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翻译视阈下“他者”文化变形的原因探究
张万防,沈春华
(武汉轻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他者”,作为一个源自后殖民理论核心范畴的术语,也被引入翻译研究中来。在翻译实践中,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将东方视为“他者”,并以“自我”为坐标虚构、扭曲与丑化“他者”文化。西方强势文化以自己的言说方式,通过翻译,对东方文化加以蔑视,对边缘文化加以排斥,对“他者”文化加以压制。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他者”文化;变形;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40(2019)01-0044-04
一、“他者”概述:被扭曲的东方
就翻译而言,一般意义上的“他者”,可以理解为是相对于目的语文化而言的异域文化,通过对“他者”的翻译,达到促进目的语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此时,参照系不同,“他者”的所指也有所别———既可以用来指涉东方文化,也可以用来指代西方文化。而在后殖民语境下,“他者”则成为西方殖民者实现其文化帝国和文化霸权而刻意虚构并扭曲的东方文化形象。在西方中心化的过程中,“他者”被人为边缘化,同时被排斥在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之外,这里的“他者”,是一个特指的对象,指有别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东方文化,并不随参照物的变化而改变。
1813年,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他者”概念已经渗透到后现代、后殖民文化和知识构建中。作为后殖民理论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术语,“他者”在翻译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他者”,是西方意识形态下构建的东方。也就是说,西方是主体,东方是“他者”。东方的“他者”,在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中,被预设成了愚昧落后、野蛮无知的形象。在话语实践上,西方人通过翻译,将东方的“他者”丑化、扭曲,以达到欺骗国内读者、控制东方文化的目的。
本文将后殖民语境下的“他者”内涵进行延展,用来泛指与西方强势文化相对应的边缘文化或弱势文化。作为被东方主义者精心捏造出来的形象,“他者”已经被无情地撕裂成变形的碎片,成为他们混淆历史、掩盖殖民行为的合理托词。
二、“他者”变形的原因
赛义德的《东方学》一书,研究的并非东方本身,而是一种被西方人为地构建起来的东方学概念,它并非一种纯粹客观的学术话语,而是一种渗
Schleiermacher)首次将翻译理论和“他者”结合起来,提出了采取异化的翻译主张,从而突出“文化他者”的地位;而后,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人物赛义德(Said)在其经典的《东方学》著作中,对欧洲话语知识构建的东方“他者”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收稿日期:2018-09-26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湖北省教研项目“基于4c核心能力培养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写译工作坊教学模式探究”(项目编号:20173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武汉轻工大学2018年校立科研项目“后殖民主义翻译实践下中国文化自我表征的策略”(2018y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万防(1980—),男,硕士,武汉轻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沈春华(1971—),女,硕士,武汉轻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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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翻译视阈下“他者”文化变形的原因探究■■■■■■■■■■■■■■■■■■■■■■■■■■■■■■■■■■■■■■■■■■■■■■透着西方文化“偏见”的主观话语。一方面,西方人视东方为神秘美丽的地方,试图将之征服据为己有;另一方面,西方人又凭空将东方虚构成幼稚、懒惰、愚昧、无知的“他者”形象,借以显示其存在的优越感。
“他者”形象的产生,与翻译有很大的关系。
好、很巧,几乎也没人购买。杨宪益译《红楼梦》就是一例。”
从后殖民语境来看,自持文化优越感的东方主义者对东方文化充满傲慢与偏见,对“他者”充满鄙视与无视。西方近年来出现的“文化冲突论”,其实质就是“文化危机论”。2012美国单方面“喊停”孔子学院事件,就足以证明西方一些国家不愿接纳或言说别国的文明,以试图维护自己所谓的“文化纯洁性”,这也是西方文化霸权或文化抵制的具体体现。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翻译不再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而是一种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话语实践形式,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斗争的场所,成为西方通过文化产品的超剂量输出兜售其价值观的一种手法以及美化自我、丑化“他者”的政治手段。西方强势文化以自
己的言说方式,通过翻译,对东方文化加以蔑视,对边缘文化加以排斥,对“他者”文化加以压制。
(一)不愿言说
对“他者”文化的撕裂表现之一———东方主义者对自身文化极端自信,拒斥外来的文化作品,通过有意无意的抵制,试图隔断“他者”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汇流。
就目前的国际语言格局来看,英语作为强势语言依然是大部分翻译作品的译出语。第三世界作为西方人眼中“他者”的译出与译入的作品数量仍处于逆差。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在翻译文本数量的选择上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衡,使得“他者”在世界舞台上发声困难,也说明了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中心主义意识主导下的翻译过程中隐藏着文化殖民现象。
1919就中国文学的外译而言年,被译介到中国的西学书籍不下,据李伟统计,3000从1810-
而同一时期被译介到国外去的中国书籍却少得可种,23怜。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于2011年1月
年,日在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说我国每年从国外买版权大约七、八千种:“,近几外国买我们的版权最高的年份只有六百多种‘Lovell)文化逆差’”。英国新生代汉学家蓝诗玲,这就是注,尤其是政治经济方面曾说:“尽管近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多有关(Julia,但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不易接受“,这种情况至今依然。”侯国金也有类似的表述:状况汉典外译与中国翻译外文书籍完全不同,在特定情况下,就算是翻译得不对、,不好后一种、不巧,也几乎都会‘疯传’。反过来,前一种情况,却往往遭遇对方的推三阻四。就算翻译得很对、很(二)选择言说
对“他者”文化的撕裂表现之二———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当西方无法直接避开“他者”文化的时候,他们会以翻译的手段进行输入。此时,他们依然会用殖民者的心态,基于偏见或者憎恶,对“他者”文化进行选择性言说。
首先,体现在文本的选择上。东方主义者故意忽视“他者”有文艺美感的作品,常常以自我的标准来审视“他者”作品,肯定那些体现“他者”落后、原始的作品,否定那些与他们预设有偏差的大都是反映中国落后甚至愚昧的影片“他者”形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作品。因为这些,
作品符合霸权主义的价值期待,有利于验证他们对于弱势文化作出的预设性价值判断。”
其次,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翻译以强大的力量建构着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后殖民主义时期的东方主义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与文化价值取向,在文化翻译中多数会采取有利于本土化的策略。18世纪末,英国的东方主义者琼斯等翻译印度典籍时“‘而对某些堕落的东西却大做文章,删掉了很多对印度文化的称颂之辞,印度人再者’,都是一副懒懒散散,从而构建出的体现在读者接受上、逆来顺受的样子。东方的作品如想。”
受到外国读者的追捧,就必须满足西方人对东方人愚昧、封建、贫穷以及落后的心理预设。《天方18夜谭》(TalesfromtheThousandandOneNights)自
究其因世纪被译介到欧洲以来,是因为“这类文本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东方,在西方受到追捧。探文化的‘期待视野’和‘他者’想象———被格式化了的野蛮、荒诞和变态色情诱惑的阿拉伯形象”。莫言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HowardGoldblatt)坦言自己更多地是遵循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翻译“我看一个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喜欢,如果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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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葛浩文以‘市场’作为翻译中国文学的准则,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思想在发挥作用。”
(三)肆意言说
对“他者”文化的撕裂表现之三———为体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凸显“自我”,东方主义的译者在翻译“他者”作品时,往往在翻译策略上做足文章,肆意将“他者”进行“他者化”表征。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EdwardFitzGerald)对波斯诗人默·加亚谟审美特性。
(四)代为言说
对“他者”文化的撕裂表现之四———西方拥有话语权的一些知识分子喜欢为“他者”代言,或者故意让“他者”不在场,从而发生“理论与权力的共谋”。“斯皮瓦克还认识到,西方有些知识分子为非西方主体说话,表面上是支持者和同情者,实际上却剥夺了非西方主体的话语权利。”
通过分析格林的小说《问题的核心》(TheHeartofMatter)不难发现,当格林将殖民地的作品(Omar修改就是证明Khayyam)。
的《鲁拜集》(TheRubaiyat)随意西方无视“他者”文化的异质性,在翻译时常常采用归化的方法,以在更大程度上契合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视野。中国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的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把莫言获奖首先归功于译者。“翻译家葛浩文的名字迅速进入公众视野,而随之引起热议的,是他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特色鲜明的翻译方法‘——了葛浩文翻译的标签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这再一次证明’,这些策略俨然成—,文学译介活动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内容,西方和东方存在着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的差别,西方在对东方译介的过程中无法避免地会凸显出不平衡性,虽然葛浩文也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但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无意将东方置于“他者再如霍克斯”的地位。(Hawkes)翻译《红楼梦》中的一个
例子。
原文: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是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未必都这样巧呢。”
译文:“Godblessmysoul!”ZhouRui’swifeexclaimed,tience!很明显…”
“Youwouldcertainlyneedsomepa-,霍克斯将原文中的“阿弥陀佛”用归
化的策略译成“Godblessmysoul”,将原文中的释迦摩尼纂改为耶稣。这种肆意言说的译文虽取悦了译文的读者,强化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尊重“他者”的文化。
后殖民主义下的权力主体,肆意“用自己文化体系的观念来解释属于全然不同的文化体系的另一种文化。”出于某种目的,他们在翻译“他者”文化时,过度诠释异域文化的元素,淡化原作的文学46
引入自己的作品时,是以西方人的目光来注视殖民地的。事实上,该书中的“他者”是作者潜意识中西方主义作用下的主观性产物。在西方的诸多文学作品中“《他者”的形象来陪衬西方人的,所呈现出来的第三世界“自我,多数是作为现了典型的殖民话语书写问题的核心》继承了传统的英国殖民地意识”,格林小说,小说中对“他者”边缘,出化,给小说或多或少打上了殖民性的烙印。这种以写作的形式进行的文化殖民,与翻译带有性的政治手段并无二致。
三、拼贴“他者”文化之忌
抵制文化霸权和帝国主义侵蚀,重塑本土文化身份的过程,“他者”要力避消极的拼贴。
(一)一忌固步自封
综观世界文明发展史,每一种持久生存的文化都不是自足封闭的。固步自封、不从外来的异质文化中吸收养分,就会面临消亡的威胁。“如果一个民族抵制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仅仅是为了保持其文化的纯洁性,或者是幻想要恢复前殖民(pre-colonial)时期所谓纯洁、纯朴的神话,就只能导致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即便逃脱了被殖民的命运,最终会因为缺乏外来新鲜血液提供的养分,而自行衰朽枯萎,乃至灭亡。”
何况,“纯”对语言有什么好处?拒绝变化的拉丁语倒是“纯”了,但是,它呜呼哀哉了;清朝末年,面对西方全新的政治文化,清无意学习,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拒绝改革的清王朝最终无法避免走向灭亡的命运rovich述者之一金波特Nabokov)小说(Kinbote),《;纳博科夫微暗的火(其摆脱》Vladimir(PaleVladimi-“他者Fire”身份的)中叙方法,是试图建立一个摆脱现实秩序的乌托邦———影子王国。
以上事实证明,抵抗文化霸权、重塑文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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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忌文化自卑
后殖民时期,“他者”虽然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但由于在殖民地时期不同程度都受到过帝国主义的压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文化发展的阵痛或断裂,因而文化从其影响力上来说还是一种势单力薄的弱势文化,这也容易种正确的文化建构之路。
四、总结
总之,任何对“他者”异质语言和文化漠视、排斥、践踏和消融,或者说将“他者”文化按照自己的方式肆意言说从而使其符合自身的范畴的行为,都等同于将“他者”排斥在自我之外的一种文化暴力行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讲,使“他者”缺席的单向操作模式,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翻译。被置于复杂的权力关系网中,与权力政治亲密互动的“他者”,不能一味地被动挨打,而应该借助翻译使人产生一种文化自卑心理。
持文化自卑心态的人,视西方的价值体系为唯一范式,幻想试图通过全盘西化,或完全移植西方文化以彻底改造本民族的文化。这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现,不仅无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强大,也会因无视本民族所创造的文明而最终导致文化自残行为。
(三)三忌极度归化
“如果说西方运用极度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
翻译西方文本时他者”文化是一种文化霸权行为,为拼贴碎片、表征自我而极力归,那么“他者”在化异域文化,也同样是一种文化自负的不健康心态。正如勒维纳斯认为,“他者”具有不可被占有的性质“我”对世界的统一,因此“我”,渴这就是对望“杀”掉“他者”,以完成同样,试图以“他者”的身份““他者杀掉””的暴力行为西方的“自。
我”,翻译强势文化的时候试图用完全归化的策略消除边缘从而彰显身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这种翻译实践其实在本质上和文化帝国主义并无二致,因为这“在客观上传播了欧洲殖民者的结构体系,并在被殖家的内部复制殖民主义逻辑正确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在翻译实践中”,有时候并非就是”。
这无意间会沦为自我中心论和二元对立逻辑的一种颠倒的简单复制“。这种抗争的方式,并非一种健康自强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对方他者”译人要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互间交流融通”的思想之路。,扩大视,野,增进对自身以外其他主体的全面审视才是一
的空间,尝试运用各种方法,努力拼贴被殖民者撕裂的碎片,表征自我,重新构建其真实身份与他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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