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历史的关系范例

文化和历史的关系范文1

一

。而这种对立主要存在于当时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与西方的核心信仰教文化之间。虽然两种文化在表象上有着诸多形似之处，例如：儒家经典中衍生万物的“天”的概念与教义中创造世界的上帝形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敬天”习俗与上帝崇拜)；《论语》中的“克己”警言与《圣经》中十诫的训条；中国士大夫倡导的静心自省与修士们的苦行忏悔等。但是儒家思想与教毕竟是在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成熟文化，其文化核心与本质有着迥然的区别与对立。。

正如谢和耐书中论述的，儒家信条中所敬、所畏的“天”表现为一种“无个性特征的力量”，它是无言的、间接的，始终以一种“难以察觉和连续不断的运动方式维系着自然的交替和平衡”；而教中的上帝则是以一个有人格的干预者身份出现，它不仅亲自创造世界，给予人类以不朽灵魂，更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表达自身意志并发号施令。由此，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敬畏与崇拜中，中西方所确立的社会道德也有所区别。在教看来，真理与完美只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彼岸”，人们必须通过与自身天性、肉体的抗争及向彼岸的上帝的不断忏悔，以达到唯一的目的――灵魂得救；与之相反，中国人的道德建立在一个固有秩序之上，“这种秩序不仅存在于宇宙与社会当中，而且也存在于人自身”，所以对个人而言，“正确的行动意味着发展自身天性，努力把自己与天理结合”[1](P230)。

。。

二

。

正如书中所说，中西方文化的第一次“真正实质性接触”是围绕着耶稣会士在中国以传教为目的的行为活动与中国人对此的回应展开的，因此，由此接触带来的矛盾或冲突主要是在两个阶层――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的这种“对话”中产生的。然而无论是中国人对传教士著作解释的混乱，还是传教士考察中国人时概念上所犯的错误，都让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惑：教与儒家思想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文明能够真正实现“会通”与“调和”吗?

一方面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一直本着“合儒”、“补儒”的文化策略，试图将教嫁接在中国本土的儒家之上；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对其著作《天主实义》提出的道德观念表现的积极的认同与赞许，而这所造成的结果――教的儒教化抑或儒教的化，都似乎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两种文化在双方的努力下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致，完成了一定程度的互补与调和。但是，我们需看见的是，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在接触中始终只是“以自身的思维定见诠释对方，并把自己的思想投射给对方的文化”[2]，两者之间的所谓交流与对话更像一种从自身角度出发的“各说各话”或“自说自话”。可以说，他们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意义传递，在中西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并非是单纯某一方面的因素――即教普世主义所具有的强烈排他性，或在当时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所带有的“文化沙文主义”倾向――造成彼此文化的无法理解乃至调和，而是缘自谢和耐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论断――即儒家文化与教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以及由此以邦文尼斯特的理论作为根本方法依托得出的结论――即根植于不同思维模式及语言结构上的两种文化不可能达成内在的、实质的、精神上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谢和耐在书中也曾提到过超越了这种文化之不可调和性的两种人――即耶稣会士中的乐观主义与中国士人中对传教士报有同情态度的开明者。前者“信任‘自然理性’，并乐于相信中国人的素质对信仰有利”；后者更是“秉持一种以人同此心的假定为基础的不同信仰的调和”[1](P6)。但我们应了解，谢和耐的这种“超越”只是建立在“可能”、“假定”或“相信”这种主观心态的前提下，而非存在于“确定”、“已经”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在书中，我们看到(或者说他展现给我们的)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实质上的矛盾与冲突，以及表象上的误解与混乱。尽管利玛窦尝试作出一些“信仰上的让步”；而中国人也似乎乐意接受《圣经》中的道德训条，然而“构成教精髓本身的东西――即道成肉身，是上帝的化身，终没有被传授”[3]，教在此期间是以一种皮毛或变种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的；而对此有所了解的中国人，则视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为一种侮辱性的酷刑，从根本上无法认同、接受。因此，摆在两者间的始终是一个“球状的世界”，而非“重叠的教世界或儒家世界”，而其中的理解与调和正如谢和耐自己在回答这个问题所说“似乎可以，实质上不可能”[3]。

三

在书中，谢和耐充分肯定了中西文化在冲突矛盾中所展现的一种多元性与丰富性，但也因此割裂了两种文化间达成真正和解的可能性，而这意味着谢和耐否定了一种超越于文化之上的、为所有人类普遍理解的共同体验的存在。。

正如谢和耐自己所说：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所有这一切在既定的时代和文化中形成相

对凝聚的整体，所有这些方面都应予以考虑”[3]。由此，文化成了一个而完全的整体，也即成为了一个相对封闭、彼此绝缘的个体。既定的时代产生既定的文化，不存在超越时代的文化，而且各种文化有不同的感悟，它决定了其存在的面貌。这意味着冲突与矛盾，而非和解与会通才是文化间的终极状态。而这种状态决定了文化必须向其他文化开战，因为只有在这种战争中才成体现文化自身的存在。

可以说，谢和耐的这种文化观，使其面临着一种价值评判标准的丧失。因为当他否认那种超越的统统体验的时候，他也在无形中抹杀了一种普遍的客观真理的存在。

谢和耐说：“如果人们认为面对的只是互相替代的个体，如果人们假设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变的，而大部分情况则首先它不是赖以生存的世界之物，那么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3]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谢氏眼中，人首先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他从文化中获得的因素比其自然因素重要得多。因此“人在文化中变成了超越自然的东西，除了特定的文化，他没有别的存在模式，也没有别的支撑物”[4](P159)。文化成为解释人的特制的唯一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文化代替了真理、正义、美德等诸如此类的普遍原则，成为了人及其行为活动的价值评判标准。而各种文化之间又是不可理解与调和的，因此以任何一种文化所持的价值标准去评判其他文化都缺乏一定的正当性基础。而如我们前面论述到的，各种文化间的终极状态是永恒的冲突与矛盾，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以担当、维系自身文化为由的战争都是合理且正当的，因为在这样的文化相对的思想中，裁决的标准已然丧失。

由此，谢和耐于浑然不觉间陷入了历史主义的怪圈。虽然谢和耐始终坚持用一种客观的眼光对两种对立文化的价值予以平等的肯定，然而正是这种平等，扼杀了文化本身的真正价值内涵。因为在林立的各种文化中，这种不分高低、优劣的态度与精神，最终会将所有文化的价值置于平等的地位――同样的杰出抑或同样的平庸，而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就如各种文化显示出的多元差异一样(如书中描述的“神圣的宗教感”与“世俗的人神契约”、思维的“明晰思辨”与“混沌无知”等等)，仅仅是兴趣选择上的不同，而不再存在任何价值高贵与低劣上的区分。文化相对主义的结果就是文化虚无主义。

我们需承认谢和耐书中展示的不同文化间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因为毕竟在各种自然的联合体中，拥有文明者为数甚少且相当艰难，我们应该珍视并尊重这些创造，为任何一种文化感到欢欣，这样的多样性展示出迷人的魅力；然而我们同样要注意到这种迷人的多样性背后所隐藏着历史主义的潜在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危险一即价值评判标准的丧失，即由此可能造成的各种文化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参考文献]

[1]谢和耐．中国文化与教的冲撞[M]．于硕，译．吉林：辽宁人民出版社，19．

[2]刘耘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之反思[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3]谢和耐．钱林森．关于中西方文化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问谢和耐教授[J]．中国文化研究，2002，(4)．

文化和历史的关系范文2

一、将企业管理融入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的原因

以前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培养目标强调人才对企业对社会的被动适用，重视理论知识的掌握，很少会考虑学生的创造性，缺乏让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能。如今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以及心理状态已经不再适应当代企业对人才的要求。

（一）学习积极性与自信心不足、目标不明确

。高职院校的学生对所学专业缺乏热情，原因有两点：一方面由于成绩的原意在高考报填志愿时受到较大的，使许多学生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或学校就读，因而造成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新生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个人主义心理较重，缺乏组织纪律性

大学生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中国父母对独生子女“爱”的方式不能说都是错误的，但是，由于“溺爱”而导致的独生子女问题已经是我国的一个大问题，有多少学生，既要美国式的自由，又要中国式的宠爱，却没有美国孩子的自立，又失去了中国传统的孝道。个人主义心理较重、组织纪律性较差。

（三）自我控制能力差、易受不良风气影响

现在的大学生都憧憬丰富多彩、无忧无虑，不受约束、不受管制的大学生活，好像觉得只要跨过了高考那个门槛，就已经能驰骋职海、独挡一面，甚至是已经成为国之栋梁，已经高枕无忧了。他们宁愿睡觉、看韩剧、打游戏，也不愿意将时间用在学习上；加上各种社团活动、学生干部工作、社会兼职、宿舍活动、专家讲座、自习课、恋爱等，这些丰富的生活内容让一些自制力不强的学生无法正确处理学习与其他活动的关系。

二、将企业管理融入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的现实意义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谋求自身发展、实现与市场接轨、大力提高育人质量、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培养实用型技术人才的重要举措。学生培养过程中将企业管理融入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职院校学生素质培养的要求

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学生进入企业后，将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企业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迫切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了满足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职业院校要不断改革教学条件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例如可以采用校内实训、企业实习、拓展训练等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生在学校内受到的职业素养培养不够充分，因此有必要在学校教学中引进企业管理模式，这样对高职院校学生素质培养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学生管理中融入企业管理文化是适应企业管理的需要

。然而，现实情况是相当数量的高职毕业生难以较快融入新的企业环境，并不能很快适应岗位的要求，甚至对用人单位的管理产生种种抱怨，而用人单位觉得毕业生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要求和遵守企业规章制度而无法继续使用。两者之间的磨合阵痛已成为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高职毕业生对企业管理缺乏了解与认同，是产生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学生管理中融入企业管理文化是培养学生良好职业素养的需要

优秀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教育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和塑造作用。校园文学对学生的影响重大，优良的学风、校风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引导有重要作用。校园文化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制度文化建设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学院要与优秀的企业进行深层次的合作，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要追求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有机交融，学术气氛与实践氛同相辅相成，营造职场环境，对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大有好处。

三、企业管理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的途径

（一）导入企业的管理架构，培养企业管理的管理理念

职业教育本质是就业教育，培养学生的目标很明确，是为企业培养需要的人才。因此，教学中引入企业管理对学生尽早适用企业管理有好处。在高职院校的班级管理中可以引入企业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比如可以设立“经理―主管―员工”的管理架构；在学生成绩的评价和奖学金的评比中可以才有工资奖金福利等类似的方法，这样做的好处可以使学生产生竞争压力，有压力才有学习的动力，使学生在相互竞争中得到锻炼，并不断成长。

职业教育能不能培养出企业认可的合适人才，关键环节是人才进入企业能不能快速适用。引入企业管理架构进入学生管理中，可以使学生更快了解企业的环境与特点。加快校企合作的重点在于高职院校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要始终保持实用性和针对性。。

（二）在日常管理中强化行为的规范管理，培养学生的遵章守纪以及服从意识

目前，相当多的高职院校，由于种种原因，现有的学生管理制度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导致许多学生养成了我行我素的行为习惯，这对以后的职业生涯是非常不利的。很多企业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这与学校的校园环境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必须在日常管理中使学生心中树立起制度的权威，培养学生对制度的敬畏、信任，进而自觉拥护、遵守。严格敬畏和遵守制度，是高职院校学生所必须具有的素质，这点对学生尽早适用企业有重要作用。

（三）建立校企融合的“校企文化”，有针对性的进行企业管理文化的教育

学校应积极探索优秀企业文化与先进校园文化深度融合，提升师生综合素质，拓宽知识视野，培养适应企业需求的能力。例如，学院可以组织开展，“企业文化初体验”系列活动与“企业文化大讲堂”活动，通过这个平台，使学院教育教学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用人单位，使学生尽早地接受优秀企业文化熏陶，实现学生与企业的“零距离接触”，这样可以使学生更早更全面地了解企业。学生提前模拟企业岗位作业、模仿员工生产、扮演企业中不同的岗位角色，经过这样的反复训练使学生提前预知企业的岗位实况，了解企业状况，使教学内容形成与企业需求的情景化。企业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学院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提前将企业文化融入校园，促使高职学生了解熟悉企业文化的精髓，感受企业劳模和先进人物正能量，帮助其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四）以专业为平台，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培养敬业爱岗精神

文化和历史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竞争优势

一、引言

全球化经济时代面对千变万化的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逐步认识到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它们所拥有的知识,知识地位的变化凸显了知识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重要性。在快速变化的战略环境下,对知识资源开发、管理、运用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价值。目前,知识管理已成为企业界最热门的管理变革之一,但是很多企业的知识管理绩效却不尽如人意。据有关资料表明,只有6%的企业认为自己从知识管理活动中获得巨大收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许多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认识含糊不清,已有的知识管理理论更多地偏重对技术解决方案、企业知识特征及知识创新的研究,缺乏对如何通过知识管理构建企业的核心能力的研究。为此,本文将以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知识管理与企业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知识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有关问题。

二、知识管理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多年以来,对企业能力理论的研究表明,企业核心能力的本质是企业特有的知识资源,隐藏在企业能力背后并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是企业掌握的知识。Prahalad和Hamell早在1990年就已经明确指出:“核心能力是组织的积累性的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集成的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无论是“生产技能”、“技术流派”、还是“积累性学识”,都是“知识”的一种。Teece等人(1997)则认为:“企业通过学习和知识积累等不断培养新的核心能力的动态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可见,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一个动态的知识系统,企业知识的竞争力和对知识管理的能力是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够长久保持的关键。本文将从最能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特征的企业文化力、学习力与创新力等方面来探讨知识管理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互动关系。

1.知识管理有助于企业文化力的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静态看是一种实力、一种结果;从动态看是一种行动、一种过程,是企业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水融、相辅相承发挥作用的过程。文化是以价值标准、行为习惯为核心的概念,是人类能力高度发展的标志。文化以其独特性为人类能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竞争资源。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特色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惯例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精华,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没有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几乎所有推行知识管理的企业都认为知识管理不只是简单的信息技术的应用,而是建立在全组织范围内、渗透于组织每一方面的学习型文化。企业文化建设与塑造的实践证明,没有知识的获取——处理——传递——应用过程,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而没有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也就不可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

2.知识管理有助于企业形成持续的学习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要求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和知识型组织,在不断中增加企业的专用性资产、隐性的不可模仿性知识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认为:“当世界更息息相关、复杂多变时,学习的能力也更要增强”。他在《第五项》一书中引用壳牌石油公司企划主任德格的话说:“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具有的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更快的能力。”因此,组织学习,创建学习型组织,通过不断学习、团队学习和系统学习,使企业的运行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对活化企业的内部资源,适应环境的变化,培育核心能力,创造持续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意义。企业学习力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开发与共享,通过知识管理可以使企业形成持续的学习能力。

3.知识管理有助于企业创新力的提升。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和灵魂在于创新,创新是企业保持长久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企业的创新能力就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知识总量,实现企业目标的创造性活动,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通过知识管理可以构建企业的知识库,为创新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在知识共享,特别是隐性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交流思想,引发创意;鼓励和培育新思想、新方法,最大限度地把企业员工聚集到献计献策和通力合作的活动中来,共同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培养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三、强化知识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知识管理对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发展有着深刻和积极的作用,但从国内外众多企业的实践运作来看,分散、盲目、零乱的知识管理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企业只有以核心竞争力为中心进行知识管理,才能真正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1.依靠知识管理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只有适应、满足顾客对价值的需求,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比竞争对手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创造竞争优势,这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核心内容。实践中大多数企业一般通过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或通过差异产品和服务来创造价值,而忽视依靠知识管理为企业创造价值。那么知识管理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或为企业增加收入?企业可以通过加快知识在企业内部的共享和流动为企业创造价值。知识交流和知识共享的好处是通过降低知识获取的成本来降低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因而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收入。企业的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可被编码的知识,其特点是容易交流和转移。与显性知识相比,隐性知识是直觉性的和不能被明确表述出来的知识,如企业员工的技术专长、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层的领导能力和洞察能力等。在没有知识携带者(认知主体)参与的情况下,这类知识很难被交流、理解和共享。所以,企业要通过各种方法,加快企业成员之间知识的交流与共享,成功实现知识的转化,不断将隐性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将个人知识转变为组织知识,进而将知识转化为产品和服务,为企业创造价值和竞争优势。

2.注重稀有性知识的识别与创造。许多企业都善于积累和创造知识,但如果许多相互竞争的企业拥有同样的知识,则这样的知识不能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相互竞争的企业拥有同质的、有价值的知识,最多能保证企业在竞争中不至于处于劣势。所以,如果企业拥有的知识能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则这样的知识必须是企业特有的、独特的、有价值的知识。许多企业已经发展出了获取知识的文化,但没有发展出知识交流与共享的文化和制度保证,由于知识通常被视为权力的象征,员工所掌握的知识不能在企业扩散和转移,企业不能利用知识的独特价值。如果企业要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优势,就必须要发展出具有独特的、企业所特有的知识,并且能够利用这些独特的知识为企业创造价值和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必须能够识别出对自己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真正稀有的知识。

3.塑造难以模仿的知识共享型企业文化。成功的知识管理需要企业塑造一个知识共享型的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在企业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积累形成的,深深印上企业特殊组成、特殊经历的烙印,其他企业难以模仿。因此,有价值的、特有的知识在短期可以为企业带来利润,但如果其它企业可以模仿这些知识,那么这些稀有的知识不再能够为企业创造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发展和培育出难以模仿的资源,即独特的知识共享型企业文化。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个企业文化是其它竞争者难以模仿的,因此,可以为企业提供持续竞争优势。

4.实施以企业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管理战略。实施知识管理并将之纳入企业战略管理,企业需要系统的、有机的知识观,其中实施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管理战略,如企业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战略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将为知识管理战略的实施提供可靠的保障。技术创新能力是核心能力的基础,而企业的技术创新及其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许许多多因素对企业创新的过程、机制、模式、和绩效有影响。因此,在技术和市场剧烈动荡的环境下,企业只有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着力发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全面创新管理,才能快速稳健地提升核心能力。

5.重视知识型团队和知识型员工的管理。核心能力的人才载体主要是高素质企业家、技术顶尖人才、管理顶尖人才、营销顶尖人才、工程技术骨干。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个体智力资本、团队智力资本、组织资本的竞争,因此企业要制定并执行一系列吸引、培育、发展和凝聚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的策略。特别是要制定和执行环境战略、成长战略、支持战略、关系战略、补偿战略、并通过文化整合,以留住优秀人才。同时,企业要建立有效的组织学习机制,加强知识型团队和知识型员工的管理,以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竞争力和增强组织资本。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已日益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最大限度地掌握、利用、整合和创新知识是培育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研究表明,将企业管理的重点转向知识管理,就是要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通过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很好地促进企业内部知识的流通,增加企业内部知识的存量与价值,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潜能,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企业个体成员与整个组织的能力,从而达到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能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毛武兴，闫同柱等．我国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与提高：战略、路径与案例．科研管理，2004（2）．

2．余光胜．企业知识理论导向下的知识管理研究新进展．研究与发展管理，2005，（3）．

3．喻金田．企业的知识构成、测评及管理探讨．研究与发展管理，2002，（6）．

4．王能元，霍国庆等．企业知识创新的战略目标及模式分析．图书情报工作，2005，（2）．

文化和历史的关系范文4

引言

一般说来，模具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大都是从作坊式的企业成长起来，甚至目前仍有许多模具企业是作坊式的的管理，在模具交货期、成本、质量的控制方面问题层出不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落后的管理手段和水平，使模具企业中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只有疲于奔命，企业投巨资引进的CAD/CAM系统和高档数控加工设备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率和水平，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有志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的模具企业经营者的高度重视，如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已成为我国模具制造行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模具制造企业要提高管理水平，具备快速反应和及时调整的能力，没有一套先进的管理系统实现管理的信息化是很难做到的。通过信息化建设，实现模具制造企业的集成化管理，是促进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一个有效途径。

本文通过模具企业实际的案例，讨论分析了信息化对提高模具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结合深圳市伟博思网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专业化模具企业管理系统iM3(inteMoldMakingManagement)，给出了信息化解决方案。

一、信息化是企业与客户信息交流沟通的桥梁

模具是典型的按定单单件生产的行业，每一个定单都要与客户进行详细的业务和技术方面的沟通，否则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下面是模具企业与客户信息沟通不充分的两个实例：

案例1.某大型模具厂承接了一个日本新客户的模具定单，这个日本客户习惯定单下达后，就与模具厂的设计人员进行详细的技术沟通，对模具提出很细致的设计要求，模具厂按此要求进行设计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确认设计图纸。而模具厂设计人员完成设计后，却仍按以往接美国客户定单的习惯，等待客户确认设计后再订购模架和材料，一直等了10天，才知道客户不需要确认图纸。结果，该套模具延期10天，客户很不满意，从此不再下定单，为此失去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客户。

案例2.某模具工厂承接了一个新客户的模具定单，该客户的注塑工厂有一套严格的生产安全标准——多少吨的模具必须使用多大的吊环。由于缺乏详细的技术沟通，这个问题被忽略了。模具设计人员按照本工厂的习惯选用吊环，结果比客户的标准小了一个规格，致使模具交付客户后，才发现不符合要求，只能把模具运回，重新加工吊环孔，整个过程的费用就超过万元，同时还影响了客户的生产。

由此可见，在与客户及企业内部的信息沟通方面即便是一个小小纰漏，都会对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因此，解决好沟通问题，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尽量一次把客户业务与技术方面的要求了解全面，避免多次反复，从而节省费用和时间。

详细了解客户的模具技术要求，避免在试模后修改和返工。

对每一次沟通的内容进行记录和总结，针对每个客户逐步建立客户业务和技术资料知识库，在公司内部共享，以便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减少错误。

信息化的管理系统将能够帮助模具企业更好地与客户进行信息沟通。例如，在iM3系统中，提供了详细的模具技术沟通模板，模板整合了国内外多家优秀模具企业的经验，完全与国际模具行业接轨。通过该模板，方便与客户进行详细的技术沟通，减少模具的修改工作。。

二、信息化系统可以帮助企业监控模具进度

。因此，控制模具的生产制作工期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一个重要指标。下面的案例可能是许多模具厂都出现过的问题。

案例.某大型模具工厂承接了美国客户的模具定单，由于缺乏有效的模具生产进度监控和管理手段，不能按期试模。生产部门也把这一情况反馈给海外的市场人员，但市场人员由于不能了解生产的实际情况，担心不按期试模客户会不高兴，于是抱着侥幸的心态，认为生产部门能够加班加点抢回时间，仍然承诺客户的既定试模日期。当客户从万里之外来看试模时，发现模具在一周内根本不能试模。客户非常失望，从此不再下定单。

对模具进程监控不力的根源在于：

缺乏有效的模具生产进度监控手段，不能及时发现模具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及早解决。

模具生产过程的状况不能得到有效反馈和记录，往往凭感觉来判断模具的进程，习惯用“差不多、差很远、很快做完”等模糊概念来说明进度，数据不准确及时，往往产生侥幸心理。

公司内部缺乏信息共享的环境与平台。由于每个人的工作性质的不同，对每套模具的实际生产进程的了解程度有很大的差异，而且，通过台阶式的层层信息反馈往往会造成信息失真，再加上人为的因素，问题就出来了。

人们往往比较注意重要和难的问题，忽视小问题，尤其是当企业同时有数十或上百套处于不同阶段的在制模具时，管理人员很难坚持每天不厌其烦地检查每一套模具的每一个任务进程是否在计划之内。

信息化的管理系统将为企业提供共享的、一致的、忠实的进程监控平台。例如，在iM3系统中，通过项目计划与进程控制，可以对模具的整个生命周期（定单确定—设计—采购—生产—首次试模—模具修改—交付）进行管理。生产一线管理人员直接在系统中反馈模具实际进度，系统忠实地监控项目进程的每一个任务，当某一控制点出现延期时，系统会自动发出报警邮件给相关人员，以便及早发现、及早解决。而且，对于一些关键任务，还可以让系统提前预警，以使有关人员及早准备和安排。

三、有效的模具成本控制利不开信息化

成本控制是模具企业管理上的一个难点，模具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越来越突出地体现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目前，模具行业面临着模具价格越来越低的沉重压力，模具增加几次修改，模具利润就消耗干净，甚至要赔本。企业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将面临淘汰出局的危险。

在专业化的模具企业管理系统iM3中，将通过如下途径帮助企业控制成本：

在公司内部下达定单时，以报价的成本估算为基础，为模具制定计划成本；系统中设置成本预警，对模具生产中的成本要素进行监控，从而有效控制各项费用，确保利润目标的顺利达成。

在模具BOM下达时，比较设计物料总成本与计划材料成本的差异，决定是否下达。在采购材料收货时，比较交货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异，决定是否收货，从而有效控制采购成本。

系统记录和统计每一工件在每个加工工序中产生的加工工时，自动比较实际加工费用与计划费用的差异，监控制造费用。当实际费用超过计划费用时，系统会自动报警，通知相关管理人员。

案例.某模具厂在设计某客户的电视机前壳模具时，采用四块价格昂贵的铍铜。供应商供货时，将四块铍铜的边角料也一起计价，送货价格超出计划价格6000多元，仓库管理人员在为该物料收货入库时，模具公司采用的iM3管理系统警告此物料入库价格严重超出计划费用，拒绝入库。经过采购主管与供应商交涉后，剔除不合理的6000元费用后，才收货。

四、信息化有助于车间监控和管理

实时车间监控可以帮助生产主管监控每台设备的生产情况及模具的加工进程，提高设备的利用率，控制工件的生产进度。

例如，当公司管理人员需要检查生产车间情况时，可以通过iM3系统查看各加工设备和工作组的的实时生产情况，系统通过不同的颜色标记，清晰反映各设备及加工组正在加工的工件和待加工工件的状态，包括每台机床正在干什么，机床目前的负荷情况，正在加工的工件是否延期，待加工工件是否已移交本工序，上道工序是否延期，物料是否到位等，大大减轻了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

当管理人员需要检查某套模具的生产情况时，可以查看以甘特图形式展示出来的模具加工进度，并通过各工序的计划时间和实际的进程的对比，帮助管理人员跟踪模具的生产进度。

而以往生产管理人员在检查模具进度时，要到车间一个工位一个工位去看，而且只能看到主要的部件，小零件完成情况可能根本无法了解，甚至连车间的班组长也不知道小零件在哪里。或者召开生产会议，把各班组长全部召集起来，花费很长的时间一一汇报模具的进度。由于班组长还不是第一线的加工人员，只能以自己的感觉和经验来判断模具的进度，具有很大误差。对于经验丰富的工人来说，可能判断准确点，但一个工厂没有办法保证每个工人都是很有经验、每时每刻都很有责任心。而只要一个定单中有一套模具不能按期完成，整个定单的交付就有问题，这也是许多模具厂在试模前经常要加班加点，甚至通宵加班赶制模具的一个主要原因。

五、信息化管理系统促进CAD工程数据在企业内部共享

由于工期短，模具企业的设计图纸很难象批量生产模式的企业一样做得很精细，而且由于更改频繁、图纸量大，也不可能把图纸发给许多非生产部门，这为企业内部的设计信息共享带来了障碍。生产或其他业务部门有时希望能够测量一下图纸中未标注的尺寸，有时需要查看一下3D模型以便对复杂的结构有更清楚地了解，这些需求都没必要为此购买昂贵的CAD设计软件，而且对非设计部门的人员来说，使用专业化的CAD软件在操作和查找相关文件方面也很不方便。。

在iM3系统中，根据模具企业的运作特点，集成了设计模型浏览工具，可以在系统中方便浏览2D/3D文档（包括AutoCAD、Pro/E、UG等）。这样，可以在公司内部任何一台电脑中查看CAD模型。；车间工人在加工某一工件时，借助车间生产终端，可以方便浏览正在加工零件的3D图形，通过对比加工工件与3D图形，检查是否加工正确，判断加工是否完全，避免返工和报废。而以往数控和电火花加工操作人员只看2D图形，很难判别工件的最终形状，经常由于CNC程序遗漏或电极漏做而造成工件的返工，既浪费资源，又影响模具工期。此外，这一功能对于市场报价、采购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都是非常有用的。

六、信息化在促进信息共享方面的其他作用

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提供的信息共享平台，将为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减轻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避免出错，有效的保证模具质量和工期。

。如果中间某个环节信息出现断路，就无法确定准确的交付日期，那么模具试模时间则因此不能确定。

案例2.某大型模具企业，每天晚上7：30—9：00要召开生产管理骨干人员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讨模具的生产情况（进度、质量），当某套模具出现问题时，再研讨如何改进。管理规范的模具企业都会定期组织类似的会议，但这需要很多人员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了解模具的生产状况，查询和记录全部模具的生产信息，从中筛选出非正常的模具。这样做，无疑将增加管理人员的压力，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信息的统计和收集方面，且往往因收集的信息不准确而影响决策。

在一个具有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模具企业，通过系统与管理流程密切结合，将会为企业的各级管理和工作人员带来信息查询和统计的方便，使其准确的掌握最及时、最准确的各种信息。；。

当然，管理信息化还可以在更多的方面帮助模具企业改进管理，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文化和历史的关系范文5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文化和历史的关系范文6

在民族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能否取得较大成就或实现个别领域的突破，一方面取决于研究者对所研究民族相关材料的收集、甄别、分析能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具有较为开阔的、超越所研究民族的研究视野，以及在这种视野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通史精神或通史观。

关于通史精神、通史观或“通”，自汉代开始，就不断有史家予以论述，贯穿中国史学史。司马迁著《史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明确提出了通古今的要求。从此，“通”作为一条著史的原则为史家接受。《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史通义》等著作的出现，表明“通”成为中国古代史家信奉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尽管这些著作中的“通”的含义不尽相同，但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通古今的思想。不仅中国史家在著史和研究历史中注重通史精神，外国史家也具有同样的意识。施丁教授指出，“不通古今之变，则不足以言通史”。黑格尔认为，只有对过去长时期的历史反思再反思，即“后思”，才能写出通史。正是经过“后思”，黑格尔写出了一部通古今之变的、以“世界精神”为主体的普世史———《历史哲学》。

二、通史精神在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民族史研究展示了民族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使人们更好地认识民族史的重要地位，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民族史研究关心民族盛衰和人类历史的命运，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变革的必要性；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特别强调“重民”的民本思想，在治史上突出“经世史学”的主张。在进行民族史研究时，必须具备通史精神，正如周谷城所说：“通史所求者为历史自身之完整”。民族史研究中所提倡的通史精神就是渴求民族史的完整性，同时能在研究视域上有所突破。

通史与断代史、专门史的关系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是相互为用的，共同发展的关系。通史是断代史、专门史的浓缩、概括，引导断代史、专门史前进；断代史、专门史则是为通史打基础，丰富通史的内容。因此，在民族史的学习和研究工程中，一定要培养通史精神，应用通史方法。

三、如何在民族研究中应用通史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对祖国历史和文化做出过贡献，所以中国历史不能离开民族史的内容，而民族史也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大背景而发展。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除具备专业的特殊素养外，还应具备中国史的修养和视角，要对中国历史有研究，同时也要熟悉其他民族的历史。关于前者，白寿彝先生以回族史研究为例指出：“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你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孤立地看问题，说搞回族史，不搞别的，什么都可以不搞了，说这够搞的了，搞别的来不及了，这个想法就不对。。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既便于全面地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也有利于深入地挖掘相关史料。

其次，应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看待民族关系。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特点，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从文献资料看，既有友好往来、和平相处的记载，但也不时见到敌视、仇杀与战争的记述。不可否认，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史上，经常充斥着争吵，乃至战争。但也应看到，各民族间也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以及民间往来等友好和融合关系，斗争和压迫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站在历史的长河里看，这一特征更为突出。以往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往往忽视民族友好和和平共处，就与未能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看待民族关系有很大关系。对此，白寿彝先生也有精彩论述：“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现在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都是这样。”

第三，应从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与评价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以及汉化问题。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有的以及已消失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民族史是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少数民族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在开发和建设中原及边疆地区，创造中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方面，他们与汉族一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各民族的发展史来看，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文化载体也缺乏本民族的特色，反而充盈着汉文化特色和儒家思想。对此，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应将其放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作为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汉语、汉文尽管是汉族创造和最初使用的，但在少数民族用这种语言、文字来反映自己的文化，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这种文化和思想就应视为是该民族的，而非汉族的，应视为是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第四，在民族史研究中，应把握好民族情感与宗教情感的尺度，体现科学性原则。民族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应遵循科学理论的指导，符合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要求。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对于从事民族史研究很重要，能够帮助研究者从深层次把握某些民族特质，而这些特质常常是非本民族成员很难领悟和把握的。白寿彝先生对从事回族史、教史的研究者所讲过的“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具有复杂性，脱离科学性的约束，就容易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容易感情用事，不能够做到以理服人。因此，需要用科学的精神把握民族情感与宗教情感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