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龙门石窟

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龙门石窟

作者：建志栋 杨硕鹏

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年第11期

摘要：龙门石窟作为我国的佛教艺术宝库,从艺术角度诠释了魏、唐时期发达的科技、便利的交通、繁荣的商业，使各项活动在此开放的社会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融合的特点，使中国的石窟艺术更加民族化、世俗化，形成了典型的中国风格。作者认为,所有这一切,正是佛教艺术东传我国以来,与东方社会文明相融濡沫的结果。对于备受磨难的广大劳动群众来说,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通过积极的反抗斗争,达到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翻身;一是回避现实社会的尖锐矛盾,憧憬未来世界的“幸福”,以求得消极无着的精神解脱。尤其当反抗斗争不能取胜之时,人们在意识领域往往堕入“三涂恶道”而追求来世的超脱,此际他们每每渴望在“天国”世界找到一个普救众生、大慈大悲的理想世尊。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龙门石窟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157-02

龙门石窟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大多是从石窟的艺术特点，与佛教文化之间的联系，以及历史学角度进行研究，很少有人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对龙门石窟进行审视。洛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仰韶时期的彩陶,西汉的壁画墓和空心画像砖,都是美术史上的杰作。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对外来文化有极强的吸收能力。

石窟艺术,伴随佛教的东传而进入我国,渐次东进,植根中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成了它的汉化。龙门那些历千年而不朽的石窟艺术作品,便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珍贵的历史见证。 一、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龙门石窟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研究学科, 是人类学和艺术学相结合的方。因为是艺术人类学, 所以它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 也可以说是用人类学的方来研究艺术。 石窟艺术起源于印度。最早的石窟寺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今天尚存的石窟寺,最早的开凿于公元前3世纪。当时的印度半岛正处在强大的摩揭陀王朝统治下。王朝的第三代国君阿育王时期,定佛教为国教,并倚仗国威,将佛教强行推广至周边国家,于是出现了供佛门弟子坐禅和修行用的石窟。直到公元1世纪大乘教在印度兴起以后,佛在人们心目中才不那么神秘而不可接近了，于是用象征手法表示佛陀的惯例被打破。

龙门石窟的每一个窟龛，每一尊造像，都是劳动人民一锤一凿创造出来的。龙门石窟造像艺术呈现了世俗化的趋势，较之早期佛教艺术那种宗教的神密色彩渐次淡薄了。无论是造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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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衣饰，还是雕刻手法，都出现了面目一新的气象。可以说龙门造像艺术是外来的艺术种子，根植于民族传统艺术土壤中所培育出来的典型的佛教石窟寺艺术的花朵，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并且达到了艺术上的成熟期和鼎盛期，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龙门奉先寺之卢舍那大佛,其外观内质毫无疑问体现出它是一座中年妇女化了的艺术形象,这同该龛完工之年上元二年(675年)以前的武氏年华当不无联系。善导、惠日柬等人多年追随武氏政权,想来至少能心领神会武则天对这一本尊形象的艺术要求。因此之故,大卢舍那佛在造型效果上即显示出宽博舒展的眉宇,雍容敦厚的面庞,与史籍比附武氏“方额广颐”的体质容貌颇相吻合。从“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武则天本人对大像龛———特别是卢舍那佛形象本身———的雕造有着无比重视的观念,佛场中这一卢舍那的艺术造型才绝类现实生活中武则天的生理形态。易而言之,佛场中的卢舍那造像,正是宫廷中统治阶级首脑人物的宗教化身,这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是早有先例的。与平城时代宗教造像不同是,奉先寺这一组大型群雕,不是简单地模仿统治阶级上层人物进行外貌造型。更主要的是,以卢舍那为主体的奉先寺造像,更广泛地注意了广大僧俗群众在接受这一宗教造像艺术感染时所可能表达的审美要求,进而表达出客观条件制约下得以形成的鲜明的艺术倾向性,而这种艺术倾向性又带有强烈的民族心理素质的特征。 二、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看龙门石窟的意义

今天,通过对龙门造像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石窟艺术民族化的总体进程,而石窟艺术沿着民族化方向的发展,正是这一外来艺术样式日渐中国化的进程在人类面前的体现。

因此,了解龙门石窟佛教造像遗迹沿着民族化方向嬗变的史迹,可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历史提供艺术人学学方面的科学依据。高度艺术化、民族化的龙门造像已能说明,汉唐以来的佛教之成为具有典型东方色彩的中国佛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与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推动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灿烂的中国古代传统艺术曾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无比丰腴的民族文化的土壤,北魏以来龙门石窟艺术在民族化道路上的长足发展,其根本原因正是这一外来宗教不断接受我国传统文化深沉影响的结果。以渊源深厚的两京文化为沃壤的龙门石窟艺术所展现的丰富多姿的民族化造像史迹,足以说明我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恰是通过这些被当代人们喜闻乐见的充分民族化了的艺术样式,卓有成效地为这一外来宗教在我国的孳乳发展确定了一条十分畅达的社会途径,从而得以更加便利地利用佛教提供的神学权力为他们推行的统治服务。

当我们分析龙门造像艺术化、民族化特点得以产生的社会根源时,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民族化造像的出现,首先是我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能动地利用宗教艺术以推行其政治教化的时代产物。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充分估计具有跨民族性的宗教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其发展史中每当遇到一种新的国度文化对其发生影响时,其本身必然产生相应的变革。因为任何社会意识必然以其客观物质条件为转移,而依据它不断变化的客观条件对物质基础作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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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反映,进而形成自己与物质环境相适应的历史面貌。当古老的佛教艺术在印度腹地诞生的时候,其造型模式即无一不打上印度现实社会人文生活的烙印,充满了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征。及至公元一世纪前后的犍陀罗艺术时代,由于那里曾融汇了古代印度、波斯、希腊、罗马诸地的文明,佛教艺术此时已出现了明显的希腊化格调。出土文物中曾见有边缘刻着希腊文“佛”字而中间铸有希腊式服饰的释迦牟尼雕像的货币,当地并多有鼻梁隆起直达额部、络腮胡须、波状发髻的希腊化佛像出土。自佛教入注中国,其宗教艺术遂又沿着海、陆两途流播于我国广大地区,此后佛教艺术即在我影响下日渐产生出具有中国色彩的民族化特点。凡此种种,均可说明作为观念术,必然因随社会客观条件的转移而产生崭新的时代内容和风貌。这正是意识在这一哲学法则在文物史迹中的体现和反映。所以,研究龙门石窟艺术对于认识艺术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这一唯物主义艺术观仍将有着积极的现实意我们繁荣和发展当代文化艺术提供有益的思想借鉴。

参考文献：

[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温玉成主编.中国石窟雕塑全集[M].重庆出版社，2001. [3]阎文儒.中国雕塑艺术纲要[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