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进程中产生重要作用,因此要对文明因素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他再三说明自己并不赞成所谓的“文明冲突”,而反复强调他的另一个结论:“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
目前,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对某些争端采取了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强力干预。如干预一方与被干预一方分属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纷争。然而,在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不在文明差异本身,而在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导致的无知、愤怒、狭隘、偏见和因此产生的极端思想。而且,那些言行极端的人根本不能代表各自的文明。
企业涉足学术研究当明确边界《环球时报》6月19日刊登学者方兴东的文章说,近年来,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一些的行业研究报告和报告,按照国际通例本该是企业提供经费支持学者做,现在却是企业自己做完研究报告,再由一些知名学者去站台热捧,而社会对此也司空见惯。一些互联网巨头的企业研究院不断扩张,兵强马壮、待遇优厚,把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都以委员会、顾问、特聘等各种方式汇聚团结在一起。他们大量发布调研数据、产业报告、建议。这些报告中的确有精品。但要注意的是,一些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例如,某互联网公司曾在自己的企业网站公开发布社会招聘,其中名为“战略竞争策略传播经理”一职工作职责描述为:针对竞品的不正当社会信息,
能够快速调动央媒及核心自媒体展开,进行有效反制,形成高效的社会影响力;能够配合各业务组,将公司突出能力以内参和调研报告的形式,输出给甲方高层,形成于公司有利的“高层话语权”;围绕高层关切及活动进行策划传播,将我司战略级别的业务诉求慢慢植入,起到迎合、引导的作用……连招聘广告都如此直白,企业大力投入研究院的主要目的心照不宣。
企业投资做产业报告是好事,但边界必须明晰。如果由一两个个案发展成业内普通的现象,并不加地任其发展下去,将损害中国的网络治理体系,导致最关键公共领域的性丧失。
故宫的沈伟走了 谁给摹印“续命”《光明日报》6月27日刊登李思辉的文章说,据媒体报道,故宫第三代摹印传人沈伟猝然离世,年仅55岁。知情人士称,沈伟一直未能如愿找到传人,他30多年来潜心钻研的摹印绝活,很可能失传。
摹印是仿制或修复古书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道工序,是一门需要丰富的历史文化积累,需要沉得下心、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的传统技艺。如今,故宫文物修复师沈伟猝然离世,令人惋惜。他的摹印绝活没找到传人,有失传之虞,更是令人叹息。
故宫摹印绝活无人继承的状况,实则是很多传统技艺在当代社会面临的共性问题。糖塑、傩面具雕刻、香云纱、砖雕、木版水印等,许多中国传统技艺经受住了朝代的更迭、战火的摧残,一路跨越千百年,却无法融入现代文明。
借鉴与参考
诚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新技术,但我们也要看到,很多传统技艺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厚重承载。一些传统工艺的精湛,很难被机器复制,它的消亡往往意味着某种艺术的消亡。我们不能老是以实用主义去看待传统技艺,更不宜以少数人的世俗和肤浅慷传统技艺之慨。诸如摹印这样的非遗技艺本身就与书画修复密切关联,是有当世价值的传统绝学,应该竭力保护传承,让它们在新的时代里焕发生机。
当行业状元更重要《文汇报》7月1日刊登樊丽萍的文章说,高考后,不少家长集中到学校咨询,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读啥专业出路好、今后就业“钱景”好。一位招办主任的回答是反问:现在的孩子大学毕业,少则四年后,多则七八年后,就算明确告诉你现在哪个专业就业好,谁能保证数年后它的就业行情依旧好?
中国大学校长马怀德在今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时就讲道:我国目前有700个法学院系,每年培养几十万名法科毕业生。但是,我们国家能够熟练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只有7000多名,能从事“双反双保”业务的只有500多人,在WTO机构办案的只有331人……须知,法学曾经连续多年被主管部门预警,一度是就业榜上的“红牌专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专业前途“亮红”。事实正好相反,现在我们国家比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法学专业人才。
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而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每个行业都需要状元,领军人才永远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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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与参考
的舞台。对考生而言,与其花精力去研究哪些专业更易找工作、拿高薪,还不如问问自己的本心,对哪个专业最有兴趣和热情,最容易干一行、爱一行,在这一行做出头。
莫将调研变指导《中国纪检监察报》6月10日刊登的文章说,对于调研与指导的关系,有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调研不是指导,调查研究当侧重于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有个别同志到基层调研,放不下架子,情况没摸清、问题没把准,就开始大谈指导意见。”调研是为决策指导做准备的,如果没充分地调查研究就指导指示,无疑是本末倒置。
现实中,调研与指导错位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有的下基层调研不是去找答案,并不留心座谈会上基层同志发言时讲了些啥,而是带着答案去印证自己决策的“正确性”;有的不接地气、不明实情,对基层工作眼中只看到不足,没有向基层群众汲取智慧的虚心和耐心,一开口就是“你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有的好大喜功,搞政绩工程,不顾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外地经验,造成“拍脑袋”决策,留下“烂尾工程”“后遗症”;有的在调研中放不下“身份感”,不搞层层陪同就感觉没有调研的架势,追求“隆重热烈”“宾主皆欢”,把调研当成表演,有脚本、有经典路线、有“会说话”的群众演员,结果官僚主义做派与形式主义应对一拍即合。
如果调研是主观的、虚妄的、高高在上的,决策指导就会是空洞的、失当的、脱离实际的。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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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调研,就有什么样的决策。上级机关、领导干部,在开展调研时,当思考如何有效进行调研、正确处理好调研与指导的关系,让调研真正推动工作、解决问题。
层层剥皮的“食物链”需打破《新京报》7月2日刊登龙之朱的文章说,青岛地铁1号线一项目施工方自曝偷工减料的新闻依旧在发酵。6月27日至29日,青岛地铁官方连发3条“情况通报”。其中6月29日通报提到,针对总承包方葛洲坝集团电力的违法分包行为,决定将其列入青岛地铁工程建设黑名单。对此,葛洲坝回应称,不存在违法分包问题,但的确存在项目管理不善问题。
究竟如何,目前仍有待调查认定,但该项目过程中有多层分包现象,却是不争事实。据举报人刘飞云披露,该项目从中标再到具体施工人员手里,已经被层层分包了5次。青岛远望从青岛顺源达手里拿到工程,也经过了多位中间人的介绍,其中他的“上家”要一次性抽掉17万多元。
每一个环节都会沾沾手、揩揩油,钱抽走了,责任架空了,而走到施工的终端,恐怕只剩下偷工减料了。
类似公共工程被层层转包的新闻最近并非只此一件。中标的大企业、有门路的中间人、赚差价的中间商、实地干活的施工方……似乎围绕着公共工程的各方,都达成了某种默契和行规,“见者有份,互不揭发”。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看似规范的招投标仍然未能阻止违法转包,而负责监督的监理一方则常常缺位。
打破这种利益链条,不能被动等待内部人揭发;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也不能以“停职”为句点,要以制度的严密和法律的刚性去克服人性的贪婪。
“重建轻管”如何破公共健身器材《光明日报》7月8日刊登张焱的文章说,据媒体日前报道,海南海口一些小区公共健身器材年久失修,无人维护,沦为“晾晒地”。公共健身器材疏于管理无法使用的问题,已成为全国性公共管理难题,健身器材由于年久失修造成的安全事故甚至极端案例也频频发生。
据了解,目前公共健身器材的来源大抵有几种——采购后投放、体育主管部门等赠予、开发商或物业自行购置后投放。按照捐赠受赠协议有关条款的规定,应由受赠单位负责管理和日常维护,并承担经费;各单位自行购置的则由各单位负责管理、维修和承担费用。
规定很明确,但执行中常常有盲区。盲区之一在于,受赠方往往是接受捐赠时欢天喜地,但并无配套资金,需要维修时一问三不知,甚至有的物业为了省事便一拆了之;盲区之二在于,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维护更换,往往需要找到出厂厂家,而对生产企业缺少专门的监管,对产品售后一问三不知;盲区之三在于,公共健身器材出了保修期甚至使用期,谁来拆除更换需要进一步明确。
公共健身器材的设置本是便民利民的好事情,但好的出发点也要有完善的配套制度。健身器材建设、安装好了,服务和管理工作也应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