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说唱文学的海外传播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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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说唱文学的海外传播与研究

崔蕴华

(中国大学中文系ꎬ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　１９世纪上半叶ꎬ中国说唱文学开始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ꎬ１８７４年司登德编译北京地区俗曲集«二十四颗玉珠串»ꎬ将子弟书第一次介绍给西方ꎮ此期俗曲编译较早期之«花笺记»翻译更具学术自觉ꎬ北京说唱被解释为人类重要成员的“精神状态”(司登德)与“民族的诗歌”(韦大列)ꎮ２０世纪中叶ꎬ中国说唱逐渐进入西方学界的系统研究谱系ꎬ论著渐多ꎮ近３０年来ꎬ海外学者们从文学史书写、性别文化、口传理论、族群认同等度研究中国说唱ꎬ说唱文学选本与译本也逐渐增多ꎬ且呈现出明确的学理思路与分类标准ꎮ这种“他者”的侧目与关注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说唱的学术研究有更丰瞻的理论视野与学术对话ꎬ对于中国说唱文学学科体系之建立、中华文化之多元传播洵为重要ꎮ

[关键词]　说唱文学　海外汉学　文化理论　文选视阈　文学史书写[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３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０５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２１－１４[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６２/ｊ􀆰ｂｊｓｓｈｋｘｙ􀆰ｂｊｓｈｋｘ􀆰２００３０２

一、引　言

　　说唱文学主要指历代流传于民间的各种传统说唱及其文本ꎬ这些文本多为民间书坊刊刻或个人抄录的小册ꎬ分为抄本与刻本ꎬ明清时期达至鼎盛ꎮ主要包括弹词、大鼓、木鱼书、宝卷、子弟书、词话、俗曲等ꎮ说唱文学是民间文化中的潜流ꎬ源源不断地流淌于悠悠岁月与广袤的地域之中ꎮ其所呈现的庶民热闹场景与学术研究的冷淡形成鲜明对比ꎮ在传统社会中ꎬ它们比起小说等文体“卑贱”更甚、殊难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３０

入流ꎮ自五四时期尤其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ꎬ陆续有学者如刘复、李家瑞、傅惜华等关注民间说唱并挖掘整理ꎬ其功甚伟ꎮ国内学者浸润于本土文化ꎬ自有其研究脉络ꎮ相比之下ꎬ国外学者对中国通俗文学、民间说唱的研究虽然有言语不通、地域殊绝等诸多隔阂ꎬ却能从“他者”处只眼关照ꎬ颇具特色ꎮ近些年海内外的中国说唱研究互动渐增ꎬ一些研究论著陆续译成中文ꎮ遗憾的是ꎬ海外学者的中国说唱研究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整体关注ꎬ即使涉及相关议题ꎬ也多分散于不同畛域的文类

[作者简介]崔蕴华(１９７４－)ꎬ女ꎬ山西长治人ꎬ中国大学中文系教授ꎮ

[基金项目]中国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民间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１７ＺＤＡ２４６)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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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ꎮ因此ꎬ文章尝试对近二百年之海外研究进行回顾与阐述:一方面ꎬ在历史长河中关照其总体研究脉络与时代流变ꎬ另一方面ꎬ以典型个案尤其是当代海外学者的研究实例分析其研究视阈与学术方法ꎮ关于日本学界对中国说唱之研究ꎬ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梳理ꎬ[１]此处主要以北美和欧洲为主体进行论述ꎮ

达形式ꎬ诗歌是精英文士的文化表述ꎮ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ꎬ用精英文人较少涉猎的小说来为«花笺记»的地域性与民间风格“正名”ꎮ译文中大量的脚注既是对词汇的注解ꎬ也是对中国“民族风格”的诠释ꎮ

西方学界对中国说唱文学的关注在世界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已初显端倪ꎮ１８８０年ꎬ一位学者在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后饱含深情地写到:“中国文献不属于已经消亡的人类古代文献之列ꎮ虽然ꎬ在创造性、典型性和科学性方面中国文献逊色于希腊和罗马文献ꎻ但是ꎬ仅就所保存下来的成果而言ꎬ可以肯定ꎬ中国文献在规模的宏大和内容的丰富程度方面更胜一筹ꎮ”[５](Ｐ１)这位学者就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教授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ꎬ１８１８－１９００)ꎬ中文名王西里ꎮ这该书在中国有两个不同的译名:一般学术著作多称之为«中国文学史纲要»ꎻ２０１４年该书中文版正式付梓ꎬ称为«中国文献史»ꎮ«中国文学史纲要»中除论述传统诗文外ꎬ还专门提到了中国的说唱文学———弹词ꎮ瓦西里耶夫称之为“诗体小说”ꎬ包括«再生缘»«来生福»«锦上添花»等ꎬ这些都是他亲自在中国购得的民间说唱文献ꎮ１９世纪中国很多小说、戏曲仍不受传统学界重视ꎬ遑论说唱文学了ꎮ而瓦西里耶夫认真收集相关唱本并研究之ꎬ实属难得ꎮ[６]将说唱文学称为“诗体小说”者ꎬ瓦氏并非孤例ꎮ１８５３年ꎬ法国学者安托尼􀅰皮埃尔􀅰路易􀅰巴赞(ＡｎｔｏｉｎＰ.Ｌ.Ｂａｚｉｎꎬ１７９９－１８６３)的«现代中国»(ＣｈｉｎｅＭｏｄｅｒｎｅ)一书列有中文书目ꎬ其中将«花笺记»等说唱称为“诗体小说”ꎮ[７](Ｐ５３５)

１９世纪晚期至２０世纪初是西方翻译中国段文字出自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本簿册ꎬ

二、东风初尚:

早期海外中国说唱文学研究概述

　　１８２４年ꎬ欧洲人首次把广东地区民间说唱文学———木鱼书«花笺记»ꎬ译成英文ꎬ题名“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ｕｒｔｓｈｉｐＩｎＶｅｒｓｅ”ꎬ由东印度公司印制ꎬ译者为东印度公司的排印职员汤姆斯(ＰｅｔｅｒＰｅｒｒｉｎｇＴｈｏｍｓꎬ１７９１－１８５５)ꎮ该书每页上为中文原文ꎬ下为韵文体译文ꎬ属于目前所知最早的说唱译本ꎮ译者从中国诗歌史的角度分析«花笺记»的诗节、韵律及思想ꎮ[２]西方早期一些汉籍目录多以“诗歌”标注该类文本ꎬ如威廉􀅰肖特(ＷｉｈｅｌｍＳｃｈｏｔｔ)为普鲁士王家图书馆及艾约瑟(ＪｏｓｅｐｈＥｄｋｉｎｓ)为牛津大学图书馆所编书目ꎮ[３]１８６８年«花笺记»以ＦｌｏｗｅｒｙＳｃｒｏｌｌ.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ｏｖｅｌ”ꎬ译者为约翰􀅰包令爵士(ＳｉｒＪｏｈｎＢｏｗｒｎｇꎬ１７９２－１８７２)ꎮ不同于上个版本ꎬ此版将花笺记意译为“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ｙＳｃｒｏｌｌ”ꎬ强调该书的文体类型是中国小说ꎮ在序言中ꎬ包令谈到有鉴于Ｔｈｏｍｓ韵文版本的不完美与缺失ꎬ遂以散文体风格重新翻译说唱ꎬ即以小说体的形式呈现中国文化的“民族风格”ꎮ[４]上述两个译本呈现出中国说唱文学在西人眼中的不同学理脉络与人文意涵ꎮ说唱文学如木鱼书兼有韵文唱词与散体叙述ꎬ将其纳入“诗歌”则与«诗经»以来的悠远诗体相契合ꎬ呈现其古“格”ꎻ将其纳入小说则与宋元以降的小说创作对接ꎬ彰显其民“韵”ꎮ约翰􀅰包令认为中国多使用统一的文字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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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英文版付梓ꎮ封面题“Ｈｗａｔｓｉｅｎｋｉ.Ｔｈｅ

说唱俗曲的发展时期ꎮ此期俗曲翻译延续了从«花笺记»所开始的“民族特质”之追求ꎬ将民间俗曲进一步解释为人类重要成员的“精神

状态”(司登德)与“民族的诗歌”(韦大列)ꎮ司登德(Ｇ.Ｃ.Ｓｔｅｎｔꎬ１８３３－１８８４)曾随英国使节卫队入驻北京ꎬ中文熟稔、知识渊博ꎮ先后编有«中英北京方言辞典»(１８７１)、«中英简明字典»(１８７４)等ꎮ他对北京地区的民间文化、民谣俗曲兴趣浓厚ꎬ先后搜集并翻译了两本俗曲集:

«二十四颗玉珠串»

(ＴｈｅＪａｄｅ

Ｃｈａｐｌｅｔｉｎ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Ｂｅａｄｓ: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ｎｇｓꎬＢａｌｌａｄｓꎬｅｔｃ.ꎬ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ꎬ１８７４)、«活埋»

Ｂａｌｌａｄｓꎬｅｔｃ.ꎬ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ꎬ１８７７)ꎮ在«二十四颗玉珠串»序言中ꎬ他提到很多唱本来自街头艺人的表演ꎬ痴迷于唱词的他将这些艺人延至宅舍ꎬ并请自己的中文老师逐字记录ꎮ他这样评价这些俗曲:

这些人民的诗歌芬芳自香ꎬ散发出深邃而广远的自然情思ꎬ至今仍被忽视ꎮ􀆺􀆺它们是人类大家庭重要成员的精神特质之呈现ꎮ[８](Ｐｉｖ)

司氏所辑两种英译俗曲对于中国说唱文学的海外传播非常重要ꎬ至今却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ꎮ一些学者在顺带提及上书时ꎬ仅将其作为“民歌”一笔带过ꎮ笔者仔细研读«二十四颗玉珠串»与«活埋»ꎬ发现它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歌ꎬ其中所搜集的大部分为清代北京地区流行的说唱文学ꎬ包括子弟书、大鼓、单弦、马头调、莲花落等ꎮ«二十四颗玉珠串»收录２４首、«活埋»收录２８首ꎬ两书共计辑录翻译５２种北京俗曲ꎮ唱叙的故事包括昭君出塞、杨贵妃与唐明皇、赵云救阿斗、窦娥六月飞雪等ꎬ这些俗曲唱本很多都是从长篇说唱文学中节选而来ꎮ如«二十四颗玉珠串»中翻译了子弟书«长板坡»ꎬ这是目前所知最早被译成英文的子弟书ꎮ«长板坡»又名«麋氏托孤»ꎬ现存刻本为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会文山房本ꎮ司氏译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ꎬ

(ＥｎｔｏｍｂｅｄＡｌｉｖｅꎬ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ｏｎｇｓａｎｄ

即至迟１８７４年ꎬ子弟书«长板坡»已经在北京地区广泛传唱ꎬ这比其刊刻年代提早了近２０年ꎬ对于研究子弟书在北京地区的表演、传播颇多助益ꎮ另外«活埋»中选有马头调«阔大奶奶逛西顶»ꎮ此曲讲述一位阔妇人穿戴华丽参加北京西顶庙会的活动ꎬ极富京城风情与市井趣味ꎮ清代一些书坊书目中列有此曲ꎬ如«时道下曲马头调上单下单目录»收录此曲ꎬ并在旁批注“瞧玩艺ꎬ小曲ꎬ上单ꎬ三百”ꎬ可知清末刊本中此曲售价为三百文ꎮ“百本张”抄本«马头调合选»也选录该曲ꎮ结合司氏译本ꎬ多少可以探知当时其在北京风靡的盛况ꎮ

司登德对俗曲的编译不仅仅出于热爱ꎮ序言中还列出了英国、印度、匈牙利、挪威等各国的学者及作品ꎬ彰显出其广博的阅读视野与理论基础ꎮ司氏对俗曲民谣之关注并非孤例ꎬ意大利外交官韦大列(ＢａｒｏｎＧｕｉｄｏＶｉｔａｌｅ)将自己在北京调查所得译成«北京的歌谣»(ＰｅｋｉｎｅｓｅＲｈｙｍｅｓꎬ１８９６)ꎬ他十分强调搜集过程的艰辛与这些歌谣的真实性ꎬ并认为:“根据这种歌谣和民族的感情ꎬ新的一种民族的诗或者可以发生出来ꎮ”[９](Ｐ４２５－４２７)英国人金文泰(ＳｉｒＣｅｃｉｌＣｌｅｍｅｎｔｉꎬ１８７５－１９４７)将«粤讴»翻译成英文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Ｌｏｖｅ－Ｓｏｎｇｓꎬ即«广东情歌»ꎮ金氏精通梵文、拉丁文ꎬ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翻译该书ꎬ文风典雅俊丽ꎮ他在导言中将粤讴与西方文学中的史诗进行比较ꎬ认为这些民间诗歌更接近希伯来古诗ꎬ如«圣经»中之“雅歌”ꎬ而与希腊诗歌不一样ꎮ[１０]他还将粤讴与奥维德之«爱经»、班扬之«天路历程»进行词汇与主题的比较ꎮ虽然在今人看来ꎬ广东情歌与奥维德等西方诗作情境殊绝ꎬ甚少可比性ꎬ但是从中可以看到金氏希望将中国民间歌谣与西方文学经典比肩而谈的拳拳之心ꎮ同年ꎬ荷兰学者高延(Ｊ.Ｊ.Ｍ.ｄｅＧｒｏｏｔꎬ１８５４－１９２１)在«中国各教派受苦史»(１９０３)中介绍了几种福建地区的宝卷文本ꎮ多年后ꎬ魏莎(ＧｅｎｅｖｉｅｖｅＷｉｍｓａｔｔ)翻译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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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故事大鼓(１９３４)ꎻ美国人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Ｈｕｎｔｅｒ翻译了俗曲马头调«王大娘补缸»(１９３７)ꎮ

至２０世纪中后期ꎬ中国说唱逐渐进入海外学者的系统研究ꎮ１９６５年ꎬ欧洲学者ＶｅｎａＨｒｄｌｉｃｋｏｖａ撰文«中国说唱艺人的职业训练与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ｅｒｓ􀆳Ｇｕｉｌｄｓ)ꎬ对传统话本及说唱艺术的口头传承特征及职业训练、说唱艺人的手抄本、表演本等颇多研究ꎻ[１１](Ｐ２２７)俄罗斯学者司徒洛娃对宝卷多有研究ꎬ撰有论文«关于明代宝卷的流传问题»

(１９７２)

等ꎻ加拿大学者石清照(ＫａｔｅＳｔｅｖｅｎｓ)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京韵大鼓研究为其博士论文之题目ꎻ[１２]法国学者雅克􀅰班巴诺(ＪａｃｑｕｅｓＰｉｍｐａｎｅａｕ)著有«歌者、讲故事者与武术艺术家»(１９７７)ꎮ至此ꎬ西方学界关于中国说唱的研究终于绽放出愈加自觉的学术姿态ꎮ艺人行会»(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章ꎮ除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传统文体外ꎬ第七编还专门分析了民间文学尤其是说唱文学ꎬ主要包括第４７章“敦煌文学”、第４８章“口头程式传统”、第５０章“地区文学”等ꎮ该书对于说唱文学的介绍不仅比剑桥文学史增加了篇幅ꎬ而且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ꎮ该书对口头程式传统与说唱文本进行了区分ꎬ并将之与欧洲文类进行对比ꎮ与西方口头传统(史诗等)相比ꎬ中国口头传统与讲唱传统在书面文化发展后繁盛ꎬ与文本的关系更为密切ꎮ[１４](Ｐ１１２１)这几章的执笔人虽然来自欧洲、澳洲及北美等不同地区ꎬ但是具有完整而新颖的理论认知ꎮ他们一方面强调口头文学的先在性与独特性ꎬ认为乡村说书人的口头故事和文人的复杂叙事之间存在审美和语言上的差异ꎻ另一方面也提到ꎬ中国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是在相互联系中定义自身ꎬ在这两种二元分立传统的互动中可以窥见中国口头程式文化的核心重要性ꎮ[１４](Ｐ１０９５)

性别文化是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说唱尤其是弹词时的关注点ꎮ１７世纪以来ꎬ江南弹词创作极为丰厚ꎬ其中篇幅繁浩者多为闺阁女性创作ꎬ这些作品既是说唱体文学ꎬ也被称为“弹词体小说”ꎬ其独特的阃中书写引１９９４年完成的博士论文“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ａｎｃｉ:ＡＷｏｍａｎ􀆳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Ｖｅｒｓｅ”探讨了明清以来弹词文学的女性叙述特征与女性意识ꎬ对于长篇弹词中的“父女关系”等均有细致分析ꎻ[１５]高彦颐(ＤｏｒｏｔｈｙＫｏ)教授的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将弹词女作家与远方友人的书信往来称之为“卧游”ꎬ[１６](Ｐ２３７)并将视野扩展至整个江南社会文化生态ꎬ将女性创作与明末民间书坊、大众阅读、女性教育等关联起来ꎬ建构出独特的江南女性生存语境ꎮ

来海外学者的瞩目ꎮ如哈佛大学胡晓真于

三、文学史与文化理论:宏观视野与微观烛照

　　２０世纪末至今ꎬ海外学界对中国民间说唱之研究更加丰富多姿ꎬ从文学史的总体关照到各个说唱文类的细致分析层出不穷ꎬ在理论深度与文化广度上多有突破与灼见ꎮ２０世纪晚期以降ꎬ欧美有多种中国文学史版本面世ꎬ这些文学史呈现出与国内不同的研究视域与书写姿态ꎬ尤其是两本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ꎮ２０１３年ꎬ«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面世ꎬ其下册第五章以“说唱文学”为题ꎬ专章探讨了传统的说唱文学如变文、诸宫调、宝卷、道情、鼓词、子弟书、弹词、木鱼书、竹板歌、女书文学等ꎮ该书认为ꎬ

(ｐｒｏｓｉ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ｖｅｒｓ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乃是尚未获得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ꎮ[１３](Ｐ３９１－３９２)２０１６年ꎬ«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被翻译成中文ꎬ该书卷帙浩繁ꎬ共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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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文学”

权威地位的文学类型ꎬ属于俗文学(ｐｏｐｕｌａｒ

晚近著作则有李惠仪(Ｗａｉ￣ＹｅｅＬｉ)«帝国晚期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与国难»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

ｉｎ

Ｌａｔｅ

(Ｗｏｍｅｎ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塔»为例详细分析ꎮ第三章则集中于«再生缘􀅰双女成亲»的表演ꎬ分析不同表演者对表演风格、现场声音的掌控ꎬ从而对俞调、蒋调等流派作出了自己的理解ꎮ

阴阳观念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ꎮ马克􀅰本德在分析弹词表演时巧妙运用阴阳概念ꎬ使说唱的表演研究浸润了浓厚的文化质素与哲学意味ꎮ他认为ꎬ阴阳与弹词中的男女档有关ꎬ但并非源于表演中的实际性别ꎬ而是基于角色及与双档关联的多重叙述ꎬ阳在双档中代表主要叙述如男性角色、强权女性ꎬ阴代表女性或小人物ꎮ其他如认为关子书为阳、弄堂书为阴等ꎬ认为说书者之“阳”驾驭观众之“阴”ꎬ但两者相互依赖、动态互联才是高妙境界等ꎬ也都呈现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ꎮ[１９](Ｐ１４４－１４６)丹麦学者易德波(ＶｉｂｅｋｅＢøｒｄａｈｌ)教授主编的«永远的说书人———现代中国口传文学研究»(１９９９)是英文中有关中国说唱文学的第一本论文集ꎮ该书连同«导言»共计收录２０篇论文及５篇说唱表演的口述纪实ꎬ其中对于扬州说唱的表演、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等也有诸多精彩论述ꎮ对扮演叙事者角色的说书人从其名词衍化过程到以说书人为主题的绘画研究ꎬ以及佛经与宗教故事中的叙事者展开深入讨论ꎬ尤其书末压轴的扬州说唱名家表演纪实ꎬ显示出对说唱演员之艺术表现以及表演艺术之理论与实际的重视ꎮ[２０]易德波专著«扬州评话探讨»也从舞台技艺、表演术语等方面进行了实地调查与研究ꎬ并探讨了说书艺术的“真口头性”和“假口头性”等问题ꎮ[２１]其研究一直致力于探讨“口传”与“书写”的互动关系ꎬ如她与玛格丽特主编的«中国通俗文学中口传与书写之互动»(２０１０)及其专著«武松打虎:中国小说、戏曲、说唱中的口传与书写传统的互动关系»(２０１３)均涉及不同文体中口传与书写的视角ꎮ[２２]

大众文化是西方当代文化理论中重要的理论现象ꎮ在笔者看来ꎬ大众文化具有广义与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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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２０１４年由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ꎮ该书并非专门的说唱研究著作ꎬ但是其中一个章节专门以弹词«天雨花»为中心分析这篇说唱唱本的明清鼎革书写与女性书写ꎮ女主人公左仪贞以独特的方式反抗传统社会秩序ꎬ呈现出变革时代与国难格局下女性独特的夫妻观、闺友观ꎬ其中不乏一定程度的女权意识与自我焦虑ꎮ面对动荡政局与社会失序ꎬ女性作者与女性形象呈现出自己的诗性反思与回应ꎮ[１７](Ｐ２０３－２３０)ＬｉＧｕｏ所著«晚清及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的女性弹词小说»

«再生缘»«笔生花»«影梦缘»«侠女群英史»

(２０１５)以

«风流罪人»五部弹词为中心探讨女性形象的建构及其叙述倾向ꎮ史蒂文森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荡妇形象:形象、文体、及传统»

«反转作者:两部清代弹词中女性笔下的荡妇形象、羞耻与嫉妒»ꎬ探讨弹词中的荡妇形象与作者创作中的创新意识ꎮ[１８]

对于弹词等说唱文学的研究除了性别视野ꎬ还有不少学者走出书斋与理论围城ꎬ将足迹踏至远方的土地ꎮ美国学者马克􀅰本德与丹麦学者易德波两位教授乃其中典范ꎮ马克􀅰本德(ＭａｒｋＢｅｎｄｅｒ)的博士论文“ＺａｉＳ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ａｎｄＭｅｎｇＬｉｊｕ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ＣｏｎｔｅｘｔꎬａｎｄＦｏｒｍｏｆＴｗｏＴａｎｃｉ”(１９９５)对弹词«再生缘»«孟丽君»的文本、表演等进行了细致分析ꎻ统»

(ＰｌｕｍａｎｄＢａｍｂｏｏꎬＣｈｉｎａ’ｓＳｕｚｈｏｕ(２０１７)一书收录了艾梅兰的论文

２００３年其英文专著«梅与竹:中国苏州说唱传

Ｃｈａｎｔｅｆａｂｌ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出版ꎮ该书分为三章ꎬ第一章总体介绍弹词的源起、特点、术语、审美概念、韵白等ꎮ第二章主要探讨弹词口头领域ꎬ运用“口头理论”“大脑文本”“表演理论”民俗学理论等分析弹词的口头表演特色及其与书面文本的关系ꎬ并以«三笑»和«珍珠

义之分ꎬ狭义的大众文化是指工业生产与现代媒介催生下的各种文化现象ꎬ尤其是２０世纪以来的流行文化ꎬ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大众文化ꎻ广义的大众文化则不限于工业生产与当代文化ꎬ主要是指与“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对立或互补的文化现象ꎬ在欧洲可以上推至１５、１６世纪前后ꎮ剑桥大学教授伯克(ＰｅｔｅｒＢｕｒｋｅꎬ１９３７－)是较早对欧洲大众文化进行研究的学者ꎬ他提到ꎬ德国学者赫尔德搜集整理民谣ꎬ其追随者重视人民ꎬ相信“风俗习惯、民谣民谚等都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ꎬ表达了特定的民族气质”ꎻ发现大众文化是一场文化原始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ꎬ古代、遥远和流行均处于平等地位中ꎮ[２３](Ｐ１０－１３)

由此可知ꎬ在这一意义上ꎬ大众文化乃是对传统社会中非主流文化的一种全新发现ꎮ不少国外学者以此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社会与说唱文学ꎮ１９６７年ꎬ上海嘉定墓葬出土文物中发现大量唱本ꎬ其中包括成化七至十四年(１４７１－１４７８)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说唱词话１６种ꎬ如«花关索出身传»«花关索认父传»«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包待制出身传»«包龙图陈州粜米传»等ꎮ这些唱本不仅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花关索故事、包公故事的认识ꎬ而且对研究民间“词话”这一说唱艺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澳大利亚学者马阑安(ＡｎｎｅＥＭｃｌａｒｅｎ)教授的著作«中国大众文化和明代说唱»

ＭｉｎｇＣｈａｎｔｅｆａｂｌｅｓ)对以成化词话为中心的明代通俗说唱及文化仪式、社会观念、说唱修辞等进行了深入研究ꎮ书后附有花关索词话１６世纪文化知识逐渐大众化的语境中进行分影印数页ꎮ该书认为ꎬ说唱词话文本应置于析ꎬ这种方法需要类似于“文学人类学”的深入调查ꎬ这些是传统的文学分析无法体现的ꎮ他认为这些文本不仅仅是民间流行的文化的简单载体ꎬ而且代表了白话通俗文本中的“非文学”类型(ｎ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ｙｐｅ)ꎬ并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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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口头仪式中找到了其自身的意义ꎮ[２４](Ｐ１１－１２)

姜士彬(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

(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将民间说唱、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形式汇入大众文化的研究视野ꎮ该书主要以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民间宗教如白莲教、天后信仰和通俗文学如评话、戏曲、圣谕宣讲等为中心ꎬ探讨帝国晚期多样的社会百态与庶民心理ꎮ如作者认为评话“为那些文化水平不高难以阅读经籍的读者提供了娱乐与教诲双重功用”ꎮ[２５](Ｐ１２１)在分析文本时ꎬ作者擅长从社会经济、文化传播、社会阶层、民间信仰、大众教育等诸多层面剖析ꎬ让人看到文本之外丰富的社会形态与文化视野ꎮ

伊维德(ＷｉｌｔＬ.Ｉｄｅｍａ)教授认为ꎬ海外尤其是英语世界中的学者研究中国说唱文学的三个主要领域分别是弹词、宝卷和子弟书ꎮ[２６]诚如伊氏所言ꎬ除上文所谈及的弹词外ꎬ宝卷、子弟书也是很多学者的关注重点ꎮ不少学者均有宝卷专著问世ꎮ欧大年(Ｏｖｅｒｍｙｅｒ)教授对传统宗教、明清宝卷等多有研究ꎬ其专著«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以夯实的文献与调研基础研究了元明以来的民间宗教文本ꎬ对于孟姜女故事在宗教文本中的演变也多有着墨ꎮ

同样是关注宗教文本与宝卷唱本ꎬ英国学者杜德桥(ＧｌｅｎＤｕｄｂｒｉｄｇｅꎬ１９３８－２０１７)以故事和传说将不同时期的文本绾结在一起ꎬ出于宗教信仰而入于民间价值ꎬ因此其宝卷及相关说唱研究对于文学学者而言受益良多ꎮ杜氏所著«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２７]以碑刻、宝卷、小说等为轴ꎬ将唐宋至晚清的妙善传说进行了细致爬梳甄别ꎮ故事之传说乃是很多学者尤其民俗学者的学术着力点ꎬ大量学者通过田野考察研究传说的口头价值与叙事意涵ꎮ日本学者泽田瑞穗于１９４１年在河北乡下考察口头的妙善传说并完成相关文章ꎮ

(Ｃｈｉｎｓｅｓ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与上述研究视阈与方法不同ꎬ杜德桥强调要回到写本研究ꎬ即“以书籍为本的研究”ꎮ[２８](Ｐ２０)他极为看重不同文本对同一题材的书写:

我们得深入探索隐约界于宗教、文学与娱乐之间的各种民间作品ꎬ包括故事本子、剧本、、唱本等ꎮ这些作品不论其本身是否重要ꎬ往往道出了神话和祭仪的主题ꎬ而这些主题在自觉性的文学创作中只含蓄地暗示出而已ꎮ

[２８](Ｐ５)

也不见踪影ꎬ新的故事主题与结构形式逐渐彰显ꎮ

杜氏拨开唱本中的层层云雾ꎬ揭示出木鱼书在讲述故事时的主题轴线:仙与凡的重新设定、母与子的伦理反思、真与假的人生况味ꎮ沉香没有救母ꎬ三娘重返天庭ꎮ这暗示了人神分离的宗教观念ꎮ人神团聚的神话终被打破ꎬ从与人类的联系中退出ꎬ而以寺庙与塑像ꎬ作为神与人间的联系媒介ꎮ最终复归于平静的宇宙、政治与家庭秩序ꎮ[２９](Ｐ６２７－６４６)当沉香徘徊于养母(瑞仙)与生母(三娘)之间的伦理困境时ꎬ三娘以一句“生娘唔大养娘大”轻松为其揭开难题ꎮ另外如易装出行、金兰结拜等均显示出宗教体裁的世俗化与地域化ꎮ前人对于木鱼书«沉香太子»的重设历史语境也几乎没有关注ꎬ在唐宋笔记中ꎬ该故事主要涉及汉、唐之间的神话谱系转化ꎬ而木鱼书将其后推至宋代ꎬ没有了齐天大圣等神系人物ꎬ却出现了包公认瑞仙为义女等情节ꎮ这些唱本中似乎无足轻重的“无意识”书写ꎬ在欧氏笔下却与皇权更迭、权力设置等相关联ꎬ具有独特的人文意涵ꎮ

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是近些年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视阈ꎮ尤其在历史研究领域ꎬ相关论著不断ꎮ２１世纪初ꎬ哈佛大学欧立德(ＭａｒｋＣ.Ｅｌｌｉｏｔｔ)教授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满族之路:八旗子弟和清代的民族认同»ꎬ书中对满族族群身份认同的重新思考颇受海内外学人倚重ꎮ这对于以八旗子弟为创作主体的说唱文学———子弟书而言ꎬ或可在文史互证中得以重新认知ꎮ美国学者赵雪莹(ＥｌｅｎａＳｕｅｔ￣ＹｉｎｇＣｈｉｕ)在此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ꎮ其论文“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ＭａｎｃｈｕＢａｎｎｅｒｍｅｎＴａｌｅｓ”对子弟书的起源与满族语言进行了探讨ꎻ其专著«子弟书:清代满族说唱与文化交融»(ＢａｎｎｅｒｍｅｎＴａｌｅｓ(Ｚｉｄｉｓｈｕ):Ｍａｎｃｈｕ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２０１８年由哈佛大

—２７—

此种学术思路彰显出现代学术研究的丰富视野与多元维度ꎮ数百年来ꎬ民间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研究突破传统文本之局限ꎬ视野不断延伸至地域口头传说ꎮ而杜氏则重新审视文本之魅力ꎮ杜德桥深厚的民间宗教与文献知识学养ꎬ使其在研究说唱时吐辞不凡ꎬ行文绵密深长ꎮ如其论文«华岳三娘与广东唱本‹沉香太子›»(ＴｈｅＧｏｄｄｅｓｓＨｕａ￣ＹｕｅｈＳａｎ￣ｎｉ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ＢａｌｌａｄＣｈ􀆳ｅｎ￣ｈｓｉａｎｇＴ􀆳ａｉ￣ｔｚｕ)ꎮ

[２９]

该文

在分析木鱼书«沉香太子»时不是单纯对其文本形式和地域风情进行分析ꎬ而是将其置于唐宋以来的华岳三娘与沉香传说的纵向脉络中ꎬ着重将其与之前的华岳三娘传说包括宝卷«沉香太子»、弹词«宝莲灯»等进行对比ꎮ他通过分析点出宝卷弹词等相关传说呈现的三大特点:代际模仿ꎻ神性因素的复杂ꎻ处理失去的家庭关系ꎮ木鱼书«沉香太子»现存三个版本ꎬ刊刻书坊与年代不同ꎬ但是文本内容却一致ꎮ木鱼书在处理这一具有宗教、神话色彩的故事时显然与弹词等故事相殊ꎬ具有创新性的改编ꎮ以«宝莲灯»为代表的传统故事呈现的是家庭关系的失去与拯救ꎬ即沉香幼时失去母亲ꎬ长大后劈山救母ꎬ母子夫妻俱得团聚ꎮ木鱼书则对女性关系更感兴趣ꎬ沉香之父刘锡进京赶考ꎬ沿途因缘际会ꎬ分别有了两位妻子:瑞仙与三娘ꎮ三娘与华山不再有直接关系ꎬ传统故事中仙与凡爱恋生子而被惩罚幽禁的叙述

学亚洲中心出版ꎮ该书是海外第一部子弟书研究专著ꎬ探讨了子弟书的表演场域、文本传播等诸多问题ꎮ八旗子弟的说唱文本呈现出满族与汉族两种文化的交融与互渗ꎮ该书共分５章ꎬ分别论述子弟书的起源及其社会文化语境、子弟书的表演、满汉双语子弟书、汉语书写的子弟书、子弟书的传播等ꎮ作者熟谙满语ꎬ兼之满族后裔身份ꎬ故能对子弟书中的满语形式有独特认识ꎮ

子弟书以其独特的创作群体(八旗子弟)与“子弟书写”在中国说唱文学中傲然ꎮ近十几年以其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期刊文章日渐增多ꎬ成为说唱研究中的“新宠”ꎮ但一些文章重复引用清代史料中的八旗文献以呈现所谓旗人风俗ꎬ缺乏新见ꎮＥｌｅｎａＳｕｅｔ￣ＹｉｎｇＣｈｉｕ新著以“满族身份认同”为核心ꎬ从细处着墨ꎬ每有新意ꎮ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ꎬ现藏德国柏林图书馆ꎮ«寻夫曲»全文为满汉合璧ꎬ即每句诗词都用满汉文进行书写ꎮ她通过对原本仔细甄别ꎬ发现该书封面仅题汉字“寻夫曲”ꎬ右上角的满文字样乃是稍晚添加ꎮ因此ꎬ她推测早期子弟书并非满汉共存ꎮ

[３０](Ｐ６１)

在其他学者笔下ꎬ满族身份认同随着汉文化的同化、国族力量的衰微而渐趋消逝ꎬ作者却认为ꎬ八旗子弟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独特的习性”应被考虑进渐趋复杂的族群身份认同之中ꎮ子弟书代表了八旗日常生活中社会文化的诸多因子ꎬ这些均可促成其族群意识ꎮ作者细致地指出ꎬ鹤侣氏等所做的系列侍卫论子弟书ꎬ虽然其文字书写为典型汉字ꎬ且有来源于古诗词的文人之叹ꎬ但其中的职位沦落与满族悲情恐非满族子弟难以深入体谅ꎮ这些侍卫子弟书可以被视为族群认同在持续与变迁中的一种表达与状态ꎬ以表述性的方式呈现了文化之融合并在清代保持了满族的身份认同ꎮ作者借用欧立德的观点ꎬ提出子弟书的书写与表演体现出了区别于骑射传统的标准之路ꎬ传递出一种表述性的满族之路ꎮ[３０]作者从、、日本等地搜集的抄本与刻本图像亦为本书增色不少ꎮ

四、从文献搜集到选本考量:海外中国说唱文学的文献整理

与当代文选视阈

　　早在１６世纪ꎬ一些中国书籍通过传教士或商人便出现在欧洲ꎮ其中通俗文学如戏曲等文本在西方颇受珍视ꎬ这与其在东方之情形完全不可比拟ꎮ东方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这些作品乃是自娱小道ꎬ不能登大雅之堂ꎮ而在西方却因缘际会、辗转相生ꎬ成为万里之遥舶来的贵重之物ꎮ正如龙彼得(ＰｉｅｒｖａｎｄｅｒＬｏｏｎꎬ１９２０－２００２)所指出的那样ꎬ在明代被带到欧洲的

对满汉双语子弟书５种唱本的分析是

全书的亮点ꎮ这５种除上文所提«寻夫曲»ꎬ还包括满汉兼子弟书«螃蟹段儿»、汉字书写间杂满语音译的３种子弟书«升官图»«查关»«哭城»ꎮ上述５种“双语”文本显示出满语在人物源于明代小说«金瓶梅»ꎬ讲述西门庆与潘金莲第一次见面情事ꎮ唱本中大量使用清代满语音译官职ꎬ作者认为似棋盘游戏中的“副文本”ꎬ从而将古典小说与官场职位“戏谑”地组织在一起ꎮ[３０]

在族群认同理论的烛照下ꎬ该书将视野从文字文本拓展至对１８、１９世纪两种文化与民族身份的思考ꎮ一方面是满族文化的杂糅(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ꎬ另一方面是对延续满族身份

—２８—

１８世纪及１９世纪的独特价值ꎮ«升官图»故事

书籍都是普通甚至俗劣的版本ꎬ任何中国学者都不屑于收集ꎬ相反ꎬ在西方图书馆却把他们奉为珍品ꎮ«风月锦囊»(１５５３年刊本)由葡萄牙传教士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ＧｏｎｚＩｖｅｚ委托在里斯本的西班牙大使ＪｕａｎＤｅＢｏｒｉａ于１５７３年献给西班牙国王ꎮ[３１](Ｐ７－８)于是ꎬ一本在中国极为普通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风月之书在欧洲华丽转身ꎬ一

优越性的确认(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ｏｆＭａｎｃｈｕ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ꎮ

跃而成为传教士进献的东方礼物ꎮ１６０５年ꎬ一位阿姆斯特丹书商ＣｏｒｎｅｌｉｓＣｌｅａｓｅ在法兰克福书市上出售一批中文书籍ꎬ据称这些书是首次从中国运来ꎬ纸墨珍贵ꎮ之后ꎬ汉籍文献便在荷兰私人藏书目录中出现ꎮ这些书乃是由中国商人先运往印尼群岛ꎬ在那里被荷兰船员买去ꎮ[３１](Ｐ１－８)另外如«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等“坊刻本”在中国明末以来江南各地大量刊印ꎬ价格便宜ꎬ在欧洲却需要高价拍卖ꎬ最终于１６７９年购置入德国的图书馆ꎮ１７００年前被带到欧洲的还有３００多本汉籍ꎬ现藏于欧洲各个图书馆ꎮ１７世纪之后ꎬ这类文献主要由荷兰人提供ꎮ[３１](Ｐ７－８)

海外的中国说唱唱本等通俗文学资料长期湮没于历史风尘之中ꎬ自２０世纪下半叶开始ꎬ随着海外学者们的爬梳整理与不懈努力ꎬ终使珍贵古籍重见天日ꎮ柳存仁(ＬｉｕＴｓ􀆳ｕｎ￣ｙ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ｆ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Ｌｏｎｄｏ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１９６７)一书乃是英语世界中较早对欧洲所藏中国通俗文学文献进行调查与目录整理的著作ꎮ该书中文版名为«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ꎬ于１９８２年出版ꎬ但是中文版仅有书目ꎬ删掉了英文中前几章的评论ꎮ在英文版的书目之前ꎬ作者对中国的民间书坊、刊刻版式等进行了介绍ꎬ有助于西方读者认识汉籍ꎮ柳存仁整理的小说书目中ꎬ夹杂有弹词«探河源４种版本ꎬ作者把这类书叫做“说唱书”传»«绣像八仙缘»以及木鱼书«花笺记»的(Ｂａｌｌａｄｓ)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ꎬ德裔美国学者艾伯华(ＷｏｌｆｒａｍＥｂｅｒｈａｒｄꎬ１９０９－１９８９)到德国图书馆调查研究ꎬ发现该馆所藏广东木鱼书３８种ꎬ他于１９７２年出版«广东唱本提要»ꎻ１９７４年将其调查所得闽台歌仔册２５０余种编成«唱本提要»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ꎬ英国等地所藏中国民间

三种»(１９９５)ꎮ[３２]这些资料分别来自英国和德国ꎬ包括剑桥大学所藏明万历刊本«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二卷ꎬ该书１７１５年以来一直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ꎬ乃是ＪｏｈｎＭｏｏｒｅ(１６４６－１７１４)主教所藏４本中国书籍之一ꎬ之后由英王乔治一世赠与剑桥大学ꎮ另外两种乃是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藏明刊«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ꎮ[３１](Ｐ１－８)英国学者杜德桥私藏有不少民间说唱文献ꎬ这些文献对于他的相关研究可谓相得益彰ꎬ另外ꎬ他将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普陀山１８７８年版妙善宝卷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１９０８年版同名宝卷等亲自查阅后与中国国内相关文献互为参证ꎬ最终完成了妙善传说的学术专著ꎮ

对于说唱文献进行全面调查与研究并非易事ꎬ需要长期奔走各国并不断勘验版本ꎮ在此方面成果最丰富者当属学者李福清(Ｂ.Ｒｉｆｔｉｎ)教授ꎮ李福清对中国俗文学进行了系统研究ꎬ他对评话、木鱼书、子弟书、鼓词和弹词都有较深入的研究ꎮ李福清教授于１９９５年２２种日本学者所编的«木鱼书目录»未著录的作品ꎬ更有意义的是ꎬ他发现了木鱼书«花笺记»的残本ꎬ并随后在«汉学研究»第１７卷第１期发表论文«新发现的广东俗曲书录─以明版‹花笺记›为中心»(１９９９)ꎬ证明了«花笺记»是明代的版本ꎮ此外ꎬ他还著有«德国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１９９５)、«俄罗斯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１９９４)、«中国章回小说及俗文学书目补遗:据俄罗斯所藏资料著录»(１９９３)、

«四十年海外汉籍的调查研

究»(２００６)等论文ꎮ还有的俄罗斯学者擅长利用本国的丰富藏本进行整理研究ꎮ如司徒洛娃将列宁格勒所藏的珍贵宝卷整理成«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院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宝卷”简介»一文ꎮ各国汉学家对中国唱本的热爱与执着探寻成就了欧藏唱本的最初风采ꎬ也确立了若干著录的规范ꎮ

—２９—

底在英国及荷兰调查当地收藏的汉籍ꎬ发现了

文献逐渐浮出水面ꎬ海外学者细心访查并将珍贵文献披露于世ꎮ龙彼得以自己在欧洲所见三种俗文学珍本编写了«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

当代海外学者在文学选本与译本中也愈加重视民间文学与说唱文学ꎬ呈现出愈加精细的分类标准与学术方法ꎮ梅维恒(ＶｉｃｔｏｒＨ.出版了«哥伦比亚中国民间与大众文学选集»Ｍａｉｒ)和马克􀅰本德(ＭａｒｋＢｅｎｄｅ)２０１１年(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ｌｋ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ꎮ该书精选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民歌与说唱ꎬ将民间与大众文学分为６个部分:民间故事与口头传统、民歌传统、民间仪式、史诗传统、民间戏剧、南北方职业说唱传统ꎬ说唱在其中占据重要比例ꎮ该书还将所选说唱文学分为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ꎬ包括了单弦牌子曲、子弟书、鼓词、京韵大鼓、快板书、山东快书、扬州评话、杭州评话、靖江讲经、弹词、木鱼书、白族大本曲ꎮ其中弹词所选唱本最多ꎮ该书的编选原则是尽量避免官方或主流文学形式ꎬ对地域方言文学较为重视ꎬ以此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古代文学选集»互为补充ꎮ这些民间文本对于海外读者尤其是高校汉学专业学生全面理解中国文学的诸度如不同阶层、文化水平与历史阶段将有帮助ꎮ[３３]从１９世纪初期汤姆斯对«花笺记»的简单介绍到２１世纪梅维恒等人对中国民间说唱文本的分类编译ꎬ选本的翻译与编纂渐趋体系化ꎮ

伊维德教授对中国戏曲、俗曲研究颇为精湛ꎬ其著名观点“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早已为国内学者熟谙ꎮ他将学术研究与文学翻译结合ꎬ对于中国说唱文学在海外的１０种民间说唱版本译成英文«孟姜女哭倒长传播居功甚伟ꎮ２００８年ꎬ他将孟姜女故事的

册收入囊中ꎬ颇有遗珠之憾ꎮ伊氏则将闽台流传的孟姜女歌仔册收入并英译ꎬ颇具慧眼ꎮ笔者将其所收１０种版本列入表１ꎮ

伊维德«孟姜女哭倒长城:中国传说的１０种版本»

所选唱本及资料来源

题名«哭长城»«姜女歌»«孟姜女寻夫哭倒

万里长城贞节全传»«孟姜仙女宝卷»

«孟姜女»«孟姜女

资料来源路工«孟姜女万里寻夫集»网站“闽南语俗曲唱本歌仔册全文资料库”

路工

«孟姜女万里寻夫集»

路工

«孟姜女万里寻夫集»

路工

«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姜女下池»«孟姜女»«孟姜女»

上海分会

赵丽明«中国女书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孟姜女资料选集»

湖南民歌女书唱本文类子弟书歌仔册

弹词

宝卷宣讲甘肃宝卷河南平顶山

民谣

哭长城宝卷»«孟姜女哭长城»

浙江民谣

其编选原则明显兼顾文献与田野两部分:２０世纪中叶后学者在民间搜集的唱本ꎬ包括甘肃«孟姜女哭长城宝卷»、河南平顶山«孟姜女哭长城»、湖南«姜女下池»、女书«孟姜女»、浙江民谣«孟姜女»ꎮ该选本不仅编选有方ꎬ且序言对孟姜女故事的历史、发展、学术研究及英语翻译进行了全面梳理ꎬ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ꎮ伊氏在对比分析孟姜女故事的文献时ꎬ指出歌仔册«姜女歌»中的灵前５个版本是明清至民初唱本ꎻ后５个版本是

城:中国传说的十种版本»(Ｍ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ｎｖＢｒｉｎｇｓＤｏｗ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Ｔｅ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ｅｎｄ)ꎮ国内学者路工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编有«孟姜女万里寻夫集»ꎬ包括各种民谣、说唱计３６篇ꎮ伊氏在编选时并未全部从该书简单照搬并翻译ꎬ而是凭借丰厚的学养编选了

—３０—

１０种唱本ꎮ比如ꎬ路氏文集中并未将闽南歌仔

幡等书写可能源自该故事在葬礼中表演ꎬ与灵魂仪式相关ꎬ姜女爱情又与闽南流行的爱情信仰———泗州佛相关ꎬ[３４](Ｐ６２－Ｐ６３)他还将其与两湖地区丧鼓中的孟姜女唱本进行了对比ꎮ«佛说贞烈贤孝孟姜女长城宝卷»ꎮ之后在１９

说唱孟姜女故事之唱本较早者有１６８０年刊

主要中文依据ꎮ«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将明代刊本中已经遗失或不清的字迹以方格表示ꎬ这对于伊氏翻译颇具挑战ꎮ英译中伊氏用英文将其全文补足ꎬ并以括弧标注ꎬ因此该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译者的创造性与文化解读ꎮ

该书的序言将包公故事之渊源分流、包公文化与法治的文本呈现、说唱在包公故事传统中的地位等进行了详细论述ꎮ这篇长长的序言已然不是简单地编选介绍与故事梗概ꎬ而是深入分析包公叙事与规则意识的研究大作ꎮ北宋名臣包拯(９９９－１０６２)在正史中的记载与民间的叙事颇多出入ꎮ宋室南渡后ꎬ艺人将包公说唱传至杭州等地ꎮ元杂剧«鲁斋郎»等逐渐形成了包公在大众传播中的文学形象ꎮ一些学者认为ꎬ元杂剧包公戏反映了元代文人的“反蒙意识”ꎬ实际上这些文本在明代演出前被大大修改ꎬ臧懋循的元曲选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元代舞台上的包公形象?循此思路ꎬ伊氏指出ꎬ大量学者关注包公戏剧、小说ꎬ也有人关注词话中的其他故事如关索ꎬ却对词话中的包公关注不够ꎮ[３９](ｐｉｘ)这些词话横扫两个多世纪(１３－１５世纪)ꎬ与明代晚期刊刻的小说«百家公案»及包公杂剧呈现出不同的民间趣味ꎮ

伊氏指出词话中有关法律规则叙述的４个特征:一是包公与皇室的法律冲突ꎻ二是凶杀案件的被害者多为商人ꎻ三是神话色彩浓厚的转世与神灵审判ꎻ四是包公的多位重量级保证人使其审案有更多的制度保障ꎮ有些观点已见于其他学者的论述ꎬ[４０]其中第一个特征颇值得关注ꎮ伊维德对词话与戏剧中的包公故事进行了认真比对甄别ꎮ如“陈州粜米”两个文本差别较大ꎮ词话开篇出现的重要人物是皇帝宋仁宗ꎬ去陈州粜米的是４个皇亲国戚ꎬ因这４人而致民怨沸腾ꎬ当地百姓至皇宫“告状”ꎮ在杂剧中皇帝根本没出现ꎬ而是范仲淹、韩琦、吕夷简等阁臣一起商量派谁去粜米ꎬ从而引出刘衙内之子与婿两个贪官ꎮ皇亲犯罪与官

—３１—

世纪更是刊刻丰富ꎬ这些刊本孰前孰后学界向来观点不一ꎮ有学者认为ꎬ１８６８年版孟姜女唱本因与孟姜仙女宝卷(１８５４年刊本)唱词相同而断定前者源自后者ꎮ[３５](Ｐ４８－６５)而伊氏则敏锐地指出ꎬ现存最早版本不一定反映大众文学领域中的起源日期ꎬ或许宝卷抄袭借鉴前者也未可知ꎮ[３４](Ｐ８０)同年ꎬ伊氏还翻译了宝卷中的两个唱本«自我救赎与孝道:观音及其侍者宝卷»(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ｌｉａｌＰｉｅｔｙ:Ｔｗｏ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Ｓｃｒｏｌ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ＧｕａｎｙｉｎａｎｄｈｅｒＡｃｏｌｙｔｅｓ)ꎮ２００９年翻译«董永与织女»ꎬ２０１０年翻译«梁山伯与祝英台»ꎮ此外ꎬ他还翻译了歌仔册«文学:英译系列»(Ｔａｉｗ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ꎬ２０１３)ꎮ近些年ꎬ伊维德先生对民间说唱中的动物主题颇多关注ꎮ[３６](Ｐ４６９－４８９)诚如学者所云ꎬ伊维德是翻译中国说唱文学最多的西方学者ꎮ[３７]

包公故事是中国流传极广的通俗文学类型ꎮ其故事文本中所呈现之法律意识、规则想象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极佳园地ꎬ海外学者如韩南等对包公文学颇多关注ꎮ学者在研究包公故事与公案题材时ꎬ较多着墨于元杂剧、明代白话小说、清代侠义小说ꎮ[３８]伊维德则将包公故事中的说唱词话作为选本进行编译ꎬ体现出独到的学术视野ꎮ２０１０年ꎬ他将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包公唱本«包待制出身传»«包龙图陈州粜米传»«仁宗认母传»«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包龙图断歪乌盆传»«包龙图断白虎精传»等译成英文«包公与法律规则:八种明代说唱词话»(ＪｕｄｇｅＢ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ＥｉｇｈｔＢａｌｌａｄ￣Ｓｔｏ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１２５０－１４５０)ꎮ该选本以朱一玄编«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为

员子弟犯罪自然呈现对犯罪主体身份的不同认知ꎮ伊氏对比后指出ꎬ在词话中包公与皇帝及皇室成员的冲突是一个重要主题ꎬ他坚持法律与机构对皇帝和臣民一样重要ꎮ包公词话开篇都会颂扬圣明如“喜得太平无事日ꎬ风调雨顺宁”ꎮ[４１](Ｐ１２６)但是ꎬ包公只有在犯罪伏法与惩罚恶人时才会证明其能力ꎬ这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矛盾与张力ꎮ伊氏认为这证明皇帝的美德也无法抑制臣民之贪欲ꎮ在杂剧小说中包公是王权的工具ꎬ在词话中ꎬ包公的主要敌人是皇室成员ꎮ

[３９](ｐｉｘ)

第二ꎬ说唱文学选本与译本逐渐增多ꎬ且有明确的学理思路与分类标准ꎮ海外学者的研究与方法逐渐对国内学者产生影响ꎬ这种相互间之思想碰撞、学术批评可以增进更广泛的学术对话ꎬ重新认知与建构精英与庶民共存、经典与民间共生的中国文学史框架ꎮ且对于中国说唱文学学科体系之建立、中华文化之多元传播洵为重要ꎮ

了在华耶稣会士闵明我ꎬ从此对中华文明之向往流溢于楮墨之间:“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的两端ꎬ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Ｔｓｃｈｉｎａꎮ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ꎮ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ꎬ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距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ꎬ也会把他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ꎮ”[４２](Ｐ１)如今ꎬ这种文化的碰撞不再仅限于瓷器与丝绸等器物ꎬ而是建立在学术基础上的文本触摸与深度研究ꎮ

１７世纪德国学界巨擘莱布尼茨在罗马见到

五、结　论

　　近些年海外学界对中国说唱文学的研究在学术分类、研究方法及学理思路等层面多有深化与丰富ꎮ其特点主要有二:第一ꎬ随着文化理论的丰富而研究渐趋深入ꎮ如“口头传统”“性别文化”“大众文化”“族群认同”等理论运用于说唱文学的类型研究与文本分析ꎬ彰显出海外学者得理论研究风气之先的学术风范ꎮ

注释:

[１]苗怀明.二十世纪以来日本中国说唱文学研究述略

(１).

[６]其中不少在国内极难见到ꎬ如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说唱阴阳镜全传»、嘉庆庚辰年刊本«绣像大丝绦»、道光乙未刊本«绣像四海珠»以及无刊刻年代但至迟为道光三十年刊本的«金如意»«雅调点默熙然全传»等ꎮ

[７]ＡｎｔｏｉｎＰ.Ｌ.ＢａｚｉｎꎬＣｈｉｎｅＭｏｄｅｒｎｅ[Ｍ].Ｐａｒｉｓ:[８]Ｇ.Ｃ.ＳｔｅｎｔꎬＴｈｅＪａｄｅＣｈａｐｌｅｔｉｎ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Ｂｅａｄｓ:

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ｎｇｓꎬＢａｌｌａｄｓꎬｅｔｃ.ꎬ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Ｌｏｎｄｏｎ:Ｔｒüｂｎｅｒ＆Ｃｏꎬ１８７４ꎬｐ.ｉｖ.Ｆｉｒｍｉｎ￣ＤｉｄｏｔＦｒｅｒｅｓꎬ１８５３.

[Ｊ].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５

[２]ＰｅｔｅｒＰｅｒｒｉｎｇＴｈｏｍｓꎬ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ｕｒｔｓｈｉｐＩｎＶｅｒｓｅ[３]ＷｉｈｅｌｍＳｃｈｏｔｔꎬＶ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ｉｓｓｄ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ｕｎｄ

Ｍａｎｄｓｃｈｕ￣ＴｕｎｇｕｓｉｓｃｈｅｎＢüｃｈｅｒｕｎｄＨａｎｄ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ｄｅｒＫö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ｚｕ

Ｂｅｒｌｉｎꎬ１８４０ꎻＪｏｓｅｐｈ

[Ｍ].ＬｏｎｄｏｎꎬＰａｒｂｕｒｙꎬＡｌｌｅｎａｎｄＫｉｎｇｓｂｕｒｙꎬ１８２４.

ＥｄｋｉｎｓꎬＡ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ｒｋ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ｄｌｅｉａｎ[４]ＳｉｒＪｏｈｎＢｏｗｒｎｇꎬＨｗａｔｓｉｅｎｋｉ.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ｙＳｃｒｏｌｌ.Ａ[５][俄]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著ꎬ赵春梅译.中国文献史[Ｍ].郑州:大象出版社ꎬ２０１４.—３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ｏｖｅｌ[Ｍ].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８６８.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ꎬ１８７６.

[９][意]韦大列(ＢａｒｏｎＧｕｉｄｏＶｉｔａｌｅ)著ꎬ常惠译.北

北新书局ꎬ１９２８.

[１０]ＣｅｃｉｌＣｌｅｍｅｎｔｉ.Ｍ.Ａꎬ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Ｌｏｖｅ－Ｓｏｎｇｓ[Ｍ].

京的歌谣[Ｃ]//.钟敬文编.歌谣论集.上海: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０４.此外ꎬ１９９４

年另一位学者将«粤讴»重新译成英文ꎮ有关粤讴英文译本的比较ꎬ可参见姚达兑.粤讴的英译、接受和叙事[Ｊ].文化遗产ꎬ２０１１(３).

[１１]ＶｅｎａＨｒｄｌｉｃｋｏｖａꎬ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ｅｒｓ􀆳Ｇｕｉｌｄｓ[Ｊ].Ａｒｃｈｉｖ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ｎｉꎬ１９６５ꎬ３３.

ＳｔｅｖｅｎꎬＰｅｋｉｎｇ

ｄｒｕｍｓｉｎｇｉｎｇ[Ｄ].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３.

[２３][英]彼得􀅰伯克(ＰｅｔｅｒＢｕｒｋｅ)著ꎬ杨豫等译.欧

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２４]ＡｎｎｅＥ.Ｍｃｌａｒｅｎꎬ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ｉｎｇ[２５]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ꎬＡｎｄｒｅｗＪ.ＮａｔｈａｎꎬＥｖｅｌｙｎＳａｋａｋｉｄａꎬ

ＪｕｄｉｔｈＡ.Ｂｅｒｌｉｎｇꎬ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Ｍ].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ꎬＣｈａｎｔｅｆａｂｌｅｓ[Ｍ].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ꎬ１９９８.

[１２]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１９７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１３][美]孙康宜(Ｋａｎｇ￣ｉＳｕｎＣｈａｎｇ)、宇文所安

(ＳｔｅｐｈｅｎＯｗｅｎ)主编ꎬ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Ｍ].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３.

[２６][美]伊维德(ＷｉｌｔＬ.Ｉｄｅｍａ)著ꎬ张煜译.英语学

术圈中国传统叙事诗与说唱文学的研究与翻译述略[Ｊ].暨南学报ꎬ２０１７(１１).

[２７]该书英文版初版于１９７８年ꎬ修订于２００４年ꎮ中文

版由李文彬译ꎬ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０出版ꎮ[２８][英]杜德桥(ＧｌｅｎＤｕｄｂｒｉｄｇｅ)著ꎬ李文彬译.妙

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Ｍ].:巨流图书公司ꎬ１９９０.

[２９]ＤｕｄｂｒｉｄｇｅꎬＧｌｅｎꎬＴｈｅＧｏｄｄｅｓｓＨｕａ￣ＹｕｅｈＳａｎ￣ｎｉａｎｇ

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Ｂａｌｌａｄ“Ｃｈ􀆳ｅｎ￣ｈｓｉａｎｇＴ􀆳ａｉ￣ｔｚｕ”[Ｊ].汉学研究ꎬ１９９０(１).

１９８５.

[１４][美]梅维恒(ＶｉｃｔｏｒＨ.Ｍａｉｒ)主编ꎬ马小悟、张

治、刘文楠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下卷)[Ｍ].北京:新星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１５]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

兴起[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１６][美]高彦颐(ＤｏｒｏｔｈｙＫｏ)著ꎬ李志生译.闺塾

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１７]Ｗａｉ￣ＹｅｅＬｉꎬ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ｉｎＬ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ｉａＣｅｎｔｅｒꎬ２０１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３０]ＣｈｉｕꎬＥｌｅｎａＳｕｅｔ￣ＹｉｎｇꎬＢａｎｎｅｒｍｅｎＴａｌｅｓ(Ｚｉｄｉｓｈｕ):

Ｍａｎｃｈｕ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ｉａ[３１][英]龙彼得(ＰｉｅｒｖａｎｄｅｒＬｏｏｎ)著ꎬ胡忌译.引

言:被遗忘的文献[Ｃ]//.龙彼得.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ꎬ１９９５.[３２]该书繁体中文版１９９２年在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出版ꎬ简体中文版１９９５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ꎮ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ｌｋ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１.Ｃｅｎｔｅｒꎬ２０１８.

[１８]ＬｉＧｕｏꎬＷｏｍｅｎ􀆳ｓＴａｎｃｉＦ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Ｍ].Ｐｕｒｄｕ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５ꎻ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ＭａｒｋＪ.Ｗａｎｔｏｎｗｏｍｅｎｉｎｌａｔ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Ｍ].Ｌｅｉｄｅｎꎬ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ꎬ２０１７.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ｓꎬｇｅｎｒｅｓꎬ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１９]ＭａｒｋＢｅｎｄｅｒꎬＰｌｕｍａｎｄＢａｍｂｏｏꎬＣｈｉｎａ􀆳ｓＳｕｚｈｏｕ

Ｃｈａｎｔｅｆａｂｌ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Ｍ].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ｉｏｎｉｓ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３.

[２０]王瑷玲.书评[Ｊ].汉学研究ꎬ２０００(１).

[３３]ＶｉｃｔｏｒＨ.ＭａｉｒꎬＭａｒｋＢｅｎｄｅꎬ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

[２１][丹麦]易德波(ＶｉｂｅｋｅＢｏｒｄａｈｌ)著ꎬ米锋、易德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波译、李今芸校译.扬州评话探讨[Ｍ].南京:

[３４]ＷｉｌｔＬ.ＩｄｅｍａꎬＭ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ｎｖＢｒｉｎｇｓＤｏｗ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Ｔｅ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ｅｎｄ[Ｍ].Ｓｅａｔｔ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８.

[２２]ＶｉｂｅｋｅＢøｒｄａｈｌꎻ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Ｂ.Ｗａｎꎬ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ｏｆ

ＴｈｅＯｒ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Ｗｒｉｔｔｅ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ＮＩＡＳ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ꎻＶｉｂｅｋｅＢøｒｄａｈｌꎬＷｕＳｏｎｇＦ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Ｔｉｇ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ａｌａｎｄＷｒｉｔｔｅ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ｏｖｅｌꎬＤｒａｍａａｎｄ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Ｍ].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ＮＩＡＳ

[３５]ＷａｎｇＣｈｉｕＫｕｅｉꎬＦｒｏｍＰａｏ￣ｃｈｕａｎｔｏＢａｌｌａｄ:ＡＳｔｕｄｙ

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ｂｙＴｗｏ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１９８１ꎬ９(１).

ｏｆｔｈｅＭｅｎｇＣｈｉａｎｇ￣ｎｕＳｔｏｒｙ[Ｊ].Ａｓｉ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３６]如对«鹦哥宝卷»的细致研究.[美]伊维德

—３３—

(ＷｉｌｔＬ.Ｉｄｅｍａ).改头换面的孝鹦哥———鹦哥宝卷短论[Ｃ]//.文学、文化与世变ꎬ台北:“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ꎬ２００２.

[３７]苗怀明.欧美地区中国说唱文学文献研究述略[Ｊ].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６(２).[３８]欧美一些学者以包公文本为研究对象ꎬ其中大量以

«龙图公案»«百家公案»«三侠五义»等为主ꎮ如Ｂｌａｄｅｒꎬ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ａｎ￣ｈｓｉａｗｕ￣ｙｉ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ｔｈｅＬｕｎｇ￣ｔ􀆳ｕｋｕｎｇ￣ａｎＳｏｎｇｂｏｏｋ[Ｄ].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ｄｒｅꎬＪ.ＰｉｃｔｕｒｉｎｇＪｕｄｇＢａｏｉｎＭｉｎｇＳｈａｎｇｔｕＸｉａｗｅｎ２００４(２４).

Ｆｉｃ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ｓｓａｙ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Ｒｅｖｉｅｗꎬ

[３９]ＷｉｌｔＬ.ＩｄｅｍａꎬＪｕｄｇｅＢ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Ｅｉｇｈｔ

Ｂａｌｌａｄ￣Ｓｔｏ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１２５０－１４５０[Ｍ].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ꎬ２０１０.

[４０]其中第二点ꎬ马阑安在«明代词话与中国大众文化»

中便已指出:词话与元杂剧中都有“乌盆记”和“盆儿鬼”的故事ꎬ但杂剧中是商人被杀ꎬ而词话中Ｃｈｉｎｓｅｓ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ｉｎｇＣｈａｎｔｅｆａｂｌｅｓ[Ｍ].多是书生赶考途中被杀ꎮ参见ＡｎｎｅＥ.Ｍｃｌａｒｅｎꎬ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ꎬ１９９８.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ꎬ１９７７ꎻＨａｎａｎꎬＰ.ＪｕｄｇｅＢａｏ􀆳ｓＨｕｎｄｒｅｄＣａｓｅ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Ｊ].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１９８０ꎬ４０(２)ꎻＬｉｕꎬＸ.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Ｇｏｎｇ􀆳ａｎ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ｍｅｓꎬ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ｕｇｏｎｇ􀆳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ｎｘｉａｗｕｙｉ[Ｊ].ＳｔｏｎｅＬ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ꎬ１９８６(１４)ꎻＳｔ.

[４１]朱一玄校点.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Ｍ].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４２][德]莱布尼茨(Ｌｅｉｂｎｉｚ)«中国近事»序[Ｍ].

郑州:大象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ｓｉ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Ｖｅｒｓ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ｅｇａｎｔｏｂｅｎｏｔｅｄｂｙ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ａｗꎬ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８ꎬＣｈｉｎａ)

ＣＵＩＹｕｎ￣ｈｕ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Ｂｙ１８７４ꎬＳｔｅｎｔ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ｏｎｇ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ＪａｄｅＣｈａｐｌｅｔｉｎ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Ｂｅａｄｓ:ａ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ａＪｉａｎＪｉꎬｔｈｅ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ｌｋｓｏｎｇ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ｅｒｉｏｄｓｈｏｗｅｄｍｏｒ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ｔ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ｓｉ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ｖｅｒｓ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ｉｒｃｌｅｓ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ｗｏｒｋ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３０ｙｅａｒｓꎬ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ａ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ｒｉｔｉｎｇꎬｇｅｎｄ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ｏ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ꎬ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ｎｄｃｌｅａ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ｃａｎｍａｋｅｕｓｈａｖｅａｂｒｏａ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ｓｉ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ｖｅｒｓ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ꎬｗｈｉｃｈ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ｓｉ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ｖｅｒｓ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ꎻ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ｒｉｔ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ｓｉ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Ｖｅｒｓ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ꎻ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Ｓｉｎｏｌｏｇｙꎻ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ꎻ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ｎｇｓꎬＢａｌｌａｄｓꎬｅｔｃꎬ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ꎬｗｈｉｃ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ＺｉＤｉＳｈｕ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ｅｔｒｙ”(Ｖｉｔａｌｅ)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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