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和阮籍在诗歌创作风貌上的差异及原因
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成就最突出的代表。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这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首先表现在他对人牛的感慨上。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其三则表现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赠秀才人军》其十四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这种境界的典型。
在艺术上，阮籍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之大成：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他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和隐约曲折的风格，钟嵘《诗品》评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刘勰《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此外，在体裁上，阮籍以五言诗的创作成果最为卓越，而嵇康则以四言诗的成就最为突出。
嵇康、阮籍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的不同与他们的人格性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问，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旧，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十分明确，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
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于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嵇康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就使他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如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荐他以自代，他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断然拒绝，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七不堪”与“二不可”，对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有讥刺，又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击‘中司马氏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而他临刑前顾视日影，从容弹奏广陵散的情景也为历代文人所传颂。因而他的诗作也是随性之所至，有鄙弃世俗、高蹈隐逸之志，也有回归自然、灵动洒脱之情。因而可以说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世事态度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诗歌面貌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