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戊奇荒”古代灾荒中的人地关系
作者：高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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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灾荒频仍的主要原因为政治、差徭赋税繁重、战争破坏等，但本文不这样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系统，通过内部及内外部间能量和物质交换达到均衡。如果这种均衡被打破就导致系统的破坏，灾害就会发生。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的人地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致使灾荒频繁发生。本文由此以“丁戊奇荒”为视点分析了这一论题。
关键词：丁戊奇荒 人地关系
光绪初年，一场罕见的大旱席卷我国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东等地，亦称“丁戊奇荒”。这场旱灾对山西而言尤为酷烈。基于丰富的史料记载，史学界对山西这场大灾成因作了全面的分析，大致可概括为：政治、差徭赋税繁重、战争破坏、罂粟大量种植等政治、经济因素，对自然环境恶化也有分析，但却相对简略，缺乏深度，无法揭示环境恶化背后严重的社会问题，即：人地不相协调。本文以山西“丁戊奇荒”为视点，来透视明清人、地状况及其二者不相协调所带来的危害，以求鉴古而知今。尽管由于社会的变迁，人地关系不能简单地将古论今，但历史的轨迹，更深层次的蕴含着人地相互作用的机理；同时，现在和未来的人地关系是过去状态的继承和发展，而目前环境恶化已成为整个人类发展的一大威胁。通过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以期有助于今日的发展，正是本文写作意义之所在。
1．人与地及其相互作用机理
在不同著述和论文中，对人和地的概念阐述也不尽相同。为使本文论述更加清晰，先从地理学角度对人和地及其相互作用机理作一介绍。
“人”是指社会性的人，指在一定生产方式下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人；指有意识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人；也是指一定地域空间内活动的人类圈。“地”是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即有机与无机自然界中的诸要素，包括岩石圈、生物圈、水圈、大气圈在内的有机结合而成的地理环境；是指在空间上存在着地区差异的地理环境；也是指受人类活动影响而不断变化的地理环境。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依存于自然，并不断改造自然。这种人类行为，使得人与地相互作用，并依据一定的客观规律循环发展。
首先，从环境内部来看，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包括大气、水、土、岩石、光热等非生物因素以及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且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相互交换和相互循环，形成自然生态系统。一种要素的变化就会引起其它要素的变化，从而造成整个自然界中各要素的连锁反应。正是由于自然内部的这种相互制约关系，才使得当人类过度破环某一要素时，从而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
其次，自然界各要素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这一功能使得整个系统可以承受一定的外界压力，并通过自我调节来恢复自身相对平衡。由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一外界压力不能过大，只能在生态阈限以内。若人类的破坏在生态阈限以内，那么生态系统仍可以通过自身调节作用恢复平衡，但如果这种破坏超出生态阈限，则会完全破坏生态系统平衡。自然生态系统的反馈作用最终给人类带来灾难性惩罚。
由此可知，人类与环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环境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存在着，并且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人类却不断针对环境进行着有目的、有意识地的活动，二者必然存在矛盾。
光绪三、四分别为农历、丁丑、戊寅年，故称“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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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认识到环境的客观属性及其发展规律，并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中尊重自然规律，便能趋利避害，两者协调发展。反之，如果违背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在受益于自然的同时，终究也无法逃脱自然界的惩罚。本文正是从人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来论证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滥砍滥伐而形成人地无法统一、协调，从而加深人与地的对立，最终导致灾难的形成。这也正是丁戊奇荒背后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里，人与环境发生作用主要是通过农业活动（即耕作）来实现的，加之人与地的失调是一个历史延续过程，因此，分析山西“丁戊奇荒”中人地失调因素，必然要从明清时期人口与耕地的关系入手。正是由于那一时期人口过量增加，原有的耕地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人口的粮食需要，人类只能开荒毁林，索取更多的土地资源，从而引起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导致自然生态恶化，人与地不能协调发展，形成恶性循环，人类最终成为受害者。
2．明清时期山西的人口、耕地及森林资源变迁
人口与耕地的增加、森林植被减少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自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人地关系失调、灾害日益频仍的过程。以下分别对明清时期人口、耕地及森林资源变迁状况作一论述。
2.1人口增长
明清以来，山西人口持续快速增长，耕地也随之不断扩大。
明初，由于山西少受战乱之苦，社会相对安定繁荣，人口增长迅速。据统计，这时山西人口总数为403余万。如此数字听来并不庞大，然而就当时而言，人口数量已超出土地承载力。从朱元璋移山西人口以实中原的明初大移民，便可对此问题端知一二。可见，人口压力——相对于土地承载力而形成的人口过剩危机已成为当时山西一大社会弊病。
清代，经历了长期战乱和灾荒之后，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尤其是进入18世纪以后。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突破有史以来1亿大关，至1840年已达4亿之多。1851年（咸丰元年）全国人口为4.316亿[1]。达到历史最高点。在此人口增长的大趋势下，山西人口也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于1877年增至1,330,000山西有史以来最高点。为了便于说明这一时期山西人口增长情况，特将1667——1877年人口增长列表如下： 表1：1661——1877年山西人口增长 年代 1661年 1685年 1757年 1762年 1840年 1877年 朝代年号 顺治十八年 康熙二十四年 乾隆二十二年 乾隆二十七年 道光二十年 光绪三年 人口增长数字
全省人丁为1,527,632人，实际人口约为7,638,160人① 全省人丁为1,9,666人，实际人口约为8,248,330人② 全省人口为9,654,234人 全省人口为10,239,907人 全省人口为14,1,000人 全省人口为16,433,000人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注：①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清代各省人口数字中人丁数字按照传统的丁与口一比五的比例估算所得
②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6页
从表1的人口数字统计来分析，山西人口自1661——1877年216年间共增长8,794,840人，当然仅从人口的增长数字并不能断定这一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状况。由于乐户入籍、隐匿人口等人口统计及各种社会弊病，使得一些原本存在的人口并没有被统计进来，当这些人口被重新统计时，其增长的数字自然会相应加大。尤其是在社会经济相对安定繁荣之时，人口再生产必然加速。1840年之后，全国人口总量减少，而山西受战争影响不大，人口仍然持续增长。自1840年——1877年37年中，人口共增加1,541,000人，年平均增加40,533人。至“丁戊奇荒”之前已出现“人满为患”之局面。
2.2耕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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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早在明代已出现人口压力，到清代山西人口增长趋势仍不减退。当现有耕地无法满足过多人口的粮食需求时，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尖锐。在古代农业社会通常只有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一是提高农业技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二是扩大耕地面积。D.H珀金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二者在1400——1850年粮食增产中所占比例。见表二： 表2：单产量和耕地面积在增加粮食生产中的份额（单位%） 年代
单产量的增长 耕地面积的扩大 合计
1400——1770年 42 58 100
1770——1850年 47 53 100
资料来源：[美]D.H.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由此表可知，15至19世纪中叶，中国粮食增产中耕地面积扩大因素占到一半以上。可见就整个中国而言，这一时期尽管单产量提高占到了不小的比例，可扩大耕地面积仍是解决人地矛盾的主要方式。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古代中国，人口分布、地理、自然环境都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东南各省尤其是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生产力发达、人口亦相对稠密，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单产量较为容易，而山西为僻居内陆的黄土高地，80%的土地是丘陵和山地，土地素质较差，无法与东南地区相比。虽河东较为肥沃，但由于开发较早，地力已大大降低。因此就山西而言，单产量相对低下，改进耕作技术较为不易，粮食增产主要取决于耕地的扩大。从表3中可见清代山西耕地扩大之状况。 表3：清代山西田地数（单位：亩） 年代 1661年 1685年 1724年 1753年 1812年 1873年
朝代年号 顺治十八年 康熙二十四年 雍正二年 乾隆十八年 嘉庆十七年 同治十二年
田地数（亩） 40,787,125 44,522,136 49,242,560 33,979,419 55,279,052 53,285,401
资料来源：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由表3可知，自1661年——1873年212年间山西田地共增加了12,498,286亩，年平均增加57,304亩。排除偶然因素，增加的田地数目仍相当可观。增加这么多的田地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只能向广阔的大自然索取，垦荒造田、毁林造田、填湖造田等。
2.3森林植被变迁
山西是一个以山地、丘陵居多的内陆省份。山地和丘陵占到总面积的80％左右，内有太行、太岳、管岑、吕梁、中条、云中、五台、恒山山脉。山峦起伏，峡谷相间。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山西大部分地区的植被覆盖为森林，森林的破坏过程实际上就是自然环境恶化、人地关系失调的过程。
自古山西就是一个森林茂密、山清水秀的地方，随着人类的开发，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约在公元前2700年前，山西森林面积约占总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的63%[2]。到北宋时仍有“四面林峰拥翠峦，万壑松声心地响”的记载。即使在明初，山西境内仍是“遍地林木，一望不彻”。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汾河流域仍有相当繁茂的森林。森林覆盖率约有30%左右。明朝统治者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和发展经济，大力提倡“屯垦”，在山西实行商屯、军屯、民屯，并卓有成效，被林草覆盖的山地、丘陵均被开垦为农田，即使悬崖峭壁，也无尺寸不耕。三关十八隘口从“林木丛密，虎豹穴藏，人群径行”逐渐沦为“森林茂树，日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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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伐，山径之蹊，介然成路”。昔日五台山“五百里内，林木茂密，虎豹纵横，人迹罕至”[5]
的情景也不复存在。至清初，森林面积减少到18.8%。而在清代对森林的滥砍滥伐及轮番垦荒，使得森林的破坏与明朝相比有加无减，森林覆盖率以更快速度递减。加之自14世纪以来，我国北方进入相对寒冷期，被毁的林草很难再生[6]。到初年森林覆盖率降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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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山西而言，森林的破坏就意味着植被的破坏。原本不肥沃的土地，失去了植被的保护，土壤更加贫瘠。由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进而引起水土流失，水资源日益枯竭，甚至影响到气候的变化，最终形成灾害施加给人类，形成恶性循环。
3．人地关系失调与旱荒成因
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在山西尤为严重，时间持续达9年之久，且使山西人口亡失近三分之一，田地长期荒芜，工商业萧条，生产力遭受重创。夏县水头镇方牛庄村一碑文——《丁丑大荒记》所载：“人食树皮草根及山中沙土、石花，将树皮皆剥去，遍地剜成荒墟。„„房屋器用，凡属木器每件卖钱一文„„每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家产尽费，即悬罄之室亦无，尚莫能保其残生。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食，„„到处道瑾相望，行来能殍盈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此诚我朝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也”。同时还伴有瘟疫，狼灾鼠患，如此酷烈的灾荒可谓古所未见。究其原因，除气候干旱之外，政治，差徭、赋税繁重，战乱频仍，罂粟大量种植等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都是造成这次灾荒的直接因素。但笔者认为，隐藏在这些因素之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为由人口与耕地矛盾所导致的森林植被被毁，人地关系失调。山西发展到“丁戊奇荒”前夕，人地关系已经恶化，自明清以来在历次灾荒中表现日益突出，使得大荒频频，程度不断加深。山西“丁戊奇荒”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但人地关系失调在这次大旱灾中占了相当比重。上文已分别阐述了人地关系原理及明、清山西人地状况。下文主要针对人地关系失调来分析旱灾成因。
第一，山西为典型的温带性季风气候，且大部分为半干旱气候。受此环境影响，山西历史上的灾害以旱灾居多。尽管这种气候条件极易引起旱灾，但气候干旱并不等于旱灾。（由于降雨量低于它的期望值引起的干旱或由于降雨量及其分布、土壤含水量和蒸发量损失等方式共同造成的干旱，都属于自然规律范畴）
在人地关系中，人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由于人口过度增加，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必须加倍地向大自然索取，使得自然生态系统中某一要素遭受过度破坏且超过生态系统的承受力，最终导致生态系统失衡，并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将灾难“回馈”给人类，这种人与地的相互作用机理对于旱灾的形成可以通过以下图表更为直观的表达出来。
此表中可见，由于人口对粮食的需求，进而加大土地资源的开发，滥砍滥伐，植被破坏，引起一系列的后果，并进一步影响到气候，产生干旱，加剧干旱气候形成的频繁性。山西本为性季风气候，较为干旱，人地关系的破坏无异于雪上加霜，再者，若气候干旱已发生，过度垦伐使得土壤中的水分蒸发量减少，这就会使干旱无法得以缓解。 对流云减少
径流加大 水分流失加重 风蚀加大 大气水分含量降低 降水减少 干旱 风速加大地下水上升 降低量 蒸发量减小 河流水量减少 湖泊消失灌溉 系统失调 土壤水分减少 土地沙漠化盐碱化 生产 力降 低 降低量 降低量
降低量 地表植被破坏或恶化 蚀加 滥砍滥伐垦荒 农业产量下降 4
降低量 降低量 人地关系失调，自然环境恶化，还会引起江河、湖泊等水资源日渐枯竭。同时由表可知，气候原因致使干旱，引起地下水以及河流湖泊减少。干旱来临焦渴的土地无以救济。明清时期大量的水案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水资源的贫乏也正是“丁戊奇荒”的征兆。
第二，人口与耕地关系是种狭义的人地关系。人口对于耕地的不足相对过剩，也是一种狭义意义上的人地失调。人口可以无限繁殖，而田地却不可以无限扩大。无论是采用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单产量，还是扩大耕地面积，与快速增加人口相比总是无法协调的。清代“丁戊奇荒”之前的山西人口已达到16,433,000人，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调，而单产量又较为低下，山西的粮食无法自给。晋南各地粮食取自于陕西，晋东南地区取自于河南，晋北地区取自于口外，晋中则由忻、代商人转口外粮食而来。当大灾来临，临近的陕西、河南均遭重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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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无法再补给山西。“丰年略可自饱，仍不能事父母、畜妻子，一遇荒歉，死亡殆尽”。由人口与耕地关系的失调，而导致的粮食不能自给，也是“丁戊奇荒”之惨烈又一因素。
由山西“丁戊奇荒”中的人地因素分析可知，人地关系失调带来了严重后果。在当今社会中，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人地关系失调已不单单由人口与耕地矛盾引起，而是源于多个方面。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更加复杂，如：空气污染、臭氧层耗损、温室效应等。然而人与地的相互作用机理是不变的，人类只有尊循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将自然为其所用，二者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2] 林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载《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 [3] 张四维：《复胡顺庵》，《明经世文编》卷373.
[4] 马文升：《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明经世文编》卷63. [5] 明万历《清凉山志》卷5.
[6]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象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7] 《解县志》卷3，丁役略.
[8]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6页.
[9] [美]D.H.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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