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露出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比如：分化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行业垄断问题，工人下岗失业问题，城乡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医疗改革问题等。只有在认清问题、吸取教训的前提下，才能深化改革，有利于以后经济、政治等工作的展开。 一、贪污腐化，引发各种冲突

贪污是每个国家都会存在的问题，历史由来已久。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贪污问题越来越严重。2009年是件频发的一年，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贪污腐化，滋生了众多社会问题。件的对立双方往往是人民和或者是，这就说明人民对的做法感到不满，人民对感到失望，而这不满和失望的根源往往是贪污腐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利欲心被快速发展的经济所激发，面对物欲横流，立场不坚定的掌权者往往会做出贪污的事，并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整个社会对的信仰缺失。民众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说不相信，只能采取上访、聚集在一起等手段，这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出现众多假恶丑现象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劳动致富，致富光荣的观念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这就导致了很多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这几年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整体道德信仰的缺失。

三、城乡、东西部和社会各阶层的悬殊，激化了很多矛盾

差距不断拉大总有一天会演变成两极分化。封建社会里农民造反的例子不胜枚举了。在那时候，当差距到达顶点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甚至引起改朝换代。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中国目前的社会构成已经与封建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当家做主。那种封建社会的剥削方式不会回来，人民的政治以及文明意识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当然不会发生封建社会下才有的之类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中国的农民还是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都是社会的底层。

的悬殊激化了中国人的仇富心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仇富心理，加之悬殊，将会引起很大的社会问题。 据有关数据，中国还有9000万人达不到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标准。这应该足以引起社会的重视。说严重一点，在目前差距急剧拉大的背景下，农民越来越穷，这么多人就是社会不安的一颗定时。

四、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为了发展经济，人们往往忽略了环境的保护，导致了诸多问题，如沙尘暴、水污染、大气污染等。

五、科学认识并正确对待这些问题和矛盾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是在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出现的，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其次，我们要看到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都是属于内的，是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获得解决的。再次，我们还要看到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是前进中的、发展中产生的，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作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担负着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同任何伟大变革一样，这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问题。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可供参考的现成答案，要靠我们大胆地探索和试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困难和问题，有的是旧下积累和潜伏的，有的是新旧交替和摩擦产生的，也有的则可能是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带来工作失误而造成的。 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一定时期内手段和条件的成熟程度制约着我们对矛盾、困难和问题的解决程度。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任何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改革开放30年来所带来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3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没有人可以否定这一伟大的决策，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没人能否定。今年是建国6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我们在庆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在骄傲于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三十年来，我们出现过什么样的失误，以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严重的问题。只有在吸取教训，认清问题的前提下，才能深化改革，有利于以后经济、政治等工作的展开。

改革开放前，我们经过了三十年的奋斗，建立起了宏伟的基业，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必要的国际环境。这一时期，廉洁奉公，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不像现在，特别是今年，件频发，人民和的矛盾又加剧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带来了太多的社会问题。

一、政治改革缓慢，与经济改革现状明显不一致

十三大以后，本来时要按照既定的蓝图和规划来进行政治改革的，未料国内外发生了众多震惊世界的事件。当时有一种非常有害的倾向，就是要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错误道路上。当时党内高层和国家领导人对时局的估计，做出了政治改革的修改。从消除“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转向了完善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等。这样，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边缘化。与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构成尖锐的矛盾冲突。正是这种矛盾冲突的钳制，导致原有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集权和集权）更加严重，从而使经济改革难以不断深化，经济发展难以顺利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现象继续泛滥而难以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虽然在在重要文件和讲话中写写、说说，但总也不见实质性的行动。即使有一些改革举

措，也只是肤皮蹭痒，作些表面文章，实际上往往劳而无功，甚至还有负功。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改革在实质的核心的问题上，非但没有前进，反而有所倒退，滞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和突出，这就与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新闻改革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改革的只是新闻单位的内部管理、单位的组织形

式等，改革的只是和新闻单位的关系问题，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我们要的改革是言论和出版自由，而这一点，毫无疑问，的改革并没有做到，现在的新闻审查制度还是非常严格。胡适先生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做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却没有读新闻的自由，我们所接受的信息都是经过过滤的信息。

二、贪污腐化，引发各种冲突

贪污是每个国家都会存在的问题，历史由来已久。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贪污问

题越来越严重。2009年是件频发的一年，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贪污腐化，滋生了众多社会问题。件的对立双方往往是人民和或者是，这就说明人民对的做法感到不满，人民对感到失望，而这不满和失望的根源往往是贪污腐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利欲心被快速发展的经济所激发，面对物欲横流，立场不坚定的掌权者往往会做出贪污的事，并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整个社会对的信仰缺失。民众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说不相信，只能采取上访、聚集在一起等手段，这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出现了众多丑恶现象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劳动致富，致富光荣的观念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这就导致了很多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这几年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整体道德信仰的缺失。

四、城乡、东西部和社会各阶层的悬殊，激化了很多问题

差距不断拉大总有一天会演变成两极分化。封建社会里农民造反的例子不胜枚举了。在那时候，当差距到达顶点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甚至引起改朝换代。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中国目前的社会构成已经与封建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当家做主。那种封建社会的剥削方式不会回来，人民的政治以及文明意识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当然不会发生封建社会下才有的之类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中国的农民还是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都是社会的底层。

的悬殊激化了中国人的仇富心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仇富心理，加之悬殊，将会引起很大的社会问题。

据有关数据，中国还有9000万人达不到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标准。这应该足以引起社会的重视。说严重一点，在目前差距急剧拉大的背景下，农民越来越穷，这么多人就是社会不安的一颗定时。

五、经济发展的同时，付出了污染环境的高昂代价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为了发展经济，人们往往忽略了环境的保护，导致了诸多问题，如沙尘暴、水污染、大气污染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并且在改革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要在总结以往成就经验的同时，放眼未来，挑出毛病，为改革开放的深入提供指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经济建设成就和问题

—社会和谐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和小康目标实现程度— 朱庆芳

摘要：本文根据和谐社会理念，选择了有代表性的38个重要指标，建立了能反映社会和谐度的指标体系，它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六个子系统。本文运用了30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3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和问题。 关键词：社会和谐度评价、建设成就、社会问题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重大转折，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高速增长，社会结构得到优化，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都有明显提高，社会基本稳定。本文将运用指标体系和翔实的统计数字，对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进行描述和分析。 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 （一） 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4953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14.9倍，29年年均递增9.8%，比改革前的26年平均递增6.1%快了3.7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8%上升至2007年的6.0%。由世界总量的位次从第十位上升至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偏下收入的行列。

开放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1978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只有355亿元，2007年发展至166740亿元（折21939亿美元），增长469倍，占GDP的比例由9.7%上升至66.8%，中国的贸易伙伴已达220多个。出口占GDP的比重达37.5%，进出口的商品结构得到优化，出口中初级产品比重由1980年的50%降为5%，进口商品中由34.8%降为25.4%。由于连年贸易顺差和利用外资的快速增长等因素，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5282亿美元。

（二）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济运行机制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以来物资短缺问题，不仅生产资料靠计划分配，生活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也很低。从1954年实行粮票制到20世纪70年代，全国凭票证供应的商品达77种，有的地方多达近百种。1978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才允许将剩余产品向市场买卖，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农民生活消费品中商品性比例由过去的41%上升至86%。城乡许多商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求平衡和供过于求，从1993年起，已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所有供应票证。商品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国家宏观下的市场调节机制已基本形成。

劳动力快速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三十年来，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重视社会服务业的发展，以适应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和居民的需求，加快了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1978年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只有40万人，2007年上升至24917万人，比1978年提高了4.1倍，年均递增5.8%，

1

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占从业人员总人数的比例由12.2%提高到32.4%。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也由23.9%提高到40.4%。2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递增率为10.8%。 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公有制向以的公有制为以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结构转化。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提出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针，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变化最大的是个体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15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750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从0.04%上升到16.6%，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从18.5%降为8.3%，城镇集体单位和乡镇企业从从业人员从12.1%上升到26.9%，三资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从无到有，2007年已占6.1%，农民从生产队社员转变为家庭承包制农民，比例由69.3%降为42.2%。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不仅繁荣了市场经济，而且减轻了就业压力。 （三）人口素质快速提高

随着科教事业的发展，中国人口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29年中人口素质指数增长了5.5倍，年均递增6.7%，是各类指数增长最快的，全国16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07年的8.4年，初中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25%提高到2007年的56.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每万人口大学生在校生由8.9人提高至143人，增长了15倍，每万职工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增长了3.9倍。

计划生育取得很大成绩。人口再生产类型由过去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降至2007年的5.2‰，计划生育以来共少生了四亿多人，不仅大大缓解了人口和劳动就业压力，也简接提高了人口素质。 （四）生活质量从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

1978-2007年，城乡人均收入水平，29年均递增7.1%和7.2%，居民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增至2007年的7081元，实际增长了7.2倍，年均递增7.5%，比改革前26年2.2%的年均递增率快了5.3个百分点。同期，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整体上，由65.9%降至40%，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城乡居的居住面积有了较大改善，住房质量大有提高。居民生活的现代化、电气化程度逐步提高，综合体现在人均生活用电量有较大提高，从1978年的16.4度提高到2007年的275度，增长了16倍；电话和移动电话已基本普及；上彩电、洗衣机、冰箱在城镇已基本普及，电脑、摄像机、家用汽车等现代化工具已进入较富裕家庭。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用于文教用品及服务支出的比重均有明显提高，农村由1980年的5.1%上升至9.5%，城镇由1981年8.4%上升至13.3%，此外，在食品支出的构成凸显了营养和健康的需求，医疗保健费和外出旅游费增速和比重也有较大提高。 （五）2007年小康目标实现程度

根据24个主要指标组成小康指标体系，用加权综合指数法计算的结果是：2007年中国全民小康社会 2

建设已实现 2020年目标的60%，其中，社会经济发展子系统实现.7%，生活质量和环保子系统实现56.8%，社会稳定子系统只实现55.6%。不过，未来十几年中，只要生活质量子系统及社会稳定子系统的小康目标年均实现进度分别达到4.4%和4.6%，社会经济发展子系统的实现进度达到3.4%，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目标是没有问题的。从近十年来这些子系统的小康目标实现进度达到了年均5.9%、11.2%等情况看，这些实现小康进度目标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详见附表1）。

从主要指标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计比重、城镇化比重及社会总支出比重，2007年均已实现目标65-75%左右，今后13年为达到目标的年均递增速度是2.3-3.4%，考虑到近七年年均递增在2.4-3.1%，这些要求大致是可以实现的。在人均GDP指标上，若按党的十七大提出的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目标计算，2020年时的人均GDP应达到31400元，2007

年实现人均GDP134元，达到目标值的60%；根据近7年的递增速度，这一目标可提前六年实现；若按年均递增6.5%的速度计算，到2020年人均GDP可达到42600元，折合美元为6870美元，高于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值。

生活质量及环保子系统指标值在近七年年均递增达11%，而为实现2020年目标所需进度为年均递增4.4%。其中，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3786元和4140元，比2000年增长96%和52%，年均递增10.1%和6.2%，而为实现2020年目标均所需进度为年均递增6.2%的速度，城镇一定能超过，农村如能认真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实现农民收入翻番这个目标也是可以期待的。

环境投资占GDP比重、人均生活用电量要达到目标，未来需要年均递增9%和8%，人均生活用电量目标根据近七年的递增速度看是有可能达到的，但环境投资占GDP比重差距较大，而且目前环境质量较差，2007年环境质量指数只有69.4%，实现小康目标并非易事。环境质量的提高，牵涉到江河湖泊水质的改善，大气质量的改善需遏制沙尘暴，改善生态环境将是长期的艰巨任务，工程浩大，需巨额投资，其占GDP的比例要达到4%的目标，难度较大。要求各级决策层改变观念、改变经营方式，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 二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显著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但在发展中也有不协调之处。根据国际社会发展经验，在转轨和社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是制度创新与冲突并存，是各阶层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的特殊时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社会不和谐及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下面用指标体系对这一时期产生的主要社会问题加以剖析。 （一）社会发展总支出占GDP总量的比例偏低

社会发展总支出是指国家用于文教科卫、社会保障、福利等支出，实际是有关民生的支出，直接影响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是增强居民生活安全感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2007年 3

中国社会发展总支出共计32500亿元，占GDP的13%，人均2466元。其中，社会保障、福利支出为17800亿元，占GDP的7.1%，人均1350元；社会文教科卫支出14700亿元，占GDP的5.9%，人均1115元。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社会发展总支出明显偏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三项支出合计占GDP的比例，中国只占10%左右，低于美国、法国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等国20%左右的比例。

2007年预算内教育经费估计为7000亿元左右，仅占GDP2.8%。这不仅低于世界平均4.8%和发达国家平均7%左右的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4%左右的水平。教育经费在城乡间、地区间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造成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不高，文盲率仍达10%左右。

卫生经费的投入也较少。2007年卫生事业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只有2700亿元，只占GDP的1.1%，人均仅205元。医疗资源的分配在城乡间也严重不公平，约有80%集中在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医疗改革难度较大，改革进度慢，看病贵、看病难仍是居民的后顾之忧，目前仍有一半左右的城市人口，80%左右的农村人口无医疗保障。 文化经费投入更少，2007年用于文化、体育、广播、出版、文娱的事业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只有2370亿元，占GDP的0.9%，人均180元。文化事业发展滞后，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2007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为3710亿元，占GDP1.5%，此比例低于国际水平，影响了科研水平的提高，发明创造少且质量不高。

2007年国家和企业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为17800亿元，占GDP7.1%，主要用于城

镇单位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农民和进城的农民工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很少。中国社会保障覆盖率仅为33.4%，其中城镇覆盖率为62%，农村只有11%，大部分农民生活缺乏安全感。企业的离退休人员保障水平较低，尤其是退休较早退休的人员退休费过低。 （二）居民消费率偏低并呈下降趋势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率过低。按可比价格计算，29年来，居民消费水平年均递增7.5%，低于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8.6%的速度。居民消费率从1978年的48.7%降为2007年的35.4%，已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世界各国消费率为60%~80%之间，高于中国20~40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协调造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固定资产投资率（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9.8%上升至2007年的52.2%，但投资效益下降，每百元投资的新增GDP（即投资效果系数），由1978年的53.0%降为30.3%，降低了43%。其次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增长慢，尤其是农民和农民工收入偏低。据调查，约有80%的中低收入者对消费有较大需求而购买力较弱，消费能力最低的贫困人口居高不下，贫困率高达6%，消费能力较强的高收入者只占总人口的10%左右，比例偏低。第三是当前中低收入者承受教育、医疗、住房三项支出的巨大压力。2007年， 4

三项支出约占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1/4和1/3左右，因此居民不敢大胆消费而增加了储蓄。 （三）各种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1．差距呈扩大趋势

差距是各种收入差距的综合反映。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住户调查，20%的高收入与20%低收入的比较，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为6.5倍，比1978年的2.7倍扩大了3.8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的水平，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近1倍，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

2．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近年来，由于农民收入增幅低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2.57倍，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以后逐年扩大，2007年已扩大至3.33倍。由于农民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而城镇单位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享受社会保障、各种福利和补贴，因此，城乡收入实际差距应为6倍左右。随着农村改革加快，农民收入翻番，城乡收入差距今后将有可能缩小。 3．行业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由于缺乏有效机制，垄断行业及一些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水平增速过快，导致行业差距不断扩大。2007年，证券业的年人均工资最高，达14.30万元，比上年增长65%，其次是其他金融活动和软件业，达6.96万元和6.22万元；最低的是畜牧业、农业职工，分别仅为9521元和9861元。最高与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为15倍，比上年的7.8倍扩大了7.2倍，如果计入高收入行业的灰色收入，则行业收入差距更大。 4．地区收入差距扩大

虽然近几年对开发西部加大了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2007年全国人均GDP已达134元，东部人均GDP为32283元，西部为13212元，东部人均GDP是西部的2.4倍，比1991年的1.9倍扩大了0.5倍。在全国各省、市、区中，上海人均GDP最高，达到66367元；不考虑直辖市，则在省区中浙江省人均GDP最高，为37411元，贵州最低，为6915元，两省人均GDP之比，由1991年的2.7倍扩大为5.4倍。

分省市看，2007年，用30多个指标综合评分结果，居前十位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辽宁、广东、吉林、山东、湖北;居后的省区大多是中西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的排

序基本相同。从主要指标分析，居前的地区经济社会结构合理，经济效益和人口素质较高，得分较高，但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相对居后。而居后的地区则相反，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相对落后，如果社会经济与社会稳定能协调发展，就能使综合指数总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为负增长，影响社会和谐 5

社会秩序指数由警力、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按逆指标计算，2007年比1978年，社会秩序指数下降了26.7%，年均递减1.2%，其中刑事案件立案率、治安案件查处率、贪污贿赂受案率都有较大上升，安全事故死亡率近几年虽有下降，但比1978年还是提高的，所以五项指标除警力外，按逆指标计算都是负增长；社会稳定指数由物价指数、失业率、社会保障覆盖面、贫困率、差距、城乡差距等六项指标组成，其中居民消费物价指数，29年上涨了3.9倍，货币贬值了近80%，年均递减5.4%，六项指标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0.4%。

以上两类指数，均呈现负增长，二者互相影响和制约，社会稳定指数下降会影响社会秩序指数下降，它们又直接影响了经济社会综合指数的增长。1979年~2007年，经济社会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5.8%，若包括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有关指标综合计算，则年均递增只有4.7%。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影响经济社会综合指数1.1个百分点，影响度为19%，这充分反映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协调发展。（详见附表2） （五）环境与资源状况依然严峻

据国家统计局计算，2007年环境质量综合指数2007年为69.4%，比2000年增长20.1%。其中，城市空气达标率增长28.5%、地表水达标率、国土绿化达标率增长11.5%和10%；以地面水达标率较低，增长慢，2007年达标率仅为47.9%，其中湖泊水质达标率仅为36%，仍低于2000年的水平。全国有18%的土地已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有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有40%的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放，40%的城市人口呼吸着污染的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危害引发的群体事件持续增长，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纠纷达数万起。 总的来看，虽然国家已重视了环保和加强了对污染的治理，但中国自然生态系统仍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当前人与环境、人与资源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中国生态环境在国际上也处于落后状态，据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用水污染、废水废物处理率、森林覆盖面等十项指标计算，2004年中国的生态现代化指数为42%，仅居世界118个国家的第84位。 三、几点对策建议

（一）提高社会发展总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从当前中国国情和经济实力看，已具备了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社会保障支出应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国家应充分重视发展科教文卫和社会福利事业，并将其作为硬指标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建议到2020年，社会发展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的13%提高到20%左右，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2.8%提高到5.5%左右，社会保障覆盖面 6

从目前的33.4%提高到60%。以上三项指标也是实现小康的目标，2007年仅实现65.0%、50.9%、55.7%，今后13年，这三项指标最终达到小康目标，所需要的年均递增速度分别为3.4%、5.3%、4.6%。

（二）调整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着力提高消费率

通过宏观，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矛盾，使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转向以消费拉动为主导。当前，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靠出口的外需将会减少，但中国的优势是经济不发达，存在着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能力，尤其是广大农村消费潜力很大。

当前要充分发挥财政促进消费的作用，如可以增发国债、放松银根、降低锁定在央行的准备金率，运用外汇储备等，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拉动内需，可用于民生的各个方面，如教育、医疗、社保、经济适用房、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支持农村建设等，既能快速拉动经济发展，又改善了民生问题。中国制造业产能已过剩，要压缩投资，防止重复和盲目建设，更要防止“形象工程”的建设，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力争在近期内扭转居民消费增长慢于GDP增长的趋势，到2020年将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 （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制度建设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一是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整工资和福利，在城乡有条件的地区普遍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保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和享有医疗、基础教育等权利。二是要从战略上调整城乡关系。在财税上，要继续向农村倾斜，并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要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保障其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使他们融入城镇。只有减少农业和农民的比重，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城乡差距才有望逐步缩小。三是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用税收、价格和加强制度建设，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建立较完善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四）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比例，从目前占GDP的1.3%提高至4%以上，至少使环保投入能补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强化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为避免短期行为对环境造成破坏，对禁止开发的生态区，允许一些地区GDP零增长或负增长。

附表1 2020年小康社会目标及2007年实现程度（见《社会蓝皮书：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246页）

附表2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谐度指标体系综合评价（1978-2007）（见《社会蓝皮书：2009年中国社会形

对新时期改革开放问题的若干思考

2006-04-10 20:2:23 21CN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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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罗力

刚才一些同志的发言给了我一些启发。我想概括地谈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现在提出的所谓“反对新自由主义”，这又是一次“沉渣泛起”，又是一次左的思想意识形态出来干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思想上的激烈交锋。每个时期，正确的思想路线都要与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路线进行斗争。尤其是左的思潮，打着维护党和社会主义根本路线的大旗，因此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而且改革开放每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都会有左的思潮出来泛滥和阻碍。当人们冲破

原有的左的思潮，推动改革开放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左的思想又会出来阻碍。

现在,中国又进入了改革开放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去年发生的“郎顾之争”,挑起了有关国企产权改革的一场大论战。这次论战产生了以往不曾有的一个新特点，那就是大量网民通过网络参与了这场大论战。以前思想交锋和理论争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决策层面或者是理论界，一般的老百姓不了解、不关心也不参与。这次网民们的广泛参与，就给这场论战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那就是对某种观点似乎形成了一种社会公众的广泛呼应。我觉得对此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承认。例如在“郎顾之争”中，大多数网民都赞成郎咸平的观点，对不同意郎咸平观点的人痛批痛骂，甚至人身攻击。要看到，普通的老百姓与决策层及理论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总是从自身利益和相当局限的观察中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很难形成全局性的、长远的、有深度分析的思想和看法，而且也很容易受到一些偏激观点的挑动。这些对于老百姓来说，当然都无可非议，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对于决策层和理论界来说，则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清醒的头脑，正如毛所说，要做群众的先导，而不能成为群众的尾巴。总之，中国的改革进展到每个阶段都会有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但是不管怎么争论，改革和开放是一定要往前走的。

第二个观点，这么多年大家一直都在讲改革，但是现在说来说去好象已经没有多少新的东西了，我们是否能换一个新思路来考虑问题。

我提出的所谓“新思路”，那就是要把“改革”与“开放”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思考，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形势，来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应当解决的问题。不能只谈改革，不讲开放，这是我的一个最深切的体会。我多次讲过，“开放”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的作用绝不比“改革”低。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改革中的难题、重点问题，如国企改革的问题、改革的问题、金融改革的问题、投融资改革的问题等等，实际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作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了，开始采取措施解决了，但是讲了20年，也做了20年，现在这些问题解决了吗？我看基本上没有解决，或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破题，还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但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还在大发展，社会还在大进步？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为什么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现在很多人将此称为“中国经济之谜”，因为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现象了，国外不少人认为，按照中国社会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的严重性，经济早就应该崩溃了，至少会陷入很大的困境。但是现实是，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崩溃，没有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而且还在迅猛发展。

我认为，要解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中国20多年来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不但没有被自身存在的问题所束缚和，相反争取到了更多的发展资源、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从而导致了我们经济的大发展、国家的大发展和社会的大发展。

我认为，当前在我国的开放方面，在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也出现了一股倒退的思潮。很多人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言论，总体上的意思是，中国人在引进外资方面并没有占到多大好处，外国人把主要的利益都拿走了，我们只挣了一点加工费，我们吃亏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有可能变成依赖外国的经济，会对造成威胁。

这些观点虽然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但在总体上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只讲一些重要的事实，比如家电生产，上世纪80年代我们引进的大都是日本、韩国的生产线，从表面看，确实是外国人把主要的利益都拿走了，我们好像吃亏了。但是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的家电产品不但基本上占领了国内绝大部分市场，把许多外国商品都赶出去了；而且还走出国门，开始占领国际市场，开始在国际市场上与国外那些名牌产品展开竞争。很显然，如果没有早期的引进外资来生产家电产品，我国的家电产业完全靠走自己的路，绝不可能出现今天这个局面。另一方面，在家电产业引进外资并没有给我们的根本经济利益带来损害，并没有使我们的经济依赖外国，相反的是通过引进资金，也引进了技术、引进了管理、引进了现代生产和现代市场营销的理念、引进了学习和创新，从而大大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这不是理论给我们的解释，而是事实给我们的答案。我这里只举了家电产业的例子，实际上这种现象在我国众多产业都普遍存在，甚至从对整个经济运行各个层面来说都是如此。因此从中国经济总体上说，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利是远远大于弊的。我们付出的是暂时的和短期的利益，这是我们前进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我们得到的是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是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是中国整体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大幅提升。

还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接近“拉美化”的边缘，已经出现了过度依赖外资的危险。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实际上我们与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搞的引进外资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是“出口导向”，他们是“进口替代”；我们是在生产领域引进外资，他们是在消费领域引进外资；我们引进外资是旨在利用外资来提升自己的能力，他们引进外资是旨在依赖外资解决本国经济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往往被人们忽略。引进外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20多年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就业问题。我曾经撰文指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已经有一两亿农民脱离了土地和农村，进入了城市和工厂。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在这些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中，至少有60－70％都在外资（包括港台加工贸易企业）和为外资配套服务的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中工作，很多江浙的民营经济、广东的民营经济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外资配套的。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这可以说是引进外资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要走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如果没有大量的就业岗位来吸收他们，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不但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而且还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不稳定因素，造成整个社会基础的巨大破坏和断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在这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企是不断萎缩的，而民营经济又不可能那么迅速地成长起来，因此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港台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大量使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才为我国新增就业人口解决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引进和利用外资的这个重要的好处是我们绝对不能小视的。我还曾指出，大量内地的农民工进入东部沿海地区外资和民营企业打工，客观上也为解决差距和地区差距带来了一定好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方面的社会矛盾。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引进外资促进了我国的社会进步，促进了我国民主法制社会的不断形成和完善，促进了我国各级的转型，促进了我国劳动素质的普遍提高、管理水平的普遍提高、生产和经营技能的普遍提高，也促进了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大。因此可以说，它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层次的、长远的、巨大的影响，这远远不是我们只拿了点工缴费的好处所能衡量的。

吴晓灵同志认为，我们现在采取和推行的很多改革措施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力倒逼的。我很赞成这个观点，我认为现在倒逼中国改革的有两股力量，一个是地方的自下而上的要求改革的力量，再一个是引进外资所带来的要求进一步开放、进一步改善软硬投资环境的力量。这两股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政治改革、的转型、法制建设、民主社会进程等等。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就是体现在不断的倒逼所引致的进步上，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个观点，现在有一股很不好的思潮，我把它叫做“妖魔化地方领导”。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诉求，对改革的诉求，对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诉求，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巨大内在推动力。我觉得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抹煞的事实。我曾经撰文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形成大气候的真正的转折点是1992年南巡。它有两大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把开放和引进外资从局部地区一下子推广到全国；第二个作用是由于把深圳经济特区以及其他开放地区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对各地形成了极大的启示和示范作用。各地方都看到了这些开放地区通过敢闯敢干，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引进外资，经济大大地发展起来了，社会生活各方面也大大发展起来了，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地方的财政实力和运作空间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因而极大地释放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热潮，从而把中国经济发展推上了一个空前快速增长的快车道。尽管后来这些地方为自己局部地区的发展而竭尽全力地上项目上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引致全局的经济过热和宏观失控，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泡沫，而且也适时地正确地采取了宏观措施，严格控制资金、项目和土地，使经济得以平稳健康地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小平九二南巡后所掀起的遍及全国的地方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热潮，是中国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程度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当然，现在许多对地方的批评中所指出的各种不正之风、各种不良现象和问题确实是大量存在的，在有些地方也是很严重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我相信，中国大多数的地方及其领导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对地方及其领导的投资冲动和发展冲动，也不能完全用“政绩工程”来诠释。一方面地方领导确实有“政绩”的驱动，这也是很正常的，谁为官一任不希望自己做得出色，能够得到上级的赏识和重视呢？但是另一方面他还有两个压力，一个是周围省区、周边地区快速发展对他形成的压力，另外一个是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老百姓对他的压力。他必须好好干，必须大干快上，否则他所领导的这个地方就要落后了，老百姓对他就会不满意了。所以我们也要正确理解他们的“冲动”，不仅是为个人“评功摆好”的利益和愿望的驱动，更多的是来自下面和左邻右舍的压力。

还有一个方面也值得注意，就是地方的“政绩”冲动往往也是上面造成的。“上有好之，下必趋之”。关键是上面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地方及其领导的政绩和功过。过去主要是用GDP，那他们当然要追求上项目，追求扩张生产，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置由此引起的许多社会负效应而不顾。现在上面衡量的标准变了，是“和谐社会”，是“五个统筹”，是“绿色GDP”，那当然对地方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地方领导所表现出来的“政绩”冲动也与以前不一样了。总之不能出了问题，就把板子全打在地方身上，这肯定是不对的。

客观辩证地说，中国20多年的发展靠的是两个积极性，既有的积极性，又有

地方的积极性，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要大力鼓励和推动地方继续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正确适时地采取宏观措施，引导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克服不良倾向。我认为现在的大政方针就是如此，例如振兴东北、开发西部、中部崛起的战略，就是在推动和鼓励地方发展；另一方面采取宏观措施，就是防止地方过度发展中所引致的宏观失控和局部过热。但是，采取宏观措施，并不等于要收权，要集权，要打压地方的积极性。从改革的根本方向上说，应当是逐步对地方放权，地方逐步对社会中介组织放权，这个放权的过程，就是转型的过程。因此尽管现在主要采取宏观，但是地方的积极性一定要保护，对地方的发展要求一定要做合理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妖魔化”，不能一说经济过热了，宏观失控了，就说地方都是错的了。

第四个观点，还要继续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搞经济特区的。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现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搞经济特区，由于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原有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保税区的概念，现在很多国家也都这样采取了类似我国建立特区的方法，就是划定某一个地区，实行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让它在某一个目标上发展，从而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好处。作为中国来讲，经济特区是我们发明创造的，不应当我们自己反而不坚持了，取消了。

有人非常狭隘地理解经济特区的作用，认为现在全国普遍开放了，因此特区的作用已经消失了。甚至还有不少人把特区看作是寻租的产物，完全从负面来理解特区的地位和作用。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经济特区的作用并没有消失，关键是看我们还要不要用它。因为它的最大作用，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窗口”和“实验地”的作用。现在我们入世也好，政治改革也好，法制建设也好，与国际惯例接轨也好，都要在上、上出台许多新的东西，做出很多重大决策和改变，这些东西不可能在全国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上一下子推出，搞不好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震荡甚至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因此一定还要继续做“实验”，要拿到一个小的地方去做实验，去与原有的东西、原有的制度接轨，在这个过程中，找出一个合适的方式，既符合我们的社会基础和政体基础，又符合新的改革方向和要求，符合国际规则和法制要求。实验好了，然后再拿到全国其他地区去推广，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改革开放的效率，避免由于考虑不周和措施不当所引发的风险，从而保证我国能够健康、有序、平稳、良性地持续发展。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后还需要做“实验”，还应该做“实验”，还需要保持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实验地”。我们改革开放20年，搞经济特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我们不应该放弃。

第五个观点，用现代技术手段，用电子化的手段，尽量减少的空间。这一点总理也讲过。相对于其他改革措施和反措施来说，这是相对比较容易地做到的。例如在招投标、审批、执法等方面，现代电子技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操作平台和空间，可以大大增加工作的规范性，减少随意性；大大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减少暗箱操作的空间。如果今后在工作的流程上，在的运行机制上，很明确和完善地规定哪些事情必须是要通过电脑进行的，那么它本身就是需要规范，需要透明的。尽管这种措施不是治本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但它对于的转型，对于减少的空间，对于减少暗箱操作的空间，对于加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都还是有很大的好处。关键是它是可以比较快地做到的，是相对比较容易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