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７年３月 （第３１卷第３期） 葶暮ｌ誊｝霭Ｉ 彳ｌ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２０１７ （Ｖｏ１．３１，Ｎｏ．３） ●华东经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５０９７．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２ 外汇管制调整对离岸贸易的影响 基于上海自贸区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 希 ，彭 羽 ，沈玉良 （１．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２００１２０；２．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０２０） 摘要：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方式，离岸贸易是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转型的重要贸易方式之一。文章通过选 用上海自贸区（原上海综合保税区）内１７７家公司营运中心的企业层面数据作为回归样本，就“新型国际贸易结算 中心外汇管理试点”对离岸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汇管制放松将显著促进离岸贸易额的增长，虽 然可能对一般贸易产生替代效应，但是这种增量效应明显大于替代效应；从离岸贸易的收入留存效应看，外汇管制放 松对公司营运中心的在华收入留存效应影响不显著，最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在离岸贸易的税制环境上处于劣势。结 论隐含的含义是：外汇管制放松对离岸贸易促进作用的发挥还需要与弹性的税收相配套，两种联合使用 对离岸贸易发展和金融要素集聚的效果更大。在上海自贸区运行三年以来的试点建设中，关于离岸贸易的外汇管理制 度和税收制度创新方面进展缓慢，为此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建议。 关键词：外汇管制调整；离岸贸易；上海自贸区；倾向得分匹配法 中图分类号：Ｆ７４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０９７（２０１７）０３一ｏｏ１３—０８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络，发挥全球运营功能，实质上控制了全球贸易的流 离岸贸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ｒａｄｅ）是指一国／地区的贸易 量和流向。 商提供的货物直接由关境外的生产地付运到客户， 离岸贸易是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转 而不经过该国／地区的海关，该国／地区的贸易商从中 型的重要贸易方式之一。通过吸引外资贸易中 赚取差价或佣金。与传统的贸易方式相比，离岸贸 间商在中国集聚，可以逐步改变发达国家公司 易的显著特点是“两头在外”，即交易所涉商品的货 仅把中国作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的现状，从原来的 源地和销售地都在海外，商品不进出贸易商经营所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等传统贸易方式，拓展到离岸贸 在地的关境（彭羽、沈克华，２０１３）…。离岸贸易作为 易、转口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并存，使中国从简单的 一种新型贸易方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 加工制造中心转变为全球生产制造和亚太区贸易中 发展，、新加坡、纽约、东京一举成为离岸贸易高 心基地，将部分与货物贸易有关的订单环节以离岸 度集聚的城市。２０１４年离岸贸易额达５．２３万亿 贸易的方式提供服务，这不仅使中国获得生产阶段 港元（约６ ７４５亿美元），同期新加坡的离岸贸易额更 的贸易利益，而且可以获取贸易代理、贸易结算、贸 是超过万亿美元，达１．１６万亿美元，离岸贸易已成为 易融资、贸易采购、贸易信息资讯等诸多服务环节的 和新加坡的第一大贸易方式，大大超过其转口 贸易利益（陈希等，２０１１） ］。 贸易额①。离岸贸易实质上是一种中间商贸易方式， 目前，国内外关于离岸贸易的研究尚处于起步 中间商主要利用其发达完善的贸易网络在交易领域 阶段。由于离岸贸易的主体——贸易中间商主要集 内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大量贸易商在香 聚在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因此相当部分的离岸贸易 港、新加坡、纽约和东京等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集 研究与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结合起来。Ｊｉｍｉｎｇ Ｈａ、Ｋｅ１． 聚，通过离岸贸易的方式，利用其庞大的全球贸易网 ｖｉｎ Ｆａｎ＆Ｃｈａｎｇ Ｓｈｕ（２００３）ｂ 认为，随着开放度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０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１３７３１５６） 作者简介：陈 希（１９７６一），男，上海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贸易中间商，离岸贸易； 彭羽（１９８１一），男，江西萍乡人，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贸易中间商； 沈玉良（１９６４一），男，上海人，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 叭月（第 卷第期）期、 ｒ 外Ｉ汇管制调整对离岸贸易的影响 Ｌ－ 吕币ｕ以界 笠刈而斤贝刃 ｌ丁夕 Ｉ口Ｊ Ｍａｒ．．２０１７ （Ｖｏ１．３１，Ｎｏ．３） ３１ ３的不断提升，作为连接与国际市场的国际 中转地的作用在下降，但是离岸贸易额的上升则表 明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没有下降。同样的， 沈克华、彭羽（２０１３） 认为，离岸贸易的崛起代表香 港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进入了新阶段，贸易中间 商在集聚，通过离岸贸易的方式加强了其对全 球贸易的控制力，从而提升了国际贸易中心的 进行资金收付，从中赚取差价或佣金，由于货物没有 进出人贸易中间商所在地的海关，因而贸易商无法 提供货物报关单等证明资料，在我国以存在真实货 物交易背景作为外汇审批依据的条件下，贸易商通 常因外汇收付受阻而无法顺利开展离岸贸易。 在离岸贸易方式下，“三流分离”导致的外汇收 付障碍如图１所示。假如国内有一家贸易中间商Ｂ 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沈玉良等（２００９） 贝０比较了纽 约、东京、新加坡和四个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离岸 贸易发展模式的差异，并提出通过促进离岸贸易发 展，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目标模式和策 略。汤世强（２０１０） 、黄新祥（２０１２） 坝０分析了上海 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建设过程中离岸贸易发展面临的 瓶颈，需要从外汇管理和税收制度等方面进行 突破。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揭牌成立， 特别是将离岸贸易正式写入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总体 方案之后②，一些文献研究了离岸贸易如何借助上海 自贸区平台发展壮大。徐美娜、彭羽（２０１３） 认为应 利用上海自贸区的￣＇ｔｆＥ管理制度和金融制度创新试 点解决离岸贸易外汇结算的制度瓶颈。张军旗 （２０１３） 则从法律上分析了上海自贸区在外汇管制、 税收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制约，并提出了加强 离岸贸易法律保障的若干建议。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离岸贸易的研究，主要从国 际贸易中心建设视角，或其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方式 所面临的制度瓶颈角度进行研究，虽然已有研究已 指出￣＇ｌｆＥ管制是制约我国离岸贸易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但几乎都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尚没 有基于企业层面的定量研究。本文采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上海自贸区１７７家公司营运中心的企业层面 数据，就２０１０年外汇管理创新试点对企业开展 离岸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首次从企业层面分 析了外汇调整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和其他不同 贸易方式的影响，通过稳健性检验，得出较为可靠的 实证分析结论。 二、外汇管制调整影响离岸贸易发展的作 用机理 在我国存在严格外汇管制的背景下，离岸贸易 的发展面临外汇收支的制度瓶颈，从而在我国大部 分地区无法开展。这是因为，离岸贸易是以货物流、 资金流和订单流的“三流分离”为主要特征，贸易中 间商分别与境外的供应商和客户签订买卖合同，并 一１４一 公司，甲国的供应商（卖家Ａ公司）和乙国的客户（买 家Ｃ公司）分别与Ｂ公司签订买卖合同，Ａ公司把货 物卖给Ｂ公司，Ｂ公司再把货物卖给Ｃ公司，Ｂ公司赚 取货值差价；但是，离岸贸易方式下，由于货物直接 由Ａ公司发运至ｃ公司，没有进入到贸易中间商Ｂ公 司所在地的海关，因此Ｂ公司在向外汇管理局申请外 汇时，因无法提交相关货运单据从而不能证明是否 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背景，最终无法完成对外收付 汇。这种情况下，离岸贸易业务因存在外汇收付瓶 颈 卖家 买家 图１ 离岸贸易方式下贸易中间商的外汇收支障碍 受外汇管制的，离岸贸易在国内大部 分地区都无法开展，但是其已经在上海自贸区（原上 海综合保税区）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 在于，原上海综合保税区属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区 内实行与境内区外不一样的外汇管理③。尤其 是２０１０年，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同意，作为全国唯 一试点区域，原上海综合保税区于当年ｌ０月启动“新 型国际贸易结算中 Ｃ，￣Ｉ－汇管理试点”④，先后批准５０ 家试点企业，允许其设立离岸贸易专用账户，为企业 离岸贸易收付提供外汇监管的便利化。该明 确，不对试点企业的每一笔离岸贸易业务进行外汇 收支审查，允许其通过离岸专用账户进行收付汇，并 通过事后集中审查的方式进行监管，但是该对 于离岸专用账户的起始资金和进出入资金限额等仍 有比较严格的，因而并未彻底解决离岸贸易业 务的外汇收付障碍，对企业离岸贸易的开展需 叭月期、（第 卷第 期） ｒ ３１ 外汇管制调整对离岸贸易的影响 ｌ 吕＿巾 以佩 口Ｊ篮 雨斤贝刀 矽 口Ｊ ＭａＦ．．２０１７ （Ｖｏ１．３１，Ｎｏ．３） ３要进一步的量化分析加以佐证。本文以下部分将采 图２对比了试点和非试点公司营运中心（企 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就２０１０年的“新型国际贸易结算 中心外汇管理试点”调整对企业离岸贸易的影 响进行实证分析。 三、样本选择、计量模型和回归结果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上海自贸区内的公司贸易型总部 （官方口径为“公司营运中心”）作为样本。之所 以选择公司营运中心作为研究离岸贸易的样 本⑤，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离岸贸易主要是上海自贸 区内的公司营运中心在经营。这是因为，从事 离岸贸易业务的企业需要有庞大的全球贸易网络， 而且在国内和国外有广大的生产和服务布点，从而 带来复杂的公司企业内贸易和企业问贸易，离 岸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而一般的中小型公司则不具备进行离岸贸易的 基础和可能性。参与“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 管理试点”的５０家企业⑥，全部属于公司营运中 心企业，将其他未参与试点的公司营运中心企 业作为对照组，可以比较准确地捕捉外汇调整 对企业离岸贸易的影响。 本文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上海自贸区１７７家 公司营运中心的企业层面数据作为回归样本（其中 包含５０家试点企业），包含了企业层面的离岸贸易和 一般贸易金额、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 雇员人数等字段。其中，公司营运中心企业名 单以及企业的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 雇员人数来自于上海自贸区管理委员会；企业层面 的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数据来自于上海海关；企业 的离岸贸易数据来自于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离岸贸易统计问题，无论在 学术上还是实践中，尚未找到一个普遍认可的统计 口径。从实践经验看，离岸贸易的统计口径在２０１０ 年实施“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中 Ｕ￣Ｉ－ｆＥ管理试点”前后 应该有所区别。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问，本文统计的离岸贸 易是将企业在外汇管理局的外汇收支记录减去海关 进出口贸易额后得出。在２０１０年之后，上海自贸区 （原上海综合保税区）内参与“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中 心外汇管理试点”的企业，可以通过离岸专用账户记 录中获取。通过对比试点和非试点公司营运中 心（企业）进出口贸易方式后发现，享受外汇管制放 松制度的试点企业的离岸贸易份额约为２０％，而非试 点企业仅为１０％左右。 业）离岸贸易进出口金额的增长变化。可以发现，在 ２０１０年之前，非试点企业的离岸贸易进出口金额的 增长率高于试点企业，而２０１０年（试点外汇管制放松 的起始年份）之后，尽管试点和非试点企业组的 离岸贸易增速均下降，但是试点企业的增长速度始 终高于非试点企业。由此可见，初步的统计结果没 有否认效应对离岸贸易的促进作用这一假设。 但是，除了调整，来自企业特征、时间特征、地区 特征等诸多因素也可能影响企业离岸贸易流量，因 此，下文将通过计量实证分析进一步检验放松外汇 管制对离岸贸易的促进作用。 Ｏ Ｏ ０ Ｏ Ｏ Ｏ ４ ２ ０ ８ ６ ４ ２ Ｏ ２ ／ ／ 、、、 ／ ＼ ＼ 一非试点企业 ／ ＼ ＼ 一试点企业 ｛ ＼ ｋ、、 ～～ ～ ０ｎｎＱ ？ｎ１ｎ ，ｎ１ １ ０ｎ１ ７ ０ｎ１ 图２公司营运中心企业离岸服务贸易增速变化 （二）计量模型 作为贸易中间商，上海自贸区的公司营运 中心实质上扮演了母公司在中国区甚至亚太区贸易 型总部的重要功能，因此从企业运营的角度看， 公司营运中心会同时混合操作一般贸易、加工贸易 和离岸贸易等多种贸易方式，采用各种贸易方式的 比重则取决于公司在中国和亚太区子公司的分 布以及公司经营的产品品种等因素。因此，不仅需 要分析外汇调整对企业离岸贸易额增长的影 响，而且需要分析这种调整是否改变了企业的 贸易方式结构（即是否发生离岸贸易替代一般贸易 等效应）。此外，为了进一步捕捉外汇管制放松 后，公司是否愿意将区域结算中心功能配置在 中国，从而对中国产生更大的资本溢出效应，本文还 分析了外汇调整对公司营运中心企业在境 内的收入留存效应。 因此，本文的计量检验分为三个层面：①检验外 汇调整是否改变了企业的贸易方式结构（结构 效应）；②检验外汇调整对企业离岸贸易额提升 的影响（增长效应）；③外汇调整对公司营 运中心企业在中国的收入留存效应（收入留存效 应）。本文以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作为基准，同 叭月期、（第 卷第 期） 外；ｌ 。１ｒ－一－管制调整对离岸贸易的影响 吕ｌ巾 从界 笠 向竹 刀 Ｍａｒ．，２０１７ （Ｖｏ１．３１，Ｎｏ．３） ｒ ３１ ３时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模型作为一种稳健性分析，检 验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１．结构效应 由于受制于现有的外汇管理制度（货物报关单 据是外汇收支审批时不可或缺的凭证），公司无 法分离订单流与货物流，即货物必须先运抵贸易商 所在地，再运到最终目的国。在这种情况下，离岸贸 是货物由供给国直接运抵目的国，而订单和结算等 系列服务由“地区总部”、“营运总部”等集成处 理。外汇管制放松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内的 营运中心企业的离岸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程度显著 提升，从而可能增加企业的离岸贸易交易额。因此， 本文提出待检命题２。 待检命题２：放松外汇管制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一易可能被抑制或者暂时被一般贸易（或者其他贸易 方式）所替代。而在外汇管制放松的条件下，公 司的订单和结算中心可以真正发挥集成管理订单和 结算的功能，即在无需货物贸易凭证的条件下完成 结汇，从而贸易方式可能由一般贸易等方式转变为 离岸贸易。因此，本文提出待检命题１。 待检命题１：外汇管制放松导致贸易方式从一般 贸易等转变为离岸贸易，即“结构效应”。 一般而言，企业所在的行业特征（资本密集度、 技术密集度、行业集中程度等）、所在的地区特征（劳 动力成本、是否是港口城市等）、企业的生存时间等 企业特征也可能对离岸贸易产生影响。由于本文掌 握的数据比较有限，因此，无法直接控制更多来自企 业、地方、时间等层面的差异性。为克服这个问题， 尽量避免由于遗漏重要变量而产生的估计偏误，本 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可观察到的企业特 征和具有时间趋势特征的因素。 本文采用企业一年份层面的面板数据。计量方 程是如下： Ｓｈａｒｅ ＝ ＋ ｄ—ｐｏｌｉｃｙ ＋ Ｆ ＋叼Ｆ ＋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ｉ在ｔ年的离岸贸易额 （或者一般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中的比重ＳｈａｒｅＩ『； 主要解释变量为企业ｉ在ｔ年是否享有放松外汇管制 的虚拟变量ｄ＿ｐｏｌｉｃｙ Ｆ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Ｆ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ｓ ，表示企业ｉ在ｔ期的残 差项。 ２．增长效应 放松外汇管制除了结构效应，是否还具有 增长效应，即享受放松外汇管制试点的企业，其 离岸贸易在滞后期能否增长得更快？最近１０余年 里，公司组织结构发生了生产碎片化（纵向分 离）和服务功能集成化（横向整合）的演变，也由此出 现了公司“地区总部”、“营运总部”等机构，他们 向分散在全球的制造性子公司提供订单管理、物流 管理、结算等服务。在这种生产网络中，最优的模式 来促进离岸贸易增长，即“增长效应”。 在检验“增长效应”时，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估 计偏误，本文仍然采用计量策略Ｉ１来控制更多企业特 征和具有时间趋势特征的因素对于效应虚拟变 量的而影响。计量方程是如下： ＝ ＋／３ｄ—Ｐ。ｌｉｃｙ ＋Ｔ１ｎＹ ＋ 叼Ｆ ＋ ， ＋ （２）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ｉ在ｔ＋ｎ年到ｔ年之间离 岸贸易额（或者一般贸易额）的平均增长率；Ｙ． 表示 企业ｉ在ｔ年的（１ｏｇ）离岸贸易额（一般贸易额）。其余 变量的含义同方程（１）。 ３．收人留存效应 随着外汇管制的放松以及离岸贸易和其他 贸易方式业务额的增长，上海白贸区公司营运 中心在集团内亚太区分支机构中的功能地位得到提 高。由于资金流动变得更加便利，公司可能将 资金结算等总部功能转移到中国，从而提高其在华 收入和利润留存份额。因此，本文提出待检命题３。 待检命题３：放松外汇管制能有利于提高在华跨 国公司的收入留存份额，即“收入留存效应”。 本部分所用到的数据是基于Ｂｕｒｅａｕ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ｆＢｖＤ）数据库亚太企业库和上海自贸区营运中心企业 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其中，每个营运中心的母公司在 全球的收入总额以及在中国的收入金额来自ＢＶＤ数 据库，而其他企业层面的信息来自自贸区营运中心 企业数据库。 ＲＳｈａｒｅ ＝ ＋ ｄ—ｐｏｌｉｃｙ ＋ Ｆ ＋叼Ｆ ＋ （３）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ｉ在ｔ＋ｎ年到ｔ年之间企 业ｉ在华收入份额。其他变量同方程式（１）。 （三）回归结果及解释 表ｌ是结构效应（方程式１）的检验结果。在给定 企业，并且控制具有时间趋势项的不可观察的因素 后，效应虚拟变量与离岸贸易份额显著正相关， 与一般贸易份额显著负相关，即放松外汇管制的“结 构效应”这个假设成立。 ｏ（第 卷第３期）３ １ 外；１ 。ｒ１－管制调整对离岸贸易的影响 一吕ｌ巾 以界 笠 两斤贝刀 矽 口Ｊ Ｍａｒ．，２０１７ ｒ 表１“结构效应”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离岸／一般贸易额占公司贸易总额的比重；企业一年份层 面：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解释变量 离岸贸易／贸易总额 一般贸易／贸易总额 （１） （２） Ｄｕｍｍｙ ｐｏｌｉｃｙ（效应） Ｏ．（０１２籼Ｒ 一Ｏ．１１ ．０４） （０．４０） 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察值 ２８１ ２８１ Ｒ ０＿８１ Ｏ．８１ 注：参数估计系数汇报了Ｈｅｔｅｍ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ｒ０ｂｕｓｔ标准 差； 料、 、 分别代表参数的估计值在１％、５％、１Ｏ％下显著； 表中略去汇报截距项的回归结果。表２、表３同。 表２是增长效应的检验结果。由列（１）和（３）可 知，尽管效应的虚拟变量与两年离岸贸易平均 增长率不显著，但是其与三年离岸贸易平均增长率 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 列（２）和（４）汇报了效应与一般贸易平均增长率 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不显著，即受惠于放松外汇管 制的企业与其余企业在一般贸易平均增长率方 面不存在结构性差别。同时，期初离岸／一般贸易金 额的对数值与整个报告期的离岸／一般贸易平均增长 率仍然显著负相关，符合增长的收敛性假说。由此 可见，“增长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并不取决于不可 观察的企业特征和时间特征。 表２“增长效应”的回归结果 ｔ ｔ＋１年平均增长率 亡￣ｔ＋２年平均增长率 解释变量 离岸贸易 一般贸易 离岸贸易 一般贸易 （１） （２） （３） （４） Ｄｕｍｍ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０．４９６ ７ ０．０９８ ０ ０．６０３ ６ ０．２６２ ５ （效应） （Ｏ．３５１ ９） （０．２５４ ３） （０．２６５ ３） （０．２７２ ３） ｌｏｇ（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 （０１．０３２ ９ ｝ 一１．１２８ ７｛籼 ．０６８ ２） （０．０５１９） ｌ一ｏｇ（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ｖａｌｕｅ） ０．（０７４１ ９ 一１．０２１ ３￥ ．０７６３） （０．０８２ ０） 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察值 １６６ ２３０ １２７ １８１ Ｒ ０．７２ Ｏ．５１ Ｏ．９１ Ｏ．６７ 表３是收入留存效应的回归结果。在第（１）列 中，本文采用ＯＬＳ模型回归了效应虚拟变量对营 （Ｖｏ１．３１，Ｎｏ．３） 运中心母公司在华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在１０％水平 下显著。但是在第（２）一（４）列中，当控制了雇员人 数、资产总额、税收金额等企业特征后，效应变 得不显著。在第（５）列中，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 型检验以上结果。在控制了企业特征与时间特征 后，效应仍然不显著。这表明，虽然放松外汇管 制会增加公司营运中心的离岸贸易规模，但并 不意味这些营运中心就会随之将集团公司的资金中 心功能配置在上海。 表３收入留存效应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营运中心母公司在华收入份额 解截面数据 面板固定效应 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ｕｍｍｙ ｐｏｌｉｅｙ ０．１０６ ７ ０．０７４ ６ ０．０７２１ ０．０５６ ５ ０．０５２ ６ （效应） （０．０６１ ５） （Ｏ．Ｏ７１ ７） （０．０７１ ９） （０．０７５ ０） （０．１０５ ５） ｌｏｇ（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１２ ５ ０．０１３ ３ ．０１２ ９） （０．０ｌ１ ５） （０．０１２ ２） ｌ－ｏｇ（Ｔａｘ） （００．０１６ ８ －０．０４０ ７ ．０１９ ５） （０．０３５ ４） ｌｏｇ（Ｃａｐｉｔａ１） （００．０３４ ７ ．０３３ ８） 截距项 ０．０７４ ４￥ ０．０４１ ３ ０．３０４ ７ ０．２６２ ５ ０．１９５ Ｏ （０．０２２ ２） （０．０６４ ４） （０．３５２ ０） （０．３３８ ９） （０．０４８ １） 观察值个数 １０４ ８８ ８８ ８８ ２０５ Ｒ ０．４０ ０．Ｏ１ Ｏ．０２ Ｏ．Ｏ３ Ｏ－２８ 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以上分析数据均来源于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上海海关、 ＢＶＤ数据库。 四、内生性检验：基于ＰＳＭ方法 为了处理试点企业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 向评分匹配法（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对试 点企业的“自选择效应”进行控制。在基准方程中， 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尽管面板数据的固定 效应模型可以把本文遗漏的因素作为不随时间变化 的误差项的一部分纳入估计过程，部分地解决遗漏 变量及内生性的问题，但是该方法仍然存在着自选 择偏误可能性，即试点企业和非试点企业在实 施之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导致两类企业成为 试点企业的概率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享受试 点的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作比较，前者所获得的 贸易促进效应可能来自于影响，也可能来自于 ２０ｌ７年３月 （第３１卷第３期）外汇管制调整对离岸贸易的影响 Ｍａｒ．．２Ｏｌ７ 其本身具备的特征因素。因此，这种比较显然不科 学。为了解决“自选择偏误”问题导致的估计偏差， 本文引人“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研究方法，即找出那 些成为试点企业的概率相似的企业群，并以其中没 有享受试点的企业为比较对象，检验外汇管制放松 对试点企业离岸贸易流量变化的影响。 倾向性得分定义为： Ｐ（Ｘ ）＝Ｐｒ｛ｅｘｐ ＝Ｉ ｌＸ ｝ （４） 根据式（４）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概率（倾向性得分） 的相似度进行配对。配对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前提 条件：一是条件性，即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 ，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ｌｅｘｐｌＸ；二是共同支持条件，即０＜ Ｐｒ｛ｅｘｐ，＝１ ｝＜１。性条件是指控制了共同影响 因素 后试点或者非试点企业的选择决定与离岸贸易 流量变化是相互的；共同支持条件则能保障每个 处理组的企业通过倾向性得分都能与控制组的企业 配对。则企业ｉ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Ｅ可表示为： Ｉ△ Ｉ＝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ｌｌｅｘｐ ＝１，Ｊｐ（ ）］一 Ｅ［Ｇｒｏｗｔｈ一０ＦＴ ０ｌｅｘｐ ＝１，Ｐ（Ｘ ）］ （５） 对 ）的估计即是估计某一企业成为试点企业 的概率，一般使用二元选择模型ｐｒｏｂｉｔ或ｌｏｇｉｔ模型， 这里使用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得到处理组企业ｉ的预测概 率值Ｐ，，控制组企业 的预测概率值Ｐ，，则企业纳 入试点范同对其离岸贸易流量变化的平均处理 效应（ＡＴＴ）为： ＝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 一 ／Ｖ ＿ 】’ Ｉ Ｅ“ｘ【∑Ｗ（ ＿ｌ ＿ｐ，，ｐ）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 ） （６） 其巾， 为试点企业数；Ｗ（ｐ…Ｐ）表示当用企业 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 作为企业ｉ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Ｉ 的替代 时，对企业 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 所赋予的权重，是Ｐ 和 Ｐ 的函数。根据匹配方法的不同，权重函数的选择也 各不相同。本文采用临近匹配（ＮＮ匹配）形式。这 里， 配变量 的选择为企业雇员人数、资本总额、税 收、中国企业国别收入的离散程度、进出口总额以及 一般贸易总额。 本文利用面板ｌｏｇｉｔ结果得到了每个企业成为试 点企业的倾向性得分，图３给出了试点和非试点企业 倾向得分的Ｋｅｒｎｅｌ密度分布。非试点企业集中在倾 向得分较低的部分，而试点企业则相反。匹配前后 的差男４表明，虽然试点企业的倾向匹配得分要比非 试点企业高，但通过ＰＳＭ处理之后，试点企业与非试 （Ｖｏ１．３１．Ｎ０．３） 点企业倾向匹配得分的核密度分布变得接近。 图３匹配前后的核密度比较 注：左图为匹配之前处理组（ｔｒｅａｔｅｄ）与控制组（ｃｏｎｔｒｏ１）成 为试点企业的倾向匹配得分的核密度分布，右图为采用ＰＳＭ 匹配之后的核密度分布结果。 从表４可以看出，经过倾向性得分匹配后的处理 组的平均处理效应为０．６７％，且 检验值在１０％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结果与ＯＬＳ方法得出的结果完全一 致，即解决了“自我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后，放松外汇 管制对离岸贸易的增长弹性仍然达到了０．６７％。 表４平均处理效应的结果 处理效应 处理组 控制组 差距 标准差 统计量 匹配前 ０．６７ ０．５０ ０．１５ ０＿３８ Ｏ．４２ ＡＴＴ ０．６７ —０．４ｌ １．０７ Ｏ．５７ ２．８８ 通过计算配对后处理组企业与控制组企业基于 各匹配变量的标准偏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Ｂｉａｓ）进行匹配 平衡性检验，借鉴Ｓｍｉｔｈ和Ｔｏｄｄ（２００５） ，处理组企 业与控制组企业基于匹配变量 的标准偏差为： １ ００ （ ｐ ） ｂｉａｓ（ｘ）———＿／＝Ｖ＝二ａｒ二 二二二二：１二二）（＝ ）十Ｖａｒ＝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０＝１二（ ，二二＝） 一 （７） 、ｆ————— ———一 标准偏差的值越小，可认为模型匹配效果越 好。一般认为只要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小于２０就不会 引起匹配的失效（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和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５）。为进 一步检验匹配的效果优劣，在计算匹配变量标准偏 差的同时，对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匹配变量的均值 进行Ｔ检验，以判断两者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没 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Ｔ值不显著），则可认为匹配效 果满足要求，相反，则必须改变匹配办法重新 配。 由表５可知，各匹配变量的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均显著 小于２０且７１值均不显著，即表明上述匹配变量均不 能在ｌ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 （第 卷第 期）０ 月茸日、 外；Ｉ 。Ｌｒ－管制调整对离岸贸易的影响 吕 以界 口Ｊ篮 向斤Ｊ￡王 矽 Ｍａｒ．．２０１７ ｒ ３１ ３（Ｖｏ１．３１，Ｎｏ．３） 组企业无显著差异的原假设。因此，可认为选取的 点企业（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显著为正值，说明 匹配变量是适合的，且匹配方法选择恰当。因此，匹 在剔除了可能存在的试点企业的“自选择偏误” 配结果满足了匹配平衡的要求。 问题后，放松外汇管制对离岸贸易的促进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在满足“平行假设”的前提下，试 仍然成立。 表５试点企业倾向匹配的平衡假设检验结果 匹配变量 处理组均值 控制组均值 标准偏差减少（％） 值 检验概率值 ＶｆＣ１ 雇员人数 ２００．７３ １８３．１６ ８．５Ｏ Ｏ．４４ ０．６７ ２．３７ 资产总额 １．５０Ｅ＋０６ １．６ＯＥ＋０６ ～５－３０ －０．２３ ０．８２ １．０６ 税收金额 ５．８０Ｅ＋０７ ５．８０Ｅ＋０７ ０．７０ ０．０３ Ｏ．９８ １．３２ 国别收入的离差程度 ０．６４ ０．６７ —１１．８Ｏ －０－３８ ０．７０ ０．７４ 进出口总额 ５．６０Ｅ＋０８ ５＿２ＯＥ＋Ｏ８ １．８Ｏ Ｏ．２６ ０．７９ １．０４ 一般贸易进出口金额 ４．７０Ｅ＋０８ ４．３ＯＥ＋０８ ３．７０ ０．３４ Ｏ．７３ １．２５ 五、结论和启示 部企业贸易结算功能的实现产生了严重的制约。同 本文的结果表明，放松外汇管制对公司离 时，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的离岸业务税收也没有 岸贸易存在双重影响，其一是结构效应或替代效应， 按照总体方案中的任务要求得以推行。 即由于外汇管制放松，使得企业可以将原有经营的 为进一步推动上海自贸区离岸贸易的迅速发 一般贸易业务转变为离岸贸易业务（货物不需要再 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改革试点。第 进入到上海自贸区的海关）；其二是增长效应或增量 一，应以上海自贸区金融和外汇管理制度创新推进 效应，即由于外汇管制放松导致离岸贸易呈迅速增 为契机，在２０１０年原上海综合保税区“新型国际贸易 长的态势，这种增长超过了对于一般贸易的替代效 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关于 应。因此，总的来看，外汇管制放松将显著促进离岸 离岸贸易的外汇管理创新的探索，在离岸专用账户 贸易的增长，虽然可能短期内对一般贸易产生替代 便利化贸易结算的基础上，充实账户贸易融资功能， 作用，但长期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蛋糕做大”效应。 放宽专用账户收付资金的范围，允许企业借贷资金 本文还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了由于试点企业的 进入专用账户运作。同时，由于专用账户资金处于 “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表明， 封闭运作，不得结汇，因此建议当企业将所借外债用 以上结论仍然成立。 于境外支付时，可适当提高企业外债额度，不受投注 不过，通过进一步的收入留存效应检验来看，外 差金额的。第二，建议在上海自贸区分账核算 汇管制的放松，对公司营运中心的在华收人留 体系和ＦＴ自由贸易账户体系金融制度创新的基础 存效应影响不显著，最有可能的原因在于，与新加坡 上，尽快将离岸贸易业务纳入ＦＴ自由贸易账户的收 和相比，我国企业所得税率明显偏高，使得 支范围，并简化企业利用丌账户开展离岸贸易外汇 公司营运中心没有动力将资金中心功能配置在上 收付的审核程序，进一步提升离岸贸易外汇管理便 海。以上结论隐含的含义是，外汇管制放松对 利化。第三，尽快落实《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⑧中 离岸贸易促进作用的发挥还需要与弹性的税收 提出的“积极研究完善适应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 相配套，两种联合使用对离岸贸易发展和金融 策”等任务措施，建议借鉴新加坡的全球贸易商计划 要素集聚的效果更大。 （ＧＴＰ计划），对国际标准定义下的离岸贸易（即两头 当前，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在外模式）按照国际惯例实行低税率，由于企业同时 （国发［２０１３］３８号，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中明确提 进行多种贸易方式，可操作性的做法是根据试点企 出，要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促 业前三年试点中离岸贸易业务的比重和增长趋势， 进离岸贸易的外汇收付便利化，并积极研究完善适应 综合确定单个企业的离岸贸易业务收入比重，根据 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但是，在上海自贸区的三 该比例对两头在外的离岸贸易业务实施１５％的所得 年试点建设中，不仅“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没 税税率。 有得到深化，反而因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等原因， 注释： 而暂停实施“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⑦，导致上 ①离岸贸易数据来自于统计处，是全球离 海自贸区内企业的离岸贸易明显下滑，这对自贸区总 岸贸易统计最规范的经济体，２０１１年之前的离岸贸易统计 一１９— ２０１７年３月 （第３１卷第３期）外汇管制调整对离岸贸易的影响 Ｍａｒ．，２０１７ （Ｖｏ１．３１，Ｎｏ．３） 源于历年《服务贸易统计报告》，２０１１年之后的将离岸 贸易单独统计。新加坡离岸贸易的统计数据来源于新加坡 国际企业局（Ｉ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②《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国发［２０１３］３８号） 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新型贸易业态，支持试验区内企业 发展离岸业务”． ．③２００７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 法》（；ｖ－发［２００７ ｊ５２号文）中第九条，实质上承认了“三流分 离”的离岸贸易存在，基本涵义是：保税监管区域的区内企 业获得订单以后，货物可以不经过保税监管区域，只要具有 反映货物贸易真实性的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即可证明交 易合法。其中，关于“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的说法较为笼 统，实际执行取决于外ｉｒ－局和银行审批的尺度，所以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上海自贸区（原上海综合保税区）成立运行 后，该试点不仅没有得到延续，甚至为维护国家总体外 汇市场稳定而进一步加强了对离岸贸易的外汇管制（具体 措施如２０１６年４月发布的《国家外ｊｒ－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 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真实性审核的通知》（汇发［２０１６１７ 号１），这使得上海自贸区内总部功能型企业的正常离岸贸 易结算需求无法顺利开展。 （８、此处，“深化方案”是指于２０１５年４月发布的《进一 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参考文献： ［１］彭羽，沈克华．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的影 响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４８个区县面板数据的实证分 析［Ｊ］．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１３（２）：５８—６６． ２０１０年间离岸贸易开始在原上海综合保税区（外高桥保税 区）出现，但发展相对较为缓慢。２０１０年“新型国际贸易结 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实施后，离岸贸易获得迅速发展。 ④“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参见“上海汇 发［２０１ｏ１８８号、９２号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 方案》（国发［２０１３］３８号）中明确提及，“深化国际贸易结算 中心试点”，该试点即指２０１０年在原上海综合保税区开始 实施的“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 ⑤公司营运中心是指在上海自贸区内以法人形式 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负责公司总部在中国范围或包 括中国范围但不仅限于中国范围内的商品分销、进出口以 及其他相关服务，整合公司总部原先分散的销售及相关服 务业务。外高桥保税区自２００６年开始认定公司营运 中心 除了有注册资本、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等门槛 外，还要求其母公司总部董事会授权该营运中心负责管理 中国区域或包括中国区域但不仅局限于中国区域的商品分 销及相关业务，这些被认定的公司营运中心事实上扮 演了包括但不限于贸易型总部的基本功能。 ⑥“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共有三批企业 试点，第一批试点包括８家公司营运中心企业，第二批 新增ｌ２家，第三批再次新增３０家，总共５０家企业进入试点。 ⑦“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共试点三年时间 ［２］陈希，彭羽，沈玉良．贸易中间商培育与我国外贸发展方式 的转变［Ｊ］．国际贸易，２０１ｌ（２）：ｌ０—１３． ［３］Ｊｉｍｉｎｇ Ｈａ，Ｋｅｌｖｉｎ Ｆａｎ，Ｃｈａｎｇ Ｓｈｕ．Ｅｘｐ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Ｒｅ—ｅｘｐｏ￣ｓ［Ｊｊ．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３（６）：５－１９． ［４］沈克华，彭羽．离岸贸易与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演变 兼论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启示［Ｊ］．亚太经济， ２０１３（５）：１４３—１４７． ［５］沈玉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研究［Ｍ］．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２０． ［６］汤世强．上海发展离岸贸易问题研究［Ｊ＿＿科学发展，２０１０ （１２）：３８—５３． ［７］黄新祥．外高桥保税区离岸贸易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Ｊ Ｉ．特区经济，２０１２（３）：６１—６３． ［８］徐美娜，彭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离岸贸易发展 战略研究［Ｊ］．亚太经济，２０１４（３）：１２３—１２７． ［９］张军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离岸贸易的法律 及保障［Ｊ］．法学，２０１３（１２）：１２２－１２８． ［１０］Ｓｍｉｔｈ Ｊ，Ｔｏｄｄ Ｐ．Ｄｏｅ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Ｌａｌｏｎｄｅ’ｓ Ｃｒｉ— 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Ｎ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５．１２５（１／２）：３０５—３５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ａ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ＦＴＺ’ｓ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ＣＨＥＮ Ｘ ＰＥＮＧ Ｙｕ ．ＳＨＥＮ Ｙｕ—ｌｉａｎｇ 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１２０，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ｐｕｓ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ｂｉｇ ｔｒａｄｅｒ ｔｏ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ｒａｄｅｒ．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ｉｆｒｍ—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７７ ＭＮＣ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ＰＦＴＺ）ａ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ａｍ— ｐｌｅｓ．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ｉｌｏｔ”ｏ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ｉｌｌ ｓｉｇｎｉｉ—ｆ 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ｒａｄ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ｍａ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ｔａｉｎｅ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ｘ—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 ＭＮＣ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ｒｅｔａｉｎｅ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ｉｆｃａｎｔ，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ｌｉｋｅｌｙ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ａ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ａｔ ａ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ｅｄｓ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ｗｏ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ｔ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ＦＴＺ，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ｄ ａｔ ａ ｓｌｏｗ ｐａｃ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ｒａｄｅ；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ＰＦＴＺ）；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 ［责任编辑：余志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