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性格胡兰成心理传记学研究

胡兰成为普罗大众所知，一是因为他的“汉奸”身份，二是因他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张爱玲的前夫；学界对其的定义，则加了“文学家”、“思想家”的称号。然而，“汉奸”、“张爱玲前夫”、“文学家”、“思想家”的标签实际上均不足以尽述其人，他的真实面貌复杂多样，冥晦不彰。我曾认为，对胡兰成这样一个被定义为“汉奸”的人，人们肯定都是持批判态度的。然而，在翻阅各类研究资料时，发现不同的人对其有截然不同的评断，他是一个毁誉均有、褒贬不一的人。有人说他是“一名政治上无大义可言,思想上无原则可说,生活上无道德可讲的无聊文人”（钱定平，2004），有人说“（胡兰成）这人很有才华，不仅有文学才华，对政治、社会都有独到见解”（慕容羽军，1996）；有人说“胡兰成是百年来谈中国文化最到位的人之一”（薛仁明，2014）；有人则认为他“凡举政治、文化、学术、思想、异性，无不亵玩，也无一当真”，皆出于“流氓本性”（王化桥，2013）。有人总括其人——“胡兰成乃一颇为难概括的人物，贬之者称其为狠毒心肠的汉奸、浮花浪蕊的负心汉、沾沾自喜的无良文人；誉之者则捧其为第一才子、体露金凤的禅者、日本的小泉八云……无行的荡子、失意的策士、惨败的政客、拒不悔罪的叛国者、四处藏匿的亡命客，不被承认的‘新儒家’，引领风潮的文学教父，日本人心中的‘大人’，身家性命托于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者……诸般人生角色，重重叠加，变幻迷离”（王语行，2016），其人之复杂莫测由此可见一斑。最初，我因为偶然机会读到胡兰成自传《今生今世》，惊异于他的文学才华和独特人生，便生发了研究他的初心。在对其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此人纷繁多样的人生角色、人们对其评价的矛盾不一以及其著作中自我叙述的真假难辨真正吸引了我进入他的世界。胡兰成其人显然是难懂的，按照陈丹青的说法，甚至是个“不宜讨论的人”（陈丹青，2015），然而，“无限风光在险峰”，我欲深入到一个复杂难言的人的生命中，凭微薄之力诠释他独特的生命故事，尽力还原一个更客观更立体的历史人物；希冀通过对一个谜团一样的生命的剖析，得以对人的性格、对人性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在探究的过程中，我发现胡兰成之所以冥晦难辨，之所以众人对其评价不一，

4主要源于其矛盾两面的性格。他的性格特征呈现出了显而易见的矛盾冲突，人们常见的截然相反的性格特点居然赫然地同时出现在他身上，他集比如“背叛”与“忠贞”、“自卑”与“自傲”、“深情”与“无情”……的性格特征于一身，他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我知任何人的性格都有矛盾的一面，然而如胡兰成这般矛盾得如此昭然明显的并不常见，而且他似乎刻意养就自身言行的混沌和错乱，意欲以这种辨不出棱角的性情来处世做人，这更增加了我一探究竟的欲望。

在胡兰成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中，我得益于弗洛姆的心理学主张。弗罗姆认为人类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矛盾对人的性格有塑造作用（Fromm，1969）。这一观念让我开始思索：是否现实的矛盾不仅塑造这人的性格，而且也对于人的性格中的矛盾性有作用？胡兰成的矛盾性格是否也与他的生存矛盾有关？在尚未解决此疑惑时，又有幸读到了弗洛姆在对弗洛伊德矛盾性格分析文章。弗罗姆指出弗洛伊德性格极具矛盾性，且这跟他遭遇的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密不可分（郭永玉，1999）。我在阅读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的过程中，发现其在处理生活中的冲突遭遇时，也处处存在着不可调节矛盾。所以我试图从弗罗姆的性格理论和他对弗洛伊德矛盾性格研究案例出发，来诠释胡兰成的矛盾性格的表现和性格的形成原因。弗罗姆关于人的存在矛盾以及存在矛盾的几个层面，比如人与真实的自我、人与他人的情感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理论，促成了本文探讨胡兰成的矛盾性格的逻辑架构。而胡兰成性格形成原因的探究，则是受了他对弗洛伊德性格分析的启发。

2、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2.1文献综述2.1.1

胡兰成传略

胡兰成（1906-1981）浙江绍兴嵊县人，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人物。著有《山河岁月》、《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中国的礼乐风景》等，文艺成就颇高；抗战时期出任汪精卫宣传部副，长期担任汪精卫代言人；他还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近年来因“胡张恋”而广为人知。

5胡兰成于1906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嵊县下北乡胡村，父胡秀铭，母吴菊花，兄弟姐妹七人，排行第六。胡家境贫寒，父母供养多子女甚是吃力，但胡因聪慧，读书并未因此落下。他7岁入学，学业优异，表现出较好的学习天赋。12岁认上虞县俞氏作义父，由义父供养读书。13岁考进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14岁进绍兴第五中学，15岁考入杭州市惠兰中学，至此人生平淡无奇，与普通乡村孩子无异。18岁时因编辑校刊得罪教务主任方同源，被开除离校，叛逆的苗头崭露。

被开除后闲居在家，19岁，不幸父亡。20岁，与第一任妻子唐玉凤结婚，婚后在胡村小学教书。野心颇大的胡兰成不甘以一个小教员的身份终老，不久便他离开胡村去到杭州邮政局做邮务生，仅三个月后，又因不满邮局的“无情义”和西化的组织制度与发生冲突被开除。1926年8月至1933年9月，胡来往多地，求职多处，经历波折，其颠沛流离的一生在此时就已预示端倪。期间寄食斯家，斯家人以礼相待，后却因与斯家女儿暧昧被迫离开。1932年，发妻玉凤病故，家中愈发七零八落。两个月后，他前往广西南宁，在广西一中教。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著有散文集《西江上》，借文章抒发了自己窘困的境况和奋发有为的志向。后转至百色第五中学教书，与第二任妻子全慧文结合。1935年，转至柳州四中教书两年，因突出的文笔和不俗的见识，被国民军第七军长廖磊聘为兼办《柳州日报》，鼓吹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的气运结合，开始涉足政治。

两广兵变后，胡兰成被国民军第四集团军监禁，遭遇人生的第一场牢狱之灾，年初写信给白崇禧，被释。回到胡村，写文章谈论中国手工业和关税数字，刊于《中华日报》，且被日本译载，开始在日本人中间产生影响。4月，被汪系《中华日报》聘为主笔，卢沟桥事变后，转入做日报编辑，以研究国际局势为主业，发表了多篇影响甚大的社论。胡凭借文章才华，名声日噪。不久，汪注意到他，陈璧君劝说他加入了汪派。胡难抵白衣卿相的入世之心，成了政治投机分子，做了汪精卫的策士与幕僚。他以《南华日报》为阵地，为汪精卫集团作造势，迅速蹿升，一跃成汪集团的在的理论代言人。1938年8月，当选为“执行委员”（候补），9月，担任“党报”《中华日报》的主笔和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前后四年。1940年，担任汪政权“宣传部次长”，

6昔日贫寒生活不再，孜孜以求的荣华富贵终于到手。然而，胡书生论政，在官场并不事事得意，他多次“忠言进谏”，发书生之论，与汪精卫渐生嫌隙；又与同僚关系也不佳。1943年，结识池田笃纪。不久因为文章买祸，被汪精卫逮捕入狱，因日方施压得以出狱。但文章得到日本主张对中国罢兵、专门对付西洋一派的敬重，为日后日本积蓄了人脉。

此后不久，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结婚。1944年11月，在日方支持下，接管《大楚报》，继续发表大量社论，不甘寂寞的他又与护士周训德相恋。日军投降后,最初心还不足，意图阻止对武汉的接收，后事不成，开始逃亡生涯。到1951年3月日本前，顶着“汉奸”头衔的胡兰成四处逃亡，辗转多地。期间隐瞒身份，结识了情人范秀美、友人梁漱溟、刘景晨、夏承焘、唐君毅等人，与张爱玲断绝了关系，写了“武汉记”、《山河岁月》等著作，先后在温州中学、淮南中学任教。1950年9月，在日本友人池田等人帮助下，前往日本。

在日本依旧以文章政论立身，很快获得了日本政界文学界的赏识，颇为风光。然而，故国之思在文字中显而易见，看似“风光”的背后，有流落异乡的愁苦。期间数次接触何应钦、徐复观、钱穆等故乡之人，与张爱玲偶尔通信。三年后，与佘爱珍结婚。在日本，他身体状况不佳，常登山玩水、看花赏鸟听昆曲，胡渐知政治建树几无可能，转而潜心学问，不断读书著述，创作了《今生今世》、《世界之转机在中国》、《心经随喜》、《建国新书》、《自然学》等著作，期间与新儒家代表唐君毅持续通信讨论中西文化和治学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问体系。

皈依中华文化的心思还在，胡兰成想尽办法去，希冀在生活下去。1972年10月得到机会访问，与陈立夫、张其昀见面，受邀文化学院教书。一年多后，果然得以回授课，因此对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身份尴尬的他在的日子并不好过。1975年，《山河岁月》出版后，受到余光中、胡秋原等人的指斥，旋即被查禁。不久，被文化学院停课。1976年，70岁的胡兰成被文化学院限令离校，狼狈地结束了他在台教书的梦想。然而，有人痛骂，亦有人推崇，好友朱西宁对他敬仰至极，他迁居朱西宁家中，一心为朱家女儿朱天文、朱天心讲书教读，《今生今世》删节版出版，也写成了《禅是一枝花》。

11月，胡兰成返回日本。1977—1980年，朱家姐妹受其影响在成立了

7“三三文学社”，胡在日本卖字资助“三三”社办刊，几乎每一辑都有写信点评，甚至写文。1981年7月25日下午，因心脏衰竭去世。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友人宫崎辉、宫田武义等人参加葬礼，葬于东京福生，墓碑上刻有自书的“幽兰”二字，胡兰成结束了他波谲云诡、倍受争议的一生。

2.1.2胡兰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胡兰成在学界虽然一直未正式“出土”但数十年来，谈他的文献还是不少，大多数文献均涉及到了对胡兰成性格的讨论。港台地区和日本起步早，研究水平也较高；起步较晚，研究也多集中在资料整理阶段，研究还不够深入，但呈现火热之势(陈昶，2011)。

地区的研究以余光中、胡秋原、黄锦树、朱天心、薛仁明等为代表，研究的范围包括了他的情感经历、政治作为、文学造诣、思想影响等，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他的性格特点、道德品行的诠释（薛仁明，2015）。70年代末，余光中的《山河岁月话渔樵》一文批评了胡兰成的历史观，是最早的批判胡兰成的文章，胡秋原、黄锦树等人随之其后，掀起了对胡多方面包括性格的研究和批判。尤以黄锦树的研究突出，黄锦树的《世俗的救赎？论张派作家胡兰成的超越之路》、《胡兰成与新儒家：债务关系、招魂与礼乐新旧案》对胡兰成的人格性情均以贬斥为多。早期对胡的研究多是持批评态度，之后褒贬兼有，更加客观理性，如80年代的王孝廉《山河岁月浅论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一文对胡的文学造诣批判和赞扬兼具，90年代阿城的《闲说闲话》一文对胡的学问性情做了正面评价。21世纪以来，张瑞芬的《胡兰成、朱天文与“三三”》、《一枝花话，话一枝花——论张爱玲、胡兰成与朱天文》、王明雄的《胡兰成的八字》等文都是研究胡兰成性格的重要文献，对胡的研究更加多元化；胡兰成学生朱天文、朱天心写了一系列回忆或者研究胡兰成的文章，对胡兰成的师承、文学、性格都做了探究，对其人格自然以推崇为主。近年来，作家薛仁明深入了对胡的研究，其2015年出版的胡兰成传记《胡兰成：天地之始》从胡兰成的历史地位、情感历程、思想境界、政治作为、艺术成就等方面做了全面而深刻地分析，是研究胡兰成的不可忽略的文献。上述文献均涉及到的对胡兰成的性格的解读，但鲜有性格研究的专作。地区对胡兰成的研究文章以慕容羽軍的《我所見到的胡兰成、张爱玲》、江弱水的《胡兰成的人格与文体——读〈今生今世〉》和颜纯

8钩的《有才失德，博学寡义》为要，主要是研究胡兰成的政治作为和人格品行，对胡兰成的人格主要持批判态度（王化桥，2015）。

日本对胡兰成的研究起步早，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大沼秀伍所写的《亡命的家胡兰成》，记录和探究了胡兰成在日本的生活以及对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此外还有冈洁、尾崎士郎、保田与重郎、海上雅臣等人在文章中谈胡兰成，这些均从正面角度评价胡的性格言行（薛仁明，2015）。

对胡兰成的研究起步较晚，情形也更复杂。过去数年，对胡兰成的性格评价以负面评价为主，有代表性的是钱定平的《胡兰成五题》、朵海的《大小德同小儿戏》、耿法的《从阮大铖到胡兰成》等。随着胡兰成作品的陆续出版和研究的视角多元化的发展，近年来开始发生变化：对其文艺造诣渐趋以肯定居多，对其政治作为和道德人格上褒贬兼有，不再是过去的一致的批判，对胡兰成性格的研究文献也不断增加。学院派的有刘静《审美世界与伦理世界的互动与反动》，对胡兰成的心理、性格、文学理念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把握，是少见涉及心理学角度的研究胡兰成的文章。随着网络的发达，在网上多处尤其是“张迷客厅”和“胡兰成吧”中涌现出大量文章，其中不乏网友优秀之作，对胡兰成的性格评价涉及多个方面，比如性格的特点和形成原因等，依旧褒贬不一。还有就是一些受到了胡兰成的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研究，其中以朱永锋（小北）、王语行、胡赳赳、牛陇菲等人研究文章最多，知名学者作家木心、陈丹青、尹丽川、庆山（安妮宝贝）、蒋方舟等也在文章中多次谈及胡兰成其人的性格特点。朱永锋、胡赳赳、牛陇菲对胡性格的谈及褒胜于贬。王语行著有《胡兰成传》，对胡兰成的性格做了全面系统的解读，评价较为客观(陈昶，2016)。

2.1.3弗罗姆性格理论

弗洛姆认为人类面临两难的处境：一方面，人具有生物意义上的软弱性。与其他动物比，人类婴儿是最的；另一方面，人因为具有其他动物没有的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这些力量使得人能够超越一般动物，超越自然，掌握自身命运，但这两种处境也就成为了人存在的矛盾的根源。存在的矛盾主要含义是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人类摆脱了本能的控制，获得了自由，越来越成为具有个性的个体，但也因为与自然、他人、真实的自我的疏离而更加孤独，失去了归属感和安全感，这就是个性化和孤独感的矛盾。这也可以表述为自由与安全

9的矛盾。人类这样的存在的矛盾包括了个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个人与他人关系的矛盾、个人与真实自我关系的矛盾。在弗洛姆看来，人自从脱离了母亲的子宫，成为一个个体存在之后，活动范围就不断在扩大，他远离母亲，与他人打交道，但又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发生冲突。所以人的成长也有两面性，一方面自我力量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感到自己与他人的冲突和分离，这就是个人与他人关系的矛盾。相应的，人也在疏远真实的自我。意识了人的本能冲动和行为，将人的真实自我抑制在无意识当中。自我了，人们害怕独处，不能一个人生活，总要与他人联结，总要找事做。不能勇敢地与真实的自己相处，追求事业、权力、金钱、荣誉等身外之物，来填补生存矛盾产生的永远不可能填补的空虚与迷茫。当人类面临上述矛盾时，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应对方法和情感倾向，这些方法和倾向就塑造了人的性格。弗洛姆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和情感都是人对生存处境的反应，而人的性格则是人在一定的处境下满足基本需要的方式以及一些相对稳定的情感倾向。”（Fromm,1980）

弗洛姆上述理论虽然初衷是研究工业社会下的现代人，但事实上其关于“自由与安全”的矛盾并非现代人才有，古今中外的人都面临这样的生存矛盾，他的理论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胡兰成作为一个与弗洛姆同时代的人，身上有着弗洛姆所言的性格特点，这跟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矛盾是分不开的。所以我选择了弗洛姆的性格理论来诠释其人。

2.1.4心理传记学简介

以往对胡兰成对的研究，多从历史、文学艺术等角度出发，从心理学传记学视角探究胡兰成的生命故事是一种新的尝试，亦是本文的创新之处。笔者希望通过心理传记学研究路径，运用心理学理论与知识，对胡兰成矛盾特点予以解读、书写。

心理传记学是系统地采用心理学特点的理论和方法对个别人物的生命故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郑剑虹,2014）弗洛伊德于1910年出版了《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标志着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开端。该领域在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5年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表现了著作的速增和研究的全球化趋势。以郑剑虹、丁兴祥为主的中国学者们则出版了多本学术著作；尤其是研究者们分别于2012、2013、2014、2015年举办了四届海峡两岸“生命叙说

10与心理传记学”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3辑集刊《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表明了我国在心理传记学制度化建设上走在了前列。

“心理传记学的理论基础在于：人具有整体性与历史性，以及人是处在社会脉络中。”（李文玫、霍建国，2014）当前心理学主要成就是科学心理学的知识体系模式和科学心理学的求知研究方法。心理传记学弥补了实证心理学将人的言行人为地切割成了部分与片段，忽略了人的整体性和历史性的缺陷，它为生命的复杂性、整体性的呈现提供了展示的舞台。研究者们认为个人的主体性应该在历史及社会文化脉络中构建，反对基于“机械论”的心理学研究，力主从“脉络主义”的观点研究人，将个人置身于历史、社会文化脉络中探究。胡兰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自然处于历史文化的脉络中，要研究他，心理传记学是一种绝佳的方法。本文论就是在此理论基础上生发而来的。

2.2问题的提出目前胡兰成研究存在着以下不足：1.研究还在资料整理阶段，深入其人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还不多；2、虽然很多研究涉及到了性格的探讨，但鲜有研究性格的专作；2、研究的方式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式的对人的总体“气象”描述，也即从一个大体的、概括性的角度来讲，缺乏对人细致入微的、条分缕析地解读，少有对胡兰成的性格进行明确定义概括的；3.上述“性格”更多是通俗意义上的含义，而非学院派专业化的含义，与本文所讲心理学中的“性格”稍有差别。

本文的创新之处一是在研究的内容上的创新。本文是胡兰成研究中鲜有的性格研究的专作；而且研究的胡兰成的“矛盾的性格”，解释他性格中矛盾冲突的特点，这是史无前例的。在探究胡兰成性格形成缘由时，“戏曲文化的影响”、“多种思想的浸润”等都是诠释胡兰成其人的新颖的视角。本文创新之处第二点是方法上的创新。本文对胡兰成的研究采取了新颖的心理学角度，而且采用的是心理传记学方法。心理学对于人物性格研究有着巨大的学科知识与方法的优势，是研究胡兰成性格很好的视角。且心理传记学将人物从整体的、全面的探究，深入人的生命内核探究人的生命故事，更是研究胡兰成性格不容错过的好办法。

本文研究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弥补胡兰成研究的不足，尽量还原一个更真实立体的胡兰成。过去学院派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均比较单一，主要从历史、文学、伦理的角度研究，结论也受到他政治上不堪行径影响，负面

11评价为主，往往失之公允，没有客观全面地探究此人。本文希望可以弥补这个不足，采用新颖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客观全面地剖析胡兰成，让世人对胡兰成的了解更加深刻全面。第二，通过对胡兰成性格的探讨，深化了从心理学角度对性格、人格等概念的解读。探究人性之复杂历来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亦是难点，胡兰成其人迥异于常人的复杂难言，对于心理学更深入地理解人性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三，挖掘胡兰成独特性格背后的成因，可以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借鉴意义。比如戏曲文化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思想已经不适宜于现代文明的发展和现代人的生活，所以要批判性地对待这种文化遗产，防止对人的性格负面的影响。第四，胡兰成作为一个旧式文人，传统中国文化在他身上有着深刻的烙印，经由此人，我们可以找到某种传统文化与现代心理学的切合之处做探究，比如胡兰成随时能放下执念、当下一机的“荡子”性格与心理学中所说的“心理健康”在某种程度上有相类似的地方，可以引发比较研究。

3、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3.1研究内容3.1.1胡兰成矛盾性格的主要表现

胡兰成的矛盾性格特点有很多，比如“自卑”与“自傲”、“深情”与“无情”、“天真”与“油滑”、“”与“依赖”等等，不可能逐一探讨，必须有所取舍，本文选择的是其最为突出的也有必要探究的性格特点。

首先，胡兰成之所以广受讨论、被人斥骂，与对其定义以“汉奸”之谓是分不开的，所以讨论他不循民族大义的“反叛”性格是研究的首要之处。其次，胡兰成之所以广为人知，与张爱玲是分不开的，目前国内的胡兰成研究都跳脱不了“胡张恋”的话题。胡兰成感情故事上的谜团尤为吸引人，所以他的情感态度——“深情”、“无情”也是探讨的应有之义。此外，胡兰成此人形象的晦暗不明以及人们对胡兰成评价的不一致性与他在自传中自我描绘的真假难辨有关，人们对他时而真挚时而虚假的个性不甚了解，所以他的“真诚”与“虚伪”的性格因此也在探讨的必要之中。胡兰成一生跌宕起伏，经历颇为波折，对当时中国的政

12治、文化、思想产生有一定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强烈的事功之心，这是他那积极作为不安分的野心所致，所以了解他的生命故事，也应该谈及他“功利”与“淡泊”的矛盾个性。

因此，研究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胡兰成具有哪些矛盾的性格特征呢？

3.1.2胡兰成性格的形成缘由

关于胡兰成的性格，“知其然”后，当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心理学家们认为性格的形成缘由很复杂。有的认为是先天遗传作用的结果，有人认为是后天环境、文化教育的结果，更多的人能认为两者兼而有之。胡兰成的性格也无外乎先天和后天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他性格有迥异于人的地方，形成缘由自然也有值得一提的特别之处，比如乡村戏曲文化、多年逃亡生活等对他性格的塑造作用，这是一般人不会有的。当然，他亦有和常人相同的性格培养环境，比如家庭出身。所以，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胡兰成的性格形成原因是什么？

3.2研究的方法心理传记学学者埃尔姆斯1994年提出了一种九步骤的研究程序，以下是本文选取其中主要步骤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内涵：

第一、选择传主：心理传记学学者们认为研究者应择自己感兴趣的人物，但为了防止情感过度投入，不可选择过分崇拜或厌恶的传主。笔者多年前阅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禅师一枝花》等书时，对其人、其文便已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发现其人性格十分矛盾复杂，其人格性情异于常人，更是产生了探究其生命故事的热情。

第二、传主资料的筛选：本文主要以心理传记学学者Alexander的“凸显性识别指标”理论为依据撰写。“心理凸显性指标”认为筛选资料应该遵循一下原则：（1）重复：某个主题、某种行为、某句话频繁出现时，就可以认为是重要的线索。（2）初始性：特指由传主撰写的自传、回忆录中最先呈现给读者的故事。这意味着这类故事在传主的心中有重要的位置，因而才会优先叙述。（3）强调：指的是传主努力对某事加以掩饰。包括强化、弱化或误置三种可能形式。强化指的是传主反复对事情反复强调，给人的感觉是远超过事情本身应有的重要性；弱化是本身应当是重要的事情，却被传主轻描淡写，事情的意义被刻意回避；误置是说传主不断叙说一些琐事，使重要的事情淹没在大量的细枝末节中。（4）

13孤立：是说传主的某些言语或行为很突兀，与当时的语境难以联系到一起，给人以格格不入之感。（5）独特：传主对某件事情赋予特别的意义，如一生中最难忘的、唯一的印象等。这类表达都是对事情进行独一无二的情感标记，使事情有较强的心理意义（6）未完成：讲叙的故事被中断，缺乏后续的发展，或是含糊其词，将重要的事件轻轻带过，像是刻意回避对故事结局的叙述。（7）错误、歪曲、遗漏：传主的回忆与记载的真实情况有出入，事情发生的情况在叙说中被歪曲或遗漏了某些重要的细节、片断。（8）否认：在缺乏明确理由或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依然作出强烈的否认。从胡兰成的相关文献中，选择具有上述特点材料予以特别的注意和重点研究。本文除了使用胡兰成本人自传《今生今世》之外，主要还使用了他的全集中的其他作品，如《西江上》、《山河岁月》、《闲愁万种》等；以及他人写的三本传记，也即学者薛仁明的《胡兰成·天地之始》、学者王语行的《天地之初·胡兰成传》以及张桂华的《胡兰成传》。另外，由胡兰成研究专家朱永峰成立的网络公众号——“胡兰成读书公会”发表的众多学者、文人的关于胡的文章，亦是本文重要的资料来源。在筛选资料时，特别注意了胡兰成刻意强调的性格比如“无情”、否认的“规矩”性格等的资料以及某些对他来讲独特的故事，未完成的叙说等。

第三、选择研究解释模型：Crosby将心理传记学研究分为两种研究取向或解释模型,一种是因果式(Causal)解释模型，另一种是连贯整体式(coherent－whole)解释模型。因果式解释从儿童期事件中寻找成人行为的原因，使用的是精神分析的理论。连贯整体式解释则在个人行动所产生的众多不同的资料中，找到一个统一的整体的东西，如一个人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目的在于找到这种重复行为背后的规则模式，研究者针对这样的行为模式提出一个概念或解释，使得读者理解这种行为。因果式解释模型的评价标准在于证据的适当性和推论的严谨性。连贯整体式取向的评价标准要考虑四点:(1)所解释的行为资料是否齐全。(2)行为的出现是人格或适应的表现而不只是情境或角色的反应。(3)所提出的心理学理论或概念是否适当且有效。(4)是否提出其他可能的解释。本文两者兼用。既寻找胡兰成性格形成的童年事件，比如母亲对他的谆谆教导、绍兴戏曲的浸染等，也寻找了他行为的某种模式，如言行的自相矛盾，然后解释这种矛盾与他受到了的截然的亲子培养有关系。

14第四、撰写心理传记学文章：资料收集后，认真细致地阅读、理解资料，而后通过书写将其公开，以便更多的人阅读和参照。

4、胡兰成矛盾性格的主要表现我从弗洛姆理论中最基本的存在矛盾出发，分析胡兰成“反叛”与“规矩”的矛盾性格特点——胡兰成的“反叛”也是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挣脱约束实现“个体化”的一种结果（且不论这种“个体化”是否有过度之嫌），他在挣脱社会规范的约束之中日渐忤逆，个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他的“规矩”也可以从寻找安全感的结果的角度探讨，过度的自由势必造成孤独感，“规矩”的言行即试图寻找到与社会规则、文化环境等的联结，从而消弭孤独感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一矛盾性格特点可以视作“自由与安全”矛盾的一种变式。

从个人与他人关系矛盾角度出发，分析胡兰成“深情”与“无情”的矛盾性格——胡兰成对他人的情感态度，亦是与他人关系的表现之一。“深情”也即与他人形成紧密联结，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寻找归属感，获得温暖与爱的方式；“无情”亦可视为与他人分离疏远的一种心理，这往往是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与人冲突而不能很好地调试的结果。

从个人与真实的自我关系的角度，分析胡兰陈“真诚”与“虚伪”、“淡泊”与“功利”的矛盾性格——人如果表现真实的自我，往往会被视作性格“真诚”，而如果意识将人的真实自我抑制在无意识当中，人就会表现出防御甚至“虚伪”的言行。按照弗洛姆所言，人如果不能表现真实的自我，自我了，人们会害怕独处，总要与他人联结，总要找事做；不能勇敢地与真实的自己相处，转而追求事业、权力、金钱、荣誉等身外之物，来填补生存矛盾产生的空虚与迷茫，这就是“功利”性格的缘由之一；如若能与真实的自我联结，不依靠外物来填补孤独空虚，人就会产生“淡泊”的个性。

首先，我们探讨胡兰成性格中“反叛”与“规矩”的矛盾。

4.1“反叛”与“规矩”胡兰成的矛盾性格中最为突出的是他集“反叛”与“规矩”于一身，性格中既有喜爱造反的一面，又有安于规矩的一面。胡兰成不安规矩、逆反不断的“反叛”性格，毋宁说是追求个体化、追求自由以至于过度失控从而使自身处于危险

15境地的体现。而他性格又有“规矩”的一面，他亦在遵循礼制和求实务实的言行重获生存的稳定感。

先来看胡兰成的“反叛”性格特征。首先，作为一个叛国者，胡兰成显然悖逆了人类的一种崇高的价值——对祖国和民族的忠诚。这种悖逆含有的“反叛”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因已是共识，不用多说。那么，除此之外，如何判定胡兰成有着“反叛”的性格呢？

首先，胡兰成从小就显露出一些不同于人的反常言行，他从童年期就显示出迥异于常人的性格。在自传中记录着这样一件事，他十三岁时，家乡发大水，水势大到没致家房一半楼梯，墙体倾塌，周围一片汪洋，男女披蓑戴笠救水，忙着打捞桌椅牛羊。此时，胡兰成站在楼上，听着风雨飘摇，不仅不忧心，竟然心情愉快，他说自己“非常高兴，大声唱着学堂歌来”。全然没有常人面对这种灾难时会有的惊慌、悲悯等情绪。因此连他的母亲都气得大骂：“你是人还是畜生？”（《今生今世·古镜新记》）这样的言行违反常人惯有的言行，读之几乎无有不惊讶的。他十多岁到杭州惠兰中学读书，“反叛”性格更加显露了。他当时担任校刊英文总编辑，学校新闻栏有一投稿，是关于一位担任学校教青年学会干事的某位同学因为账目不清被罢免的事。校刊顾问是教务主任方同源，他认为此事有损教会名誉，不同意登，将胡兰成叫去大骂。胡兰成不像一般学生顺从，也不因为人在屋檐低头，他就是不服，争执起来。方同源大怒，以辞职要挟告到校长处，学校因此开除了胡兰成。凭借义父交学费才能到绍兴读书的胡兰成，落了这样下场，无疑是闯了这样的大祸，然而他竟然“不惊悔”（《今生今世·屏开牡丹》），不觉得有什么好惊讶后悔的，他就是这样的逆反。是年，胡兰成十八岁，他的一生的学业因此嘎然而止。这事彷佛成为胡兰成宿命一般的人生预言，此后他大半辈子在不停地造反中度过，造反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他都尝到了。胡兰成年纪见长，也没有变得如常人般驯服，依旧是刺头青年的作派。二十二岁时，好不容易找到了杭州当邮务生的工作，因不愿意听从的安排给人盖邮戳，被唾骂，他又“不服”（《今生今世·凤花啼鸟》），又与上司争吵，又被开除了。如果说他平时小事还尚且能够隐忍的话，但一到关键时候，执拗忤逆的个性就尽显无疑了。

胡兰成的“反叛”在于他不仅爱犯上，还表现在他常常冲破世俗规矩，行为

16肆意放荡。他说：“我生来就是个叛逆之人。而且我是对于好人好东西叛逆。”（《今生今世·良时燕婉》）他总是试图冲破社会约定俗成的常规，任性而为，不把规矩规范放在眼里，甚至越是常人认为“好的”“神圣”的东西，他越要破坏。第一次寄食斯家时，斯家人待他敬重，百般照顾，他也因此而由最初的矜持不安而渐渐安之若素。按照常理，一般人如果寄人篱下，能得到人家这样的优待，自然感激不尽，不会造次。但胡兰成偏偏要出毛病，作乱失礼，撩拨斯家16岁的女儿雅珊，惹得少不更事的雅珊另眼看他，差点出事。他说：“我是在她家这样的彼此相敬，不免想要稍稍叛逆。”（《今生今世·世上人家》）别人越是以礼待他，他越要失礼冒犯，骨子里天生的反逆时时要冒出来。他在文章中又自我解释说人世的安稳，因为“每每被打破”，才“如天地为济，而不是一件即成的艺术品。”（《今生今世·世上人家》）这话说得漂亮。显然，在他眼中，既成的、稳妥的东西要去打破，弄得不安稳、有差池，才是真正的“艺术品”，时时有反常的人生，他才觉得是“吉祥”的人世。

胡兰成的“反叛”性格还体现在他的“荡子”情怀上，体现在他终其一生挣脱诸多事情的约束以期达到逍遥自在、放浪形骸的生活状态的追求上。所谓“荡子”情怀意即一种顶风硬来的做派，一种“世俗如此，我偏要如彼，偏要拗着来，看你又能怎样？”的叛逆。胡兰成的“荡子”情怀首先体现在他对故乡对家园的态度上。他在自传中说：“我不但对于故乡是个荡子，对于岁月亦是。”（《今生今世·桃花》）常人多爱家乡，留恋故土，中国人更是自古以来安土重迁，胡兰成对故乡却是有思无恋。他回忆故乡，说：“今我飘零已半生，但对小时的事亦只有思无恋，等将来时势太平了我亦不想回乡下去住……胡村与我的童年虽好，譬如好吃的东西，已经吃过了即不可再讨添，且我今在绝国异域，亦与童年在胡村并非隔世，好马吃回头草……”（《今生今世·桃花》）。这种“荡子”行径，无疑对中国文化安土重迁的观念是一种反叛。他一生漂泊，辗转多地，是个处处为家亦处处无家的浪子，他也从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甚至乐于漂泊。常人以故乡、家园为身体上甚至精神上的皈依，在自己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寻找归属感和安全感，然而胡兰成却一反常态，不甚留恋家园故乡。

他后来玩弄政治，也不服帖，时常要叛逆。彼时他在汪精卫集团做官，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善于煽动人心，深得汪精卫赏识。但日子久了，他“反叛”的

17性格又暴露了。他在汪总发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和写一些与时悖逆的文字，惹得同僚的不满，后来汪精卫都不满他的不服从了，所以他数次被罢官，后还坐牢，差点丢掉性命。他说自己不惯于将身许人，说“没念不合则去，且几次想要造反。”（《今生今世·渔樵闲话》）所以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当面说他“你时时要造反。”（倪弘毅，2001）

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受到了态度的影响。胡兰成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叛”言行，这和他的逆反的思想态度是息息相关的。他总是对社会常规不满，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思想观念不以为然。他走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看到许多状元牌坊和节孝牌坊，就很不喜欢。节妇牌坊也就罢了，孝子牌坊和状元牌坊他也“不大有好感”，因为“状元和节妇的人世有点安稳过了头”（《今生今世·屏开牡丹》），他对于过去社会中伦理常规时时有冲破的欲望，有时候不甚思考这些常规合理与否。细看他的文字和他回忆的往事，会有一种他天生喜反，为反而反的判断。读他的自传时，他面对平常小事的想法时常反常得让人常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惊讶。在惠兰中学读书时，学校多人信教，他不信，只因为不喜欢教的“无故郑重其事”（《今生今世·屏开牡丹》），悲天悯人、强调拯救的教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种刻板无趣和故作郑重。同事马孝安与人热恋时，接到恋人的来信，总是慎重对待，显得有一种对感情的珍视。然而，胡兰成眼里，他对待来信的正经严肃却是“我总觉得不对，即因其太应当，而又太吃力”（《今生今世·路入南中》）。他自身为人轻巧、跳浮，处处表现一种“荡子”式漫不经心，所以常人的肃穆庄重在他眼中就是“不应当的”。这种情怀，自然这又是他“反叛”性格的表现。

常言道：“文如其人”，胡兰成的“反叛”性格从他的文字风格中亦可以窥见一二。新儒家代表唐君毅谈论胡兰成的文字时，说他是“天外游龙”（薛仁明，2015），与常人的文字很不同，说他的文字迥异于现代学问体系的范畴，难以恰如其分地归于某一类；有人说他的自传《今生今世》一反常态，与中国文学向来的形态都不同，“打破了以往的模式”（王语行，2016）；还有人说他的《中国文学史话》是民间立场的“自说自话”（王祥夫，2016），是不符合常规的“野狐禅”。“五四”时期，欧风美雨使得同时期的其他作家惯用西语写作，人人纷纷以欧化的写作风格为时潮，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惯用文言，尽量保留了古汉语的原韵，“实属异数”（张瑞芬,2016）从众人口中可知，胡兰成的文字风格是

18独树一帜的。作为文学家的胡兰成，在文字风格和行文方式等诸多方面，常常做他人不做之事，写他人不写之文，甚至刻意造就与人不同的“生涩坚硬”的语言风格，招致了一些批评。这也是他的“反叛”的性格的一面了。

总而言之，从胡兰成诸多言行和思想观念以及文字风格可知，他是一个生性“反叛”的人。无怪乎学者黄锦树说他是“好玩而喜反”（黄锦树，2007），他自己也说过自己是个“离经叛道之人”（《今生今世·秧歌舞》）。

然而，矛盾的是，这样一个叛逆的人性格中又有极其“规矩”的一面。弗洛姆人本精神分析的心理理念认为，人在日渐自由后，会因为孤独感而重新寻找依托，比如对家庭、民族、教会、文化等的依赖，以获得安全感(郭永玉，1999)胡兰成一生都在极力挣脱社会伦常和惯常规则的约束，追求一种极致的自我放任的状态。但是，同时他同样也和常人一样，需要寄托精神安放心灵的方式，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在中华礼文化中寻找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他性格中“规矩”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推崇备至上，对中华文明中传统的礼仪规范的认同上。

在《汉语大辞典》中，“礼”的意思即为“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各种礼节。”性格矛盾的胡兰成，一面违反各种准则和规范，一面又表现出对礼仪的重视，他认为人的言行应该要有规矩，尤其是要遵循礼仪规范。

首先，在他的思想观念上，他认为讲究礼仪规矩是必要的。自传中，他频频提到母亲在他幼时对他进行礼仪的教诲，母亲诸如“要端正听话，要有规矩怕惧”、“小人嬉戏也有个寸当”、“小孩子亦像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生今世·竹萌乳鷇》）之类的话随处可见，母亲对他行为的规范教育深深刻入他的内心，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都记忆犹新，画面清晰。他自己亦认为“一切凄惨事多从不当于礼而来”（《今生今世·古镜新记》），他认为不合乎礼仪的言行往往会招致祸害。“古镜新记”一节中，他花费大量篇幅描述讲究礼仪规矩的情形如何，不讲究礼仪规矩的情形又如何，对于中国传统礼文化显露赞同。谈到小时因他做事不合规矩母亲打他，他也觉得是应该的。当时开始流行不打小孩的观念，他说：“原来孩子亦不过像初阳里的新枝，或刚刚会得吃食及嬉逐的小猫小狗，凡幼小生物皆有一种可爱，却还是要约于礼，把来变人生的鲜活泼辣才好。”（《今生今世·竹

19萌乳鷇》）叛逆如他，看似不把规矩准则放在眼中，却认为小孩当学习规矩学习礼数，这其中的矛盾冲突显而易见了。

胡兰成讲究礼仪规矩不仅是体现在观念上，亦体现在具体言行中。早年他到广西教书，与崔真吾、马孝安、陈海帆三人同行，明明几个人中他最经济窘迫，急需要工作，但三番两次有空缺名额时，他总是礼让，不愿意逾矩失风度。作为一个在政界翻云覆雨的人，他常与人竞争锋芒，然而他却说行事的准则是“止于礼”——“外交的折冲可以是更在进逼与让步上的止于礼，而最高的外交则还可以是无折冲。”（《今生今世·新闲情赋》）他与人来往，注重行为的端庄，他说：“我与他们见面，只是小时母亲教我的端然，故虽饮燕终席，亦从不至于醉。”《今生今世·新闲情赋》）他喝酒都不喝醉，因为要举止规矩得当。他甚至连对待动物花草也有个分寸，说“小燕子不可以摸，笋也不可以摸，凡百皆有个相敬如宾。”（《今生今世·法无戏论》）与前面说的放浪模样完全不同。

他对礼仪规范的偏爱，还表现在他的人际交往方面。与人交往时，他很看重对方是否讲究礼仪规范，逾矩失礼的人他是不喜欢的。自传中，凡是被他极力赞美的女子，几乎都是他的情人，然而有一位女子，与他没有男女情感瓜葛，却得他重笔墨赞美，那就是举止在礼的斯家太太。他对斯家太太百般赞誉，总离不开太太身上那种旧式女子守礼的情形。“我到斯家第一天是怎么样的款待，住上一年亦一点不走样。”（《今生今世·世上人家》）斯家太太以礼待他让他感激不已；他欣赏太太“对儿女、对佣人，亦如同对待宾客的有礼意。”（《今生今世·世上人家》）他谈及一生念念不忘的护士小周，也是说她“庄严”、“有分寸”（《今生今世·竹叶水色》），是个有礼的人。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生平所见民间几个女子，如斯太太袁珺，吴太太佘爱珍，以及小周，都是亮烈的，是非分明的性情，似说话行事总给对方余地，不弄到拉破脸皮，如天网恢恢。人世的庄严，如佳节良辰，总要吉利，岂可以被人议论，岂可以拉破对方的脸皮。她们三个，都度量大，做人华丽，其豁达明艳正因其是‘谦畏礼义人也’”（《今生今世·竹叶水色》）与其说这些女性规矩讲礼，毋宁说胡兰成看重她们性格中规矩讲礼的一面，这更多的是他自身性格的投射，其性格中“规矩”的一面显而易见了。

上文探究胡兰成的“反叛”性格时，提及了他的“荡子”情怀，性格矛盾的

20胡兰成其实有着与他荡子情怀截然相反的一种务实作风。在一些方面，他并非一味的恣意放荡，顶风硬来，很多时候他极其讲求实际，规范务实。比如在学习思想理论时，他对于遥远虚空的东西不甚在意，而喜欢钻研能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理论，按照现实的既定规范来做事做人。面对以胡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凋敝败落的现状，他急于探究原因和出路，因此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论来学习。他说：“中华这样贫弱总不是事，孟子赞大禹亦因他的功利在天下，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功利遂合了我的意。”（《今生今世·路入南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那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不符合他的意愿的，此时的他没有了恣意妄为的作派，是务实不务虚的。务实的性格还体现在他对待包办婚姻的顺从态度上。面对家人几乎强行给他安排婚姻的事时，他不像一般“五四”时期的文人那样做剧烈的反抗，追求自由婚姻，他对自己的婚姻是顺从的。十八岁时，在家人的安排下，他娶了乡女唐玉凤。他说：“只觉得在母亲跟前，且对于人世的事，我都婉从。”（《今生今世·思凡》）与其说对母亲婉从，不如说这是他对自己出身低微不能自由的一种清醒的认识后的务实做法。彼时，胡家为了供他读书几近一贫如洗，无论胡兰成怎么样向往自由婚姻怎么样反叛，贫苦农家出身的他，不可能有富家子弟的胆气和潇洒，肉身如此，精神也罢。所以，他选择顺从这段婚姻。这就是他迥异于“反叛”性格中的务实的一面。

胡兰成时而有着冲破社会规范的“反叛”，时而又体现了守礼务实的“规矩”，这样矛盾的性格是他性格中明显的冲突所在，这样的冲突伴随着他的一生。人总是在追求自由和寻找安全的矛盾中来来回回，终其一生，不得消停。然而，大多数的人还是平衡了这种矛盾冲突，选择了循规蹈矩地度过一生，因为唯有如此生活才会少些风险，多些许安宁。而胡兰成的特别性格在于他有着异于常人的反叛，他是典型的“荡子”性格。“荡子”之人，往往有两种习性，一是放任自如，天崩地裂也任其自然，随便他人评说；二是顶风而行，与世俗对抗，不以功利计算，逞一时的洒脱。这两者其实都是违背人伦常情的，看似不同，其实本源和实质类似。胡兰成毕竟受过教育，所以他更多的是后者，他的反叛除了有出自底层的粗野放任，也有读书人的自尊自傲。然而，这种自尊自傲不能完全抹去他粗野的底色。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的说法，在他身上就是一种明示。教养没有办法完全抹去他反叛的个性，因而他也承受了反叛带来的恶果，比如因为叛国而日

21本，客死异乡。相形之下，他性格中“规矩”的一面更加隐而不显，但也不可以忽视，这是了解他这个人，了解人性人心难得的切入口。在“反叛”的性格底色下，他又终生恪守着某些传统礼仪规范的约束，这样的性格特点实属不常见。笔者认为，也就是这样强烈的矛盾冲突，使得他在“反叛”家园故国时，又对家园故国念念不忘，使得他在造反作乱时，又有求安宁生活而不得的的痛苦，使得他因恣意妄为而众叛亲离时，又为了和睦人际而规矩行事，这样的矛盾处境伴随了他的一生。可以说，“反叛”和“规矩”的矛盾冲突激烈胜于常人的性格，是他悲剧的一生的重要原因。

4.2“真诚”与“虚伪”个人如果真诚地表达自己，言行举止与内心想法一致，则往往被认为是“真诚”的；如果不能做到表里如一，外在行为与内心不相符合，则人们往往认为他是“虚伪”的。弗洛姆认为人会疏远真实的自我，意识本来是自我的一部分，却常常跟自我过不去，它要人的冲动和行为。意识掩盖了人的真实的自我，使人真实的自我处于无意识地压抑状态（郭永玉，1999）所有人都会处于这种“真实自我”和“装饰的自我”的矛盾中，然而，胡兰成作为一个道德感不强的人，他的“自我”往往轻易战胜“超我”的压抑，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让人惊骇的真实；但他又善于伪装，时常做戏作假，有着“真诚”与“虚伪”交织的矛盾性格。

首先，胡兰成的“真诚”与“虚假”的矛盾性格表现在他一方面极其真实地袒露自己，甚至自曝其短，另一方面又常教师造作，自欺欺人。

后人最能直接体察到的胡兰成的“真诚”性格是他在自传《今生今世》中彻底的自我暴露。在此书中，他大谈特谈那些常人避讳不说的事情，比如处处留情的浪子行径、比如事职汪精卫集团的政治投机作为，比如时不时冒出来的残忍的阴暗的念头等。薛仁明说：“胡兰成……（这人）许多的小恶小坏，不仅毫不掩饰，还勇于暴露；这样的例子，在《今生今世》一书，俯拾皆是。”（薛仁明，2015）即使痛骂胡兰成“失德寡义”者也不得不说：“《今生今世》可能是中国迄今为止最真实的一部自传。”（颜纯钓，2005）

在自传中，胡兰成说自己是一个善恶待议论的人。常人说自己，往往往好处说，藏拙遮丑才是惯常，胡兰成对自己“恶”的不良的言行，毫不掩饰。他与女

22子谈情说爱，有时并不纯粹出于真情实感，而是欺骗他人从而达到某种自私的企图，这样利用他人情感的心理动机，他也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他说：“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的意思，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今生今世·十八相送》）他常自觉地暴露心中“阴暗”的想法。玉凤病危，因家里无钱治丧，他不得已到处借钱，来到乡里富人成奎家借，成奎不甚爽快，胡兰成因此暴怒，他说：“我一气，站起身要走……急急趱行折回俞傅村，一路上怒气，不觉失声叫出了‘杀’！”（《今生今世·生死大限》）他的暴戾之气，在这个“杀”字中尽显无疑。他时有在文章中表达类似的对他人无情狠辣的心理，常人显然是难以理解这样杀伐决绝的做派的，然而他照样写，暴露自己内心的种种不足。人们不愿意为人道的人性人心，比如暴戾、背叛、愚蠢、滥情、心机……在他的自我描述中随处可见，他写自己的感情上的沾花惹草、政治上的投机功利、处世上的耍滑心机……简直把自己剥皮剖骨般的展示给他人看，毫不遮掩，有一种“真诚”的个性在其中。对自己如此，对亲友的描述亦如此。谈起父亲，他有一句说一句，不因为是自己的父亲而遮掩。他谈父亲的好，也谈父亲诸般悖谬的行径，他说：“我父亲犯有胃溃疡，这亦是荡子的病。”还用广西民歌“读书人不像读书人，好游人人不像好游人，衫袖恁长裤脚短，你有那条高过人”（《今生今世·桐阴委羽》）来形容父亲“荡子”的毛病，直言父亲的放浪。所以胡兰成很欣赏曹操，他说“曹操其实是个善心诚实男”（薛仁明，2015），是个真心诚意的人。他自己性格诚实，欣赏诚实的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因为他这样的自我暴露，而认为他是个勇于袒露自己不足的实诚人，那么就将其看得太简单了。他其实亦常有为了遮护自己的短处而谎话连篇，矫饰造作的时候。为了显得出身高贵、师承很好，他常自编出身和学历。比如逃匿温州时，他与夏承焘等人交游时曾向夏等人说自己肄业于北京大学，这显然是假冒的话。知道刘景成这样的宿儒看重出身，他就冒用张爱玲的显赫家世，取名“张嘉仪”，假装是名门贵族的后人，以博取他人好感。为了表示自己人脉很广手腕非凡，他常谎称与一些大人物有交情。广西坐牢时，他说之所以能逃出牢狱，是因为在狱中给白崇禧写信后，白崇禧不但营救了他还派人送钱给他回广西。但后人研究发现，写信尚且存疑，送钱之事更是扯谎（张桂华，2010）。“他还向馆员吹嘘自己与梁漱溟是老朋友，要合办什么哲学学院。事实上他只是前几天才与梁

23通过一次信，就到处招摇哄骗了”（孟甫，2004）。胡兰成还说自己曾“从鲁迅游”（夏承焘，1997），与鲁迅先生交情不浅，后来证明也是大话。甚至还有学者专门撰文研究他在自传中所述的真假问题，如孟甫于2004年1月31日在《温州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胡兰成有几分真话？其人在〈今生今世〉中对温州的描写与史实颇为不符》，可见他的谎言不少。

其次，在对待他人的情感上，他时而真情实意，时而又造作戏人，真假难辨。一方面，他坦诚地向他人表露情感，哪怕这种情感不为世俗所容，不为当事人所接受。比如他同时和几个女人有情感纠葛，却会告诉彼此另一方的存在，表达对另一方的感情，不做隐瞒。比如对小周，他不隐瞒自己和张爱玲已经是夫妻，常和她表示对张爱玲的欣赏；他给张爱玲写信，写自己与邻家妇人灯下坐语，毫不掩饰对其他女人的喜欢。张爱玲要他在她与小周之间做个选择，他说：“爱玲说出小周与她，要我选择，我不肯。我就这样呆，小周又不在，将来的事更难期，眼前只有爱玲，我随口答应一声，岂不也罢了。”（《今生今世·鹊桥相会》）他两个都舍不得放弃，但也不权宜欺瞒。他连对张爱玲的愧疚之情也一一说出来，《今生今世》中对张爱玲的歉意说得清楚明白，把对不住张爱玲的地方铺陈地巨细靡遗，这样的“真诚”自然引来了张迷对他的口诛笔伐。他甚至连自己经历世事沧桑后在感情上渐渐变得冷漠无情的情形，也直言不讳。他说：“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今生今世·生死大限》），他不怕自己“无情无义”的一面被人看到，在感情上的坦率可谓显而易见。所以他说：“如患即是忧患，一切Cynical的机智要除断，一切感情都要真实，把戏剧化的部分戒绝。处忧患亦惟是亲与敬。”（《今生今世·亲人之泪》）意即要真实不虚的感情，不可以戏剧化感情。

然而，他又时常不真心实意对待他人，在与人的感情上常做戏弄，显示出“虚假”的性格。他心里想着“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今生今世·女子》），不想以结婚来约束关系，却又动辄以“结婚”许诺他的情人们，哄骗情人们。作为文字专家和情场高手，他极其擅长用华美的情话逗引女子，写情书时将情人夸赞得“此女只应天上有”的地步，时常把女子奉为天人。但细究其文字，旧式文人将女子视为玩物的谴玩之心是遮盖不住的，他所谓的“女子开创中华文明”的论调，那些赞美女子的话中其中究竟有几分真话，几分讨好

24的谎话，颇让人怀疑。他说自己与小周是高山流水般的知己，将这段感情上升到一种至真至纯、至美至善的境界，有人却说他把一段俗气不过的感情描述成这样不过是“自欺”，也是“欺人”（王语行，2016）。他对后辈的知己之情也是一半真情一半虚意，在写给唐君毅学生黎华彪的信中，他说：“我与张爱玲是前世一劫，除她之外，我是绝不与人说学问论文章了。如今遇到见了你，也许我与你是前世的兄弟吧？兄弟亦是百年的冤家。”（胡兰成，1959）事实上他绝不是仅和黎华标论学问文章的，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情感，夸张到作伪的地步。他赞美其学生来，惯用猛力，以至于朱天文说：“胡老师可说是煽动了我们的青春。”（朱天文，1986）三十年后，朱天文知道了这种“煽动”，并不一定要当真。他对女人和后辈的赞美，状如哄骗，多是巽兴之语，别俱一只眼，认识到其中的“虚假”成份，才能不被他糊弄。

这就是胡兰成在处理与他人的感情关系时表现出来的“真诚”与“虚伪”性格交织的矛盾。他在自传中讲到的一件往事可以很好地总括他这种矛盾性格的情形：“一日傍晚，我坐在檐头小竹椅里读书，邻家小叔走过，小叔与我父亲是异母兄弟，性情全然各别，对人多有恨毒，见我当了小学校教员很看我不起，这回他又拿话伤我。我一气，就到厅屋楼上去躺着，夜饭也不吃。玉凤来叫，问我，解劝我，我只不作声，随后见她泪流满面，我才说你先下去，我会来的，但她如何肯依。忽听见我母亲在前发话了，那小叔倒也不敢应嘴。及母亲点灯上来叫我，我才下去一道吃夜饭。其实我的生气伤心有一半是假的，因为有母亲与玉凤，所以我可以这样奢侈。这变成了习惯，后来我做了时局的弄潮儿，遇到大惊险大困难，每每忧伤憔悴亦像这样有一半是假的，会得对自己的感情游戏，才不至于掩脸沉没。”（《今生今世·风花啼鸟》）他自己承认，一生中遇到大风大浪时的反应，“忧伤憔悴”的感情，是半真半假的。对母亲和玉凤，他于真诚袒露内心情感外，尚且有做戏玩弄的时候，对他人更是随意。一时的真诚待人不足为其性格特点的依据，也要看到他性格中喜爱作伪的特点。

第三，胡兰成“真诚”与“虚伪”的矛盾性格同样还可以从他文章的风格中管窥一二，他的文字常给人一种华美浪漫到虚空不真的感觉。胡兰成是文字高手，任何枯燥的事物在他笔下都可以变得摇曳生姿，充满了浪漫的诗意；甚至有人认为他文字类似庄子的汪洋恣肆，是“天外游龙”（薛仁明，2015）。然而，

25有人认为这种文字风格本质上是胡兰成人格的矫饰，文字有如此夸张的诗意和矫情的华丽，渲染过度，恰恰是其性情夸张作伪的表现。“胡兰成的文字像是一片雪地上滴下的鲜血，点点艳红鲜明，却使人不由感到些凄怖，又像是老狐化身的女子，虽然明眸皓齿，但总不是人间的烟火。虽然烟视媚行，但总是去不掉那令人寒悚的妖气。”（王孝廉，1986）在他们看来，不是“真人”，是“伪人”，是“妖”，才会写出有“妖气”的文字。李欧梵甚至由文及人，说：“胡兰成的美学都是骗人的。”（李欧梵，2008，第五电台访问）胡兰成笔下的故乡胡村美如大观园，读起来如梦如幻。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美也不真实，完全是胡兰成的文字功夫塑造的，说“胡村是胡兰成的大观园，有真有幻，真亦幻，幻亦真。”（王语行，2016）文字风格与人格特征虽不能说有一一确定的对应，但也多少能证实一些东西。胡兰成文字给人的虚幻不真实的感觉，也即成为了他人诟病他“虚伪”的性格的缘由。

然而，矛盾的是胡兰成的学问文章却又时时透露出一种基于现实的真实性，薛仁明等研究者反复提到他的文章学问是“生命的学问”，是对中国传统的学问讲求实际务实不虚的一脉相承。他喜欢学习和写作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和文章，对于那些显得遥远和虚空的东西不感兴趣，所以他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以求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读他的文章，尤其是政论文，确实有铿锵中肯的指导现实生活的作用。且他写作的态度也是较真的，他在与梁漱溟和唐君毅的通信中，隔海证学，尤为严厉，“许即许，不许即不许”（王语行，2016），来不得半点虚假作伪，即使友谊破裂，也在所不惜。在文章文字的风格上，他虚虚实实的矛盾性格充分地体现了。

究竟胡兰成为何这样时而真诚待人时而虚假戏人？《今生今世》中有这么一段话，可以作为解读的切口——“可是池田一次说我：‘清水市在你看来都成为好，我们实在感激，但你是立在极高的处所看下来，你不是与我们平等。’我因想起《红楼梦》里宝玉出家后，他父亲贾政道：‘夸才晓得他是哄了老太太十八年。’苏轼南贬，在惠州儋州，只见他是随处都喜爱但他北归时却说：“游山玩水有何好？”他原来是骗骗惠州人儋州人。我今亦是骗骗清水市人，可是人生亦不能还有比这更真的了。（《今生今世·樱花人意》）胡兰成的人生信条就是这样的“做人不过人骗人”，哄一哄自己，骗一骗别人，他觉得这样也没什么。

26常人认为的“虚假”，在他那里也没什么不得了的。他说：“做人本来是这样，对人对事情尚有于分别真伪之上的一种平等，纵令万物皆伪，亦我心皆真，早故王者之兴，不作区区分别，而一代人遂亦皆真，如《易经》里说的‘天下文明’了”（《今生今世·良时燕婉》）在他看来，人事究竟何者是“真”何者是“假”，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明白，那么做人的“真诚”和“虚伪”也就并不重要了。1981年8月30日，在胡兰成的葬礼上，来宾收到了其遗孀佘爱珍的美浓纸，上面写着“江山如梦”四个字。对胡兰成来说，远离的故土是空幻的梦，人生也是如幻如梦，真假难辨。无常的幻身，如梦的世事，用不着郑重其事地对待，以嬉玩之心应对世事就是最好的，哪管那么多真真假假，对人生的遣玩之心显而易见。

4.3“深情”与“无情”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为了克服日渐形成的个体化带来的孤独感，会要与他人建立亲密联系。在一种分离和疏远的处境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找到与他人联结的纽带，即使所有的生理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他依旧会感到自己孤独的处境就像一座监狱，人都有冲破这座监狱以与他人结合起来的需求（刘林海译，2015）而且，人与人之间联结产生的情感倾向是人的性格的重要内容（郭永玉，1999）谈及人的性格，自然绕不开一个人对待他人的情感态度。胡兰成在处理与他人的情感关系时，时而呈现出与他人疏离的“无情”的态度，时而又表现了与他人紧密联结的“深情”状态，有着明显的矛盾冲突的性格特点。

谈及胡兰成性格中的情感倾向，一定要谈到的是他生前与多位女子的情感纠葛。2003年出版其自传《今生今世》时，副标题写着“我的感情历程”，很多人把《今生今世》读成了“情字这条路”（薛仁明，2015）。无怪乎常人有此偏解，胡兰成确实在此书中大谈特谈其与唐玉凤、全慧文、应英娣、张爱玲、周顺德、范秀美、一枝、佘爱珍等至少八位情人的往事，他在此极尽描绘之能事地书写了自己一生浮花浪蕊的情感经历。这样的书写，自然引来了无数“滥情”、“薄幸”的评价，要么正如陈若曦所说——“不少女读者都会责备书中男主角的泛爱。”（陈若曦致胡兰成书，1975）要么就是评价他是“割恩断爱”的“无情”（王语行，2016）。然而，同样是读《今生今世》，有的人却从中看出他是个“一往情深”的人（江弱水，2016），说他与所谈及的女子“感情很深”（徐朔方，

272016），甚至有人说他是个“纯感情者”（李奇，2016），人们有着截然相反的评断。在评价胡兰成对父母亲友、学生、同僚的情感关系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胡兰成情感态度模糊难辨，他究竟是“深情”性格还是“无情”的性格？我们且来看看。

首先，胡兰成对待生前交往的数位女子的情感态度便是矛盾的。先看他对发妻玉凤的态度。《今生今世》中，记下了胡兰成与多位女子的故事，对于自己的“艳情”胡兰成是不吝惜笔墨的。可细按文字，真正令他动情的，让他会心存愧疚的，还是这位发妻唐玉凤。二十岁时，胡兰成与大他一岁的乡下姑娘玉凤成亲，从胡兰成的自述来看，他对发妻有着极其深厚的缱绻之情。自传中的“凤兮凤兮”、“风鸟啼花”和“生死大限”等章节重点回忆了他与玉凤的故事。此处摘录一段，仔细揣摩文字，可从此窥见胡兰成对玉凤的感情。

“夫妻恩爱当时是不觉的，惟觉是两人，蕊生与玉凤。玉凤在溪边洗衣，捣衣的棒槌漂走了，我赤脚下水去捞住给她，就站在齐膝的浅水里帮她把洗的衣裳绞干，水滴溅湿了踏踄石上静静的日光。周围山色竹影，因有这溪水都变得是活的，桥头人家已起炊烟，两人所在之处只是这样的沙净鱼嬉，人世便好比秦始皇帝的峄山刻石，‘因明白矣’。”（《今生今世·风花啼鸟》）

多年前的夫妻日常小事，胡兰成依旧念兹在兹。他将他俩比作“许仙”和“白蛇娘娘”的恩爱，他说：“玉凤待我，好比是白蛇娘娘待许仙，瑶池风日，世上人家，她是这样的感激知恩。”（《今生今世·女心》）他因为有玉凤的存在，而发出“一个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知己，他的一生里就怎样的遭遇亦不会动摇对人世的大信”的感慨，对玉凤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玉凤死后的多年，他逃匿雁荡山中，读到苏轼写给小妾朝云的悼亡诗，想起去世的玉凤，“不觉潸然流下泪来。”他说：“人世是可以这样浮花浪蕊都尽，惟是性命相知，我与玉凤七年夫妻，亦行无悔。”（《今生今世·生死大限》）他一生结交众多女子，可在他内心深入，有“性命相知”的心思只有这位发妻，“只有对玉凤的事想也想不完。”（《今生今世·女心》），甚至说出“我的本命树就是玉凤，我和玉凤是两人同一命”（《今生今世·生死大限》）的用情至深的话来。早年感受到玉凤真挚温情的他，在后来的岁月中，饱尝人情凉薄、世态炎凉，心肠渐硬，轻易不对人动真情。“对于怎样的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

28不能了……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今生今世·生死大限》）自言对他人已是“天地不仁”地不动真心，唯有对玉凤真心相知。所以，无怪乎有人说“玉凤成为他心灵最柔弱的一部分，熨帖而伤感。此后，他不断动情，却不再动心，与他纠缠的女人全为玉凤所误。”（王语行，2016）

然而，胡兰成这人的复杂难言，就在于此，他又时常流露出对玉凤的“薄情”。新婚之夜揭开新娘盖头帕，见玉凤衣着朴素，脂粉不施，胡兰成马上就“不喜”（《今生今世·凤兮凤兮》），以色养身的他向来喜欢女子的艳丽，玉凤的质朴他是不满意的，直到玉凤去世他一直如此；玉凤是没有进过学堂的旧式乡村妇女，没有新派女子的明亮活泼，他认为比不上新派女子，“又不能烟视媚行……唱歌也不会”，还嫌弃玉凤不机灵，“逢我生气了，她又只会愣住，不晓得说好话”，以至于“发狠，几次说重话伤她的心。”（《今生今世·凤兮凤兮》）成婚后，他与玉凤聚少离多，至到玉凤去世，在家总共不到一年时间，他也不愿意接到身边过日子，他说：“我不想组织小家庭，且不觉的有什么离情。”（《今生今世·女心》）回忆玉凤的往事，字里行间除了对玉凤质朴善良有所感念之外，看不到太多其他的情感。玉凤这样一位长相一般、没有学识的人，终究满足不了胡兰成这样一个以色养身、追求贵气的男人的全部口味的。他对玉凤的深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对一位女子在他最困厄时期的不离不弃温柔相待的感激，是对一个与他长时间厮守的女子相濡以沫的陪伴的信任。尤其是玉凤临死前他的所作所为，倍受訾议，凡是骂他薄情寡义者，无不提到这事。玉凤垂危时，家中经济还非常困难，不得已，胡兰成外出借贷治丧。几处没借到，他最后只好去俞傅村义母那里借，谁知义母也不借。胡兰成起初气愤之极，转身就走。走到半路，想着除了找义母没有其他法子，就又掉头回去。没想到他竟然就此在俞家住下，一连住了三天，像个没事人一样。既然弄不到钱，回去也是枉然，他就索性不管天荒地老人死灯灭，随其自然，也不回家守着快死去的妻子。后来回家，一向关系甚好的家人都忍不住大骂他是“负妻的陈世美”、“天底下再没有这么没良心的人。”（《今生今世·生死大限》）回忆此事，他也没有愧疚之情，还说：“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至洞房花烛，加官进宝，或见了绝世美人，三生石士惊鹊，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当着了这样

29的大事，我是把自己还给了天地，恰如个端正听话的小孩，顺以受命。”（《今生今世·生死大限》）他此番言论貌似境界超然，一些崇拜胡兰成的人甚至解读为“太上忘情”。自我评价“无情”也并非表达惭愧之意，而是一种自矜的淡然。这样的“无情”究竟是真的超然，还是只是对感情的麻痹，对无奈的现实的消极应对呢？值得推敲。

谈及胡兰成的情感倾向，必然绕不开张爱玲。他“深情”与“无情”的矛盾性格亦在广为人知的“胡张恋”上尽显无疑。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故事一向是众人热议的，张迷对胡兰成的不满也是因为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负心，确实，从很多方面看，胡兰成对张爱玲是多有薄幸无义的。胡兰成与张爱玲婚姻期间，他出轨小周、范秀美，对于自己婚外情的行为，他并不隐瞒，也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负罪感。他与范秀美逃难在外时，张爱玲千里迢迢来看他，见他爱上别人，一向自持的她不胜委屈。见此情形，胡兰成也无动于衷，不觉得对张爱玲有可愧疚之处，连安慰也觉得多余。他说：“我从来不要爱玲安慰我或原谅我，更没有想到过我来安慰爱玲，因为两个都是大人。”（《今生今世·鹊桥相会》）在他看来，成人之间的爱情是不需要相互体谅的，各自自持就好了，哪怕是自己有愧于人，也没必要内疚。他自诩超然能解脱，就一厢情愿地以为别人也如此，他的“无情”就是这样的不体谅人。张爱玲写分手信给他，他拆开之前，已知道信的来意。彼时他并不愿意解除婚约，可他却也不伤心，“我拆开才看得第一句，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亮，却奇怪我竟是心思很静。”（《今生今世·如生如死》）没有伤心，心中连波澜都不起，漠然地对待一切。

如果就因此认为胡兰成对张爱玲无情无意，则是偏颇了。晚年回忆往事，胡兰成说：“《西游记》里孙悟空说：‘想我老孙，一生只拜三个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菩萨，两界山救我脱难，我拜他四拜。’我是生平不拜人为师，要我点香亦只点三炷半香。一炷香想念爱玲，是她开了我的聪明。一炷香感激刘先生，是他叫我重新做起小学生。一炷香敬孙中山，是他使我有世界的大志。半炷香谢池田笃纪，最早是他使我看见汉唐文明皆是今天。”（《今生今世·如生如死》）由此观之，张爱玲在他心目中分量是十足的，张爱玲对他文学上的启迪他是没有忘记的。他初次看到张爱玲的文章，听到苏青说到这个人，就说：“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他谈及张爱

30玲，笔下有抑制不住的欣赏甚至敬仰之情。《今生今世》中的“女子”一章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张爱玲必备的资料，不论张迷如何不满胡兰成，都不得不承认“在众多有关张爱玲的文字中，最好的还是胡兰成。”（王祥夫，2016）“胡兰成可能是张爱玲最早的热烈欣赏者，最早的“张迷。”（张桂华，2016）因为张爱玲在他笔下生动亮丽，有活生生的生命气象，与一般的文献资料迥异。他说张爱玲是如菩萨的“莲花身”、是“世界的临水照花人”，赞美她的作品说“是这样的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今生今世·女子》）字字句句流露出对她的情意。他连写作《今生今世》的初衷都是为了向张爱玲致敬。读到这样的文字，故而指责胡兰成对张爱玲负心的张迷也做出了“相信胡兰成曾深深地爱过张爱玲”（王语行，2016）和“胡兰成同张爱玲感情很深”（胡竹峰，2016）的论断。对待张爱玲，他就是有时而“深情”时而“无情”的矛盾的。

那么，胡兰成对待父母的感情倾向又是如何的呢？对待母亲，胡兰成却全然不是他自我承认的“无情”的。我们且从自传中看他对母亲的深厚情谊：

“我母亲在家着短袄长裤，但出台门到溪边浣衣必系裙子，在堂前纺棉花亦系裙子，不但对外客，连族中长辈，堂房叔伯经过台门外进来檐头坐坐，她亦奉茶尽敬。她却不轻易到邻家，亦从不道人长短。房族里或亲戚的女眷来，我母亲陪坐说话，惟是清嘉，亦令人不厌。”

“母亲教我：‘小人要坐有坐相，立有立相，走路不可油头蚂拐。’因为她自己就是人相极好的。小时我每跟她去溪边，去桑园茶山，去傅家山下小舅舅家，还伴她去过浦庙。平时只见她在灶间，楼上楼下及堂前走动，现在却陌上多少行人，她走路这样安稳，没有一点夸张，亦只是人与天地为三才，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而她的人则在天地间，与世人莫失莫忘，仙龄永昌。她在家里，是洗出衣裳或饲过蚕，稍有一刻空，就自己泡一碗茶吃吃，我在傍嬉戏，见母亲一人坐得这样端正，室中洒落悠闲，只觉有道之世真是可以垂衣裳而治。（《今生今世·胡门吴氏》）

他描绘出一种旧式女子贤良淑德的模样，笔笔含情。一个乡间女子，在他看来居然是贵气的有礼的，甚至可以如天子般“垂堂”的。这样的回忆，细腻而深情，让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也不由得对这位乡妇有了赞美的意思。胡兰成对母亲

31的深情，还体现在他对母亲的顺从。叛逆如他，“母亲跟前，且对于人世的事，我都婉从。”（《今生今世·思凡》）纵观整部《今生今世》，让他这样笔笔有情，没有谈及一丁点不好的人，也只有他的母亲了。其对母亲的拳拳深情溢于言表。对待父亲，他亦是这样的百般赞誉，情谊深厚。他说“我父亲好客，对人自然生起亲热，但皆止于敬，怎样久亦不能熟习……他亦喜跄人家，中国民间是人家亦成风景，但他没有冗谈或清谈的嗜好，秽亵的话更不出口。我父亲待新妇侄新妇及侄女辈像待客人，他在桥头走过逢着六七十岁的村妇，论辈份是远房的嫂嫂或婆婆，他总是有礼地应答……其人如金玉……”（《今生今世·桐阴委羽》）父亲在他眼中，也是一个金贵不俗的人，跟一般乡野村夫完全两样。所以他对父亲的感情是很深的，胡兰成的儿子胡纪元回忆父亲，也说父亲是个人尽皆知的孝子——“堂妹青芸说我父亲是胡村有名的孝子，祖父临终前想吃西瓜，已到了西瓜下市的季节，父亲立刻去三界镇买回西瓜，二十多里路来回还要渡过曹娥江，能以这样快的速度买回西瓜，家里人都感到惊讶。祖父嘴里含着西瓜，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一幕深深印刻在青芸姐的记忆中。”（胡纪元，2005）

矛盾的是，既便如此，胡兰成又常自比刘邦，说自己可以如刘邦那样兵败之后，“父母妻子皆可弃”（薛仁明，2015），一副无情荡子的模样。他做的一些事情，也说明他这话并非信口开河。母亲去世，他未回家送葬；父亲来学校看他，他因嫌弃父亲乡下人打扮，坐船时水浸湿了父亲的衣服，他也赌气不说。他说：“我今是亲友发生怎样的变故不测，亦不会对之哀痛摧伤。”（《今生今世·雁荡兵气》）后来兵败要逃亡日本，与伺候他半辈子的侄女青芸儿女分别时，他也决然，没有太多不舍，其性格中薄情的一面，昭然若揭。

从胡兰成对待其他人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他“深情”与“无情”的矛盾性格。他说自己“对侪辈多有顾惜”（《今生今世·戒定真香》），对平常人有顾怜之情，事实确实如此。胡兰成后来做了，家乡人纷纷投奔，他都倾力相助，哪怕是当年欺辱他的人，他也安排工作，补给衣裳。当年有恩于他的斯家，他更是多次回报，屡屡赠钱给斯家兄弟姐妹，安排事务，在对待这些平常人的言行中，确实可见他的情谊。可后来他逃亡日本，写书回忆往事，书中提及了这些故旧，包括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当时这些人还在，他自然明白这么写会连累别人，他却不管，只顾自己写得顺手，似乎又置对他人的顾惜之情于脑后了。年老后，

32身边的老友渐绝，旧交日稀，他说：“大家都对我不高兴了，几至友谊全熄，我也不觉得孤寂。”（张桂华，2015）他又是这样的对待感情漠然。

有人说胡兰成是个“纯感情者”，还说他“关于感情，他也还是个矛盾者”（李奇，2016），胡兰成的感情的矛盾就是这样时而深情备至，时而冷酷无情。玉凤死后，他自承：“此后二十年来，我惟有时看社会新闻，或电影，并不为那故事或剧情，却单是无端的感触，偶然会潸然泪下。乃至写我自己的或他人的往事，眼泪滴在稿纸上的事，亦是有的。但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之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风，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今生今世·生死大限》）胡兰成人生历程上的有着种种无情无义和无动于衷，无论父母子女恩爱还是朋友之交、男女私情都可断然割舍、掉头而去。就像哪吒“剔骨还父、削肉还母”，他将眼泪和感情给予了母亲和妻子，他尘世上的恩情就尽了，他之后与人交往便毫无牵挂地按自己性之所至行事为人了。如同他自己说的“我自问很宽和，但其实很喜欢杀伐，老子说的天地不仁，就是这种清坚决绝，使人精神都好起来。”（胡兰成致唐君毅信，1950）。爱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必要的理想，爱甚至是徒劳无用的。众生有情，他入得情，也自认为出得了情，不被情所困。即如他所说的：“不论对方怎样的动人，亦只是好意，而不用情。”（王语行，2016）了。如果说“深情”是一种对他人的强烈依赖或者是人面对孤独时通过与他人精神灵魂的交融以消弭孤独的方式的话，“无情”则是在艰难的世事造就下的心灵的麻痹和独自面对孤独的坚毅和无可奈何。胡兰成一方面追求不被情感束缚的极致的心灵自由，另一方面，当他恣意到十分自由的境地时，他又承受不了“过度自由”的无趣和孤独，转而又来寻求感情的寄托，做出“深情”的事情来。年岁渐长，他性格中“无情”的一面渐明显。他麻醉内心的情感，用冷酷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目的是能够减少感情带来的忧愁，无咎无悔地游戏人间。他沿着这条荒诞的路一直往前走，朝向虚无的人生之境，一生在感情的矛盾中踽踽独行。

4.4“淡泊”与“功利”在研究了东方哲学特别是禅宗之后，弗洛姆提出了“淡泊”这一种人类特有的性格特征。他将“淡泊”定义为“不贪婪”，既不放纵自己也不执着既有的和

33所期待的。人在处理自身与真实的自我时，如果不能面对真实的自我内心，往往会通过寻求外物的方式来平衡，也即会有通过争权夺利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和欲望，因此会发展出喜好占有功名利禄的“功利”的性格。反之，如果能够面对真实自我，不依靠外物来实现内心的充足，就形成“淡泊”性格。（郭永玉，1999）。胡兰成时而表现出对热衷功名利禄的“功利”，时而又有安贫乐道的“淡泊”，“功利”和“淡泊”的性格矛盾存在着。

首先，胡兰成的“功利”和“淡泊”的矛盾性格体现在他对富贵的矛盾态度上。童年期的胡兰成是个“要心”不重的孩子。他小的时候穿的衣裳都是上头几个哥哥穿下来的“袖口盖没手指，下摆拖到脚面”的破衣裳，别人家的孩子穿得比他好，他“看在心里，但是不存与他比的念头。”别人家的小孩吃得起点心，他“皆没有”，但却能“端庄起来”（《今生今世·竹萌乳鷇》），生活贫困，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心里安然。然而，长大一点后他开始不满于贫穷带来的土气俗气，“要心”开始发展起来。十二岁被送到俞傅村义父家，见到义父家“一股土气俗气”，他“当下心里不乐”，说“与我所想的完全不对”（《今生今世·怨东风》）可见他内心深入是希望过继到一个有贵气的富人之家的，他对富贵钱财是渴慕的。及至再大一点来到杭州读书，他迅速地爱上了城市的富贵之气。“我爱杭州的紫气红尘，浣纱路河畔洗衣的女子，我走过总要看看，只觉这里的杨柳才真是杨柳。我是个俗人，世上荣华富贵我都爱……”（《今生今世·屏开牡丹》）到了杭州见了兴旺的街市和繁华的人家，他喜爱这种“天下世界的财富”（《今生今世·屏开牡丹》）。他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还说着“贫穷的小孩亦像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凡人身皆是千金之体”（《今生今世·竹萌乳鷇》）的话，有着一种处于贫困但自觉有贵气的自重自矜，可是另一方面，他能自我安慰平淡平凡的也有好处。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戳破了他这种虚幻的自我安慰，他终究是不够淡泊的。事情发生在他在惠兰中学读书的时候，父亲来看他，穿着半旧的长衫，足蹬着布鞋，他就不开心了，觉得父亲在众人面前露出了寒酸相。“当下我毫无道理的生气起来，很不满意父亲，见船肚里有划桨泼进来一汪水，涓涓流湿父亲的鞋底，父亲不觉，我亦不告诉他，竟有一宗幸灾乐祸之心。”（《今生今世·》桐阴委羽）他这样的因为不满家人的寒酸而生气后来又有一次，那是他在湘湖师范教书时，玉凤来看他。她也是山乡打扮，未免土气，跟打扮时髦的

34女同事与同事们的夫人相比，相形见绌。他唯恐别人笑话自己，连不敢玉凤见人，草草带她离开学校。意识到自己出身的卑微后，他的不自在就显露出来了，他开始了追求财富地位的道途。他甚至因为贪图城市里的繁华，而开始追求大户人家的小姐，张爱玲就是他追求的大户人家小姐之一。他与张爱玲第二次见面，张爱玲的华贵之气就吸引了他，“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带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今生今世·女子》）张爱玲出身贵族世家，其祖父是晚清赫赫有名的“清流”张佩纶，其祖母李菊耦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儿，母亲黄逸梵是水师提督黄翼开的孙女。胡兰成这样的寒门出身，对出身高贵的女子总有一种向往和崇拜，张爱玲的贵族血统和显赫家世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向往富贵的心思。他后来说：“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碜，不过是暴发户。”（王语行，2016）他还喜欢跟人炫耀张爱玲的华贵，为自己挣面子。“有一等官宦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看人看出身，我就与她们说爱玲的家世高华，母亲与姑母都西洋留学，她九岁即学钢琴，她们听了当即吃瘪。爱玲有张照片，珠光宝气，胜过任何淑女，爱玲自己很不喜欢，我却拿给一位当军长的三长的朋友看，叫他也羡慕。”（《今生今世·两地》）张爱玲的富贵出身，为他挣了面子，往他脸上贴了金。这个出身寒苦的农村孩子对财富地位的的强烈渴望和看重，可见一斑。如果有人是贫穷的，他便认为这样的人是“分外褴褛凄惨”、“风趣毫无”（《今生今世·如生如死》），甚至认为这样的生命都算是“虚度”的（《今生今世·越陌度阡》）。

然而，即便如此，他又时常表现出对富贵衣食的淡然处之，有淡泊的姿态。他去南京求职，找不到工作，衣食堪忧，他却说“随后我去南京，到过总司令部，谋事却不待头绪。总司令部尚是草创时的样子，而我其实亦什么都不会。我住在碑亭巷一家旅馆，却也不忧急。白天无事到近处街上走走，还有心思去台城与莫愁湖登山临水，身穿一件蓝布长衫，真真是一无所有，连学问亦没有，企图亦没有……我本为职业衣食而来，倒像是探访花消息，此花不比凡花，惟许闻风相悦。”（《今生今世·远游》）中国传统读书人无论多么地飞黄腾达，总在内心深处存有着对诗酒田园的淡泊生活的向往，这样的生活也是他们留给自己的后路。胡兰

35成亦给自己留有这样的后路，这让他在衣食维艰的时候可以在心理上自我调节、自我宽慰，不至于太过于愁苦。后来战时他在上海生活，一家人生活十分困窘以至于新生的儿子因为无钱医治而夭折，他也能自我劝慰“世上穷得不止我一家”（王语行，2016）他不怕穷，穷日子也能过下去。

在对待功业方面，胡兰成亦表现出了“功利”、“淡泊”的矛盾性格。在惠兰中学读书时，其他同学热衷于学习时兴的理论，为做官做准备。胡兰成读书不存在功利之心，不想以后会派上用场，也不谋算未来的职业。胡兰成与同学结伴漫游古都名胜古迹，比如圆明园、颐和园，访明十三陵等。他去看宏伟壮丽的紫禁城，经过豪杰云集的北京饭店和戒备森严的张作霖大元帅府，面对这些印刻着前人丰功伟绩的地方，他心内平静淡然，没有丝毫羡叹，——自言“不信伏权力”（《今生今世·屏开牡丹》），一片淡泊之心。

可是，胡兰成性格中的“功利”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胡兰成以“士”自居热衷事功是情理中的，可是他对于权势的热衷时常到了一种为此不分是非铤而走险的地步。比如他为了实现自己白衣卿相的政治梦想而取悦汪精卫的诸般作为，就已经超出了寻常地追名逐利的范畴，走到了让人诟病善恶不分大节有失的地步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个月后，八·一三事件发生，上海沦陷，胡兰成带着家小从上海逃避到，担任《南华日报》编辑。《南华日报》是汪集团的主要阵地，但彼时胡兰成只是地位低下的一般编辑，并不起眼，汪精卫也不认识他。很快，胡兰成因为做了一件轰动的大事，写了一篇被“载入史册”的文章而被汪精卫看重，名声大噪。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南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对日求和的“艳电”，在国内几乎所有人要么愤慨反对要么保持沉默之时，胡兰成竟撰文表示支持汪，详细分析汪此举的必要性。我们且看当时汪集团的人事后的回忆：“最后，不用说要数到《南华日报》的一群被豢养多年的‘忠实信徒。’在这一小撮人中突出的一个是胡兰成。他当时以‘流沙’笔名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一连串的谈和战问题的臭文章为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张目，即以此为垫脚石，后来做过地位相当高的伪官，如如伪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等，又当过汪伪特务所办的机关报——上海《国民新闻》的总主笔。（陈春圃，1999）且看另一位汪集团的人回忆：“《南华日报》有一个小编辑，浙江人胡兰成……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他忽然大谈汉

36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驳病。由于陈壁君的推荐，汪精卫也加以青睬，后到上海赐以‘委员’头衔，在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罗君强，1984）为了得到汪精卫的青睐，胡兰成卖力著文表现，从“艳电”发表到被陈璧君接见，不到两个月时间，他写了13篇社论以支持汪精卫。如此高产的频率，他整整保持了一年的时间，一年中单收集在册的文章就有104篇。他用文章为汪精卫立下了汗马功劳，本质上更是为自己的腾贵显达开出了一条路。他对于名利的极度热衷，从他这些趋炎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他甚至精于逢迎揣测汪精卫的心思，以至于汪曾特地关照他：“以后社论不管是谁写的，请兰成先生一概不要顾忌，便是我写的若有不妥，亦请通知。”（张桂华，2015）只有他的言论才合汪的胃口，他俨然是汪“和平运动”理论代言人了，其急切地获取荣华富贵的心思昭然若揭。

与日本人的合作，胡兰成的“功利”性格也是尽显无疑的。胡兰成与日本人合作不久，他就很快用文章为自己找到了位置和角色。“他因讲真话而见重于日本人，他知道日本人需要听真话，需要听中国人讲真话。”（张桂华，2015）日本人需要什么，他就表现什么，他极强的功利之心和娴熟的政治手腕让他在日本人中渐渐有了影响。抗战结束后，日本在中国的情势已日落西山，然而胡兰成野心膨胀得太厉害了，以至于那个时候还想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建立军事政治学校。此事不成，后不久他逃亡日本，长袖善舞的他多方结交上层人物，周旋于日本各界。他在致唐君毅的信中，不厌其烦地报告自己结交日本实力人物的情况，以及日本人对他的重视，颇有“朋友满天下，无人不识君”的自得之意。

胡兰成也承认自己在动荡的生活中变得愈发功利，“我变得非常重功利，凡不能度过灾难，不能打天下的人，他便有怎样的好处，亦总有欠缺。”（《今生今世·春莺啭》）那些能帮助他的人，他抓住机会利用，比如温州宿儒刘景辰，借刘老来掩饰自己的身份；比如对范秀美的利用，借范秀美的感情来逃亡……

尽管如此，胡兰成性格中“淡泊”的一面时不时又显露出来，中国传统读书人历来的仕隐的矛盾亦在他身上有所表现。早年的闲静前面已说到，即便是在

37汪集团担任期间，他也保留了一些读书人的清高淡泊，对汪精卫的亲信他多无意结交，不想攀援。“对于林柏生等有社会地位的人，他看不起，也不想高攀，见面点头示意而已。”（王语行，2016）。为政之余，在南京的宅子里，胡兰成下下棋、打打太极、写写毛笔字，在家中设宴待客，文人雅集，诗人纪弦、画家胡金人等文艺人士是常客，他过着一种传统士大夫的清雅生活。

细读他的自传，可以发现在得势之时他是急功近利到不择手段的，失势或者不被重视时，他总能迅速地回归到平静的普通生活，安然处之。“宏图霸业”失败后，他开始逃亡。“抗战胜利的感觉不是热闹、却看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不可以有什么联想，那里的炊烟人家将如何作我隐身之处，亦竟无从安排。人世于我的亲情如此分明，却毫无狎玩姑息，我不禁微有凄惶，但不是弱者的哀意。我不过是一败。天地之间有成有败，长江之水送行舟，从来送胜者亦送败者，胜者的欢哗果然如流水洋洋，而败者的谦逊亦使江山皆静”（《今生今世·震来虩虩》）。霸图成空这么样大的事，他轻飘飘的几句话就描述了，没有显露出对于失去荣华富贵的强烈失望和悲痛。这就是胡兰成“功利”与“淡泊”的矛盾性格的体现。一方面他有着底层人跻身上流飞黄腾达的追求，有着读书人建功立业的愿想，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底层人惯于清贫的安然，读书人隐逸安闲的姿态。不过，必须认识到的是，“功利”终究是占主导的性格，他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在政治上的不堪行为就是明证。无论哪个想为他辩护的人，都必须承认在政治作为上他的不择手段和让人不齿。类似胡兰成“功利”与“淡泊”的矛盾性格在中国旧式文人身上并不少见，但鲜有人如他这样为了功名利禄而失义于民的。他的白衣卿相事功梦也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见有多少“达则兼济天下”的心思。他的“淡泊”更多的是源于一些事情不得的妥协和无奈，说不上多么地风雅骨力。尤其是在失败之时的淡然，更像是一种为了减轻失败带来的焦虑的自我防御，一种寻求心理平衡的自我调试。他自有一套可以解脱的、忘记过去荣辱的“逃难哲学”，往往只需要当前一机，就能身心空朗，轻安宁喜。

5、胡兰成性格的形成缘由有上文的探究可知胡兰成的性格是矛盾的，细读他的文字可见他身上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冲突的性格带来的拧巴和混沌。除了上述探究的四个方面，他身

38上还集有诸如“天真”与“奸猾”、“自卑”与“自信”等矛盾性格，此人的复杂难言可见一斑。然而，知其然显然不够，探究其性格形成原因，明白了诸多因素如何造就了他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才能让我们对这个人的了解全面彻底。接下来，文章从家庭出身、文化思想、时代背景和逃亡生活四个大的方向来剖析胡兰成性格形成的缘由。

5.1家庭出身5.1.1贫穷困厄的家庭环境

胡兰成出身贫寒，早年锥心刻骨的贫穷以及由此受到的屈辱对于他“功利”、“无情”、“反叛”等的性格均有显著的影响。

胡兰成的祖父胡载元是村中的大户，以贩卖丝茶桐油为生，经济还算宽裕，然而到胡父胡秀铭一代则只能靠收购茶叶维持生活了——“我祖父去世，父亲十八岁当家，家业当即因茶栈倒账赔光，此后一直只靠春夏收购山头茶叶，转卖与他家茶栈，得益可得二百银圆，来维持一家。”（《今生今世·桐阴委羽》）等到胡兰成出生，家中已经衰败下来，“小时我家里有人客来，母亲常叫我走后门向邻家借米……”（《今生今世·胡门吴氏》），“我父亲出门，家里没有饭米，去和他说，总挑得谷子来，人家说有借有还，我们那时却总还不起，可是借了又借，后来等我做官才一笔还清。”一家人早起晚归，勤苦劳作，也只能勉力维持着一份人家，“有时没有米饭下锅”（《今生今世·胡门吴氏》）。在胡兰成的记忆中，每逢除夕之夜，债主就提着灯到胡家逼债，一家人惶恐不安，辞旧迎新的日子笼上了哀戚的阴影。胡家一门兄弟七人，然而在胡兰成早年时就已经七零八落，一个早死，三个未成家即夭折，两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无疑，这一切家庭的不幸对他的性格投下了严重的阴影。

这样贫寒的家庭环境和因此遭受的侮辱对胡兰成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对金钱富贵的渴望，塑造了他“功利”的个性。他的早年时期迭遭轻侮，常要看人眼高眉低，伏小隐忍，一旦做了官，多少人谄媚逢迎，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底层人为了力争上游的功利之心，往往是为了摆脱曾经的经济窘迫，胡兰成就是典型的一例。在早年至中年做官的过程中，那些不切实际不能带来财富和他人的尊敬的事情，越来越不入胡兰成的眼睛，所以他日渐“功利”的性格的养成，也就

39是情理之中的了。胡兰成因此喜欢做官，做官让人贵气。胡兰成选择入汪幕，除了政治的考量，解决生存问题也是重要的原因，汪精卫夫妇深知他需要钱财，屡次以此为诱。做官让胡兰成在经济上彻底翻身，昔日贫穷的耻辱得到了洗刷。

家庭的困厄对于他“天地不仁”的“无情”性格也是有影响的，身处贫困的人往往更能感受到人情的淡薄，人心的凉薄，如果不能在遭遇他人趋炎附势的冷淡对待后依旧保持对他人的有情有义，则往往会滋生出相反的无情无义的性格。胡兰成在小说《西江上》借宝林之口说出了贫穷让他变得“无情”的情形：“他熄了灯睡，却睡不着，想起了许多事情。他想起母亲，死掉的妻，抛在乡下的儿女。这些，都给贫穷打碎了。贫穷使他变得异样地冷酷、残忍，他想起了妻病死时家里连点灯的油都没有，他徘徊了一晚，在破晓的时候，一个人走掉了…”（胡兰成《西江上》）胡兰成作为一个文学家，一个诗人，骨子里是有着“多情”的底色的，然而，贫穷以及由此带来的屈辱使得他一心只想着如何生存下去，抚养家人，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心思去顾及感情，顾惜他人。玉凤临死前借钱一事，是他决心做个“无情”的人的转折点。彼时他去俞傅村借钱治丧，乡人要么不借，要么只愿意高利息借给他，胡兰成说“我一气，站起身要走……急急趱行折回俞傅村，一路上怒气，不觉失声叫了出来‘杀！’”（《今生今世·生死大限》）后来还是强行从义母那里拿了钱才将玉凤安葬。经此人世的大悲哀，因为贫穷带来的人情的苍凉使得他终生难忘，脱口而出的“杀”是斩断情缘的冷酷无情。他说：“此后二十年来，我惟有时看社会新闻，或电影，并不为那故事或剧情，却单是无端的感触，偶然会潸然泪下。乃至写我自己的或他人的往事，眼泪滴在稿纸上的事，亦是有的。但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今生今世·生死大限》）因为贫穷困厄，所以他遭遇的人际关系往往是炎凉的、冷漠的，而不是温情的，这自然使得他也开始用类似的态度对待他人，他以冷酷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保护自己，以求解脱。此后他人生历程上的种种“无情”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解释。

胡兰成的“反叛”亦与他出身寒微有关。常言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越是出身低微的人，越是敢于冒险反叛，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已经是最差的状态了，相反只要赌一把，反倒极可能有意外的收获，摆脱底层的命运实现

40翻身的可能。当初汪精卫“和平运动”初起，世人一片唾骂，连汪集团中的追随者都很少。然而在“荡子”胡兰成看来，这是一个可能会改变他的命运的机会，不容错失。他不同于那些汪集团的骨干，这干人会顾及自己已有的高地位、身份和名声，而胡兰成出身贫贱，而且命运多舛，经历了父母兄弟妻儿或死或夭大悲苦和大磨难，贫穷一直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他，他想扭转生计，借此机会白手起家，于是冒险反叛，铤而走险追随汪精卫。他一生多次造反，多次因为“反叛”而落入险境，被捕坐牢，甚至有性命之忧，最后落了一个海外、客死他乡的下场。也许对于这样一个从山村中走出来的人来说，再不济的遭遇、再大的困境，也不会比在乡下短褐穿结、家徒四壁的难堪和委屈差到哪里去，时时反叛，说不定还可以柳暗花明，真的开出一片天地来。

一言蔽之，困厄的家庭出身无疑对他的性格中的比如“功利”“无情”“反叛”特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童年期的遭遇尤其是家庭环境会在一个人的性格形成上打下来深深的烙印。

5.1.2秉性相承的亲子关系

读过《今生今世》后，轻易地可以看出胡兰成的性格特点和父母的性格以及他们培育方式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既可以看到父亲性格的秉性传承，也可以窥见母亲后天对他的教化作用，有意思的是胡父胡母身上诸多截然不同的特点，他俩迥异的育儿方式，恰恰对胡兰成性格的矛盾性产生了影响。

胡兰成的荡子一样的“反叛”和“无情”性格与他父亲胡秀铭如出一辙。胡父的为人处世就是矛盾悖谬的，他不是纨绔子弟，家中早年虽富足，但还不足以让他挥霍；却也不是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心思总没用在农田出产上；他也不是一心奔举业的读书人，他从没有考科举；一方面他知书识礼，教儿子们写字读书，讲解，却不是按传统而是按照自己理解的来讲；他爱管闲事，常参与村人的纠纷诉讼，但家里的事却不管，几个儿子不成材、不向上学好，做父亲不闻不问。胡兰成中学时与校方发生冲突被学校开除了，胡秀铭就问了原因，既不责备儿子也不问罪学校，事情就算了。胡父细小处也是悖谬反常，他能下田耕作，采桑饲蚕，也精于制茶，但也未能全心全意对待，对日常柴米油盐无甚心思，常年出外帮人收茶鉴别茶叶，一去良久，家中需钱用或有事，胡兰成母亲还得差人去找。

41他热心于人情交际，可又不善于冗谈清谈，出语生涩，忍不住时还要呛人，但从不像一般农人说污秽的话。家里状况日益艰难，他似乎也不怎么忧心，喜欢带上一班人马唱戏，他是绍兴大班、莲花落全会，丝竹琴弦件件都会，沉迷于此，乐而忘忧。这样的当家人，家业自然日渐衰败，有一笔债直到胡兰成在汪当官时才了清。他行事不羁，穿衣不费心机，带伞出门常忘记带回来，打牌输赢也不在意，一桩事情失误了也不惊不悔。胡父五十八岁时死于胃溃疡，胡兰成称之为“荡子病”。胡兰成佩服父亲的豁达无拘，认为父亲做事脱略无碍，胡兰成也是这样的放荡反叛，简直是父亲的翻版。这一点，父子秉性相承，精神相通。只是在胡兰成身上，父亲的“放荡不羁”进一步升级，已经变化成与世沉浮的浪荡混世，一种唐突无赖的悖逆。

胡父也是一个在感情上不甚沉迷的人，谈及他与郑家美称叔的交情，胡兰成说“郑家美叔与我父亲最相好，两人是全始全终之交。”但“两人无事亦不多来往，先辈结交即是这样的不甜腻。”（《今生今世·桐阴委羽》）父亲生前的事情肯定是很多的，胡兰成记住的也自然不少，但是他晚年回忆起来，对父亲与他的朋友淡然的关系一事尤为深刻，可见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之深，字里行间显露了对父亲这种情感态度的认同和赞赏，所以说胡兰成的“无情”性格恐与父亲的“不甜腻”有某种程度上的类似，他的“无情”是与父亲有关的。胡父心思不在耕作上，而在更大的交援人事、帮衬管理乡人的事情上，对父亲这样的作为，胡兰成也赞赏有加，称说：“历史上的大事都是多事多出来的。”（王语行，2016）胡兰成终其一生不以家常产业等事情为志业，以政治为主业，好大近利，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对其父性情的继承。

胡兰成和母亲的感情最深，母亲对他的性格的影响也颇大，尤其是对胡兰成性格中“规矩”、“淡泊”、“无情”这一方面感染很深。吴氏恪守妇德，注重礼仪，不仅教胡兰成做事，更教他为人。她时常用身边事例让胡兰成领悟为人处世的戒条和规矩，“母亲教我做人的道理……小人要端正听话，要规矩怕惧……不可手脚逆簇，不可问东问西，不可要这要那，见人家吃食，不可站在旁边伺望，小人不可败大人手脚，不可拣食吃，不可没有寸当，这也不可，那也不可，像佛门‘戒定慧’。先要从‘戒’字起。”（《今生今世·竹萌乳鷇》）这些磨耳茧的老话是民间教子的智慧，往往能潜移默化地入了人心，人在小时候未必懂，长

42大后却如法奉行，这是礼仪教化的强大之力。胡兰成某些方面能讲规矩，知礼义，惯于和里巷之人往来，与承受母亲礼教是分不开的。

且母亲教予胡兰成要心不可太重，不可贪欲太甚，他说：“我家饭桌上没有那一样是父亲的私菜，小孩更不许吃独食，不许霸占好菜，不许霸占坐位。大起来我见有些才能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霸气，世界不太平也是因为霸气，实在可思省。又小不可嘴馋，我家三餐之外不吃零食，有言女子嘴馋容易失节，男人嘴馋容易夺志。小孩亦不可嘴巴，拣食吃的小孩会营养不良。我或筷子含在嘴里润润，没有中意吃的嗄饭，母亲便骂：如何可以吃饭萎瘪瘪，小人该有什么吃什么！……我大起来，富贵荣华与贫苦忧患都过，不挑东嫌酉，而凡世人过的日子亦果然是好的。”（《今生今世·竹萌乳鷇》）他的“淡泊”性情也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母亲还教会了胡兰成“不落情缘”——“母亲戒我，吃食要有寸当。又过年过节，次日收起，我觉不舍，母亲便骂。原来对于好东西亦要像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落情缘，才得性命之正。”（《今生今世·竹萌乳鷇》）如果胡兰成对某样东西过于热心，母亲便会怒道：“你不要讨我把它来摔了，小人会没有存当。”胡兰成因此懂得了再好的东西，“对它这样感情沉湎贪婪，先已不好。”（《今生今世·法无戏论》）胡兰成的“无情”性格与此显然不无关系。

父母两人不仅影响了胡兰成性格的形成，而且胡兰成性格中的矛盾与父母彼此之间某些性格的冲突也是有关系的。比如父亲“反叛”性情和母亲的“规矩”性情的冲突，无疑影响到了胡兰成。在自传中，胡兰成说家里经济困难时，如果有客人来了，母亲就吩咐胡兰成走后门去借米，不要让客人知道，而且不管家里多困难，她依旧会尽心招待，目的是让不失礼仪地客人安心。然而，父亲对这种事情是不放心上的，没钱时候也大手大脚，没有节制，与母亲的“务实”相比显得“浪漫”，母亲因此就会责备父亲。胡兰成说：“唯父亲及我的慷慨若涉浪漫，她就切责，她是直道待人，不过其情，所以荡荡如天，但父亲及我时又不免稍稍违犯，亦无不好。”（《今生今世·胡门吴氏》）父母性情中的截然相反之处成为了胡兰成矛盾性格的肇因之一。

435.2文化思想5.2.1戏曲文化的浸染

胡兰成出生的地方嵊县是绍兴大戏兴盛的地方，家乡戏是胡兰成人格的重要密码，也是他思想河流的关键源头,作为一个深爱戏曲，一生从戏曲中吸收文化养料的人，胡兰成的性格形成与戏曲文化息息相关。

中国传统戏曲高峰期在明清时候，自明清开始，戏曲对中国人的心灵有着巨大的影响。热闹隆重的戏曲不仅传播了知识，亦塑造了中国人的观念世界。有一位深谙戏剧对中国农村生活影响的美国传教士认为中国是个戏剧化的国家，他说：“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戏剧几乎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唯一的娱乐。中国人喜好戏剧，就像英国人喜好体育、西班牙人喜好斗牛一样。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任何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作戏里的一个角色。”（亚瑟·史密斯，14）这种说法也许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极端，但对胡兰成来说是十分贴切的，戏文造就了他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今生今世》关于戏剧以及戏剧对他的影响的字句俯拾皆是，甚至在“胡村乐令”一章中专门有一节用来描写胡村戏文的种种，包括村民们对戏曲的热爱和戏曲对他们生活的渗透，以及胡本人与戏剧的缘分。胡兰成不仅幼年在戏曲的浸染中长大，成年之后四处漂泊亦一直保持着听戏曲、读戏文的习惯，还常与张爱玲、范秀美等人以讨论戏曲为乐，晚年在日本寂寥时更是以戏曲抚慰心灵。戏曲尤其是家乡戏在胡兰成性格的养成上有着重要作用。

具体来说，首先，胡兰成喜爱做戏、谎言戏言不断的“虚假”性格受到了戏曲的影响。他时常不分人戏，不分现实与舞台，他的一生时时如同在演戏一样地过着。他在自传中说：“戏文时真是一个大的风景，戏子在台上做，还要台下的观众也在戏中。”（《今生今世·胡村乐令》），他把自己当作戏曲中的人，习惯于用做戏的方式说话待人，说话带着“戏剧腔”，言行夸张做作，“近于入戏”（王语行，2016）《今生今世》中这样一节颇可以说明问题。“古镜新记”一节，他谈到一个故事：一个变戏法的人当着观众的面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斩杀分解，然后放进了箱子里，本来是可以通过戏法把他变活过来的。不料有个顽童在旁边看了，照着变戏法人的动作也肢解了一只活青蛙，这等于是破了变戏人的戏法，使得箱子里的孩子不能复原，真的死掉了。胡兰成从这个故事中得出这样

44的感慨——“这是说破法不详，做人本来就是你不可以弄得他落不得场，他人才给你留三分情，一生少凶险。”（《今生今世·法无戏论》）且不论他这样的感悟是否高明，但至少可以看出他是赞同戏法的造作和人的行为的演造的，在他看来，人生在世未必要事事勘破识得，戏弄作假的活法也有其必要性。戏曲本就以“戏”、“演”为基本形态，舞台上的一切都当不了真。胡兰成有时把舞台上的故事、人物、感情当成了真实的现实，有时又把现实生活当作戏曲一样在其中扮演角色，虚言戏作。

其次，戏文中“帝王将相”的故事主题滋养了他强烈的事功之心。嵊县戏作为绍兴大戏的一种，和中国其他的地方戏曲一样，多取材于历史典故，尤以帝王将相的故事为主，所以民间对戏曲有“争天下”的别称。底层人民通过戏曲来了解帝王将相的生活，这些历史故事也滋养了底层人们称王当官的欲望。胡兰成说：“中国民间教小孩是帝王之学。胡村戏文时，我就爱看的渔樵会，而且与我一样的小孩都听过罗隐的故事，民间这样把这样的真命天子说成钓鱼斫柴挑担种田之人，真的是萝卜菜籽结牡丹。”（《今生今世·竹萌乳鷇》）“渔樵会”和罗隐的故事都是讲的“打天下”、“争帝王”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幼小的胡兰成心中埋下了做白衣卿相的种子。他常自比戏文中的刘邦，谈及自身爱拿戏文中的王侯将相附会，显然他一生追名逐利是在圆小时站在戏台下滋生的称王拜相的梦想。

同时，戏文中层出不穷的草莽英雄造反的故事，对他“反叛”的性格也有影响。胡兰成回忆说他最喜欢听父老乡亲讲“五龙会”的戏文，刘知远、柴荣、赵匡胤、郭威这些造反的英雄是他崇拜的偶像，他说：“原来残唐五代时，刘智远他材亦是出身在月亮地下剪麦茎这样人家的，五龙会是韩通打登州，刘智远、郭威、柴荣、赵匡胤等来相会，这种故事由耕田夫来讲，实在是远比史学家更能与一代豪杰为知音。”（《今生今世·暑夜》）这些出身低微的人往往通过、造反成为了人人渴慕的将才甚至帝王。此类通过造反而实现人生的大飞跃的故事打动了胡兰成的心，作为一个同样出身卑微但又大志向的人来说，戏文中的英雄豪杰是最好的精神领袖，他学着他们造反作乱，以期从底层一跃而成为上等人物。之后他一生在政治浪潮中不断忤逆造反，他性格中的“反叛”色彩与此息息相关。

戏文中的才子佳人的故事则造就了胡兰成追香猎艳的情感态度，他的“深情”往往类似于戏文中温香软玉的男主角。中国戏曲中，才子佳人的故事是和帝王将

45相故事可以相媲的取材内容，所以又有“为老婆”的别称。胡兰成骨子里多旧式才子的作派，戏曲中旧式才子似水柔情、深情款款的特点对他亦有影响，无怪乎有人说他是“张君瑞柳梦梅一路”（张瑞，2016）自传中时常有他自比戏文中的书生的语句，比如范秀美送他逃匿的事情，他比喻是戏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说范先生是祝英台，他是梁山伯。他以梁山伯一样的情意对待范先生，以戏文中才子佳人的情态来塑造自己的感情。他亦把自己喜欢的女子比作是戏曲中的旦角，他说：“原来唱嵊县戏的女子，如傅全香、姚水娟、袁雪芬她们，亦就是像范先生这样的人。”（《今生今世·十八相送》）细读他的故事，会发现尽管他常自比刘邦这样的草莽豪杰，尽管他有着政客的杀伐之气，但在感情上，他的“深情”更多的是一种戏文小生的、旧式才子的委婉缠绵的情意，而非英雄豪杰式的大气豪迈的感情。之所以会如此，恐怕与戏曲文化的浸染不无关系。

5.2.2多元思想的影响

思想观念对人的性格亦有明显的塑造作用，胡兰成也概莫能外。他一生学习多种理论，接触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尤其是那些在他年轻时候就浸染过他的头脑的思想观念对他的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五四”时期的“自由”、“民主”的西方思潮影响了他“反叛”的性格，甚至他的“无情”性格也可以从中找到根源的痕迹。一九一九年五月上旬，“五四”的风潮已波及绍兴时，13岁的胡兰成正在绍兴第五中学读书，学生罢课、上街、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对来自农村的胡兰成是一种强烈的冲击。大批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鼓吹思想，倡导自由，激烈地反对旧传统旧，新旧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激烈碰撞。“五四”青年对礼法的不屑和藐视，反叛一切的社会思潮促发了胡兰成心中叛逆的种子，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因为反抗学校的不公和压迫被开除。如果不是来到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学习，经历了“五四”自由之风的洗礼，恐怕胡兰成“反叛”的气焰不会那么高涨。同时，“自由”的思想如春风化雨塑造了一代有情义分明做事决绝的青年，他们对男女之情的决断让胡兰成终身难忘。胡兰成在自传中讲述了那时对待感情能够一反封建旧礼教的同学们的故事，故事中多是受了新思想新风气影响的敢爱敢恨的青年的男女。虽然出身寒微的他没有反抗旧式婚姻，但他日后在感情上轻薄浮泛而不愧疚，“五四”时

46期两性自由的风气也为他的感情态度添加了时代的注脚。

“五四”时期从西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他尤其影响重大。二十多岁的他在燕京大学学习时，燕大的学生党组织每周开一次会，胡兰成由此了解到了党的主张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自此他的思想背景里一直存留浓厚的左翼色彩。他在自传中说：“马克思说要扫清一切雾数的感情，而且敢于平视西洋的权威东西，这就可喜。马克思主义虽是他人的声音在叫喊，但也激发了中华一代人的大志，且要重新来格物致知。”（《今生今世·路入南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旧思想、旧社会是一种扫荡式的冲击，在这样的思想的引领下，胡兰成反思旧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来批判中国当下现实的问题。无形中这种西方思想影响了他的“反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力求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务实性无形中影响了他“功利”性格中讲求实际的部分，他说：“中华现在这样的贫弱总不是事……马克思主义的功利遂合了我的意。”（《今生今世·路入南中》）他利用马克思主义思考解决中国农村凋敝的现实问题，反过来马克思主义又浸染了他的务实的性格。

其次，胡兰成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浸润。有人认为胡兰成是“乱世畸儒”（王化桥，2013）是“彻底的儒生”（陈丹青，2016）尽管这一说法目前尚有争议，但从其自传来看，他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颇为明显，儒家思想对于他“规矩”性格中好礼的特点以及“功利”性格有所影响。胡兰成童年接受过纯正的儒家启蒙教育。他在《闲愁万种》中说“幼时母亲教我拜月亮婆婆，教我对房族太公要有规矩，给了我人世有信。”他回忆少年时代读儒家经典《尧典，、《舜典》的心得，他说：“尧典里的日月星辰与农作的世界，我虽不知道底细，但已开豁了胸襟，只觉得我家的台门与屋瓦亦是在于尧典的世界里。当时已起来五四运动，北京大学一派兴疑古的新风气，但是尧典讲星的位置在天文学上得了证实。”他的文章里对礼乐文化含有强烈的自觉，其重视礼节的性情无疑受到了儒家思想重礼教的传统的影响。同时，儒家思想主张积极的入世态度，强调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这也无形中增强了他追求功名的欲望。中国的读书人始终不脱儒家的底色，用世之心急切，对政治、对万民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常以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为己任。胡兰成看到村妇断炊，不自觉地联想到士人的责任，撇开他曾经的政治身份不论，这种心态大可玩味，只有受过儒家传统熏染

47的读书人才会有如此的文化自觉。胡兰成曾说：“我于政治的愿望，亦不过是要使闾里风日闲静，有人家笑语。”《今生今世·世上人家》千百年以来，儒家入世思想流风所及，读书人皆以“士”自居，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化不开的政治情结。正因如此，胡兰成年轻时才夙兴夜寐地攻读马列著作，不愿只在广西的穷乡僻壤当一名中学教员，他同样不甘心在雁荡山间终老余生，见民生艰难，仍难免叹息。他无法忘情于政治，一直关注、观察、分析政治的走向和趋势。

第三，胡兰成的性格里明显有禅宗思想的影子，禅宗思想对其“淡泊”、“无情”、“真实”性格作用尤其大。他说：“维摩诘经里有一节写天女散花，不着佛身，不着菩萨身，我亦如此，罪福一时皆尽，不着于身。”（《今生今世·天涯道路》）这是禅宗里当下解脱的本领。胡兰成深得此道，此前种种感情的决绝和事功上的淡泊，都与此有关。禅宗里“过而不留，通而不滞，适意而为，随缘喜乐”的思想，日渐熄灭了他心灵的烈火。早年玉凤病重，他却在义母家数日不归，逃逸了生死大事，挣脱了儿女情长。他投效汪、日的罪责那么大，但一样可以拒不认罪，都是“当下解脱”的本领。他的那套“逃难哲学”（王语行，2016）即是禅宗思想的精义，包括三点：一是“无业”，自认无罪，没有愧疚之感，如此才能斩断情缘，割恩断爱，不需要解脱，也不致缠缚，这就是他“无情”甚至“淡泊”性格的缘由之一。二为“亲”，亲就是不隔，就是真实，于身亲的就是好，于身无益的就是不好，一切感情必须真实，毋必弃绝戏剧化、幻想和侥幸，这种观念影响了他“真诚”的个性。他讲究修行要“体露金风”，也就是从实际生活中真实可感的事物中修行，不要做虚妄的不切实际的修行，所以他时常会有看重花鸟草虫等真物而不喜欢西洋的玩偶假物，会有珍视民间真实的闾巷风景而不爱飘渺的虚幻生活的偏好，这都是禅宗“体露金风”的修行方式对他的浸润。三为“敬”，敬出于礼，不玩人，不玩物，不有怠慢之心，于人事有一种平等，自始至终谨慎不懈，这又与他“规矩”的个性有关。凡此种种，都是禅宗思想在他性格上的烙印。

同时，又有人说胡兰成是“黄老之徒”（薛仁明，2015），有人说他是“兵家”（阿城，2016），还有人说他是“纵横家”（木心，1995），胡兰成究竟师承何处，思想源头来自哪里，说法各异，莫衷一是。他的思想太过于复杂，性格形成受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故而难以厘清尽述。有一点要明确的是，思想理论本

48无好坏，但对人的性格影响有不同的作用，比如禅宗的去“业”思想落在胡兰成身上就有一种轻佻的“无情”，一种不负责任的脱解，儒家“重礼”思想落在他身上又产生了一种持重敬人的“规矩”效果，这就是思想观念对人影响的复杂性了。

5.3时代背景和逃亡生活胡兰成生于1906年，卒于1981年，无论是早年生活在，还是1950年后日本，他生活的环境一直都是动荡不安的。且抗战胜利之后，胡兰成因为事职汪精卫，被定为“汉奸”，遭到逮捕，所以从1945年到他日本一直到去世，他都是过着逃难的生活。动荡的时局加上困厄的逃难生活，对他的性格增添了注脚。因这两种缘由对胡兰成的影响有着交互的情况，所以置于一起加以讨论。

首先，动荡不安的时代和逃亡生活影响了胡兰成的情感态度，他时而“深情”时而“无情”的矛盾性格与此有所关系。社会环境的动荡，生活的不安定，使得胡兰成明白世事无常、人生聚散的道理，他因此尤为顾惜与人的相处，对眼前人有一种珍视。“大概也是因为时势的缘故，此前我与之有夫妻之好的女子，皆不过三年五年，要算与玉凤最长：七年。但即或只是邂逅相见，亦已可比有人在南山松树下看见了金鸡，或那个朝代出了真命天子，有福份取得了紫大山上的兵书宝剑，这样的难逢难值。”（《今生今世·春带》）因为时势不稳的缘故，胡兰成与众位女子的相聚常常短暂，往往即刻分离。然而，他认为这样短暂的缘分亦是如南山金鸡和兵书宝剑一样有难得的珍贵，所以倍加珍惜。而且战乱带给他的恐惧不安，也只有在温柔乡里才能缓解一二，与女子为伍，让他更为轻松自如。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尽管他处处留情，浮花浪蕊，依旧能到诸多好女子的爱慕，有人还说他是“用情至深”的人了（王语行，2016）除了男女之情，他对于世俗人情也更加顾惜。自传说到逃难到范母家时，范母端来一碗红豆汤，递到床前，胡兰成突然感觉春到了，“如同亲人，到处都是它”。（《今生今世·十八相送》）人世间的一粥一饭，在人困厄时，显得尤为难得。一向认为“天地不仁”的胡兰成也感激人间有情有义，也生发了自身的情意。矛盾的是，也恰是因为聚散无常，

49时局造就了诸多“露水姻缘”，胡兰成常和人逢场作戏，并非真心动情。谈及与张爱玲的交往，他说：“且我们所处的时局亦是这样实感的，有朝一日，夫妻亦要大限来时各自飞。”（《今生今世·女子》）“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观念使得他处处留情，又处处薄情，无论是对待张爱玲还是范秀美，甚至深爱的小周，一旦时局有变自身有难，他都能即刻挣脱，不被儿女情长约束。作为亡命之徒，风花雪月已不重要，眼前要做的是如何逃脱、怎样活下来。胡兰成明白不切身的儿女之情必须摒弃，来不得半点动摇和懦弱。甚至对待子女，他也绝情。逃亡日本之前，他到上海后，他见了青芸一面，子女没有见，他说“把子女来还给天地，把眼前与将来还给岁月”《今生今世·永嘉佳日》。他一旦小心起来，就如履薄冰，可割亲断爱，凡事都可抛却，凡事都可无情。

其次，动荡的时局和逃亡生活毫无疑问也塑造了他“反叛”、“功利”的性格。越是动荡不安的时代，礼崩乐坏得愈发严重，趁此作乱造反的人越是层出不穷，胡兰成这种自幼有“草莽英雄”造反梦的人自然不例外。他一生弄险，多是格于形势。一向有大志的他，希冀在乱世中浑水摸鱼，铤而走险、追名逐利。且乱世之时，人的性命时时堪忧，他也因此变得愈发“功利”，自承为了活命而时常利用人。他说：“空袭使我直见性命，晓得了什么是苦，什么是喜，什么是本色，什么是繁华，又什么是骨力。”（《今生今世·劫毁余真》）对于秀美，他更多地是用智不用情，也承认引诱秀美是出于利用，而非真正的男女相悦：“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忠实与机智为一，要说这是我的不纯，我亦难辩。”（《今生今世·十八相送》）像张爱玲这样没办法帮助她逃难的，他就决然了。承平之时，他发现张爱玲的种种好处——她如一件华丽的貂皮大衣，披在身上，惹人注目，可以帮助他赢得众人的赞美和艳羡。现在在逃难中，这件貂皮大衣不仅招眼，而且无用，他需要的只是秀美这样的女人，像贴身小袄，轻巧灵便，可御寒，还很贴身，这是张爱玲所不能给的，所以，行事功利的他选择秀美而弃张爱玲也不足为奇了。

再次，时局和逃难促发了他性格中“真诚”、“虚伪”的矛盾。一方面，战争和苦难让他看到了生活苦难的真实和生命无常的，使得他日渐改变以往不着地的虚幻的优雅和虚做，愈发真实的待人待物，这也是对他性格的影响。秀美

50给了他安定的生活，他们之间没有精心雕琢的风雅浪漫，没有吟风弄月的文学情趣，他们是“患难夫妻”，少了幻念，多了烟火气，胡兰成受用于这样的情感，真实而不造作。逃亡的惊悸和绝望稍稍缓解了，一食一饭才是最真实的感受。他逐渐打掉了人世的虚妄和浮华，朴实而安稳。另一方面，他的生活却是虚拟的。为了安全，他不暴露自己，靠谎言存身，以大言欺世，借以来获取别人的信任，求得立足之地。虚假的身份、虚假的经历、虚假的表情，他的生活是的，他成为一系列人格的扮演者，但他很能胜任这个虚假的人生角色。甚至做戏的本能让他在不需要说假话的时候也热衷于说假话。比如面对夏承焘这样的忠厚儒者，他的欺骗之词可能出于无心，只是已沉湎于假面的生活，认同了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罢了。他带着面具，内心里充满了恐惧，对周围的一切高度警惕和防范，随时要应对无处不在的危险。

还有，逃亡生活让他变得规矩安分多了。他变得谦逊，没有了宏图大业的可能，开始老实规矩地做人处事。人际关系方面，他谦逊柔和，处处小心，无争无求，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脾气好”。在广西任教时，他常和同事们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现在他却“把知识收起，不要于不知不觉之间流露出威严与慷慨豪爽，要装得是个未见过大场面的人”（《今生今世·雁荡兵气》）逃难中，对男女之事，他极力克制，不敢恣情妄为。

从某种程度讲，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性格形成离不开环境和际遇的影响。动荡的时代环境和艰难的生活对胡兰成的性格影响是巨大的，不断发生巨变的现代中国时局使得他的性格也随着发生着变化，而逃难时候居住地点和人际圈子的时时改变，亦对他产生着影响。他与世沉浮，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和环境中度过了波谲云诡的一生。

6、结语弗洛姆认为人的性格是在解决人类基本的存在矛盾而产生的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Fromm，1980），胡兰成的主要矛盾性格便是这种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与真实自我的关系的一种典型生成。在本文的探讨中，可以窥见胡兰成“反叛”与“规矩”、“真实”与“虚假”、“深情”与“无情”、“功利”与“淡泊”的矛盾性格，还有他性格的形成缘由。他的生命故事亦在本文对性格的剖析

51中得以揭示、展开。

任何人的性格都有矛盾对立的特征，矛盾性是人的性格的常见特点，然而，这一点在胡兰成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在探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更加不同的是相较于常人的无意识存在的矛盾性格，胡兰成的矛盾性格有其刻意塑造的可能，他有意识地培养性格的模棱两可。胡兰成在自传《今生今世》中有这样一段话：“本来‘善恶’二字在西洋人便成了罪福，在中国民间却只有是非，而且人可以对它调笑。是非分明，而亦可以相忘。是非分明是人世有限的面，是非相忘则是无限的面，人世有限而亦无限。”（《今生今世·瀛海三浅》）在胡兰成看来，“是非”是可以“调笑”的，是可以“相忘”的，是可以不分清楚的。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下的内核便是对诸事都有一种“折中主义”的做法，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混沌”、“糊涂”的处世方式。具体体现在处理自身与客观世界、与他人、与真实的自我的关系时，则呈现出矛盾不明的状态；而由此塑造的性格，就是一种骑墙式的矛盾性格。

他这种“泯然”和“混沌”的处世方法，无棱无角，无方无圆，使得甚至在面对日本敌人时还能“以礼相待”，失去该有的风骨。这样的言行其实有着极高的处世智慧和极强的生存能力，也许他的刻意培养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扮演的角色表明了人性是何其的复杂和多面，实非一两句断语一篇文章可以清晰地描绘或论断的。

一言以蔽之，胡兰成此人一生经历丰富，身份多样，在现在中国的历史上、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他的生平故事和性格心理等却没有得到较好地挖掘，本文便是基于此而做的努力。在胡兰成的生命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处理自身与世界、他人、自我的关系时存在的矛盾冲突，看到了这种矛盾冲突的难以完全的解决；也看到了家庭环境、思想文化、时代背景与生活际遇对人性格的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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