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概念范例

自然经济概念范文1

关键词： 中学历史 思维定势 单元复习

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经常会因为教学模式、教师固有知识及教学理念、学生思维的定势而导致课堂教学效率不高。笔者结合高中历史教育教学实践，结合高一历史必修二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复习课，谈谈如何打破思维定势，提高高中历史教学有效性与针对性。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做了如下处理。

一、确立新主题教学，打破固有知识结构定势。

传统复习本单元时仅仅局限于近代中国的时空观下，实际上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和产生，是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农业文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一种近代化。经济结构变动和产生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方面。本单元复习可以站在全球史观和近代化史观的高度，确立主题“西方工业文明崛起冲击近代中国”，构建知识体系。这样构建，不是对基础知识的简单重复，既可以调动学生的复习积极性，又可以跳出本单元和必修二，在宏观上从全球史观、文明史观和近代化史观角度概括，提升复习主题高度和深度。从教学效果看要优于传统旧知复习，所以在平时教育教学中，要积极确立适合本课的主题进行教学。

二、适时讲练，易错提醒，纠错规正，打破学生思维定势。

本单元的知识点，易错点特别多，对于一些概念，要想法设法帮助学生理解透彻，多次强化训练。

（一）逐步瓦解

1.展示结构演进图（略），帮助学生理解瓦解的表现。

笔者以自然经济的两大特征（男耕女织和自给自足）为切入点，分析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积极的侵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不再结合，以及大量农副产品日益商品化，帮助学生理解自然经济瓦解的表现。

这样做既可以复习必修二第1单元知识，又可以理顺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更可以直观解释自然经济瓦解的表现，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加深学生对该知识点的理解，避免多次枯燥的语言提示，提高效率。

2.顺势展示典型例题，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例题：有学者认为，外国商品输入造成中国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可以作为该观点直接证据的是（ ）

A.19世纪末镇江海关报告称：“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

B.20世纪初有人指出：“商市展扩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者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

C1853年的《顺德县志》载：“女布（指土布）遍于县市，自外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

D185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说：“这里对棉织品的需要，和在广州上海一样，长期受到。”

笔者引导学生直接读取材料信息，分析洋布的涌入使“女工几停其半”，直接打击家庭手工业，促使“男耕女织”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走向瓦解。A没有体现自然经济瓦解，D说明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仍有抵制作用。笔者借此题追问B项有无反映自然经济瓦解，很多学生模糊，笔者借机分析，自然经济瓦解包括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分离、农产品日益商品化，还有农民破产也是表现之一，B项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破产农民进入工场劳作也反映了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但与题意“直接证据”不符，笔者借此既强化了训练，点拨了误区，又进行了解法指导。

（二）洋务经济与近代化

引导学生落实基础知识后，强调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但有一些学生对于近代化的内涵不了解，或者笼统地认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笔者通过概念解读及展示例题跟踪训练达到纠错规正的目的。

例题：一般认为，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这主要是因为（ ）

A.以“自强”、“求富”为目的

B.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C.开始采用机器生产，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

D.导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

笔者利用此题一方面提醒学生认识到是近代化开端，主要是因为采用机器大生产，推动经济的工业化，打破学生思维定势。另一方面凸显本课近代化主题。

（三）与资本主义萌芽

很多学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中国亦是如此。笔者在教学中发现部分学生总有这样的错误思维定势。笔者设计展示产生发展趋势图，借复习产生史实，追问学生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区别，及时提醒：“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是由封建社会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来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产生的”，以此达到纠错目的，打破学生的错误思维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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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概念范文2

前的两三千年里，炎黄子孙在神州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帝国，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这漫长的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不同的关系及其亚种并存，也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寻见各种经济关系消长的轨迹。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封建始终是建筑在综合经济基础之上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封建社会中起这种作用的生产是农业，它的关系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地主通过出租占有的土地收取地租剥削佃农，是这种经济关系运动的轴心。在这种关系中，地主和佃农矛盾对立，相互依赖，各自成为相对的经济。地主经济、佃农经济以及与之并存的自耕农经济和各种小生产经济的总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我称之为“地主制经济”。

地主制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封建经济类型之一。这种类型的封建经济是否也象领主制经济那样，其本质属性是经济的，或者说它也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并可由此进而认为，凡封建社会必然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呢？这个既不应该教条式地肯定，也不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简单回答，最好考察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的运转过程，它的带有普遍典型意义的经营方式，以导找适当的答案。

先看地主经济。所谓地主经济是指地主自身的经济，它是地主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它制约着并存的其他经济，影响它们的。地主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非生产者——地主占有土地经营农业，其经营形式大体分为两大类，即地主经营制和地主租佃制。

所谓地主经营制是地主在自己拥有的地产上进行农业经营；一般以使用雇佣劳动为主，有的使用奴婢劳动或僮仆劳动；产品往往是出售的，当其种植经济作物时尤其如此。所以地主经营大多不是自然经济。实行地主经营制的地主是经营地主，这类地主到明清才逐渐增多；但即使这时，他们在地主中也是少数。因此本文在对地主经济进行质的剖析时以租佃制地主为主要对象。因为租佃制地主才是地主经济成熟了的形态。就让我们用解剖人体去理解猿体那样，通过对租佃地主的分析去认识地主经济一般吧。

地主租佃制就是地主将占有的土地分散出租给佃户经营；自己坐收地租。中国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地主采取租佃制方式进行剥削。除一般民田外，族田、学田乃至王府庄田、官田屯田等等土地占有形式的经营方式的实质也都是地主租佃制，尽管它们的形式或有小异。所以说，租佃制是中国经济中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土地经营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制经济主要是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相伴随的农业经营制度。

租佃地主占有土地的面积大小不等。绝大多数地主占有土地量不是很大，而且往往没有草地、牧场、森林等多种类型的地产。有较少的地主土地占有量相当之大，特别是皇室、王府及缙绅。不论土地占有多少，他们把全部土地分割成小块招佃出租。有的地主留下部分土地自营。自营地的耕作不是采取令租佃土地的佃户提供劳役耕种，而是依靠僮奴、奴仆或雇佣长工和短工耕作。是为租佃地主兼经营地主。地主出租土地的目的是收取地租。有的地主要求佃农劳役，如为之看家护院，家庭服役等，但这是次要的；地主主要是从佃农那里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的是谷物。通常的地租量是佃地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或于年节之际索些鸡鸭之贡，不占主要地位。地主一般不干预佃农的种植耕耘。当其为佃农提供耕牛、农具或种籽时，或对佃农生产施加某种程序的干预。这是因为提供生产资料带有租凭、借贷性质，干预生产以便于秋后获得满意数量的谷物，并非监督种植计划以满足地主的多方面需要。大地主设总管或管家，其主要任务是催租，是单纯的索取，不是去干涉佃农的生产活动。可见，没有自营 地的地主的经济活动内容不包括农业生产环节。这样的地主是不少的。

再看佃农经济。租地佃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种基层经济实体。他与租佃地主相依，无此无彼。这种经济实体主要以夫妻子女（有时包括双亲）组成的小家庭为单位，依靠佃入土地，自备其它生产资料，依靠家庭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佃入土地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家中劳动力数量的制约。他们从确定种植品种直到收获的全部生产活动都进行。收获时把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的二分之一左右无偿地缴给地主作为地租。其余二分之一自留，用作籽种、农具等经济条件的补偿、扩大再生产的追加和全家生活消费。有的佃家家庭兼营副业、手作为补充。租种同一地主的各家佃户自行决定所从事的副业、手工业的种类和规模，地主不作统一安排。；再不敷时，借贷则是不可避免的了。佃农自负盈亏，跟地主只发生佃地偿租、借债还钱的关系，其经济条件的补偿和再生产不在地主考虑之内。另有一部分佃农自己占有少量土地，同时租入部分土地，都由自家耕种，是为半佃农，其经营方式接近自耕农，属于自有的那块土地上的收获物与地主无涉。

还有自耕农经济。与地主、佃农时存在的相当大量的自耕农，也是由小家庭组成的经济实体。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堵阳自有的。土地占有量大体是家中劳动力所能耕种的，或者雇佣少数短工协助即可耕种的。一般地说，自耕农的经济比佃农优越，家中的劳动力也比佃农较多、较强。他们兼营副业、手工业的规模可能比佃农的大。自耕农自负盈亏，在分配方面不与地主发生直接关系；但需向国家缴纳赋税，承担差徭。与自耕农经济地位相仿的是小手工业者、小手工业作坊主，也可包括在自耕农经济这个范畴之内，不另叙。

在讲座自然经济的条件问题时，我们曾经提到，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往往既是强制本经济单位内生产者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地租的有力保证，也是使劳动者按照土地所有者的需要进行分工的保证。这在领主制经济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封建社会中佃宵和地主的关系是因土地租佃关系才形成的。封建王朝也曾给予地主阶级某些，使之拥有对佃户的超经济强制力。例如，为保证社会治安稳定而将佃户的户籍编入地主户籍，为维护等级秩序而将佃户的地位置于地主之下，在人口稀少地区制止佃客离开租地他往，以保证劳动人手不致外流，规定佃户不交租应受刑法惩治，等等。这种超经济强制力使主佃关系带有等级特征。不过，由于我国封建政权历来实行集权制，朝廷赋予地主的权力，最大也没有达到准许地主拥有的司法权的程度。在生产方面，地主一般并不利用这些强制佃永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分工。又由于土地买卖和其他原因，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并不长期固定，因此同一地主的各个佃户难以形成固定的内部分工。地主索来的地租只是清一色的谷物。。他们的需求却是复杂多样的。谷物地租的价值量足够支付地主一世所需物品的价格而有余，但从使用价值来看，单纯的谷物只能直接供给食物中的主食所需，远不能代其他食品、衣著、住房、车马以及精神方面的各种必需物品，也不能用以缴纳须以货币缴纳的赋税。实物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靠地主经济单位自身无法解决。唯有和其他经济单位彼此发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方能迎刃而解。他们只要出售租谷，就可得到货币，也可以得到一切。他们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因而没有必要强制佃户按照他们的需要分工生产各种实物。单一的实物地租丝毫不妨碍地主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地租形态得以久存。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单一实物地租形态不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的实现条件，租佃地主经济单位不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有一种论点认为，对地主制经济而言，实物地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的地租形式，或者说，实物地租长期占统治地位反过来又巩固了自然经济。这种看法是值的商榷的，因为这里忽略了单一实物地租和多种实物地租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租佃制使佃农相对于地主经济之外，佃农既不被强制提供劳役地租，又不按统一要求提供多种实物地租，地主经济要想实现使用价值形态自给是不可能的；那么，地主占有土地和拥有其他资源的数量多少，对于是否自然经济已经没有意义了。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的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量很大，在资源方面为实现自然经济提供了可能，租佃制下佃农分散经营和缴纳单一的实物地租，使这种可能性再也不能变为现实。

佃农和自耕农有许多共同之外，其基本点是：两者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都是小农经济。他们耕种的土地面积大小，一般都与家庭劳动力（或加少量雇工）的负担能力相适应；他们的收获物都以农产品为主。作为一个生产型的经济单位，需要是多方面的。除去食盐、陶瓷器皿等生活资料外，要有锹、镐、锄、镰、犁等金属农具，磨、碾、碌碡等石器，乃至车、船等运输工具和耕牛、挽马等大牲畜；有些手工业更需另外一些工具，如织机等。这些都不是小农经济个体能够自给的。

地主和小宵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自都有使用价值形态的收入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并且这个矛盾都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地主制经济总产品中相当的一部分须经过如下的转化：使用价值形态（谷物及副业、手工业产品）卖 价值形态（货币）买 使用价值形态（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经过这形态的转化，生产循环必将发生危机。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五个基本条件，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商品买卖活动对于地主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由地主制经济各个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所决定的。所以说，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条件的，商品经济在地主制经济的运转中不是附加的，不是外在的。。

在分析中，人们有时认为，为了换了 本经济单位使用价值的需要而生产部分产品出售，这不是商品生产，不属商品经济范畴。这个提法可以商榷。说为买而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对的，但说它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值得重新。因为这实际是，为了论证某种经济单位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简单地根据是否以使用价值为目的来确定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

经济单位生产活动的目的性可有三种不同情况，即（1）为了获得直接消费需要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用生产”，（2）为了换得本单位需要而又不能生产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买生产”和（3）为了价值增殖，简称为“为利润生产”或“为卖生产”。经济单位的生产目的性跟它的生产关系性质、经济类型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生产关系性质 生产目的 经济类型

非资本主义生产 （1）为用生产 自然经济

（2）为买生产 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 （3）为卖生产

从表中可以看出，（1）为用生产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经济类型不同但生产关系性质相同；（2）为买生产和（3）（为卖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生产关系性质不同但经济类型相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虽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类型却是商品经济。。这是因为商品经济并不专门存在于某种性质的生产关系之中，非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必然是自然经济。因此，分辨生产关系性质时，考虑其生产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还是为了价值，分辨经济类型时考虑的却是达到目的的方式，即是否通过外部的货币交换关系。不要因为（2）为买生产是非资本主义经济就认定它不属于商品经济类型；也不必因为它是商品经济类型而认定它必是资本主义经济。人们为了说明（2）为买生产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只看到其生产的目的和（1）一样都是为了使用价值，就认为（2）也是自然经济。这种看法忽视了使用价值的获得是否通过货币交换；而通过货币交换与否，却代表着看不同的经济类型。把（20为买生产看成自然经济，在上是把商品交换纳入到自然经济范畴之中；而商品交换恰恰是自然经济范畴所要排斥的主要内容，否定为买生产是属商品经济范畴，实质也就否定了小商品生产的存在。

我们还应注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买卖问题。地主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或破产而出售土地，自耕农出卖土地沦为佃农，或买进土地变为地主，佃农购入土地成为自耕农乃至上升为小地主等等现象，在中国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千年田八百主”的谚语，生动地反映土地易手之频率。既然土地是商品，土地买卖当然是商品货币关系。在正常情况下，想买土地就得先积攒货币，出卖土地得到的也是货币。小农是存在购进土地的可能性的。经济上升的欲望总在刺激他们扩大土地占有面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尽量扩大（2）为买生产，以便得到多一点货币。。

如前所述，有与农业相结合和与之并存的多种手工业是自然经济的重要条件。地主制经济中的佃农和自耕农确有不少是经营家庭手工业的。为了增加产品、扩大收入，他们有必要这样做；在农业收入不足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他们也有可能这样做，因为家庭是由男女老幼不同的劳动力搭配组成的，便于内部协调分工；还因为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一年内有许多闲暇，佃农和自耕农都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一个小农个体同时从事的手工业项目毕竟是很少的，不可能经营多种手工业。。通常的做法是致力于自家能够进行的手工业，尽可能多生产一些拿到市场出售。这也就谈不上家庭手工业是为了自给自足了。为了家用而制造一些手工制品，比如为扫地而自做两把扫帚，与其称之为家庭手工业，倒不如把这算做家务劳动更为贴切。自然经济必须有家庭手工业，但有家庭手工业不一定是自然经济。不能把有关家庭手工业的史料不加分析地统统用来证明自然经济，其中很多只是反映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而已。

许多著作认为男耕女织的耕织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典型表现。乍看起来，小农自种粮食以果腹，自织布匹而暖身，衣食具备，无复有求于他人，也就与商品经济无涉了。其实未必。如前所述，自然经济是有特定含义的，首要的是经济条件的自足。很显然，衣食两项是很重要的，但远非全部经济条件。单一的家庭手工纺织，并不能使经济单位得到使用价值形态的全部自足。不可否认，家庭手工织品中会有一部分是自给性生产，但不能仅仅看到这一部分因而否定出售部分的商品性。再者，如果说“织”是自给，就意味着该户农民自己植棉，自己纺纱，自已织布，最后自己缝制给够全家所需的衣服。可是，种、纺、织、缝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是自家不愿解决或根本解决不了的；。其实耕种这类经济作物以及从事一系列手工业生产的农户的产品，大都远远超过自己家庭的需要量。一般地说，桑、麻、棉等经济作物总是作为商品作物种植的。农村中出售棉花、纱线、布匹，以及买棉纺纱，买纱织布成衣的，从来大有人在。麻亦类似，丝织尤其明显。在这里，买卖双方尽管都是为了满足本经济单位所需的经济条件，但都是通过货币运动进行的，商人活动其间尚暂不论。“男耕女如何”农户的产品从价值形态说可能收支相符，但这不意味着满足了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前者买进，后者卖出。可见，为了获得再生产必需的全部经济条件，耕织结合的小农也得藉助于商品交换。事实上，我国直到明清时期植棉织布的农户也从未达到总农户的一半以上，面织麻，织绸的更少，在考虑到大量农户的穿衣问题并不能依靠家庭自产解决时，可以设想其间普遍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何况小农之家机杼之声达旦，无非是为了明晨拿到市场上的布匹稍多一些。这种耕织结合越发展，市场上的商品量就越大，是不说自明的。男耕女织现象只能反映地主制经济下男妇劳动力的充分作用，说明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而不能证明农户个体或更大的范围内必然是自然经济。

总之，对于地主制经济来说，与农业相结合的单一的家庭手工业除去可能满足本经济单位某一种物质需求面外，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补充家庭经济收入，而不在于因之实现自然经济；它不象在领主制经济单位中的多种手工业那样，是多品种实物地租的前提。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在考察地主制经济时，不要看到哪里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就认定那里必然是自然经济；事情可能相反，恰恰那种结合正是商品经济的表现，它跟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商品量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小农一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如前所述，凡具备平衡律实现条件的经济单位都可是自然经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有大型的庄田，它们包括大片地产，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足够的人身隶属于主人的劳动力，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要求的条件。如果这类庄田是统计表的经济单位，很可能就是自然经济的个体。不过迄今对它们的组织、经营情况不甚了了，其中主人和劳动者间是否租佣关系，内部如何分工，所属店铺、店舍是什么状况，如此等等，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姑且把它们看作是类似欧洲领主庄园那样的自然经济单位。不过这类庄田是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之一，一般来说，是不用它做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典型代表的。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自北而南沿海堵省，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及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等地，经济水平提高，那里的区域间以及经济单位间的商品经济都比较发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很明显的。南方是北方、沿海和内地、中部和边疆、平原和山区、汉族和少数民族、近郊和远效、经济作物区和大田作物区，经济水平差别很大。。那里有的农民家庭自己生产所需的几乎一切物品，从而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虽然那里也是地主制经济。即使在一般地区，地主制经济各类经济单位产品的商品率也大不相同，他们之中有的绝大多数产品留自用或大部分自用。

是否可以由此认为自然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必然呢？不能。经济单位把部分产品留作自用，这和经济条件的自我满足是两码事，前者只是部分生产具有自给性，不能称之为自然经济。自给程度较高的现象并不是地主制经济运动方式内在决定的，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他们的产品仅够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没有多少产品能向市场提供，从而也极少右能从市场上获得较多的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单位再生产的经济条件低得和劳动力的生存条件极差而外，交通条件恶劣，运输工具落后，这是农民突破相对隔绝状态的重要障碍。这些都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诚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一般地说是较低的，因而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自给性。但应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基至可能在比封建主义先进得多的生产方式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若就地主制经济的各种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看，它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而且以商品经济为自身繁荣的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呈基本自给状态的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一量生产条件改善，产品有所啬加，商品经哜运动就会展开。生产力水平越高，商品经济就越发达，地主制经济也越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破坏地主制经济，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反而使之繁荣；相反，地主制经济并不以生产的自给性为条件。谁也不会认为，地主制经济越发展，生产的自给性定然起高。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呈自给现象，并非由于它是地主制经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以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西欧中世纪早期领主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可以的；称它是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不妥当的。

再有，所谓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A是B的基础，意味着B离开A就不复存在，或者改变本质。自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全然不是A与B的关系。即使佃户完全进行商品性生产，只要和佃关系不变，它仍然属于封建的地主制经济范畴。既然地主制经济是中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蹑在了两、三千年的封建经济制度，那么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封建历史阶段特征时，当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不加区别地统称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提法，也是不妥当的。

三

现在讨论一些有关的

先谈地方小市场的性质问题，我以为，地主制，也要把商品流通放在封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整个经济运动过程之中考察。。而应注意到商品流通是地主制经济的交换形式，没有它，分配所得与消费（包括生产消费）所需对不上号，经济运动难以继续。地主制经济依赖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则，是私有制下小生产形成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这个矛盾是由地主制经济的经营方式决定的。

地主制经济的三类经济实体，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含小手者经济）是我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细胞。。这种情况，在以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特征的社会，例如欧洲中世纪早期建立在领土庄制基础上的封建社会里，是看不到的。

有同志认为，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的品种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是劳动的直接交换，虽然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应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这个看法似可商榷。

市场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概念。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商业以来，市场也和商人，商人资本、贷币、价值、价格等一系列关系一样，早已存在。价值也是十分古老的规律，在一切通过货币进行的交换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发生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市场为不同的生产关系服务，它的范围和性质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商品生产的目的是 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价值增殖，那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时，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其规模扩展到空前的程度，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这标志着商品经济的高度，进入新的阶段。不过，不能认为仅只这种市场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

封建社会的国内商品流通曾经相当发达。城镇中的商品经济固不必说，地方的、区域性的乃至区域间的商品商场都早已存在。各类市场各有其主要的功能。其中地方集市墟场是整个商品流通的基层环节，它起着为大范围市场集中商品的作用，更重要提，通过它才解决了基本经济单位固有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生产循环得以顺利继续。

市场，总是反映个人之间、经济单位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概念；大小市场都是一样的。地方小市场的贸易有许多是商人的活动。也有许多是生产者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主要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的产品有一部分留作自己消费，蓁部分进入市场出售，就成为商品。不是为了出售的，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会作为商品进入汉通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自发的社会分工使得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各式各样的需要，既不应以小农产品中出售部分的性质决定自用部分的性质，否定这部分生产是自给生产。也不该以自用部分的性质决定出售部分的性质，否定这种生产是商品生产。尽管在一些情况下，个体小农的产品中进入市场的部分可能不是主要的，但在市场上，他仍以小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小农根本无法分清哪一件是为了自消费，哪一件是为了出售而劳动。中交换中，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都不问题的性质，都被商品这一共性掩盖了。

。我们在分析封建社会市场进可以运用同样的。自耕农的产品也罢，佃农交租后自用有余的产品也罢 ，封建主利用奴婢劳动生产的产品也罢，地主收来的地租也罢。当它们作为商品出现时，共同构成市场客体，与货币相对立。地方小市场也不例外。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方小市场上，确有许多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是以物易物的。但不能把这看作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劳动力的直接交换。从所周知，我国很早就有货币，至少到秦朝已经统一了货币单位，通行启蒙 及城乡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包括地方小市场在内的各级的以物易物只中表象，它不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是以货币价格为背景的。使用价值交换是不能离开交换价值。这里已不是一般等价物出现以前的以物易物，而是省略了货币转换过程的商品交换。这就意味着交换的产品不但有使用价值，而且也是交换价值的相当者，就是说，它是商品。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中产品交换过程表现为商品流通过程，前者与后者相一致。地方小市场也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一样，是流通的场所，不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小市场不但和更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市场是在同一体系之中，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不应把它们从性质上分开对待。

再谈谈经济单位的划分问题。所谓自然经济，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条件通过内部的再生产补偿，而不通过与其他经济单位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与地方小市场是否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确定经济单位范围。

有同志认为，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单一的经济单位个当于一个乡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户，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边个意见也可商榷。“经济单位”范围的确定，可因研究的目的面异。例如：研究国际经济时可以国家或公司算做经济单位；研究区域经济时可以经济区或行政区为经济单位。现在我们研究的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经济单位划分的原则宜以是否能够发生商品交换行为为据。所以，所谓经济单位，应指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自负盈亏的体，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组织。本文有时也称之为经济实体。。其内，有决定全部经济活动的实际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或者是主要劳动力，在封建家长制下，往往就是家长本人。；如果是经营商业，则表现为一个商业店铺；如果是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贷，则表现为一个地主或高利贷者家庭。经济单位可以是一个消费单位，不一定是一个生产单位，而生产单位总是一个经济单位。所以，经浊单位实际只表现它在经济上的性而不反映其性质如何。中世纪早期西欧领主庄园中领主的自营地靠农妈的劳役地租经营，靠农奴缴纳多种实物地租满足经济条件。农奴虽有相对经济，他的生产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领主的需求，农奴之间有劳动交换而不形成商品货币关系。领主和他的农奴们共同成为一个不可分的经济实体。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地主佃农的经哜关系相比全然不同。因此，领主庄园作为一个整体是经济条件自我补偿和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中国地主制经济中的小农家庭（包括佃农、自耕农以及小手工业家庭）和地主家庭，则分别是的社会经济组织。一个地主即使占有大量土地，也是分租给许多佃户。佃户们用承担缴纳地租的义务换取土地使用权。地主如有自营地，并不靠佃户劳役耕种。。地主对佃农经济的盈亏不承担义务。佃户和自耕农一样自行决定生产内容，他们的经济条件补偿和再生产过程并不包括地主的活动。地主既不是自己的佃户们的生产计划者、组织者，更不是一个村、邑县的经济级织者。因此，地主和他的佃户们只相互依存，而不是统一为一个经济单位；村、县就更加不成其为统一的经济单位了，如果把许多自负盈亏的个体，臂如说一个县范围内所有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和商人等都放在一起称之为一个经济单位，无异于把肌体说成是细胞。那当然会认为地方小商场是经济单位内部的事，那些经过商人的货币交换活动，也都被划为自然经济范畴了，把商品流通活动归纳在排斥商品流通的自然经济概念之中，这在理论上是费解的。

最后谈谈地主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特征及其它。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我认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相适应。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以生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进行价值增殖。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产品必须全部出售，经过转化为货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阶段，否则，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不得补偿，再生产循环中止，利润也不能实现。机器、原材料等不变资本也是货币资本通过流通五一节实现的。因此，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转中的必要环节。流通从属于生产；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

地主制经济也以商品经济为条件，同样是在一定水平基础上的再生产过程的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各经济单位的生产循环过程，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不过，这里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小商品生产即简单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佃农、自耕农、小手工业者等都是小商品生产者。他们是依靠家庭个体劳动的小规模个体所有者经济。商人资本于生产过程之外。所以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W-G-W1）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

G-W …P…W′－G′）；以小商品生产为特征的地主制经济，也完全不同于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尽管地主制经济以商品经济为条件，但商品生产总是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商品流通也总是人属于地主制经济，为地主制经济服务。这样的商品经济，其发展程度无法和资本主义的相比，其结果也只能是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

小商品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时刻在向两极分化。它本身没有导向性，其上升的方向明显地受当时主导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主要上升为资本主义企业，是谓小商品经济第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在封建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小商品经济虽然有的也向剥削雇佣劳动式转化，从而产生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但它难以壮大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其中绝大多数走向购买土地进行地租剥削的道路，向地主经哜蜕化。所以当小商品经济处于地主制经济的宽容度范围以内的时候，它的发展起不了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大，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度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在，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时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为自耕农或佃农。但地主经济却同时有不断再生的能力。由于遗留或力量强制形成的带奴隶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最终也被地主经济“同化”。如下图(按，图略)所示，

地主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的。如果这个示意图是三维的、全息的，就可以是看出图中的大圈随历史前进越来越大，其中诸半径形成的夹角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但它的结构将基本不变。图中的双线箭头（）表示的道路不被堵死，地主制经济的这个圈圈就难有重大的突破，建立其上的封建社会就当然地屹立不动。

由此而顺便谈及，解决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长的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地主制为什么能长存，而这一问题的契机，则在于找到地主经济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地主经济受到上层建筑全力保护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支持，出租土地坐食地租成为合理、合法、省心、安全的剥削方式。购买土地的欲望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投资意识，它对以各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的投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太阳，整个封建经济在围绕着它旋转。对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来说，这里就是“罗陀斯”。

小商品经济和地主制经济的协调统一是因为，一则小商品经济和小规模经营相适应，二则小商品经济和适合分散操作的技术及低效能的工具相适应。小农、小手工业者都是依靠归个人所有的、只供个人使用的、小的、简陋的和数量有限的劳动资料进行个体生产。在那些小农能够买得起并且能使用的高效能机器工具和相应的技术出现、从而突破分散的小经营形式以前，小商品经济只能是小商品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形式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至于生产力之所以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有其经济的、上层建设的意识形态的多方面原因，不能企望用任何单一的因素解释清楚，而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在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对小农的另一面的影响。地主得到的实物地租，一部分直接消费掉，一部分进行粮食投机，其余部分将投放市场换成货币，用于其化消费、缴纳捐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开张典当，放高利贷以及入柜窖藏。商人和高利贷者用一部分资金购买土地兼行地租剥削，更多的部分用于通过商业渠道或放债、抵押、典当等活动剥削广大农民。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也是地租的派生形态。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彼此相通，形成三位一体的结合。

小农生产的粮食自留部分中，除去一部分为了生产需要必须投入市场出售外，留作食用的部分，有时为了以细换粗品种调剂，也要通过市场。一些贫困农民则往往陷入如下的恶性循环：春耕时借贷，秋收后卖谷还债，春荒再次借钱买粮度日；自有粮食全得通过市场环节。这就出现了谷贱伤农、谷贵也伤的怪现象。农民明知两头吃亏，还不得不投入这种买卖关系之中；他们被卷入商品经济的程度不但很深，而且无力自拔。

由此可见，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地主制经济生产循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层层剥削活动的前提；而三结合的剥削反过来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某些方面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水平有所提高，不一定反映农民经济十分兴旺发达，也不预示生产关系方面将有什么重大变化或突破。但我们却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看到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结合的依据。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同有商品经济也就没有这种转化。正是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封建经济中，商品经济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联合对方大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削活动的工具。不同范围的市场网与三结合剥削网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表现。上面只是粮食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其他所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又何尝不是大同小异。如果认为小农纯属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基本无关，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排除于商人和高利贷者剥削对象名单之外了，那么，三位一体的剥削又从何谈起呢。

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为整个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它和租佃制度一样，是封建经济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地主、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将其根系盘曲交错、密密麻麻地深扎在封建经济这块沃土之中，通过租佃关系、商品关系和债务关系三条管道，尽情地吮吸一切养分以自肥自壮，资本主义之芽要在此地萌生成长，难矣哉！

自然经济概念范文3

1. 西周分封制与汉初封国制

两者都是通过分封诸侯国，诸侯可以世袭祖上的爵位，享受封地和俸禄，在各自的分封国内拥有统治权。但西周分封制除了分封同姓王族之外，还分封了异姓的功臣和古代帝王的后代。汉初封国制则有所不同，汉代建立以后刘邦为了巩固汉朝政权的稳固，在剪除异姓王的同时，大量分封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权利也有所削弱，要采用统一的法律和货币，而周代诸侯国各自的度量衡和货币都不统一，且在封国之外，还有郡县与封国犬牙交错。

2. 三公九卿制与三省六部制

二者同属于官制，都有助于巩固统治，加强集权。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区别：秦朝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中的宰相位高权重，有相对的决策权、审议权和行政权；御史大夫和太尉主管监察、军事等；九卿分掌各项行政事务，实际并不止九卿。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中的“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实际上把秦代的相权一分为三，中书省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下设六部，分掌具体行政事务。各部门分工明确，效率提高。

3. 宰相与内阁首辅

宰相和内阁首辅都是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但地位不同。宰相是国家法定的一级行政或决策机构的长官，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皇帝常向宰相咨询，宰相有时可封驳诏书，表示对皇帝命令持保留态度，因此宰相对皇权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内阁是明朝在废除宰相之后，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而设立的，作为皇帝的内侍顾问机构，始终不是法定的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内阁首辅的职权大小和任免去留完全取决于皇帝，因此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不大。

4. 察举制与科举制

它们都是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但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察举制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最后由皇帝策问，应举者对策，从而选拔出人才的制度。察举制盛行于汉代，但由于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徇私，所荐者不实等现象，以至于演变成后来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是通过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创始于隋，废除于清末，绵延1300年。这是一种通过平等竞争选拔人才的制度，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进步，但后期也出现了八股取士等僵化的考试模式。

5. 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是一个大概念，泛指封建社会所存在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其中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指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用以剥削农民（或农奴）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另外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还有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如我国封建社会的均田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等。

6. 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也可以说是自然经济，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小农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而自然经济主要与商品经济相对。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而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

7. 民间手工业与民营手工业

中国古代民间手工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由私人经营的以手工劳动及其协作为基础的各种手工业。。明中叶以后，在纺织等行业中，民营手工业后来居上，超过官营手工业，并产生了新型生产经营方式。民间手工业还包括以纺织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因而其内涵和外延均大于民营手工业。

8. “海禁”与“闭关锁国”

两者都是明清时期推行的中国对外交往的，都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海禁”是指禁止中国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但并不禁止外国来华贸易，相反是欢迎外国与明进行“朝贡”贸易，目的是将海外贸易控制在官府手里，实质上是官府垄断海外贸易的。“闭关锁国”不是绝对禁止对外交往和贸易，是指闭关自守，禁止国人出海贸易，同时外商来华贸易，严格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两者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海禁”只是一种措施，“闭关锁国”则是一种有指向性的，闭关锁国比海禁的外延更大。

9. 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

“兼爱”是墨子学说的中心，“仁爱”则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兼爱”是一种无差等的爱，“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兼爱”不分亲疏贵贱，不分人我彼此，而“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他人之父与己之父，他人之兄与己之兄都是有差别的，有亲疏之分的，“爱人”涉及到国家、上下、君臣之间的关系。“兼爱”远比“仁爱”宽泛，“仁爱”则比”兼爱”具体。”兼爱”忽视了人的内在天性，孔子的“仁爱”，主张从自身做起，层层外推，虽说高远，但并不空疏，亦不艰深，较易转化为实际。

10. 宋明理学与程朱理学

宋明理学，即两宋至明代形成的融合了佛道思想的一种思辨化、哲学化的儒学。程朱理学，仅仅是宋明理学的一流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以便与陆王“心学”相对。但其实“心学”亦属于宋明“理学”的一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都承认“理”的存在，但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中，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思想；陆王心学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渊源，“心”即“理”，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程朱理学认为把握“理”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陆王心学提出“明本心”以求“理”。

11. 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都促进了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其中雕版印刷术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以进行印刷的技术，隋唐时期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至宋代形成了彩色套印技术，留下了一些精美的宋刻本。。

12. 元杂剧与元散曲

自然经济概念范文4

内容摘要　本文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创建并论证了由草木、禽鸟和细菌组成的食物链及其微观和宏现经济影响。并将其应用于分析当前由H5N1类型病毒传染引起的禽鸟死亡现象可知：第一，具有双向前级让渡(级中投入)交换优势的自然市场短暂性的失去了平衡；第二，超级“自然王国”已经为全部生物种群按其信息与其适应性作出了持续性反应，以克服负面冲击；第三，生物种群的进化将跃上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　生态经济学；自然经济体系；食物链

一、引 言

早在前古典时代，所谓的重农主义者魁奈(FrancoisQuesnay，16N―1774)于18世纪创立了自然经济学说(理论关键是：经济的循环如同血液循环)，从而有别于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经济学。 ofEconomic Fluctua-tim)”；“工作环境(Work Climate)”；“投资环境(Investment Climate)”等概念，便是明证。1988年成立的国际生态学学会(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Society)所研究的能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使自然科学合理运用于经济科学再一次被权威机构所确认。[1](74―77)尼古拉斯・乔治库―罗根(Nlcholas Georgescu―Roegen，1906-1994)的著作《熵律与经济学进展(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1971)》是此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反过来，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自然现象也同样是合情合理的，并不能消极地被理解为是经济学强权主义。

二、本文的研究基础

本文将“自然”和“经济”通盘考虑的基础是已形成轮廓并得到公认的“自然经济体系理论”。文中，我们以一个经济学者的眼光研究、分析自然现象，采用自然科学工具检验分析结果。在自然经济体系理论里，每一样商品和服务都赋有价格，并非像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的那样，只有稀缺的商品和服务才有价格。每一个自然生物，不仅被理论认为，其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利润方可赖以生存的企业。而每一种生物种群，不仅被理论认为，其本身就是一些行业或商团。它们互相(尽管是无意识地)在市场上提供自己特有的长处并用货币交换商品和服务。它们既生产、储存最终产品――“特定活性单位生物量”，也为它们自己所需求和消费。。作为货币等价物的支付工具，能量(物能、热能、电能、势能等不同的能量种类如同货币，具有可兑换性和可转换性)被辨识了出来。[2](29―32)利用自然现象“黄昏时鹿群在森林草地上吃草”作为典型案例，由草(商品)的存在所证实的食物市场(即草地)上的需求方――鹿群，因“吃”这个行为将其能量转换(如同货币转换)给了市场供应方――青草。这一对应关系为我们在此案例中成功地发现存在所谓的“双重市场(DualMarket)”，也容许我们对任一自然现象做出“双重解释(DualInterpretation)”，那就是，在此案例中，草种也正等待着被(鹿群)运撤四方，从而同时揭示了作为市场参与方的青草的经济利益所在。[3](38―41)此利益并不被某些观察者所看见，他们看到的只是青草被吃掉(或被消灭)了。

在自然经济体系中，太阳是自主运转的银行，所有生物种群则各掌一家银行，因而都有能力进行(货币)能量转换。这个“自然王国”是由太阳、连带大气层的地球以及各类行星所组成的，其居民便是成千上万种生物。它们都遵从着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自然规律。“自然王国”(直接或间接地)从太阳，也从居民税收获得的能量来资助自身的活动(所谓从居民税收获得的能量，是指所有生物在自然环境中释放出的热能，即货币的转移)。与之相反，得到国家补贴就是所有生物在环境中得到的能量(热能转移)。对自然经济体系与人类经济体系的社会经济终极目标、重大指数、货币力量和浪费问题等方面的粗略比较中可知，自然经济体系更有优越性，也更具威力。这是因为：(1)自然经济体系的目标更好，它是生命守恒而不仅是人类权利的维护；(2)自然经济体系的货币等价物――能量所代表的是实体价值，而不是只被人类社会自己指定和接受，离开了人类社会就什么也不是，其价值必须由人类自己给予保护和担保的纸币；(3)自然经济体系中的所有经济活动及其影响都处于自然循环，没有浪费，且循环周期长。

人类的经济活动(如建房、修路等)在自然环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而这些痕迹正是对自然环境改变和毁损，这可以用统计数据给予量度。但能理解的事实是，更加优越的自然经济体系将至少在同等程度上对人类社会产生持续的反作用(不同的生物种群也是如此反应)。尤其是自然经济体系的终极目标和法则被破坏的时候。据自然经济体系理论的解释，人类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如人口老龄化、人口拥挤、贫穷、失业，以及气候改变等自然现象是超级自然经济体系对人类经济体系持续反作用的结果。

三、对食物链的经济学分析

(一)微观经济学分析

把包括植物、禽鸟和病毒的食物链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析的起点，我们必先确认一个可以被认识、涵盖了双重市场关系的交易市场。我们首先给食物链中由“植物”和“禽鸟”组成的双重市场下定义。外来之鸟飞来本地草场，为的是拾取食物(青草)，因此可将本地草场定义为“食物(青草)市场”的所在地。青草这个生物种群如同“食品生产行业”，外来之鸟是市场的需求者而青草是市场的供应者。当我们参考“黄昏时鹿群在森林旁草地上吃草”这一典型案例寻找双重市场时，会发现存在一个鸟类作为市场供应者而青草作为市场需求者的“运输市场”。该市场上的“草种运输服务”让我们对“外来之鸟正在吃草”和“草种正被运往他方”的同一个现象有了重合解释。禽鸟种群和青草种群各自都用货币等价物――能量，互相支付各自所需的商品和服务。通过被吃掉，青草种群把自身的化学能量打捆成包地让渡给禽鸟种群；反之，后者通过自身的活动将运输能量让渡给了乘客――草种。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此双位一体而不可分割的双重市场――“食品市场”和“运输市场”，可被看作为一个闭合的经济学模型。这个双重市场的平衡，只能出现在(有必要认为长期是这样)禽鸟种群与青草种群的相互支付在一段时间(一年)内处于中长期平衡。否则，这两个种群之一将因货币(能量)不足而退出市场。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假定这两种生物种群在一定

时间内相互支付了90能量单位。

但要对食物链中禽鸟和病毒组成的双重市场下定义，就不那么容易了。病毒进出宿主细胞的目的，是利用宿主细胞核繁殖自己的单位生物量。病毒种群的利益是明显的。它们把鸟群作为了自己的“餐厅”、“旅馆”和“运载工具”。它们需要宿主细胞为它们预备食物，供它们生养繁殖。但它们怎样支付这些服务?此处的双重市场又在哪里呢?答案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人类经济社会中的运输设备(如飞机、轿车等)，我们就能感受到禽鸟种群的利益(即双重市场)的存在。飞机和轿车不仅要随时保养，为了乘客的安全(还有其它原因)，还需要定期由的专家对其进行技术检验。大家都知道，在德国，轿车每两年需技检一次。技检人员用擦刮制动系统，敲打刺探离合器等方法检测轿车。他们对老旧轿车特别注意，看是否已严重锈蚀，必要时还将它们报废，不得再使用于交通。以此，我们可以类推：病毒种群(不仅仅是禽流感病毒)就像是的“健康检查机构”。它们进入其它生物(不仅仅是禽鸟种群)，检查它们的身体，尤其是它们的免疫系统是否健全，或是否有能力去适应生活环境的新变化。当代生物技术表明，这种检查服务完成于它们对宿主细胞的“攻击”。这可以比之为一场“军事演习”。染菌鸟的防疫系统在尽力保护自己的“宿主细胞”不被病毒所“攻击”。一般来说，它们最终都能获得成功。所以，感染只是一个暂时的“生病”现象。在德国柏林的小学里，对“攻击”和“防卫”所作的词性解释是：“吞噬细胞”吃掉入侵病毒生成了“酸性细胞”。这一行为向身体发出了两个警报：(1)让活“细胞杀手”去战胜另一个病毒；(2)让“原生质细胞”生产出更能有效战胜病毒的“抗体”。通过这场“军事演习”，各种生物的免疫系统(不仅是鸟类的)训练了自己清除“细小但不能不重视”的缺点(恰如对轿车的技术检测)的能力，并因“害过病”，更新了自己的生物素质以适应更多的外部生存条件(即得到了深层次的教育)。病毒种群向禽鸟提供了这些服务，必由禽鸟予以支付，其支付形式便是禽鸟种群在向病毒种群提供“寄宿”、“繁殖”和“运输”服务的痛苦中失去的能量。与之相对应的支付是病毒种群在“攻击”的痛苦中失去的能量。由此，双重市场模型就被我们找到了。我们称之为“保健服务与深层教育”市场。尽管毫无意识，但鸟类(以及其它生物种群)需要这些服务；尽管病毒种群(以及其它生物种群)对这些服务也毫无意识，但它们提供了这些服务。其“市场场地”处于禽鸟体内的宿主细胞。考虑到双重市场的不可分割性，借用新古典经济学，“餐饮、住宿和运输服务”和“保健服务与深层教育”又形成一个闭合的经济学模型。这个模型的平衡，只能出现在(长期也是这样)禽鸟种群对病毒种群的支付(其能量丧失)与病毒种群对禽鸟种群的支付(也是能量丧失)在一段时间(一年)内处于中长期平衡。这两个种群中的任一种也将因货币(能量)不足而退出市场。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假定在一定时间内，这两个种群之间相互支付了10能量单位。

以上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可作如下结论：包含青草植物、鸟类和病毒的食物链可以由两个市场及其各自对应的双重市场来描绘。第一对双重市场是“食物市场”和“运输市场”，青草“植物”和外来“鸟群”是市场的参与者，其场地在“牧草地”；第二对双重市场是“餐饮、住宿和运输服务”市场和“保健服务与深层教育”市场，市场参与者是外来“鸟群”和“病毒”，市场场地在鸟的体内。

(二)宏观经济学分析

按照里昂惕夫的论证方法，将上述食物链放入宏观经济学分析，可把已论证确定的市场及其双重市场根植入一个静态和开放的经济循环模型，并以货币等价物(能量)计算价格。[4]计算得出一张名为“以有效价格表示的投入产出表”(见下表)。表中统计的三个行业分别是：(1)食物生产(植物)；(2)餐饮、住宿、运输服务(鸟类)；(3)保健服务与深层教育(病毒)。此模型采用静态形式，表明表中所有变量的价值在同一个时间(一年)内不变；模型采用开放形式，表明产品的最终使用是由最终需求所引致的外生变量；模型采用循环形式，表明一个行业(种群)在一定时期(一年)内投入生产的全部能量成本等于该行业(种群)在同一时期从其它产出中得到的全部能量回报。表中也对直接成本与直接回报之间不对称之处，做出了相应的解释。

集中投入(即其它行业的前级让渡)和基本投入(如空气、液体、固体素和阳光)，生产活动以及对毛附加值(如产品税、劳作收入、企业利润和折旧等)的付出等，是成本上升的原因。上述三个行业的成本，用货币等价物――能量单位记录在表中的第1、2、3行，于第4行加总。例如：食物生产行业(植物)从鸟类获得“草种运输服务”这一级中投入在单位时间(一年)内所花的成本是90能量单位；加之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空气、液体、固体素和阳光的基本投入所追加的成本15+20+10+0，共45能量单位；再加上对毛附加值(生产税、劳务报酬、企业利润和折旧)的付出5+33+2+25，共65能量单位，所花总成本是200能量单位。以此类推，提供餐饮、住宿和运输服务的鸟类行业的总成本是230能量单位。提供保健服务和深层教育的病毒行业的总成本是20能量单位。

有必要搞清楚的是：表中为何把再生产成本表示为折旧。简要来讲，由于自然王国的最高目标是保护生命，所以，每一个生物如同尽其所能以图长久的企业家，最终利益是保护它的企业(即身体)。可有的时候，企业(身体)的整个器官已使用殆尽，因而出现(比如鸟类不仅仅是部分羽翅不可再生，而是鸟的整个器官不可再生)经济折旧，其折旧期限依具体生物种群的预期生命期限而定。鸟类羽翅不定期的维护与修复所花的成本只能算做(企业的)运行成本，而自然中整个企业(身体)的新生则来自于再生产。当前人类经济社会中的国民账户系统(SNA)也是把再生产成本和与之相关的预留基金等同，以平衡企业的长期设备的折旧，因而再生产成本就可被记作为折旧。

回报来自于不同行业让渡给最终需求和最终使用者的级中产出。表中三个代表性行业的回报，记录在表中的第1、2、3列，于第4列加总。植物行业的回报是90能量单位(向鸟类行业提供食物)；鸟类行业的回报是100能量单位(90个能量单位来自向植物行业提供的运输服务；10能量单位来自向病毒行业提供的运输、餐饮和住宿服务)；病毒行业的回报是10能量单位(向鸟类行业提供的保健服务和深层教育)。这些数据来自上述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平衡分析得出的结论。把它们加在一起，三个行业的总回报登记在表中4+7行，1、2、3列，分别是200、230、和20能量单位。由于这三个行业的回报总量由最末一行4+9+14，1-3列所示的三个行业的成本总量所决定，因而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经济循环效果。若不然，一个量(比如回报)少于另一个量(比如成本)，这三个行业将势必无法弥合总量差出，也就不可能在食物链中存在(或生存)。对当然，有必要对总回报与来自各行业之间的级中产出的回报之间出现的差(植物行业是

200―90二110；鸟类行业是230-100=130；病毒行业是20-10=10；标示在表中第7列，第1、2、3行)的原因做出解释。。这些数值确切地告知我们：上述三个生物种群(以及其它生物种群)无法仅仅依靠自己对其它生物种群提供的产品就能存活(生存)。对把投入产出表中上述差(110、130、10能量单位)归于生物种群生存必须的最终需求和最终使用，并以此与总成本得以平衡的安排，我们必须给出经济学论证。

首先解释表中第5列，第1―3行，它的标示是：“来自自然的阳光回报”(40、30和2能量单位)。在表的第8行、第1―3列，我们看到“阳光”对植物、鸟类和病毒的数值都是0，这意味着三个生物种群不花任何成本就能得到阳光能量。但一般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各生物种群必须保存和维护用以获取和利用阳光能量的基础结构，从而存在成本。但此成本在“植物与鸟”的市场例子中，比之这些生物从太阳光得到的能量补助，是极不对称的低廉，其利益可用成本减补助来表示。对于植物、鸟类和病毒这三个种群，得数都是负数，各为―40、―30、和―2。我们可以把这些负数值作为基本投入的负成本(等于补助)，也可作为来自自然阳光的正回报记人表中第5列、第1―3行。我们选用正回报记人。这样处理的优点在于最后一行的4+9+14和最后一列的4+7对应的数值完全一致，不必因补助的存在而出现短少。

“来自自然的单位生物量生产的剩余价值”(70、100、8能量单位)是我们观察生物种群生产的最终产品时，发现这三个行业(生物种群)的最终产品的使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食物链的上下级，生产者本身也在使用自生的最终产品。在以鸟类为代表的运输、餐饮和住宿服务行业，最终产品由鸟类物种的特有单位生物量所组成；在以植物为代表的食物产品行业，最终产品由植物物种的特有单位生物量所组成；在以病毒为代表的保健服务和深层教育行业，最终产品由病毒物种的特有单位生物量所组成。鸟类种群最终生产，又是它们自己在需求(并使用)这些最终产品；植物种群最终生产，又是它们自己在需求(并使用)这些最终产品；病毒种群也是同样。因此，就有了所谓的各种生物种群为了“自我实现”而需求自己生产的最终产品――活性单位生物量的现象。各生物种群在生产自己不可或缺的最终产品(它们并非认识到是最终产品)的过程中，奉献出了(食物、运输服务等)级中产品，即使这些级中产品的回报还不能平衡它们的总成本(表中在第6列、第1―3行以70、100、和8能量单位的差出标出)。那么，各生物种群又是从哪里获得(即能量)来弥补此差额呢?如果我们把生物产品的形成过程放置于经济学思考之中，就能找出答案。大家知道，生物产品的形成是一个由物理和化学共同完成的过程(如吃进、消化等)，只有利用其它生物种群的前级让渡，同时利用空气、液体、固体素和阳光，(自我需求和自我使用的)活性单位生物量才可完全被生产出来并得以储存。各种生物(作为生产者)如此做的原因，保罗・萨谬尔森(Paul Samuelson)的企业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它们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如其不然，无利益存在，各生物种群就将不会生产(并储存)活性单位生物量了。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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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赫尔穆特・迈尔(Helmut Maier)．什么是自然界中的货币等价物[J]．金融文献译丛，2005(3)．

[3l赫尔穆特・迈尔(Helmut Maier)．论自然经济体系[J]．经济学家，2006(1)．

自然经济概念范文5

一、明初，组织移民缓解了山西当地的人地矛盾，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明初，“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的情况在山西地区是相当普遍的。明便以平衡人口分布的均衡以及开发边地为目的，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移民。洪武六年，迁入中立府的山西移民数量为8238户，39349人。洪武八年，明太祖“命吉安候陆亨等缉捕太行山潜通四大王之人，未几，获男女一万四百人送京师。”[2]这次迁入南直隶地区的山西农民达10400人。从洪武二十一年到二十八年，从山西迁出的以屯垦为目的的百姓总数就在六、七十万以上。从永乐元年至十五年，有七次大规模的屯种迁民发生在山西地区，迁入以北京为首的北直隶地区的山西人约有30000多户。有户口数记载的大规模迁民共三次，向外迁移的山西人口至少在10万以上。 

总之，洪武、永乐两朝从山西省迁民18次，总数近百万人。山西流民数量之大，对于自然灾害频仍、人地矛盾尖锐的山西农民来说，无疑是唯一谋生的途径。尽管山西迁民的职业没有发生变化，仅仅是重新成为编户齐名，可是对于那些难以维持生计的百姓迁徙去宽乡是他们求生的最有效办法。因此，这一移民在短时期内满足了剩余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农民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秩序相应的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不少农民的生命，为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 

二、山西流民迁出无形中促进了山西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并向传统的本业发起进攻，补充了自然经济形态 

明中叶后，小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各地事于商贾的人逐渐增多。成化末年，北方两税皆折银，商人开中，亦开始用银折纳，这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潮流，商业亦逐渐被认为是善业，不是贱流。商业化城市是经济、文化中心，交通便利，信息灵通，科教事业发达，要求农村为其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因此百姓“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容易谋得一份职业，他们或是打零工、做苦役，或是从事服务性工作”[3]，尽管从事的工作粗贱且不稳定，但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足以使他们生活下去，并且随着商业的发展，外出的山西百姓有很多成为大大小小的商人，他们利用地域差价和卖贵买贱的手段经营民生日用品和生产资料，从中赚取大量利润，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由于明朝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而城市工商业者的封建依附性，影响到城市商业经济发展与农村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外出致富的山西流民也都没有和农村相决裂，他们往往是半工半农、半商半农。如辽州之民，于务农之余，也“多佣力他乡，担负经营，以苟全朝夕”[4]；他们经商致富，荣耀故里，这自然会促使同乡顿起艳羡和效法之心，从而加速山西人口的流动，如泽、蒲之间，“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5]；潞安府的长治，“民率逐于末作，克利如鹜，而又俗善商贾”[6]，经商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出现了“车辙马迹遍天下”的山西商帮。 

外出流民经商队伍的壮大以及“通折以银”的出现，促进了农村小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各地出现大量集市，既有经常性的店铺，还有相当多的摊贩和一些定期的庙会。山西以太原、平阳为中心，“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城乡各地的集市，有如雨后春笋，到处成长。集中在城市中日益众多的工商业人口，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转化而成的，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农业相分离。而仍然经营土地的农民，便从事起商品作物的经营。。如果说，“在此以前农民还只是把消费剩余的产品，偶然地变为商品；而现在有些人却是有意识的在生产可获厚利的产品了”[7]。这改变了农民过去在生产上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方式，而是必须时常关心市场，不断改进经营。 

列宁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减少。”[8]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变化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利大于弊，震撼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对自然经济起着冲击和瓦解作用，不自觉的发展了新经济模式，促成了山西人商业观念的形成，为晋商开拓国内外市场准备了条件。 

三、流民外出不仅使得狭隘、僻陋的山西百姓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开拓了视野，而且他们的生活与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9]明初，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经营小本经济受很大。。户口控制制度放松以及“通折以银”的出现，“庶民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谋求生存、富足，商业化的发展会带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庶民价值、伦理、信念和商业化发展的关联更实际而密切。”[10] 

流民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元而复杂的，但肯定有它正面的效应。人口流动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处于闭塞、分散状态下的山西农民与广大的世界相接触，逐渐从儒家的思想束缚中出来，“他们所遵循的是生活经历给予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及与时代条件和历史传统相关的相互影响”[11]，从而被很容易的卷入到商业化的经济中去。为了谋生，他们必须学习各种技术和知识，而且他们接触的人和事，大都来自四面八方，时间已久，便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见闻，有很多人都逐渐熟悉了社会和各地市场，这些非常有用的知识对于那些长期墨守成规、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流民来说是极大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会影响到家乡的发展，从而促进各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农民来说，这种变化是一次运动。 

自然经济概念范文6

内容摘要:随着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市场也在不断地扩大和升级。本文从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了市场演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信用和契约的替代,企业和市场的替代,以及企业战略联盟的演进。

关键词:市场 分工 演进过程

市场是分工深化的结果,其必然也随着分工的继续发展变化,出现更多、更高级的市场形式,在市场演进过程中,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出现了三种替代形式,分别是信用和契约、市场和企业、企业战略联盟的形成,商品经济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的交易形式,市场的边界,市场高级化形式逐渐向更高级别发展,从而市场就实现了形式和内容的相应转变,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

信用和契约

(一)自然经济社会中的商品活动以人伦信用为基础

在自然经济社会,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人伦信用和非正式契约,它是指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双方之间建立起来的以诚实守信为商业道德基础的行为。人们在发生经济社会往来时,主要依靠双方之间的商业道德信任来约束彼此的商业行为,依靠无字无据的口头信用来使双方自觉地履行经济义务或其他义务。这种信用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在自然经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以血缘和亲情关系联接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血缘和亲情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关系,同时在自然经济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域的,人们的生活自给自足,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性很小,人们长期生活在一个区域,容易建立和保持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此,在自然经济社会中的商品活动是以人伦信用为基础的。

(二)商品经济时代中契约成为社会经济关系产生的基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自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过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规模和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双方之间对彼此的商品存在信息不对称关系,单纯的人伦信用关系的商品交换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于是商品交换逐步过渡到依靠契约来维护。契约就是市场交易双方或多方之间在自愿基础上,基于各自的利益要求所达成的一种协议。订立契约是为了满足各自的需求,因为参加交易的每一方所拥有的全部商品,不可能都满足自己的各方面需要,即不能自给自足,但其中的一些商品可能满足另一方的需求。于是,通过契约行为,双方各自让渡了自己的部分产品的所有权,同时又从对方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双方都扩大和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商品经济社会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生产不同商品的劳动者虽然在生产的形式上是相互分离的,在不同的领域创造着日益增多的社会物质财富。但每个人日益增长的需要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形式,又决定了被分离的劳动者必须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方式就是以交换为主要形式的交易。这种交易已不再是基于血缘关系上的商业道德为基础的交易,而是为着满足各自的需要所进行的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易。这样的交易就是一种协议性质的、合作性质的,因而也就是契约性质的交易。所以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说:“人类的进步史乃是一部从基于身份的义务获得,取而代之的是以基于契约或自由协议的义务的历史”。契约成为商品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关系产生的基础、连结的纽带、根本的内容和实现的方式。

(三)市场经济中信用成为不可缺少的要素

随着商品生产、货币流通、市场交易、资金信贷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出现了信用,这使得信用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双方在契约(合同)的基础上进行的资金借贷、承诺、履约的行为。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有产物,表现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形式主要表现为资本借贷,它是资本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信用的主要特征是产生了权利和义务:债权和债务,贷款者将货币贷给借款者,约期归还,借款到期后归还本金并支付一定的利息。在这种信用关系中,贷款者在贷出一笔资金的同时获得了一种权利,即债权。借款人则承担以后偿还一笔资金的义务,又称债务。由于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货币被广泛地作为支付手段,所以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债务偿还通常是用支付一定的货币金额来完成的。在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交易,都是以信用为中介的市场交易,因此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的要素。

市场与企业

经济学之父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规模大小确定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市场经济中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的合作主要靠市场来完成,市场在组织资源配置过程中完成了分工的深化和细化,随着企业内部化的专业分工,生产效率的提高,规模的扩大,企业生产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态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合作不仅可以依靠市场进行调节,而且可以依靠管理手段和组织手段来完成,企业可以通过内部化形式使以前几个生产单位进行的活动或由几个经营单位进行的交易活动逐步纳入到一个大企业中,内部化生产和经营交易使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成本降低,竞争优势明显增加,于是很多的手工业作坊纷纷被现代企业组织所替代。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利用交易费用对此做出了更为精辟的解释,他认为企业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市场运行要花费成本,企业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制度形式,企业是对市场制度的一种替代,通过企业来组织生产和配置资源,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在经济活动中如果企业的管理成本小于市场的交易成本,则需要企业这种组织方式来配置资源。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等不确定因素,进行交易双方无法拟定出一份完全契约,而不完全契约对交易双方的风险都很大,于是企业内部化就可以把采购、生产、销售几个环境连接在一起,使得信息成本降低,同时通过内部化的组织管理可以把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看作一个产业链条,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在企业替代市场的过程中,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科技进步和创新,促进企业的规模和内部的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企业的内部结构也有不同。比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企业信息平台的建立,企业的组织结构变得越来越扁平化。生产力的发展使工业社会逐渐替代了农业社会,企业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主体。

企业战略联盟的演进

企业战略联盟就是企业合作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简单地说就是指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企业出于一定的战略目标而实行的合作。其实质是企业之间竞争对手的强强合作。

虽然学术界大量研究企业战略联盟只是近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企业战略联盟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的工业化初期,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各式各样的企业联盟形式,比如早期的卡特尔、托拉斯、康采恩,现代的企业合资、连锁加盟等。企业没有采取市场购买或者内部化的形式实现自己的采购和销售,原因在于企业不能掌握所有生产要素中取得更多的利润就与在供应链其他环节具有优势的企业进行合作,于是企业战略联盟应运而生。按照战略联盟的形态演进可以划分传略联盟、现代战略联盟和新兴战略联盟三种形式。

(一)以价格联合为目标的传略联盟

在19世纪末,刚刚完成工业的发达国家,工业化才刚刚起步,企业生产的商品差异性不大,市场竞争主要表现为完全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产品同质性和替代性,厂商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产品价格的竞争。降低价格是企业获得市场优势的关键。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产品逐渐表现出差异性,厂商之间的竞争表现为不完全竞争和寡头市场竞争形式,寡头企业发现如果相互联合采取某种价格联盟,而不是靠降低价格取胜,参加合作的企业就会超额利润。于是在19世纪末,在工业进行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战略联盟最初的形式以卡特尔的方式出现。卡特尔及其以后逐渐演化出来的经济合作组织形式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基本上都是达成某种协议以控制市场价格及采购成本为目标的企业联盟形式,即价格联盟形式。一般认为这是企业战略联盟的初级表现形式。但这种联盟,被认为是以共谋来获取垄断的手段,违背市场竞争中的公平原则。现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均有有关立法予以。

(二)以产品联合为目标的现代企业战略联盟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战略联盟出现于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前20年里,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和科学技术创新的进步,市场上商品丰富,消费者的需求多样化使其对商品的差异性、创新性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使企业面临越来越发展的经营环境。企业需要承担来自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风险。当企业的战略目标超过企业自身的能力,企业资源无法达到企业目标时,选择合作联盟这种现代企业战略成为必然。对于现代战略联盟,美国战略管理家波特的定义是“企业之间达成的既超出正常交易,可是又达不到合并程度的长期协议”。波特所指的企业战略联盟包括了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即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均有进行战略联盟合作的机会。其定义把股权与非股权合作均包括在战略联盟之中,这样扩大了企业战略联盟涵盖的范围。企业为了达到自身的战略目标,可从市场上寻找该企业最稀缺的资源,选择具有该种资源的企业结为企业的战略伙伴,这个时期的战略联盟主要表现为产品联盟形式。

(三)以知识联合为目标的新兴企业战略联盟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知识经济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知识和科技在企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我国正在经历后工业化时期的阶段,知识和信息将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最稀缺的要素,人们将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社会。

在商品经济社会,在企业生产中知识往往被包含于资本中的,它还不构成一个的生产要素。而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逐渐显现出来,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应该掌握的是一种组织知识,这类知识主要包括经营、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知识。现实中也存在某些专门的知识市场,比如专利技术市场、管理咨询市场等。由于知识产品是一种无形产品,其成本很难衡量,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本身也很难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交换,满足各自企业的生产需要。这种情况下,通过新兴的企业知识联盟,使知识的交换和交流在一种内部化状态下完成,可以克服无形产品的市场失灵问题。在新兴的知识联盟组织中,相互学习和创新技术是该联盟的重要目标,相互学习既可以解决企业无法高效地获得自身所稀缺的知识资源的状况,同时由于相互之间广泛地交流生产经验和技术,更容易创造出新的知识产品,新兴的知识联盟要求不同企业的员工紧密合作相互学习各自的专业技术和创造能力,因此,新兴的企业战略联盟比以往的企业联盟合作性和沟通性更强。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知识经济的入口,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还很多,现有的知识联盟形式有虚拟的企业联盟、企业动态联盟合作等形式,但新兴的知识联盟形式,仍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钱书法.产业组织演进的理论依据与经验检验:分工与专业化经济[J].经济社会比较,2004(6)

2.张二震.全球化、要素分工与中国的战略[J].经济界,2005(5)

3.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汪斌,董.从古典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理论与当代产业集群的演进[J].学术月刊,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