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高考改革的创新价值、现实困境与解决对策——兼评《试点省市

论新高考改革的创新价值、现实困境与解决对策

——兼评《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

冯建民 陈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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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考改革是我国教育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牵一发而动全身。自2014年启动新一轮高考试点改革以来，浙江、上海两省市积累了宝贵的探索经验。《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一书是对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的科学总结，展现了新高考取消文理分科，实行分类考试，让学生自主选考，建立多元录取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价值，也归纳了新高考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现实困境，其创新性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关键词：新高考；创新价值；现实困境

新一轮高考改革自2014年启动以来，作为当今国内最重要的招生考试制度，如何确保新机制的有序推进，一直深受社会各界关注。高考不仅关系着千万家庭子女的美好前途，还寄托着广大社会民众对公平正义、奋斗自强的期许。2017年是我国高考改革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一方面，2017年是浙江、上海两地新高考元年；另一方面，多个省份在这一年出台了各自的高考改革方案。那么，浙江省与上海市两个试点省市的高考改革有何创新价值？又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境？刘希伟教授的《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一书，以浙江省和上海市新高考综合改革为研究对象，恰逢其时，可作为新高考本身的完善和其他省份的高考改革决策提供有益学术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高考改革出台的背景与试点情况2014年8月，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总指出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充分肯定了我国传统考试招生制度的历史作用，认为其基本符合国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不能适应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人的要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人才选拔水平。会议制定了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机制的总目标；同时要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在充分论证搞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试点先行，分步实施，有序推进。[1]《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一书基于新试点高考综合改革的大量实证调研，注重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结合，向读者展现了国家新一

作者简介：冯建民，男，山东滨州人，教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试史与高考改革 （ 淮北 235000）；陈善志，男，安徽芜湖人，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 （ 淮北 235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完善措施研究”（项目批准号：18JZD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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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浙江省和上海市新高考招生考试制度的基本框架、实践状况、招生录取机制的创新，既客观总结了新试点省市高考改革实行三年的实践探索经验，又切中了新试点高考改革的现实矛盾问题，引人深思。

《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指出，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的一个周期不应是3年，而至少应是7-8年。[2]高考招生改革的关注视线延伸至考生进入高校之后的培养及发展问题，实际上是高考招生试点改革跟踪与评价研究的基本内容。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涉面广，改革力度大，影响深刻，关乎中学教育的转型发展，关乎高校生源录取机制改革。经过三年的改革实践，浙江和上海都大致形成了“3+3”模式、多次考试、“三位一体”较为类似的新高考招生制度基本框架，只是在选考科目和分值、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分、高校录取模式等方面各有特色。“3+3”模式即3门必考科目加3门选考科目，两地统一高考必考科目均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在选考科目方面，除政、史、地、物、化、生外，浙江考生比上海考生多了1门技术，也就是浙江选考科目为“7选3”，上海选考科目为“6选3”。多次考试，即外语和选考科目可以参加两次考试，选用较高一次纳入高考总成绩。“三位一体”即浙江高校依据考生统一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按比例合成综合成绩，择优录取，上海则是根据高考成绩、面试成绩与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三者综合总分为参照，二者具有相似性。

在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的教学组织方式也改变了以往行政班级的传统模式。浙江省高中走班教学形成了全员走班、选考科目走班、分部分类分层走班、分段分层分类走班四种模式。上海市高中走班教学形成了“大走班”，类似于浙江所说的全员走班，“中走班”相当于浙江的选考科目走班，“小走班”是根据学生选课情况，以科目组合为依据，采用归并组合等策略重新安排教学班，并在部分学考等级性考试科目方面进行走班教学的三种基本形式。浙江、上海两地已实现了高中学校的生源输出和高校专业录取的无缝衔接，2017年高考录取工作的顺利完成，实现了新高考改革的“平稳落地”，给其他省市推行新高考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新高考改革的创新价值

新高考改革的初衷是要克服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主义弊端，紧随时代步伐，体现科学选才，推进高考公平，走向素质教育。[3]刘希伟教授在其《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一书中肯定了新高考制度的“两依据，一参考”的理论创新价值，并指出科学性与公平性是高考改革所一直坚持并不懈追求的两大基本理念，深入剖析了传统高考制度带有“一次考试具有偶然性”“高度统一而无选择性”“唯分数主义录取”“高三负担过重”的四大弊端，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的施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新高考旨在破除传统高考制度的几大顽疾，更是国家决心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在试点省市新高考的三年实践经验基础之上认识新高考改革的创新价值尤为必要。

（一）文理合并，科学培养人才

新高考取消文理分科，走向合科，从文理分合的演进历史来看，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然而却是基础教育回归基础性的应然之选，也是筑造防止学生知识分化“大坝”的基石。[4]《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为我们再现了高考文理分合的历史沿革，梳理了高考文理分合的发展脉络，总结了高考文理分合模式的发展规律和重大影响，使我们对高考制度的演变轨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新高考直接取消文理分科模式，实行必考加选考的“3+3”模式，从而打破了“文理不通”、“文理分家”的积弊，在刘希伟教授看来，这不仅为解决高中学生文理基础失衡提供了可能，也从形式上彻底解决了是否应当实行文理分科的争论问题。从高考科目设置的历史来看，此次新高考取消文理分科，文理

[5]

打通，在某种程度上与国际接轨，可以看作是高考改

革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不仅体现了高考制度育人功能的科学性，保障了培养多元人才的目标，更是一种制度创新。文理合科，弥补了传统“非文即理”的缺陷，能够减少学生严重偏科现象。也只有文理渗透，知识交叉，学科融通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要求。

（二）分类考试，彰显公平理念

公平一直是社会的理想追求，高考制度也是教育公平的最后一道关口，新高考制度分类考试，凸显了教育公平理念。新高考制度不论是在选考科目设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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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6期还是在考试次数上都丰富了考试方式，增加了学生的选择。不同的培养目标和选拔目的应该采取不同的评价选拔方式。新高考的“分类考试”正是基于不同类型的招生学校、考生群体以及不同的考试目标分门别类的进行考试、评价。这种方式改变了以往所有学校所有考生都使用相同考试科目、统一的考试标准和考试方法的单一评价选拔的方法。[6]其次，学生智能和素质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分类考试也体现了人性差异与科学性，显示了新高考制度的人文关怀，其顺利推进，有助于高校的分类发展，也有利于促进普通高中的转型发展。[7]新高考制度采取分类多次考试，进一步展现了教育公平，有益于纠正传统高考“一考定终身”之弊。

（三）自主选考，降低学业压力

选考是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鲜明亮点，充分赋予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重新确认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承认了学生的差异性、独特性。在考试科目上，提供了多种组合，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兴趣特长，促进学生的个性化成长，不再让教育的育人功能屈服于高考的选拔功能。[8]根据《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一书的观点，高考“一考定终身”被认为是造成高三学生压力过于集中与繁重的一大制度根源。选考则把高三学年的考试压力和课业负担转移到了高一、高二学年，无论浙江还是上海，均普遍认为高三学年压力负担确实比以前有所降低。实现了“分散性”考试制度设计的基本初衷。选考科目由考生自主选择、自由组合，既扩大了学生选择权，又提升了考生的主体意识，还有助于培养与选拔满足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学生拥有自由选择科目组合的权利不仅贯彻了以生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还有利于促进教学方式的重大变革。传统行政班教学组织形式无法满足新高考选考模式的要求，走班教学成为“7选3”或“6选3”模式下的应然选择。刘希伟教授也意识到自主选考在各类软硬件资源、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带来了系列连锁效应，对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与选择能力，无疑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切中了自主选考设计的核心和要害。

（四）多元录取，增强办学活力

“两依据，一参考”是新高考立足于我国教育发展实情的创新，传统高考制度“唯分数”不仅影响学生的

全面发展，也滋生了加分造假、违规招生等现象。浙江、上海新高考录取模式符合《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总体目标。两地先后取消了传统的录取批次，浙江代之以分段录取，上海则是以院校专业组为基本单位，两地录取方式都结合了本地实际，均走在各省份录取批次改革的前面，积极探索构建新的录取机制。《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一书从广阔的视野入手，在大量实地走访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浙江、上海两地志愿填报与投档办法向我们展示了试点省市招录体系的建设路径，突出了新高考录取的科学性与公平性，可谓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取消本科批次，实行多元录取，不仅扩大了高校招生自主权，还有利于促进学校专业结构调整，增强办学活力。多元录取方式冲击了传统一考定终身的人才选拔模式，选拔育人制度整体从“单一”走向“多元”。投档录取模式的改进创新，也增加了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

（五）综合评价，落实素质教育

综合评价与综合素质评价没有本质区别，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考察，素质教育旨在全面提高受教

[9]

育者的综合素质，有助于发现和培育学生良好个性，

而高考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鉴于素质教育与高考密不可分的关系，综合评价是考量素质教育成果的合法标准。新高考制度将综合评价纳入关键一环，在发挥“指挥棒”作用的同时，可以引导基础教育进一步推进和落实素质教育。[10]综合素质评价本质是一种鉴赏性评定，而非等级性评价，但把综合评价纳入高考考核标准之一，强化了素质教育以人为本的核心概念不证自明，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也能够发挥高考“选拔”与“育人”的功能。[11]《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虽未明确指出综合评价不应划分等第，却紧密围绕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困境，展开了深入探讨，辨析了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校招生评价体系的若干矛盾，为综合评价的优化完善提供了思路。通过实施综合评价，能够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12]和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也是贯彻落实《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具体体现。新高考综合评价在落实素质教育的同时，实现了评价体系的重要创新。《试点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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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研究》明确提出，综合评价是将传统“思想品德”评价内容的具体化，具有重大尝试意义。

三、新高考改革的现实困境

新高考尊重了高校招生自主权，发挥了高考的本质功能。试点省市的勇于探索应该说取得了积极成效，也是全面深化高考改革的创新成果，在科学性和多样化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13]但恰如刘希伟在《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书中所阐述的那样，高考改革涉及利益主体众多，任何一次高考改革都无法做到“零弊端”，新高考改革也不例外。

（一）硬件资源供给不足

新高考改革催生“走班制”后，势必会给高中转型发展带来诸多新的挑战。《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浙江、上海两地高中走班教学对教室的数量需求明显增加，存在教室、实验室等硬件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硬件资源是高中进行有效教学的基本保障，是新高考实施走班教学的现实基础，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起着关键性作用。再者，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学设施相对落后，对硬件资源的诉求本身就极为强烈，“走班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高中对教育资源的竞争。《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对此十分关切，认为仅仅通过改建或扩建增加教室和实验室，补充硬件资源不足的做法，并不一定能够有效解决所有缺口问题。就试点省市高考改革实践反馈来看，实行“走班制”后，对技术科目以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学科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势必加大对实验设备、实验教室的需求。因此，硬件资源供给不足，必将大大制约新高考“走班制”教学的有效开展。

（二）选考科目师资短缺

新高考实行自由选考，给予学生极大的自由选择权，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同时，学生个性差异、兴趣爱好不同，每年的选考科目数量也会不断变化。《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从选考科目和选考人数两个方面入手，揭示了选考对师资需求带来的巨大变化。走班教学直接造成师资总量需求增加。此外，不同科目选考学生数量的横向结构性变动也造成师资需求发生新的变化，而且同一学校不同年份各学科选考人数的波动性也产生了新的师资需求。[2]加上兴趣爱好的差异，选考科目和学生数量的变化，给师资结构的调整带来了

挑战。高中校如何确保充足的选考科目师资，还需要不断适应新高考改革本身的演进。同样考试难度，专业就业等问题都会对选考科目的组合产生综合作用。选考科目师资短缺，不利于选考科目教学效果的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三）综合素质评价科学性欠缺

综合素质评价是新高考把传统“思想品德”内容的评价具体化，有利于强化素质教育，是高考改革坚持立德树人的深化，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但素质评价本身主观意识较为浓厚，和道德教育评价一样，是一种

[14]

主观评价，很难用直观的方式进行展示，评价标准

难以量化。新高考实行综合素质评价的根本目的是要从中发现并培育学生的良好个性，是对学生未来发展潜能和倾向的深度挖掘、尊重与守护。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划分不同等级这一做法，是对综合素质评价本质的一种误读与曲解。[15]《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基于浙江、上海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三年具体实践，探寻了两试点省市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校招生评价体系的诸多矛盾，包括投入资本巨大，却收效甚微；划分等级缺乏科学依据；难以得到高中校的认可和支持；不利于农村教育发展，极富前瞻性。综合素质评价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评价过程耗时，衡量标准欠缺科学性，评价结果难以保证真实客观，还需要长时间的坚持实践。

（四）催生功利主义行为

高考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活动，强化了文化和身份差别意识，其功利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社会公正的意义。[16]《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从学校和学生两个方面探讨了新高考催生的功利主义现象。在时间维度上催生了学生“赶考”行为，在考试科目上导致出现“轻视学考非选考科目”与“错位竞争”。而且，自由选考制度使许多考生“驱难就易”，“弃理选文”，选考物理的人数已出现断崖式下滑。学生在新高考中的功利主义行为已经开始破坏了学科正常发展建设。另外，刘希伟教授揭露了部分高中学校存在着为了追求高考收益最大化而采取的违规行为，抨击了集中时间搞“会考会战”，挤压校本特色课程等功利主义倾向。如果考试制度被功利主义包围，只会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造成基础教育质量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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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6期滑，进而影响教育目标的最终实现，束缚了新高考育人功能的正常发挥。

四、新高考改革的突围策略

当前新高考改革的现实困境，是新一轮高考改革实践中“新”“旧”冲突的“阵痛反应”，高考改革在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诸多问题，这也是新高考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经过程。新高考改革的突围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转变传统观念，达成改革价值共识

教育改革自身存在“为什么改”和“为什么不改”的博弈，社会尺度和价值尺度不易达成共识。[17]《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一书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高考改革难以达成“共识”的渊源，并紧密围绕利益诉求和价值分歧两个基本矛盾展开深入探讨，认为综合考虑考试评价专家、高校教师、高中校长、教师以及高中生（包括其家长）的意见与建议能够达成广泛的、一致的改革共识。[2]其思路已基本涉及与高考密切相关的各色人员，背后更深层的含义可以看作是需要社会各界观念的转变。因此，接受新高考带来的挑战，坚信新高考设计的科学性、公平性、合理性，克服新高考面临的阻碍，是当前新高考改革的价值共识。价值共识的达成能够促进新高考改革的有序推进，凝聚新高考改革合力，消除改革阻碍。转变传统观念，达成新高考价值共识，提高各界的认可和支持。

（二）加大师资投入，拓宽师资引进渠道

刘希伟教授发现聘请校外兼职教师或校内教师转岗，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师资短缺问题，指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的新渠道需要地方以一种宏观的视野，推进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惟其如此，才有可能为“走班制”教学创造尽可能完善的条件，顺利推进新高考综合改革。这反映出，保证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师资充裕，不仅需要地方和高中加大对师资队伍建设的投入力度，也需要从拓宽人才引入渠道入手。随着时代的发展，基础教育也需向国际化看齐，师资国际化有助于提高我国基础教育的办学水平和发展层次，成功实现师资的按需流动。加大的师资投入力度也不应局限在“量”的点上，更为重要的是要扩散到“质”的面上。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确保新高考改革顺利推行的关键一环，高中校既要内部挖掘师资潜力，

又要创新引入师资渠道，提高师资待遇，给予青年教师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充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舞台。以理想为牵引，为师资队伍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也是新高考师资不足的解决之道。

（三）增加选考分值，提高选考科目地位

选考设计给予了学生自由选择权，但由于选考科目分值不高，引起了选考科目地位的整体下滑。刘希伟教授认同进行调整，提高选考科目分值，从根本上改变选考科目地位较低的现状。从规范层面来看，适当提高选考科目分值，引起了人们对选考科目的重视，并不会产生负面效应，也不会对其他学科带来实质性的不利影响；从价值层面来看，选考科目地位的提高，有利于物理、化学等基础理科拔尖人才的培养；从事实层面来看，选考科目的长期生存发展，其分值设置需要引起各界的关注，选考科目地位的提高理应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此外，选考科目分值的增加，扩大了选考科目的分值区间，提高了选考科目的区分度，也是新高考制度设计科学性的详细体现。而且从学科发展长远来看，新高考制度的推行也需要增加选考科目分值，提高选考科目的地位。

（四）充分开展试点，稳妥推进高考改革

《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提出充分试点，稳妥推进是高考改革“共识”的落实方略，也为摆脱新高考的现实困境提供了创新借鉴。新高考改革解决困境的前提条件就是坚持推进新高考改革本身，促进高考制度的不断更新优化完善。试点省市的成功经验也证明，新高考是科学的、合理的、可行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扩大高考改革试点，通过以点带面，星火燎原，推进高考改革的深化。因此，充分开展新高考改革试点，稳妥有序推进高考改革是落实全面育人，深化高考改革制度的科学方法。在刘希伟教授看来，“充分试点是落实高考改革共识的基本前提，稳步推进是落实高考改革共识的应然节奏。”反映在新高考制度改革摆脱困境的策略之上，就是坚持以继续开展新高考改革试点为前提条件，推进高考改革为奋斗目标，构建高考改革成功之路。也只有坚持新高考改革的深入推进，才能在改革实践中探寻释放高考改革活力的根本方法。

（五）坚持立德树人，回归教育本质理念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德高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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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正为范”已成为教师职业信条。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坚持立德树人有助于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立德树人也是高校立身之本，办学之基。[18]高考作为衔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桥梁，是实现阶层流通、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通道，其改革成败关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事关民族发展的未来。因此，高考承担了诸多社会化功能，其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回归教育本质，克服“唯分取人”的片面性。

[19]

htm， 201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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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高考育人本

质，能够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落实，达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总体目标，满足社会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要。新高考制度设计充分考虑了人的核心价值因素，回归教育本质理念能够进一步强化高考育人功能，促进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乃至为赶超国际发达国家教育水平提供现实可能，有利于早日实现教育强国梦。

五、结语

《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一书高度重视挖掘新高考本土历史经验，内容尽管以探讨浙江、上海两地试点省市新高考改革实践为主，却涵盖教师、学生、高校、高中校四大改革利益主体，视野格局庞大，直面高考改革“痛点”，揭露了高考改革难以达成共识的内外部矛盾，更指出新高考改革周期应是7至8年，只有全面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与建议，凝聚关于试点改革的共识，坚持推进高考改革进程，才能为后续高考改革提供扎实、有效的依据与参照。此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经验的成功总结，也为其他省市高考改革提供了借鉴，更在于为新高考改革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2020年全面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考招生制度积累了有益经验，具有重大的全局性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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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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