时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道家著作。另外，郭店楚简的儒学著作，在儒学思想家孔子和孟子之间起到了承接的作用。因为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儒学大师相距近200年，儒学研究者一直认为这200年间的儒学没有发展和传承。而郭店楚简中首次面世的14篇儒学著作正是孔、孟儒学思想的“纽带”。郭店楚简的出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竹简内容的思想性、学术性引起国内外学者有关注和重视，郭店楚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萧萐父教授说：“郭店竹简和上博竹简的全面研究，势必重新审理这些大悬案，重新改写中国学术史、经学流变史、楚国文化史。”

11.马陵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设伏歼敌的著名战例，近古显示战场位于今山东省郯城县马陵山附近，这次战役中孙膑利用庞涓的弱点，制造假象，诱其就范，使战局始终居于主动地位。马陵之战发生于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魏国发兵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应允救援，以促韩国竭力抗魏国。齐威王以田忌为主将，田婴，田盼为副将，孙膑为军师，运用“围魏救赵”战法，率军直趋魏都大梁，诱使魏军回救，以解韩国之困。齐魏马陵之战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具体运用，孙膑在马陵之战所用的战略，其实便是孙子兵法“始计篇”所说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及“兵势篇”所说的“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等虚实原则于实战的运用。作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个著名战例，齐魏马陵之战知名度高，传播范围广，影响大，不仅有极高的军事研究价值，而且对新时期政

治、经济、文化、外交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齐国在桂陵之战，以及在随后的马陵之战中的大获全胜， 并援救了赵韩两国，使得其威望上升，挟战胜之威，齐国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称霸东方。但称王之举招来南方霸主楚国的记恨，楚国出兵占领徐州，齐国连连战败，被迫乞和。

魏国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遭受重创后，军事实力从根本上被削弱，又被秦国乘虚而入，从此丧失了独霸中原的能力，于是开始寻求组建联盟以共同抗击齐国、秦国的夹击，开启了合纵连横的时代。

韩国本想借此削弱完全包围自己的魏国，目的虽然达到了，但魏国衰败，齐国、秦国和楚国对中原的觊觎，使得韩国唇亡齿寒，不得不选择继续与魏国站在一起，抵御强敌。 商鞅在逢泽会盟力劝魏公称王招致魏国被群起而攻之，秦国坐收渔利，不出一兵就令魏国国力大大衰弱，魏国从此再也无力独自阻止秦国向东的扩张。

关于马陵之战的争议：首先是因为《史记》中对魏惠王和齐威王徐州相王后改元记载错误，改元后的年号当成新王年号，结果导致马陵之战时间被记载为魏襄王和齐宣王之时，这也导致对于马陵之战时间点争议颇多。

其次是将领争议，马陵之战双方交战的主要将领究竟是孙膑和庞涓，还是田盼和太子申？ 第三是动机争议，魏国是被偷袭后方而从韩国回师抵抗齐国入侵？马陵地点应该在卫国濮阳以北，在齐国都城临淄和魏国都城大梁之间的要道上，当时属于齐国，而不属于魏国，且远离大梁。魏国抵御齐国入侵又怎会在齐国境内？另外，太子申领兵与齐国交战前，曾路过宋国外黄，被外黄徐子规劝不要出战，而外黄是今商丘民权县，在今开封的大梁以东，从大梁出兵前往马陵并不需要路过外黄。

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争议，那就地点争议。关于马陵地点的另一种说法，在山东郯城，当时属于齐国城南都，魏国抵御齐国不可能到如此远的地方，而且这里也不在临淄和大梁之间。但如果魏国是主动去攻打齐国城阳都，那出兵时经过位于大梁城东的宋国外黄也就都合情合理了。

12.桂陵之战：是历史上一次著名截击战，发生在河南长垣西北。公元前354年（周显王十五年），魏围攻赵都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王命田忌、孙膑率军援救。孙膑认为魏以精锐攻邯郸，国内空虚，于是率军围攻魏都大梁，使魏将庞涓赶回应战。孙膑却在桂陵（一说山东菏泽，一说河南长垣）伏袭，打败魏军，并生擒庞涓。孙膑在此战中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创造了“围魏救赵”战法，成为两千多年来军事上诱敌就范的常用手段。 桂陵之战并没有击溃魏军主力，齐国也没有正式进攻魏国首都大梁，赵国首都邯郸仍为魏国所占领。公元前352年（周显王十七年），魏惠王调用韩国的击败包围襄陵的齐、宋、卫联军，齐国被迫请楚国大将景舍出面调停，各国休战。公元前351年（周显王十八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在漳河边结盟，撤出赵国首都邯郸。大约在此时齐国将庞涓释放，使其回魏国再度为将。魏国的失败就是齐国战略方针的正确和孙膑作战指挥的高时。 魏军失败的原因

1、统军主将对未来的危机预料不足，在遇到敌军攻伐非主城时没有判断出敌军的下一步行动，国内兵力空虚。

2、料敌不明，没有探察清楚就贸然追击，孤军深入。 齐军胜利原因

1、孙膑冷静分析出了当时战场的形势，直接出兵攻打魏军并不能造成魏国较大的损失。而围魏救赵则可以一箭双雕。 2、抛却小利，诱敌深入 13.《周礼》：是中国古代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一部着作，是古代儒家主要经典之一，由周公旦著作。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故本名《周官》，又称《周官

经》。西汉成帝时，刘歆校理秘府所藏书籍，才将《周官》列入书目，但缺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记》补足。王莽建立新朝，始改《周官》为《周礼》，并宣称这是周公居摄时所制订的典章制度。自郑玄作注后，与《仪礼》、《礼记》并列为《三礼》。宋代列入《十三经》，遂成为中国古代法典，其中关于经济生活的规定，主要在地官，其次是天官。冬官《考工记》专记手工技艺。《周礼》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将耕地都按方块田形制进行规划。《周礼》的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周礼》规定一定的财政收入用于一定的用途。并且《周礼》作者虽重视农业，但不忽视商业的作用，对于不同情况的商品交换，规定了不同的市。《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周礼》对历代封建王朝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14.评论春秋战国政治的特点：春秋战国时候是我国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

a.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我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b.政治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但战争的结果加快了统一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各诸侯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新的封建制度终于建立起来。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成为各诸侯国中实力最强者，后来发展成统一的核心力量。

c.文化上，文化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进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春秋时期的政治特征是诸侯林立，但还是要听从于周天子，各诸侯国之间常年征战不休，出现了历史上的春秋五霸。战国时期，周天子大权旁落，周衰落，取而代之，各诸侯国继续春秋时期的战争，攻城略地、合纵连横，最后形成七国争霸的趋势。到战国末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强于诸侯六国，再加上张仪的游说，多年的征战，最后秦国灭六国统一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15.周公旦：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贾谊评价周公：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在周王朝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二次克殷，统一东方，建立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中心；政治上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嫡

长制以及分封制；文化上制礼作乐集周礼之大成。

人物生平：辅佐武王；分陕而治；克殷建周；以藩屏周；二次东征；制礼作乐；卜都定鼎；致政成王。

16.试述春秋战国为“古今一大表革之会”说：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称春秋战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其所指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的过程之中，这种变革概括而言即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具体而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经济领域：奴隶社会实行井田制，农民以劳役地租的形式耕种贵族土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生产力水平提高，依附于奴隶主贵族的生产者逐渐转化为的生产者，井田制日益崩溃，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渐形成。

（2）政治领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以之为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亦随之崩溃，主要表现为礼崩乐坏。周王室地位衰微，诸侯展开争霸战争，并由此掀起声势浩大的变法改革运动，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树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优势，逐渐确立了新的封建秩序。

（3）文化领域：奴隶社会的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即“学在官府”；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旧的奴隶主贵族逐渐没落，“士”阶层开始兴起，他们广开私学、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主张，推动了学术下移，并由此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

（4）阶级关系：社会变革带来了阶级关系的变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相应的转化为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阶级变动导致社会关系复杂化，统治者对治国方式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典型的例子是成文法的颁布。 春秋战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标志着一个旧的社会的终结和一个新型社会的形成。

17.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结题。 工程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研究方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18.《论语》：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东汉列为“七经”之一，(七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注本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论语正义》，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

义》等。《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19.胡服骑射：根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召肥仪与议天下，大朝五日后决定胡服改革，\"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励行改革，改变了中国中宽袖的最初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赵国所用的\"胡服\"，因为衣短袖窄，类似于西北戎狄之服，所以被俗称\"胡服\"。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 他与秦始皇、汉武帝以及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是中国历史上四位取得对北方游牧民族战争胜利的人之一。

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之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博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徒步射箭）。其服上褶下绔，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使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使赵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20.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于五、六千年前的农业文明，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21年。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红山文化年代经碳14测定约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主体为5500年前。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也饲养家畜，兼事渔猎。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沐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两大玉文化中心。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以玉祀神的阶段，玉文化在红山文化中处于研究核心地位，玉器是原始宗教的祀神器，巫师是玉器的持有者。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

出土文物：红山玉龙、红山女神、无足玉龟、金字塔遗址。 陶塑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

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21.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即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其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远古的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是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仰韶文化的分期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分三段，5000BC ~4900BC ~4300BC~4000BC。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聚落建筑的布局整齐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较完整，居住区在中心，外围绕一周大壕沟，沟外北部为墓葬区，东边设窑场。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遗迹，有一座大房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其他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后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长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随葬品，小孩实行瓮棺葬。盛行单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占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数不等，多的达80人。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特点。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则表明当时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根深蒂固。但也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衰落期到父系社会早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它主要是一个父系社会。成年男女合葬墓、成年男子与小孩合葬墓，以及大量小型房址，说明一夫一妻制家庭日趋增多并占据统治地位；“灰坑葬”说明非自由民（奴隶）的存在。体现男性生殖器崇拜的陶（石）祖、男根图，以及表现“贵族的感情”的遗迹、遗物，则是父权与君主（世袭酋长）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中期则普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仰韶文化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同时，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仰韶文化各个部落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各种文化的传统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仍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家畜饲养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一定进步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各部落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仰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制陶技术最能代表当时的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各部落都掌握了相当成熟的经验，陶器是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彩绘纹饰流行成组的平行短线，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在半坡等地的彩陶钵口沿黑宽带纹上，还发现有50多种刻划符号，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在濮阳西水坡又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时代龙虎形象。

22.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2000年（距今4000年前）。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为汉族先民创造的远古文明，是黄河下游地区直接承袭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古文化之一，它的发掘对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大部分龙山文化遗

址，分布在山东半岛，而河南、陕西、 河北、辽东半岛、江苏等地区，也有类似遗址的发现。这个文化以许多薄、硬、光、黑的陶器，尤其是蛋壳黑陶（分布日照、济南）最具特色，所以也叫它“黑陶文化”。因其文化面貌不尽相同，所以又分别命名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通称之为龙山时代文化。这一时期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城址的发现。

遗址：两城镇遗址位于东港区两城镇，是第一个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黑堌堆遗址位于永城市龙岗乡王楼村西北角；藤花落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首例内外双重城墙结构的史前城址，是江苏省发现的第一座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也是中国发现的50余座龙山文化城址中保存最完整的、最适宜作聚落形态考古的大遗址，对研究文明的起源有重大价值；尧王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都城；青岛城阳遗址位于城阳区城阳镇城子村东北一百米处的高台地上；丁堌堆遗址；河南遗址；景阳冈龙山文化城遗址；教场铺遗址；青岛胶南遗址；河北尚县遗址。

文物特征：龙山文化除陶器外，还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等。他们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狩猎、打鱼、蓄养牲畜。已有骨卜的习惯。且可能已经出现了铜器。历史上夏、商、周的文化渊源，都与龙山文化有联系。文物有龙山文化的陶器、龙山文化的玉器、龙山文化骨刻文。 23.盘庚迁殷：盘庚迁殷是发生在商朝中后期的一次历史事件，是指盘庚继位后，为了挽救政治危机，决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今殷墟遗址。自盘庚迁都殷后，商族才定居下来不再迁徙。从此，政局稳定，诸侯来朝，商朝遂强盛起来。盘庚迁殷的背景可以说是天灾加人祸。迁徙的原因是为了民众躲避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 到殷去有三条好处：

第一，殷地的土地比较肥沃，自然环境和眼下的都城 \"奄\"比起来，无论是建设都城还是发展农业生产，都会比眼下的情况要好；

第二，迁都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将会受到抑制，这样阶级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

第三。迁都可以避开那些叛乱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定很多。

盘庚在殷整顿商朝的政治，商朝在这时政治上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因此有了更大的发展。之后，又经过武丁时代的繁荣发展，到了殷代中后期，这里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城之一。盘庚迁殷避开了水患和宗室内部斗争的混乱局面，稳定的了商朝的统治，为以后的商朝中兴奠定了基础。使得殷商这个奴隶制国家，摆脱了困难的处境，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生产技术、制作工艺魏有了相当成就，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争议：作为殷商王朝后期的都城遗址，殷墟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青铜器时代中期东方的一个极其独特的世界性大城市。不少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商代哪一个王开始在此建都，殷墟是否就是盘庚所迁的都城有不同的猜测。

24.对商鞅变法的述评：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 25.良渚文明：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太湖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

约5250~4150年，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在良渚文化中，玉器的发达是其一大特点。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大量玉器的现象是“玉敛葬”。良渚文化玉器的品种至少有61种之多，按其功用，可分为礼器、装饰品、组装件和杂器四大类。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美，制作技艺的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兽面纹和人兽结合的所谓“神徽”等纹样，其表现出统一而强烈的宗教崇拜的意识形态。宋建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不是装饰，而与青铜器相同，也是政权、等级和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因而，良渚文化的玉器，也是文明的要素之一。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为研究阶级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使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对旧藏玉器重新鉴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误认为是“汉玉”（实际上是良渚玉器）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良渚文化发展分为石器时期、玉器时期、陶器时期。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26.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 ）是中国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是中国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实例。 27.夏娃理论：“夏娃理论”是来呼声很高的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人类”的“单一起源论”。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提出一种假设：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种“夏娃理论”认为，目前地球上的各个人种，都是二十万年前某一个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夏娃”。“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亚洲等地，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欧洲、亚洲原先的早期智人并非现代人类的祖先，它们与现代人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夏娃理论”认为人类起源于14万年前左右的非洲，并拥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夏娃(夏娃这个名字取自于《圣经》)，但我们可能不止拥有一个父亲。“夏娃理论”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产物。20世纪，这种“夏娃理论”遭到中国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新智院士，他主张多地起源说，他指出：在中国大地上，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现代人类的化石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进化，东亚的蒙古人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并非来自非洲。此外，中国的直立人与智人的旧石器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前后连续性，根本没有出现过由于人类灭绝而导致的文化中断，根本不存在外来文化大规模取代原有文化的迹象。因此说非洲人取代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而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28.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田午。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稷门附近。“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这与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得名由来相同)。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在此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已亡佚。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宫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

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荀子(荀况)等。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因此，稷下学宫是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关于稷下学宫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认为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

29.三监之乱：武王灭商之后，公元前1045年，实施分封制度，大封皇族及功臣，如封太公望于齐、召公奭于燕等，另封子受辛之子武庚于朝歌，又封叔鲜、叔度、叔处为“三监”，以监视武庚的行动，前1043年，周武王殁，子诵即位，是为周成王，由周公旦辅政，公元前1041年。三监（蔡叔度、管叔鲜、霍叔处）看不惯周公旦辅政，而管叔鲜更怨恨周公旦比自己年岁小却执掌辅政大权，于是联合武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不得已出征，花了三年，于公元前1039年平定此乱，武庚及管叔鲜被杀，蔡叔度被流放，霍叔处被废为庶民。周公旦感到中原难以掌控，在伊、洛二水一带建设新的都邑，取周道始成之意，定名东都成周洛邑。三监之乱严重威胁到了周朝的统治秩序，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彻底消灭了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扩大东方境土。为了巩固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周公进一步营建东都雒邑和封建诸侯。 周公、成王、康王时期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时期，“刑错四十年不用”，史称“成康盛世”。

武王灭商后，分商王畿为三部分，设三监治理。三监的具体人物及辖地，说法不一。一说为纣王子武庚和武王弟管叔、蔡叔。一说为周公弟管叔、蔡叔、霍叔。前说出现较早，较可信。三监地域，一般认为，商都以北地区为邶；商都以南地区为鄘；商都以东地区为卫。武王病逝后，周公摄政，三监作乱，周王朝面临严峻的形势，周公东征，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平定了三监之乱。 三监之乱后，使周初统治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亲戚、蕃屏周室的重要性。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周分、成王再次大规模分封诸侯。相传周公分封七十一国，其中有五十三人是姬姓子弟，他们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人，如文王之弟封于东虢、西虢，文王之子封于邗、晋、应、韩；周公之子封于凡、蒋、邢、茅、砟、祭。原来属于武庚的封和殷遗民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纣兄微子启，他在灭商后投降周，也未卷入叛乱，因此封于商丘，国号宋。另一部分封给成王的叔父康叔，在殷商故墟。国号卫。此外，还有一些异姓贵族为周公、成王所封。两次分封，不仅使周人巩固了在原属殷商的广大地区的统治，而且扩大了周人的势力和影响，使周成为国力和疆域远远超过商朝的强大国家。

30.九世之乱:是商朝自商王仲丁后，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又屡次迁都，使王朝中衰、诸侯离叛的事件。商朝的王位继承制为“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继承制度，这两种制度的混用，造成王位继承处于混乱状态。这一历经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故名“九世之乱”。九世之乱延续近百年，直到盘庚迁殷后才最终结束。

九世之乱使国家衰落，诸侯莫朝。同时此时期是商代由二里岗时期向殷墟期过渡的重要时期。九世之乱使商朝“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相结合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朝统治力

量遭到严重削弱，无力再顾及四方诸侯、方国，诸侯不再向商朝朝见纳贡。西北方少数民族如土方、鬼方、羌方等趁机发展实力，日益威胁着商朝的统治。混乱使商朝贵族内部矛盾更为激化，王室贵族或倨傲放肆、或淫逸奢侈，离心力日增。 九世之乱的说法仅见于《史记·卷三·殷本纪》，梁玉绳所著《史记质疑》认为九世之乱期间有祖乙中兴，而中丁、外壬、河亶甲三代符合商朝兄终弟及的传统，中丁之前的雍己、大戊，阳甲之后的盘庚、小辛、小乙也是如此继承，所以九世之乱的说法存在质疑。 31.殷墟：殷墟，古称“北蒙”，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甲骨卜辞中又称为“商邑”、“大邑商”。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由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构成。在20世纪初，殷墟因发掘甲骨文而闻名于世，1928年正式开始考古发掘以来，殷墟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自殷墟发现以来﹐先后出土有字甲骨约15万片。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殷墟总体布局严整，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型分布。现存遗迹主要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洹北商城、后冈遗址以及聚落遗址（族邑）、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手工作坊等。宫殿宗庙区还有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商朝的都邑曾数度迁徙，自前1319年第20代商王盘庚自奄迁都至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一直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商灭亡后，逐渐沦为废墟。甲骨文是汉字的前身、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的文字造字法则，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而且由于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殷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对甲骨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金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意趣，集中体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建设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建筑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殷墟的洹北商城，具有高大的城墙、威严的宫殿、特别是严格的“中轴线”布局，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历代城市的特征。殷墟的发掘，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真实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确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于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基点作用；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同时，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突出表现了殷墟时期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 影响：

1、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古学兴

6起的标志。

2、殷墟宫殿区、王陵区的发掘，大批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

3、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三叠层”的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划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4、殷墟发掘工地成为培养中国考古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尹达、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

5、殷墟的发掘，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中盛行的疑古之风作了正面回应。随着商王朝的存在被考古学证实，中国学术界得以展开有关文记载中的“夏王朝”的探索。

32.三公九卿：三公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晏的三个官职的合称。周代己有此词，西汉今文经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古文经学家则据《周礼》以为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秦不设三公。西汉初承秦制辅佐皇帝治国者主要是丞相和御史大夫。三公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晏的三个官职的合称。西汉初承秦制辅佐皇帝治国者主要是丞相和御史大夫。另有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但不常置。从武帝时起，因受经学影响，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也被称为三公。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集权制而削弱了丞相的权力。昭帝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辅政，以后享权重臣如张安世、史高、王凤等人，都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于是大司马权越丞相之上。成帝绥和元年(前8)，采纳何武的建议，将御史大未改为大司空，又把大司马、大司空的律禄提高到与丞根相等，确立起大司马、大司空和丞相鼎足而立的三公制。哀帝元寿二年(前1)改丞相名为大司徒，和今文经所说的三公名称完全一致。又将原有的太傅和新增的太师、太保置于三公之上，头衔高而无实权。西汉未虽是三公鼎立，但仍以大司马权力最大，如董贤、王莽均以此职而专擅朝政。新时，沿袭了西汉三公制。东汉初仍设三公官。公元51年，改大司马为太尉，改大司徒、大司主为司徒、司空。三公各置秩为千石之长史一人，又各置掾属数十人。以太尉为例，下有分管诸事的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贼曹、金曹、仓曹等曹。三公府当时简称为三府。三公中仍以太尉居首位。汉光武帝刘秀推行更极端的帝王集权，不使权归大臣，名义上仍设名位显贵的三公官，但实权渐归尚书台。和帝、安帝开始，外戚、宦官更更迭专权。外戚窦宪、梁冀等，都拜为大将军，大将军开府置官属，位在三公上。三公不仅受制于尚书，而目还要俯首听命于外戚、宦官，有的甚至就是他们的党羽和亲信。按照经学家的说法，丞相辅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如果出现各种灭异，皇帝丞相都要引咎自责。东汉时，皇帝犯罪责推向三公，故每有水旱等灾，三公常被策免。所以仲长统说三公有名无实，“备员而已”。东汉末年董卓为相国，居三公之上。公元208年，曹操罢去三公而又置丞相、御史大夫，操自为丞相。两汉时实行了两百年之久的三公制至此遂告终止。曹魏重新恢冥三公之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依然位居极品，且开府置僚佐。但买权则进一步向尚书机构转移。至隋，三公不再开府，僚佐全部撤销，完全变成虚衔或“优崇之位”。宋代以后，往往亦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但其虚衔性质不变，并渐次演化成加官、赠官。明、清同。 九卿

秦汉时掌管政务、魏晋以后逐渐不具实权的朝廷诸官。各代“九卿”不一。西汉时九卿是列卿或众卿之意。先秦文献中有三公九卿之说，但秦并没有这种制度，西汉初也不见九卿名称。仅武帝以后由于儒家复古思想的影响，人们就以秩为中二千石一类的附会成古代九卿。宣帝、元帝时，九卿称谓出现于诏书中。但《汉书》中所见的卿，有太常、光禄勋、太仆、廷尉、大行、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卫尉、执金吾、右内史、左向史、主爵都尉、太子太傅等十几种官。将九卿定为九种官职，则始于新，其制中以中二千石为卿。即以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羲和、作土、秩宗、典乐、共工、予虞为九卿，分属于

三公。东汉和新一样，中设有九卿的官职。《续汉书》将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定为九卿。九卿固定为九官后，和九卿相近的其他重要被排斥在九卿之外。东汉末到三国，有人就试图为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辩护。刘熙《释名》否认汉有九卿之说，认为所置是十二卿;韦昭《辩释名》则认为九卿是指正卿，九卿之外尚有所谓外卿。魏晋以后九卿多同东汉之制，仅廷尉有时改称大理;北魏改少府为太府。故隋唐九卿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己无行政之权。南宋、金、元，九卿多有省并。明、清遂改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为九卿，以前的九卿之官或有保留，但己成虚衔或加官、赠官。 秦朝的行政机关实行三公九卿制。皇帝之下设三公，三公为： (1)丞相，承受皇帝之命，辅助皇帝掌管天下的行政的官; (2)太尉，掌管军事的最吏;

(3)御史大夫，主要管理记事，其地位相当于副丞相，主要职责是管理图籍、奏章，监察文武百官。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掌管图书秘籍，同时监察文武官吏;侍御史，掌管文书;监御史，派到地方各郡负责监督郡守的御史。

三公之下设九卿，作为行政机关分掌具体行政事务，如祭祀、礼仪、军事、行政、司法、文化教育等。包括：

(1)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地位很高，属九卿之首; (2)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 (3)卫尉，掌管宫门警卫;

(4)太仆，掌管宫廷御马和国家马政; (5)廷尉，掌管司法审判;

(6)典客，掌管外交和民族事务; (7)宗正，掌管皇族、宗室事务;

(8)治粟内史，掌管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

(9)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泽之税。

33.世卿世禄：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所谓世禄世卿，就是最高统治者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自己的亲属；和地方的各级权力，分别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贵族手中。这种世禄世卿制度，是与当时的宗法制和分封制互为一体的，其主要特征是嫡长子继承王位，余子分封，逐级逐层类推下去，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体系。应该肯定，这种世袭制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和原因之一，是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一种过渡，也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的必然产物。但它在对社会文明进步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后，日益暴露出内在的弊端，又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阻碍。 世卿世禄制是商周时代早已法定实行的，还是春秋中后期由于卿大夫的专权才形成的，双方各有各的论据。世卿世禄制的废除是商鞅变法的时候。

34.繻葛之战：是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郑国在繻葛（今河南葛市北）大败周室联军的一次反击作战。东周初期，诸侯国崛起，不听从周天子之命。公元前720年（周平王五十一年），周平王死，周桓王即位。周桓王对郑庄公实行强硬，削弱其对王室的控制，免去其卿士之职，郑庄公也不再朝见周王。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周桓王率陈、蔡、卫等国讨伐郑国，郑庄公派兵抵抗，两军战于繻葛，周王的大败。周桓王被射中肩膀。

繻葛之战使周天子的威严一落千丈，战后周王室开始衰弱，诸侯国势力大增，竞相争霸 。繻葛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只有周天子拥有制作礼乐及发令征伐的权力的传统从此消失。继郑国之后，齐国、晋国、楚国，秦国等大国先后兴起。诸侯争霸，周王室无力征讨，天子

之位，形同虚设。先以战车冲阵，让步兵在后跟随弥补空隙的“鱼丽之阵”的出现，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 战争评价 《文献通考》：惟繻葛之战，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未尝轻动摇，深得古法。

《北游录》：春秋繻葛，于焉甚兮。 《春秋列国志传》：繻葛风高滚战城，郑庄初动抗王兵。劲弓偏射周王驾，战捷何谦不伤人。 （清）汤鹏：周之天下，犬戎桡之，始皇亡之；而繻葛一战，则君臣之义，郑伯先废之矣。 35.践土之盟：是春秋时期晋文公为确立霸主地位而举行的会盟。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胜利后,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参加会盟的有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该会盟是晋国同年在城濮之战打败楚国之后，与各国约定要求尊重周王室，是晋文公霸业的代表事件。

36.葵丘之会：葵丘会盟发生在春秋时期，诸侯大国争霸，兼并战争频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该会盟是晋国同年在城濮之战打败楚国之后，与各国约定要求尊重周王室，是晋文公霸业的代表事件。通过葵丘的盛会，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顺应了当时王室衰微，大国崛起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形势的对内对外，对齐国的社会发展，对捍卫中原先进文化免受戎狄等落后民族的破坏，建立了一定的功绩。 37.《法经》：作为东方古代最重要的法典，《法经》对中华法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法经》之前，已经颁布了很多法典，只是不过不太完善。《法经》成为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它的制定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很多，李悝也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法经》不仅是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也是中国封建刑法学体系的基础。从产生的时代来看，《法经》与《十二铜表法》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法经》是李悝为魏文侯师时编纂的，从李悝的生卒年月（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95年）可以推定《法经》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而《十二铜表法》，是于公元前450年制定完毕，在公元前449年公布的。《法经》与《十二铜表法》虽处于同一时代，但由于两者所处国家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也在背景、渊源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法经》产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时期，可以认定《法经》及《法经》所代表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新兴的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其内容是受封建的自然经济关系所制约的。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典。 《法经》共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盗法》、《贼法》是关于惩罚危害、危害他人及侵犯财产的法律规定。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

《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 《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 《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

《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

《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维护封建政权，保护地主

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法经》的内容及特点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法经》的产生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立法精神、法典体例、立法技术等方面开中华法系之先河，可谓成就斐然。但是由于法典的制定都还处于中华法系的启蒙时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类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点。

①.简朴性，是指构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无科学的分类和层次，体现在法典的体例上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实体法程序法不分。 ②.原始性及野蛮性带有人类早期文明原始、野蛮的色彩。 《法经》被认为是中华法系的起源和基础。《法经》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它的内容思想在其后的诸部封建法典中得到继承。 38.合纵连横：“连横”“合纵”都是战国时期伟大的谋略，用之于世。瞬息改变国家的战略形势。连横合纵是战国纵横家门提出来的，“纵横家”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对于这些谋略家，评语“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连横合纵的实质就是战国时期各大国为拉拢他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 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用于阻止强国对弱国的兼并，就是南北纵列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阻止秦国和齐国兼并弱国；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即为随从强国进攻其他弱国。就是秦国或齐国拉拢一些国家，共同进攻其他的一些弱国。（合纵：联合弱国共同抵抗强国，连横：联合强国制衡第三国。）合纵连横实际上是一种为了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而进行的一项军事、外交策略。公孙衍（魏国人）先在秦国任大良造，在秦惠文王早期帮助秦国攻打魏国取得河西之战的胜利。后来转入魏国任相国，第一次提出“合纵”，并尊楚怀王为“纵长”，五国攻秦。开起了合纵连横的大幕。庞煖是战国后期最后一位合纵家。 主要争议 年代之争

《史记》和《资治通鉴》将张仪和苏秦记载为同一时期的人。但是根据《战国策》上的记载，两者的活动时间相差20年，张仪的活动时间根据事情和战争确切的记载应该比苏秦要早20余年。后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秦汉早期著作的《战国纵横家书》上记载苏秦小张仪20岁左右，而张仪的主要对手是公孙衍，苏秦主要是五国伐齐，合纵攻秦并不是主要活动内容[7]。人数之争

部分战役在书中的记载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记载秦斩首韩魏联军8万[8]，而《战国策·魏策》记载为4.5万人等。

39.长平之战：是周赧王五十三年至周赧王五十五年（一说是周赧王五十五年农历四月至九月间，又一说是周赧王五十四年年初至五十五年九月），秦国率军在赵国的长平（今山西省晋城高平市西北）一带同赵国发生的战争。赵军最终战败，秦国获胜进占长平，此战共斩首坑杀赵军约45万。长平之战，秦军取得了巨大胜利，大大地削弱了赵国，为秦完成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长平之战胜利后，白起又分秦军为三路，扩张战果：命王龁率一军攻占赵国的皮牢（地名）；命司马梗率一军北上，夺取太原（今山西中部地区）；白起亲帅大军准备攻打赵国首都邯郸，想一举灭亡赵国。此战是秦、赵两国之间的战略决战。战争中的赵国由于连年战争，国内粮草消耗严重。秦国方面虽然战线更长，但国力远强于赵，赵王怕再拖下去对赵更加不利，遂弃用偏于防守的名将廉颇，而起用赵括代替廉颇；赵括遵照赵王意图，变更了廉颇的防御部署及军规，更换将吏，组织进攻。秦国暗中换帅名将白起，白起针对赵括急于求胜的弱点，采取了佯败后退、诱敌脱离阵地，进而分割包围、予以歼灭的作战方针，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赵国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长平之战是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至此秦国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见战国历史分期）。此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大型歼灭战。长平之战，秦军取得了巨大胜利，

大大地削弱了赵国，为秦完成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长平一役，为战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史上最大的战争，其惨烈程度在世界冷兵器时代也是罕见的。不仅仅有着列国中最主要国家最高决策层战略成败得失值得研究，也集中了战国一代最优秀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廉颇、白起等将领的参与，包含着这群千古名将指挥如神的运筹帏幄，因此凝聚着中国古代悠久的发达的军事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 相关争议 时间争议

关于长平之战发生的时间，有三种不同说法： 第一种是3年，即前262年－前260年，这个时间段的计算是冯亭降赵开始的一直到赵括全军覆没；

第二种说法是半年，即前260年农历四月至九月，这个时间段的计算是前260年四月秦赵开战至九月赵括突围失败止；

第三种说法是21个月，即前261年年初至前260年农历九月，这个时间段的计算是秦国攻占上党开始一直到赵括全军覆没。 人数争议

长平之战的结局，传统说法是赵军全军覆没， 战殁者5万，投降被俘者40万，降卒全被秦军坑杀。但是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宋裕先生在《晋阳学刊》1983年第3期著文《白起坑赵卒有“四十万”吗》，又于《河北学刊》1990年第6期著文《长平之战的》。

两文通过当时赵国可能有的人丁总数以及可能征发长平的兵力的一般考证推理，认为所谓白起坑赵：卒“四十万”是夸大之辞；而从白起敢于用仅25000人去绝赵军后路、堵截援兵，以5000骑可分割穿插赵军中路看，赵军“四十万”是不可能的；是役前期廉颇屡败而改取守势，只能以赵兵力薄弱解释；又赵军几经突围不成，赵括赤膊上阵以至身亡，说明于时赵兵所剩已不多，“长平之战不过是一般的大战”。 邵服民先生在《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年版）著文《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兵力质疑》，亦认为秦“斩首虏四十五万”是可疑的；指出秦军是为攻韩薄弱地区上党而来，并非来打一场歼敌数十万人的会战，赵亦不会为此一役发空国之兵；赵军被分割为二，不能迂回腾挪，说明地形险要而狭小，实地考察省冤谷（谷口）虽比《寰宇记》所称“六十步”略大一些，但在此坑杀40万众绝难实施，“白起或未有杀降，……或杀降数目距四十万人相去甚远”。

40.城濮之战：是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晋、楚两国在魏国城濮（山东鄄城西南）地区进行的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公元前634年左右，楚国势力强盛，欲图称霸中原，企图北上。北方强国晋国自晋文公上位以来，实力逐渐恢复。晋文公知晓楚王图谋，遂先下手为强，与楚国发生战争城濮之战开始前，晋国就定 下 了 “ 楚始得 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 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这样一个总的作战方针。

第一阶段先从卫国下手，初战取胜，为晋、齐之盟 奠定了基础， 也逼迫鲁国从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

第二阶段围曹，入曹。至此，附于楚国的曹、卫两国都被征服，大地削弱了楚国的力量。接着又用先珍之谋使齐 、秦两国“喜赂怒顽”, 与晋结为联盟拒楚 , 以解除晋国的后顾之优。 第 三阶段与楚国的正面交锋中, 晋国恰当地选择了战场 , 避开楚国主力的锋芒, 以下 军之佐首先对组成楚右翼的陈、蔡两国发起进攻, 楚右师战败。 然后以“伪循 , 诱敌深念以上军合攻楚左翼部 队, 楚左师 溃。 这样晋 国就造成了事实上对楚的优 势, 掌握

了主动权 , 使自己处于有利的 战略地 位 , 从而取得了最后 决 战的胜利。城濮一战中，晋国大胜，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成功原因 内部关系：晋文公长于收揽人心，一即位就采取子犯“入务利民”的建议，使民；教民以“义、信、礼”，使民能为己所用。

外交策略：在外交上，晋文公长于争取与国。他打着“报施救患”的旗号伐楚，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

军事谋略：在军事上，晋军战略正确，指挥有方。

人的因素：早年的生活为晋文公累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以至他对战争态度谨慎，谋虑周全，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身边的贤臣良将，不仅具备高超的道德修养、军事素质和谋略智慧，而且恪尽职守，信念一致，为城濮一战称霸的运筹和胜出起了极大的作用。 战争影响 楚

之前，楚国的势力差不多已经蹂躏了整个中原，黄河下游的大国，如齐如宋都被楚所侵略，鲁、卫、郑、陈、蔡等国都已投降了楚人。一面狄兵也曾攻入王畿，逼得周天子蒙尘。……城濮一战，楚军败绩，南夷的势力即退出了中原，北狄的势力也渐渐衰微下去，于是华夏国家和文化的生命才能维持。 晋

晋国击破了弥漫中原荆楚入侵势力，压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使中原复呈安定之象。于是中原诸侯之逼于威势而附楚者，鲁、曹、卫、陈、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复回至中原集团，听从晋国之领导。后，晋国举办“践土之盟”。此次盟会,周襄命晋文公为 “侯伯 ”,并给了晋 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 ,纠逖王慝 ”的任务,晋拥有了 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权的 “尚方宝剑 ”。 战争结论 1、研究城濮之战的历史教训 ,有利于我们从历 史经验中正确看待当下国际竞争特别是中国 “和平崛 起 ”过程中“软实力”的问题。

2、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的对峙,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 化扩张摩擦融合的必然产物。 3、晋国 “一战而霸 ”。其关键就是把重点放在了自身 实力特别是 “软实力 ”的发展上。晋文公继位后不仅重 视经济 、军事的发展,而且特别注重 “文之教也”,教导人 民知义 、知信、知礼 。在物质上、精神上、制度上都做好了 称霸的准备 。所以, 正是晋文公的 “韬光养晦, 有所作 为 ”才奠定了 “政平民阜”的称霸基础 。 4、春秋时代大部分时间所谓霸权均赖晋国维持。梁惠 王向孟子所云 , “晋国天下莫强焉”,因为这一超级强国 的存在 ,遂能北面阻止狄人南侵,南面阻止楚人北上,西 面阻止秦人东进。随着当时中原华族与周边少数民族 的融合 ,以地理位置、文化程度、血缘关系三要素为区分 标准的 “华夷观 ”逐渐被以文化为区分标准的 “夷夏观” 取代。每当强大诸侯崛起 ,他们都力求摆脱自己的夷狄 身份获得诸夏认同 ( 如 :秦楚吴越 )或者向夷狄开战以服 人心( 如:齐晋 ),体现出当时的共同的 “文化认同 ”。可 见晋文公能赢得了周王室和其它中原诸国的支持 ,就是 利用了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晋国的胜利本质 上是文化的胜利。

41.孟子：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子居），战国时期邹城（今山东邹城市）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

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是位非常有抱负的政治家，在诸侯国合纵连横，战争不断时期，作为锐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趋势，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与孔子一样，他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孟子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

仁政学说：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的体现：第一、亲民。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用贤良。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第三、尊。

民本思想：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

易子而教：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法先王：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推崇尧舜之道。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荀子正是通过“法后王”来阐明自己进步的历史观。

哲学思想：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孟子》有三万五千多字，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42.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 1.天道自然的思想

2.“天行有常”的思想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 3.“天人相分”的思想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

4.“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化性起伪”的性恶论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论。 ①.“人之性恶”——一自然资质为性的性恶论。 ②.“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

③.“化性起伪”的性恶论的意义与目的。 性恶论的价值在于：（1）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从人的实然层面来看待人性。（2）强调后天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3）进而说明礼乐教化的价值与意义。 性恶论的在于：（1）从性恶出发，固然可说明礼乐教化之“伪”的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否认了人的道德先验性，圣人治礼作乐的“化性起伪”的教化行为就失去了坚实的存有论根据。

（2）把人的先天的自然本性等同于社会道德之恶，没有真实地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会性“恶性”之间具有人的意识的造作性。如此将使社会性的“恶行”具有自然存有论根基，以至于“恶”成为了价值的合理性行为。

（3）性恶论使人性的超越幅度丧失殆尽，人完全成为社会宗法等级的奴隶。

性恶论的目的：性恶，或性善，对儒家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价值仅仅在于如此的人性论奠基可以为现实社会的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 5.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

6.“明分使群”与古今、礼法之争

①.“明分使群”的社会（礼义）起源说 ②.“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虚壹而静”的认识论 ⑴.“天官薄类”和“心有征知”：立足于经验的认识发展阶段 ⑵.“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

⑶.“学至于行之而止”的知行观4.“制名以指实”的逻辑思想包括三方面的内容：a.“所以有名”，即制名的必要性：“明贵贱”、“辨同异”、统一思想，以维护社会的秩序。 b.“所缘以同异”，即名称同异的根据：“缘天官”，使同类同情者，共约其名以相期。 c.“制名之枢要”，即制名的原则：“同实同名”、“异实异名”、二者一致则用“共名”的原则，以及“约定俗成”、“稽实定数”的原则。 ③.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 对比孔孟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详情参考易中天教授《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制度的惩罚作用。

43.从人类体质学说明人类的发展序列从什么时候开始：能人（最初实现了与动物分界，体质形态完全形成）→直立人→智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