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骼里树立着永恒的姿态_阎连科的短篇小说及其叙事伦理_张学昕

当代作家评论65

骨骼里树立着永恒的姿态———阎连科的短篇小说及其叙事伦理

张学昕

就可以在叙述中发生转换，这似乎没有什么

是虚构的常识。关键是，为什么要转问题，

换？如何才能转换？作家叙述的激情和文本中蕴藉的力量，究竟源自何处呢？是什么力量可以影响叙述时间和空间的改变？

我觉得，这句话一定会对作家阿来有很大的启发，也可能会对所有擅长虚构的小说家有一定的影响，甚至可能对我们的阅读、批这涉及到作家处理生活、评产生触动。其实，

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活本身是否都需要重构？惟此才可能实现作家的创作意图吗？许多时候，生活本身的力量和意义，也大于写作者的意识、精神范许就大于虚构，畴。我想，一个作家所选择的叙述背景，一定是宿命般的不得已，或者必须，它是一种依托，是那种作家与一块土地血肉相连的情感他选择“一个邮维系。最典型的是福克纳，票大小的地方”作为写作背景，使他名满天下。这种现象在中国作家里似乎更普遍，莫

“高密东北乡”，“枫杨树乡村”苏童的和言的

“香椿树街”，，贾平凹的“商州”阿来的“机，“耙耧山脉”。这些，村”阎连科的已经成为式寄寓，他们各自创造的文学世界的“地标”

，是他们每个人赖以进行叙述的“风水宝地”同时，这些文学的地标，也支撑起一个作家的

写作地貌和创作的格局。如此，我想，他们的就必须选择一个类似精神原乡似的所写作，

一

最近，在阅读阎连科短篇小说的时候，一

个经常遇到和思考的问题，一个有关写作的

开始缠绕着我。作家的虚构，写作发老问题，

人物的原型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生与故事、

的神秘联系？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创作灵感之源究竟在哪里？小说艺术的智慧，究竟是思想的结晶还是精神气度的体还现？是生活本身具备的浑然天成的结构，是作家得到了某种神示般的指引，生发出直面现实的力量？

阿来在写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之前，曾

征战的足迹寻访格萨尔的沿着格萨尔生活、

故乡。他在金沙江边拜访兵器部落后前往河

坡乡时，听到一个关于格萨尔曾经途经此地的传说，精心研读过相关史料的阿来，询问遇

质疑格萨尔征服霍尔回来不到的一位长者，

可能经过这个地方，因为霍尔在北方，岭国的

王城也在北方，而这里差不多是南方的边界。老者不说话，看着阿来，直到离开他民间知识与阿来即将分手的时候，视野所覆盖的地盘，

：“为什么非要故事就发这位长者才开口说

生在真正发生的地方？”是啊，传说、历史和

讲述故事的时间与空间，都已经发生了位移，呈现出不确定性，那么，故事发生的时空，也

66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

在吗？难道这既是他们写作的出发地，也是

他们的“回返地”吗？接下来，就是阿来遇到的那位老者的诘问：为什么非要故事发生在真正发生的地方？也许，写作就是一个思乡之梦、还乡之梦？难道故乡真的是梦？梦可以从这里开始，也可以从这里结束，更可以从这里延伸开去。所以，我想清楚了，为什么许

多作家的故事都“发生”在故乡，或者类似故乡的一个精神性所在。故乡作为精神、情感

之根，

或者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审美判断的出发点，

甚至，成为他诠释现实生活和存在、确立自己文学叙事伦理的关键所在。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对于阎连科来说，他一定是，也必须会将他讲述的所有故事，置放在他的故乡，他拟设的“耙耧山脉”，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现实本身，都会使人物、场景、生活在这个场域中真切地复活、重现。这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故乡永远挥之不去的理由，就像一个内心充满喜悦或是满怀痛苦的人，

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回家。我这样讲，完全是基于我对阎连科写作初衷和内在品质的不断理解。关于为什么写作的问题，阎连科有过深情的表述：“有些话永远无法和别人讲，它只能永远在你的内心储存，唯一让这些储存到一定时候的话见到阳光的机会，就会

通过笔端向稿纸流淌。到头来，

你就不得不又去写你的小说。为什么写作？也许就是想

把那些无法和人说的话说出来吧。说不清，道不明，反正就是一个无法和人说清的烦乱、荒寒，感到什么都没有意义，只有写作使你感到温暖，有可能减弱你内心的荒寒，使你的荒

寒不至于到了死寂、死亡的程度。”①我联想起余华说过的一句话：“我只要写作，就是回

家。”每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梦想能表达一种面对土地的情感和思考，

将自己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故乡的屋檐下晾晒，都在与故乡、童年和往事厮守。所以，至于小说里讲述的故事，是否发生在自己的故乡，已经不那么

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叙述往事、沉淀记忆的

时候，能否驱走内心的“死寂”和“荒寒”，进而战胜虚无。这个时候，

作家所借助的那个“故事”，其所承载的意义空间，就会帮助作家建立起一个新的精神结构。看来，在这里，个人的命运和困境，还不足以占满一个写作者的感官和心灵，惟有在新的叙事结构里，故

事以及故事背后的“我”，才可能获得重生的生机和喜悦。这时，

即使我们已经离开故乡或者往事很久，

但写作仍然会让一个人找到来时的“林中路”，并且，让人感到从此他的

力量不再像以往那样单薄和空旷，因为，文本所建立起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事物本身的内涵。

所以，我越来越明白了，阎连科的故事，

为什么永远也离不开他的“耙耧山脉”，离不开他的故乡。记忆，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

开始，

却在一个阔大的精神世界里弥散开来。于是，在这个背景里，生命、苦难、残酷、宿命、坚忍，都成为阎连科写作、想象的文学地理版图上魂牵梦绕的叙事母题。“耙耧山脉”的

骨骼，

也就成为阎连科叙事的结构支撑点和精神原点，

在这个骨骼里，也树立着阎连科叙述的一种姿态，我甚至认为，有许多时候，阎连科的写作，甚至就像是飞蛾扑火，在精神和语言的快感里追逐并获得一种新生的自由，仿佛只有这样，他才会觉得这是以自己的痛

感，触摸到了故乡的脉动，对得起他的土地和人民。

我们知道，真正给阎连科的写作赢得重

大影响和声誉的，

是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二十世纪末，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令其

引人瞩目，声名鹊起。这部小说运用了一种所谓“索源体”结构，让一个“单纯”的故事一下子变得异常丰富、坚硬起来。无疑，这也是

①

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第73－74页，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一部令阎连科在创作上获得极大信心的作品，这是一个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和恐惧，

也可以说，是把作者自身从叙述迷谷中解救出来的故事。通过这部小说，他似乎竭力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结构，或者说，在一种新的小说理念和哲学理念的照耀下，让一个现实的故事被一种精神照亮，获得再生性的力量。而且，更主要的是，这部文本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体现出阎连科非凡的

小说结构能力。而这种结构性力量，日后渐渐养成了他写作的内在精神气度，

构成了后来他许多小说的血肉，或者是小说的内蕴和灵魂，成为后面一系列小说的精神纲要。正是从这部小说开始，阎连科更加注重对小说文本结构的寻找和锤炼，将埋藏在内心多年的有关故乡的记忆整理出来，并且，激活了现实中处于沉睡状态的那部分生活。《坚硬如水

》、《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一路下来，阎连科似乎已经在自己制造的话

语的狂风暴雨中“顺水推舟”

、突飞猛进了。每一个不同的故事，都在这里被打造成有密

度、有强度、有深度、有冲击力的结构，在其间，阎连科像一个“荒原狼”，在他的文字里，也仿佛在人性的、精神的荒原上“狼奔豕突”，这里不是一种“小资”式的所谓“知识分

子”

作家的绵绵絮语，不是仅仅站在同情和怜悯的立场上，去完成对阴郁的乡土生活及穷困、落后农民作那种隔靴搔痒的人道主义精神按摩，而是超越普泛的人道主义价值审美维度，超越俗世的价值观念，在写作中逐渐确立有新的意义、价值的“乡土经验”

。因此，从这种视界出发，“耙耧山脉”在阎连科的笔下开始慢慢地耸立起来。我们在这些文

本里，看到一个有关生命的沉实的精神框架，或者说，这些文本为“耙耧山脉”树立起一个坚实、坚硬的骨骼。这个骨骼后面，不仅永远站着一个人，一个“角斗士”，也站着“耙耧山脉”这块土地上忠诚、孝顺的儿子。而且，他

2013年第5期

当代作家评论67

树立着一种永恒的姿态，面对坚硬的存在，实

有与虚妄、意义与空无，在略微阴郁、感伤的情境里挣脱出深切的矛盾，经受着残酷的心理的折磨。因此，我们可以说，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最具情感担当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对人生和现实直面而无情的剖视，显示出他对时代深层结构细腻而掘进式的探寻，也凸显出他与众不同的叙述现实、存在的勇气、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

我感到，阎连科的短篇小说，也是这样。他不仅在叙事伦理上把自己视为“耙耧山脉”

的“子孙”，并且，在叙事结构上，同样也张扬着具有丰润、强悍和坚实的“耙耧山脉”的骨骼。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阎连科短篇小说写作的使命感、结构感，都来源于他故事发生地”的情感激发。前面提到的，阎连科

写作的内驱力之一，

他对现实的冷硬与荒寒之感，肯定会直接影响到他小说的美学、艺术

形态。实际上，短篇小说的力量，短篇小说的内爆力、叙事气度和美学风貌，完全取决于文本承载故事、叙事内核的重量的大小。这个叙事内核”，凝聚着作家在经验世界中提

取、

游离出的情感结晶，对现实、存在思索的力度，因此，它也必然是一种具有充足的个性光芒的生命咏叹，一幅别致又精致的审美图像。这个咏叹或者图像，在一个作家的叙事美学谱系里，必将成为他精神价值的趋向，贯穿其写作的始终，构成小说扑朔迷离的神秘景观。对于阎连科而言，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写作，是他一次次大规模的、对现实较为全面的整理或整合，这足以缓解他阅世的苦寂感、苍凉感和紧张的意绪。我还不清楚，阎连科在长篇小说写作的间隙里写作短篇小说，是一种写作情绪的调整，还是对一个有叙事长度的文本的补充。我曾揣摩这两者之间是否

““68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

具有“互文性”价值追索，这种对存在世界“横断面”的“窃取”，让我们感受到阎连科目光的犀利、

锐利和强悍。阎连科也一定笃信，短篇小说对现实和存在世界具有非凡的穿透力，它对于现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所构成的绝不是普通的压力，而是巨大的“压强”。这种“压强”，使文本呈现出深邃、驳杂、明暗不定、带着一股幽暗苦涩的形态，叙事“坚硬并

不如水”，这也是我阅读阎连科小说时，总是感觉他的文本的

“骨感”，往往大于美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人曾将阎连科的小说与凡·高的画相比较，“《日光流年》或者说整个‘耙耧山脉’都仿佛映现在我的眼前。这就是凡·高的《星月夜》，它立体地凸现在我的审美视域。《星月夜》是凡·高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之

一。从画面中可见，

远处宁静的小镇伴着几点灯光沉睡在山谷中，四周连绵起伏的山脉

连接着深邃的夜空向上铺展着，几乎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二，

明亮的星月在其中闪烁，使整个夜晚不再那么黑暗。村庄、山脉、夜空由近及远地延展着，使整个空间似乎都在向高处、远处延伸。然而，一棵暗褐色的丝柏却悄悄地逼近眼前，从大地的深处蓬勃向上地生长着，直插天空……这代表的正是凡·高内心的孤寂与难捺的激情……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相对于现实的世界，它是封闭、单一、滞后的，就像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存封于古老的记忆中。然而，在作品中，它却是这般地鲜活、灵动、缤纷绚丽。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我想，这是缘于阎连科对于土地的热爱和对乡村故土的怀恋。一切的色彩皆源于自然，耙耧山脉的人们都有着与天地互融的‘自然生命’。因为他们命系土地，命系山川

河流，

命系生生不息的劳作，命系汩汩流淌的热血。正是作品中色彩的运用，让我们看到了阎连科独特的生活体验，以及对于故土沉甸甸的、交织着苦痛的复杂情感。这是色彩

抒发出来的真性情。无论是随意的一笔，还

是有意的涂抹，在他的眼中，耙耧人的生命就是那般地多姿多彩，他们热爱土地，热爱生命，感谢上天馈赠的同时，也在与人生的种种磨难抗争着，

以使生命之花开得更加艳丽，长久”

。①对此，我也有同感。一个中国作家对存在世界的感受，对生命和自然的理解和解读，竟与画家凡·高的美感和生命感悟是如此接近和相同，

阎连科虽然与这位异国的画家有着迥异的现实处境，

但他们似乎都经历过某种精神炼狱。小说的叙述和绘画的色

彩，是以不同的艺术方式，触摸到生命、自然和命运的内在旋律，这两种不同艺术样式却极可能产生相同的艺术精神张力。我们看到了，在阎连科笔下的那些也许并不十分古老的村庄，经常发生新的故事，出现新的事物，并且随即就会带来心灵的冲击。而当新的事

物带来变化的时候，

却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一切都不是事先的预设，

世界的面貌与人的内心，都会因此发生剧烈的震荡和深刻的变化。有时，这块土地所发生的一切，在阎连科的文

本里，

常有似梦非梦般的感觉。阎连科经常选择那些呈现生存困顿的真情实景，写出人生、存在的窘迫和逼仄，写出生存的陡峭感，他会将存在的绝望，埋藏在生机乍现的那一刻。有时，虽然没有什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情节，

但却在貌似平静的叙述中，有灵魂内在的激烈碰撞的声音从字里行间传出。或者，他先是给人物一个活生生可以改变命运和境遇

的希望，最后，一种突兀、奇崛的生存图景却决绝、

不可逆转地消逝而去，深刻地呈现出存在世界的晦暗，

或者说灰暗。表现现实透彻的阴冷，生命状态的悲苦，昭示命运的不可抗

拒性，已成为阎连科释放内在紧张感的重要方式，直逼现实，直逼心灵，而那种刺痛感，是

①

孙萍萍

：《阎连科的小说与和凡·高的画》，《文艺评论》2013年第1期。

被烧灼过的锋利断断续续地戳穿的，那种画面感更是扑面而来，呼啸而过。此前，我的的确确很少在当代作家的文本里，看过这样令人心痛的文字。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乡土经验、认知价值，而且，文本所呈示的这个世界的大量令人惊骇的图像，令我们心碎，令我们沉重，鲜活而冷峻的生活气息，生命、宿命的彷徨，很难令我们陡增直面现实、反抗绝望的勇气。

写于二〇一二年的《黑猪毛白猪毛》就是表现命运凄苦、现实残酷的当代杰出短篇小说文本。这是一篇奇崛的小说，它让我们在一个很狭小的叙述空间和短暂的叙述时间里，体悟到生命的沉重和惨烈，生活的光景直逼存在的真实面相。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倾尽了心力，想帮助其作品主人公在生活逼仄的缝隙里寻找生机的作家，

在现实、存在面前只能选择无奈地“忍气吞声”，简直就是酷烈的叙述，几乎令人窒息。因此，当我读罢这篇小说的最后一行文字时，

我仿佛一下子就理解了阎连科在许多文字里所表现出的那种

不可理喻的激愤。不同的是，这种将理性的力量包裹起来之后的冷峻，更让我们心碎。一个镇长开车撞死了人，无论撞死了谁，都应该负担他理应负担的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

事情，

不容置疑。但是，这个意外的事件，竟然成为许多人赖以改变生存境遇的一次重大机会。像是百年不遇一般，乡里的四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要去顶替镇长坐牢，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给自己戴上镣铐。看似不可思议，其中却暗藏玄机。谁能取得镇长的恩宠、愉悦，就拥有了改善生存状态的可能。在这里，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慑力，它很可能会建立改变生活固有秩序和常态的新逻辑。很难想象，

四个青壮年汉子，或者是因为生活的艰辛和困苦折磨，想尽早摆脱每日缓缓升起的噩梦；或者是试图依靠镇长的权力讨要回自己被霸占的媳妇，一个完全可能通过正常法律

2013年第5期

当代作家评论69

途径解决的问题；或者为了解决自己弟弟的

职业问题，绞尽脑汁寻找巴结镇长的机会，他们都不惜选择牺牲自己的自由和声誉，争先恐后地去代人受过，去蹲监，更不必说什么人的尊严。问题在于，这竟然成为求之不得的一件大事，鲁迅笔下有一群“想做稳了奴隶而不得”的人，这里却有一群为了基本生存想去坐牢而不得的人。这迫使召集人李屠户只能采取“抓阄”的方式，来确定可以去顶罪

的人选。主人公根宝，

却没有那么“幸运”，没有得到那根可以为镇长消灾的“一寸长，发着光麦芒一样尖尖刺刺”的“黑猪毛”，但他最后辗转从另一位获得“顶罪权”的柱子

手里，求取了这次宝贵的机会。我们以为，根宝成家娶妻的梦想可能就要变成现实，但阎连科再一次将现实残酷地推向这个可怜的孩

子，

使得根宝及一家人从希望的看台，坠入绝望的深渊，因为，被撞死者的家属没有追究镇长的过失或法律责任。

阎连科将这篇小说的叙述背景置放在一个村落的屠宰场：

根宝从村里出来，一听到屠案上红血淋淋的尖叫，身上抖了一下，像冷一样，可他很快就把自己控制住了，不再抖

了。说到底，

是杀猪，又不是杀人……赤背的李屠户正舀着清水往扇肉上浇洗，

一瓢一瓢，泼上去，淋下来，红艳艳的血水流过一片水泥地，从一条水沟流到李家房后了。

屋外又有了一阵猪叫，粗砺而骇人，像山外火车道上的汽笛叫，只是比那汽笛短促些，也比那汽笛混杂些。夹杂有猪的喘息和人的乱哄哄的声音。这样过了一阵，

便突然安静了。不消说是利刃从猪的脖下捅进脏腑了。

阎连科叙写的这个外部世界的环境，立

70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

即让我们联想起鲁迅的名篇《药》，这篇我们

虽已经读过数年，但仍然难忘的现代短篇经典，创造了一种二十世纪独有的现代中国沉重、抑郁、窒息的生存语境和叙事氛围。华老栓为儿子买下的饱蘸“者”鲜血的“人血

馒头”，那血色的殷红，虽在他手中早已渐渐褪去，但仍然映照出人心的残酷、无色与坚硬。我们在内里所看到的，是一个有良知、有疼痛感的作家，对人生和存在世相无情的剖

视。困顿、

灰冷的生存样态，就像是一个“无声中国”

的缩影。这时，我感觉，阎连科的文字与鲁迅走得异常相近。

我们不得不惊叹阎连科的残酷叙述，人性的善恶在俗世的纠缠中被清晰地洞见。在耙耧山脉，

有血有肉的男人在生活的苦难面前，无法主宰自己命运时的凄苦，无奈和潦倒尽显无遗。我想，

阎连科在小说里想表现的，绝不仅仅是人性面对落后和贫困时的“低贱”，而是在苦难、残酷生存状态的人心沙漠上，

小人物的羸弱、无助和艰涩。作家没有显示任何救赎的姿态和悲愤的情怀，但平静、不露声色的艰涩叙述，仿佛要挤干虚构的水分，具有撼人心魄的震慑力，并挑战着我们的阅读。我们所看到的，是残酷，残酷，还是残酷；凄苦，凄苦，还是凄苦。这么多的人，像是被

拴在一个无奈的绳索上面，

都朝向一个必然没有出路的入口蜂拥而至，执拗地坚信那其

中一定有一个实现梦想的机遇，而这个机遇，实际上就是寻觅一个基本的生存可能性。生活如洪荒、沙漠般地寂寥，无边无际，阴影如阴霾令人瞠目，它继续吞噬着那些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希望。有时，现实的秩序还可能改变生命的基本伦理，荒诞悖谬，颠倒黑白、不可思议的人性变异，将阎连科的

“残酷美学”、“苦难美学”推到了极致。另一个短篇《三棒槌》，与《黑猪毛白猪毛》的叙述意旨非常接近。在一定程度上，前者

更像是后者的续篇。我开始时在想，对于后

者，我们在文本里，为什么竟然丝毫没有对现

实苦难的悉心追问：生活为什么会沦入如此这般的磨难？也许，

无需梳理我们就清楚了，混沌的空间和木讷的人群，人们的生活就是为了生存而挣扎，人之为人，意义在哪里呢？在中国乡村，一代代人生活过的乡村貌似日渐变动，其实，旧乡村有意味的传统和文化正在被所谓新的人性欲望吞噬，底色消失殆尽的时候，许多人几乎堕入动物般的生存。人

即使发展出极为丰富的感受能力，但也只是为了嘴巴和胃囊在一个基本层面奔波，

兴奋或者悲愁。当刘根宝无力、无意挣脱生活、命运的设定，任凭日子无奈地流淌时，《三棒槌》里的石根子本能的冲动，似乎煽动起并不清醒的自觉，怒发冲冠，对长年霸占自己妻子，欺辱自己到牙齿的李蟒，决绝地做了“一次性”的“了断”。表面上看，石根子的这次了断”，似乎是一个男人在长期被羞辱状态下的火山式爆发，实际上，这个事件的表象背

后，

有一股巨大的有形或无形的力量在“怂恿”石根子制造这样一次壮举，也就是说，这是一件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对于乡间恶霸李蟒，弱小的孩娃会把可以致人死命的棒槌悄悄地移至石根子的身边，石根子打死李蟒后接受法官审问时，法官在提审中甚至多次

暗示石根子，

希望他修改自己的供词，想竭力帮助他减轻罪责。同样，他们对石根子奋力

一击所获得的最后尊严，无论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充满理性的法官，还是曾对石根子“怒其不争”的妻子，都因为他终于男人般地挺起了胸膛，给予了符合人性的支持和爱护。石根子从一种自虐、自贱和自卑式的隐忍，到火山喷发式的爆裂，其间经历了长达八年的阵痛和折磨，在极限处生发出不可遏制的抗拒，

一切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中。这个复仇的故事，看上去丝毫也不张扬，人物的命运和可能性，都不是通过性格和外力透露，而是内敛地渗透出一种捆绑、压抑生命时，囚禁

“产生的反作用力。导演伍迪·艾伦说过这样

一句话：“生命有两种，一种是可怕的，一种是悲惨的。

”显然，阎连科让人物选择了“可怕的”方式来体会、考验自己的“本质力量”，而暴力充当了更悲惨命运的吊诡的途径，让

我们循着苍凉、凄苦的路径，遁入了恐惧和人性黑暗的渊薮。

短篇小说《奴儿》，是一篇将苦涩包裹起来细心品味、以柔软对峙生硬、困顿，以温暖

抵御寒冷的文本。可以说，

这是阎连科一篇最细腻、

语言最绵密、充满了人与自然交融气息的短篇小说。如何描摹一个辍学后帮助父母维持家庭生计的十二岁的小女孩，面对世事，对于外部世界、自然、生命的本然状态，如何呈现她内心最纯净、最美好、最善良的愿望，以及她与成人世界的复杂、算计相互映照的乐趣、

无邪、执拗，都体现在阎连科娓娓道来的叙事耐心里。虽然看上去这是一篇很单纯”的小说，没有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关

系，

但阎连科却是极其用心思来营构奴儿心灵世界的微妙变化。奴儿似乎可以一个人独自承受生活的压力，爹爹伤残瘫在床上，她依靠割冬草卖钱给舅舅补贴家用，她没有被生活挤榨掉生命本身的韧性。阎连科不会写唯美故事，但他在童话般的情境里，比照出人物与情感在风雪雷电世界中的自由生长。我明白阎连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小说了，这部小说耐心地叙述，表现出一种表象微弱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蕴含着一股不屈、坚韧的生命力量。阎连科喜欢在弱者内心的毛细血管里，发现并发掘能够撼人心魄的灵魂力量。

三

在小说写作中，生活大多是被作家重新虚构的，已有的生活方向和基本趋势，也可能被作家肆意“扭转”

。这对于虚构类文体来2013年第5期

当代作家评论71

说，是正常的叙事手段，无可非议。但问题是，作家在“加工”生活，处理自己经验的同时，常常要按着某种具有强烈个人性的叙事伦理，或者意识形态、概念、观念、思潮等潜移默化的规约，

对“原生态”的生活进行大胆的重构。这通常还被认为是对生活的超越。但在有些作家那里，“还原”生活就是再创造一

种生活，我们曾经对生活和写作的关系有着很顽固的理解，

我们总是以为写作的使命和责任，

就是要对生活进行改造式重构，总是要奔向生活理想的、的、积极的、兴高采烈的那一面，刻意地将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嵌入生活本身；而常常回避现实的、平淡的、低

调的，

甚至落寞、迷惘和残酷的那一面，将叙述凌驾于人性和生活本身之上，“把他们当作粗糙的材料进行加工改造，不过是可怜的

杜撰，以高调形式表现出来的致命平庸”。①实际上，无视生活已有的常态，触摸不到生活

真实的

“糙面”，真实就会隐藏在另一种封闭的迷津里。无疑，阎连科的写作，是直面现实，追求真实的写作，他的写作呈现出的十分

强烈的深刻性和矛盾性，

既构成他写作丰富的精神层面及其复杂性，

也形成其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深奥、沉重命题，弥散着不可遏止的悲观主义意绪。在阅读他为数不多的短篇时，我们能够感觉到他饱含宿命意识并昭示出哲学余韵的叙事品质，

一方面，体现在这个作家叙事中的骨感，

另一方面，作品中笼罩的彻骨的寒冷和灰暗，没有温和与优雅，有时甚

至没有希望，给我们窒息的感觉。显然，阎连科从来不会肆意地“拔高”生

活，

诉诸以某种理念、理想的寄托。他坚信，若想认清一个时代的生活和人生场景，必须把一个时代的人性描摹清楚，才可能知道一切的来龙去脉，只有书写出存在的本色，才会

①

张新颖

：《生活从来不是需要加工的材料》，《长城》2012年第4期。

“72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

发现它真正的质地。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作家如何叙述、如何建立自己的叙述结构并使这个结构与生活、现实存在达成默契，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同样，这也是小说叙事伦理的问题。

阎连科清楚，一个短篇小说的体积所能涵括的生活容量，如何在有限的叙事时空里，呈现、延展能够超越存在本身的人性空间，是体现一个作家信仰、艺术追求和审美维度的关键。记得好像是托妮·莫里森说过，

她痴迷于小说的理由是

，“它扩大了我的生存”，对于阎连科来说，文学写作从来就不会成为

滥情和虚无的产物，它一定是对生存、现实的深入体察，以及人道主义的探究和追问，并在

生存现实和基本存在理想之间的差距里，洞悉俗世存在的不可理喻性。阎连科的短篇小

说，

有时，往往从一个节奏舒缓的叙述开始，扎进生活深处从容地咀嚼或吞吐现实的龃龉，生长延展出强大驳杂的根茎。人文的情愫被牢牢地嵌入。在叙述上，

看似用力均匀，但无法掩饰那种对现实锐利直面的压迫状态，有时，他也常常故意“压扁”故事或情节的形状，以突兀式的叙事掘进，白描生活原点的恍然。

《往哪里走》是一篇很特别的、寓意横生

的小说，

在阎连科小说里是比较特别的一篇。以往，特别是近年来，阎连科的小说，很少借

助魔幻、荒诞和悖谬等手段，来铸造或装饰文本的叙事形态和格局，但这个小说却使用了让人略感现代，也会觉得有些“生硬”的手法，来表现存在世界难以摆脱的苦涩和惶惑，叙写生活艰难，表现主人公日子凄苦，决计摆脱生存煎熬。三十二岁的李大平，已经无力依靠自己的能耐，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无力改变自己和一家人灰暗的生存状态，家境的贫穷无法让他过上正常的、普通的、最基本的人间生活，他四顾茫然，无力回天。有一天，他竟然感知到一只野狗在冥冥之中对他的指

引，而他的父亲也在空空荡荡的田野里，遭遇

到同一条脊背腐烂不堪的野狗对他的暗示，同时听见已死去几十年的大平爷爷亡灵的声

音：让李大平明天一定要“往东走”。李大平顺从了这样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虚妄的安

排，从此离开困苦的家园出门向东远行。沿途所发生的事情更加怪异、蹊跷，不可思议。开始，每当李大平试图向所遇到的驾驶各种交通工具的人们求助时，都会被以种种理由

刻意拒绝，

只有一辆汽车停下来主动让他搭车，

而这辆车的方向就是一直向东，而且是开往监狱的。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像罪犯一样满脸晦气，被很宽松地捆绑着，他们相互探讨着、询问着，每一个人都仔细地反思自己从小到大曾经有过的大大小小的劣迹，

然后，一起主动走进那幢“红色瓦房的狱院里”。叙述随即切换到十几年后，

李大平竟然从这个城中监狱出来，携妻带子回到乡村，以衣锦还乡者姿态接自己父母去城里享福。这个求生、谋生的模式，后来被村里的年轻人纷纷效仿，成为一条生路。这篇小说，除了具有浓郁的寓言性，还颇有童话的色泽，阎连科有意使用轻松的笔法叙述一个沉重、沉痛的故事。这又让我想到鲁迅，这篇小说更像是鲁迅散文诗《过客》的现代版，只不过《过客》是从形而

上走向形而上，

阎连科的小说是从活生生的形而下现实，将我们引向形而上的玄思和臆想。显然，《往哪里走》给出的结果是虚幻的，不定的，而且没有任何略显澄澈的光芒，小说里的“东边”———监狱，在此都是一个朦胧、迷惘和模糊的所在，我们无法知晓其中有

什么，也不能想象人们在其间经历了一种怎样的“炼狱”，是否获得救赎。正如生活永远没有结论，一部小说其实也就完全没有义务提供结论，

无论是虚无的还是昂扬向上的，只是不要运用概念、理念和空洞的诉求性符号，来伤害世界，毁损我们应有的生活，就足够了。如托尼·莫里森所说，小说“扩大了我

的生存”，这也印证了阎连科“小说延伸着他

的存在”的写作初衷。这篇小说的荒诞性，恰恰就是阎连科喜欢的“直面现实性”。也许，我们会觉得这种荒诞有些生硬，但它建立了一种叙事的可能性，是否发生并不重要。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短篇小说《柳乡长》

。这是一篇直接挑战当代人传统观念的小说。乡村如何获得物质文明，摆脱贫穷，这是二十世纪十年代最大的焦点问题，它好像一夜之间就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每一

个人面前，

而且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阎连科在这个小说里，叙述了一个基层干部柳乡

长如何带领乡村农民致富的一个极端选择，柳乡长竟然在乡里下死命令，来导引人们生活的出路。这就是让农民背离自己的土地，轰赶农民进城谋职谋生，可以去做一切可能

致富的事情，

甚至不择手段，不惜牺牲耻辱感、道德感。果然，一些人率先、迅速地富裕

起来，特别是，其中槐花在城里“闯荡”赚了大钱，

还带动许多人奔富，还要无偿地给乡里修路筑基。以至于柳乡长兴奋不已，甚至敢于决定放弃向新来的县委汇报工作的机

会，而去看望这个“女英雄”。他对槐花心怀崇敬，号召全体乡民向她致敬，向她学习，并

且，乡里还为槐花立碑：学习槐花好榜样，以表彰她对乡里的贡献。初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曾想，这是不是阎连科纯粹虚构的一个乡村故事？在我看来，这应该算是当代农村生活中的畸形故事，它不仅越出了乡村政治的边界，还折断了人性、道德的“红线”。这是将农民从一种无奈逼入另一种无奈，仿佛是为农民选择的一种突围方式。明显地，柳乡长是受到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深入启发。小说有意没有正

面叙述这个女性的内心世界，

也没有涉及她的具体行为、道德和情操，这些，都被阎连科

隐匿在叙述深处。但小说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她的所为，真的可以成为我们必须接受的

2013年第5期

当代作家评论73

现实吗？这又是哪一种文明与疯癫？

小说写作，被阎连科喻为是“直面现实，

其实就是作家拿头撞墙的艺术”。①阎连科“撞墙”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撞什么样的墙？

后来，在对阎连科的阅读中我渐渐清楚，阎连

科是以自己真诚的心在撞“生活的墙”，撞击现实的冷硬与荒寒。这种姿态，似乎也决定

了他写作的叙事方式和精神取向。我在与阎连科探讨小说叙述和现实之间关系时，曾谈

到阎连科叙事的“急促”

和结构的“坚硬”。这种情形，后来也不断出现在他的短篇小说

中。我觉得，像阎连科这样的作家，在短篇小说结构里，应该会对生活材料作另一种有别于长篇的处理，尤其是在表现存在世界矛盾和焦虑时，会放缓叙述的节奏，没有想到的是，他始终用力强劲、威猛、严苛，甚至一往无前。如何处理写作中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作家如何把握“紧之度”，就成为深入地考量阎连科写作的一个最大的“变数”

。阎连科渴望他的人物摆脱苦难和死亡的厄运，渴望将他们从苦难和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

种诉求，使得阎连科将想象力推至逼真的极限，用直觉填满生活的空缺，让人的材料具有生活气息。

我以为《生死老小》这个短篇，非常能体

现阎连科短篇小说的这种审美特性。这篇小说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阎连科还没有写出重要的、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或者说，他在短篇小说上的用力更为集中。《生死老小》是一个情节非常简单的故事，一个同村的无父无母的孩娃，不慎从树上摔下来，血肉模糊一团，被一位老人背到医院抢救，没有治疗费，生命垂危，急需输血。老人回到村庄，念想挨家挨户能筹到一千元医疗费。他倾其所有，也不惜与儿子一家反目，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年年月月生长于斯的

①

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第49页。

74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

土地上的人们，面对一个十几岁孩子的生死，竟然是残忍地拒绝伸出救助之手，不惜抛弃、泯灭了善良和美好。最后，老人自己回到医院给医生跪下来，自己为孩子献血，结果被抽血至死。以往，阎连科所写的农民大都是与自然抗争，但这一次他对乡土发出了一次深刻的怀疑和警觉，乃至哀怨。愚昧、自私和狭

隘，令“耙耧山脉”布满阴霾。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阎连科的那部中篇《耙耧天歌》

。小说里的尤四婆因为四个儿女都有智力残疾，相传以亲人的骨头入药可以治愈，便掘坟开棺，挖出亡夫骨头，作为儿女的药引。最后她自己又安排后事自杀而死，以让她的儿女们也能有足够的骨头吃。无疑，这是一个人吃人的故事，对于人伦而言，实在不堪入目，令人发指，文明于此丧失殆尽。同样，这位“耙耧山脉”老人，他体验到的人们对生命的冷漠，是孤独的、人性的荒寒，精神的恶疾，这种荒寒的内心终究将归于死寂。这篇小说，确切地让我们意识到世界整体的荒寒。但也引发我们对于苦难存在境遇中“自私”的理解和同情，令我们思索数年来何以导致这种生命形态、存在现实的深层原因。

我知道，阎连科在小说中竭力追求的，就是将“矫情”写得不矫情，将坚硬写成柔软如水，

让苦难风干，让恐惧在风中瑟缩，让内心不失血色，胸怀宽厚而不羁，让狭小和逼仄走向开阔。他的这种写作激情从何而来呢？我们恐怕不能不沿着阎连科的人格和性情，追

溯写作的发生。“再说连科的宽厚，在他的小说中这种宽厚演变为对生存绝境的清醒意

识和广大悲悯，因为悲观所以宽厚。而连科的小说不是‘温’的，既不暖洋洋也不懒洋洋，相反，总是暴烈、激越；他的艺术眼光总是盯着宏大的、

极具戏剧性的事物，而对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无秩序他倒是安之若素。”①我们看到，这种宽厚，却常常表现为那种决绝

的无情和残酷的叙述。他自己曾坦率地讲：

“不是我残酷，是我看到的现实残酷。我小

说中的残酷，几乎是一种冷酷的残酷。”②在这里，

我们不能不思考，阎连科写作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的“残酷经验”

来自何处？阎连科那种强烈的“存在感”，叙述的“急促

感”

，对叙述产生的作用力，究竟是一种压迫性力量，还是因为对终极性意义充满孤愤感、绝望感的思索，而造成极度的情感宣泄？我们注意到，他在充分地意识到乡土社会危机的同时，对在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冲突时代，农民心理的劣根性和“优根性”，并没有

情感上的过度迷恋与倾斜，

而是在新的现实语境中重新确立参照系，倾注极大的深刻的

悲悯、关怀，对面临苦难的底层也给以批判现实主义的诟病，他在充满悖论的双重精神价

值中，

作出了富于现代性和历史感的选择。这时，我们会清楚，阎连科的小说与他的

故乡之间的神秘联系，

他虚构的故事与当代现实之间的理性成分，乡土之情的“轻”与

“重”，他的美学选择和文化深度背后所蕴藉的精神、

智慧。也就是说，他所延伸、拥有的有关乡土的叙述，既是“耙耧山脉”的，也是中国的，

是现实的，也是心灵的。我们看到了他不停歇的对人性的思考，

对生命和存在的追索，以及思索的疼痛与坚韧。

一九一九年，周作人曾经翻译安特来夫的小说

《齿痛》。在他的长篇译后记中，引述过安特来夫的一段话：“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

生命，痛苦，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人，

我之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上的功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

离。

”③周作人引述的这段话，足以表明自二①李敬泽：《目光的政治》，第9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②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第68页。③

周作人辑译：《点滴：近代名家短篇小说》上册，第182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20。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写作传统中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精神，以及“人的文学”的思想，都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这个传统虽然在近百年的文学写作中，总是若隐若现地承续下来，但不同时期，尤其近年来的写作中，却很少作家在具体的宏观、微观语境中，去表现对“别人的心灵，生命，痛苦，习惯，意

向，愿望”的细腻描摹和深切“理解”。我想，阎连科应该算是真切地沉潜至乡土深层的作

家，

他所描摹的底层社会的生死歌哭，成为人在生存困境中“人间性”的写照和构图。而且，阎连科通过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建构起叙述对象与存在世界的“对抗性”，主体性的

羸弱和强悍错综交织，“复调性”的产生，使得小说具有了丰富的意义空间。还有，

阎连科的小说，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其结构和语言都有独特而坚硬的质地，这种结构，都向着生生死死、沧桑岁月中那些被苦难所覆盖的人性，陌生的事物敞开，丝丝缕缕地潜入我们的

生命，

走进我们的心房。这些人性故事，决定小说的风格，也决定语言的样式。杰出的作家一定会超越日常生活惯性，去理解事物和存在之象，建立自己理性和情感世界的双重结构。阎连科的叙述，是如此接近里尔克所说的

：“我们必须尽量广阔地承受我们的生存；一切，

甚至闻所未闻的事物，都可能在里面存在。根本那是我们被要求的唯一的勇气

……就因为许多人在这意义中是怯懦的，所以使生活受了无限的损伤。它们都被我们日常的防御挤出生活之外，甚至我们能够接受它们的感官都枯萎了。但是对于不可解事物的恐惧，不仅使个人的生存更为贫乏，并且人与人的关系也因之受到，正如从无限可能性的河床里捞出来，放在一块荒芜不毛的岸上。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惰性，

使人间的关系极为单调而陈腐地把旧事一再重演，而且对于任何一种不能预测、不堪胜任的新生活

的畏缩。”①有时候，我猜想在阎连科小说里，

2013年第5期

当代作家评论75

是否隐藏着一种“目光的政治”，或许，正是

因为这种叙事伦理的存在，它才始终影响他小说叙述的方向，鼓舞他在小说中产生可以“扛千斤之鼎”的力量。“愿意在仁慈面前双膝下跪，就像跪在祖先的坟前一样，却又分辨不清仁慈的真伪。于是，就在自己的写作中默默地淌着灵魂的血汁，让那些粗糙或细腻、节俭或多余的文字，成为灵魂出血的声响，成

为写作的缘由和根本。”②尽管，在阎连科的

短篇小说里，

我们很少看到他在中、长篇小说中延续绵长的诸如、

暴力和性等主题，以及在现实世界中触目惊心的艾滋病危机、“”记忆、当代政治等敏感区域，但是，他在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中，强烈生发出的生命意识、土地情结，以及发掘死亡、苦难、人性、荒诞、愚昧和丑恶的坚决，这些，都表现出他梳理生活现场的细部形态，还原农民“血肉化”残酷奇观的现实勇气。我们在他利刃般的短篇小说的光影里，感受到那飘渺的“乌托邦”诗意之灯的寻找及其回响，看到了沉重的大地的骨骼，看到了作家阎连科奇崛

的精神骨骼———那是一座灵魂的建筑，并且，还看到他直面存在的理想主义的永恒姿

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

短篇小说文体研究”（12BZW019）、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0BZW010）、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DUT13RW3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学昕，大连理工大学教授，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桂玲）①转引自张新颖《迷恋记》，第4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

，2010。②

林建法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文学的自觉》，第2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