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家的教育人生观后感
郭先生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从儒家入门，对儒家学说相对偏重，将孔子研究作为中心和起点。《中国教育思想史》明确指出：“我国最早的教育思想，是载于《尚书·周书》中箕子、周公的教育思想……但是箕子和周公的教育思想，仍然夹杂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之中，尚没有系统化。真正系统化、形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就还是从孔子开始的。”
尽管如此，郭先生还是一方面尽可能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看待中国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和古代灿烂的文化，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丰富的、多元的、多民族的、多地域的、多层次的立体网络”，其中“儒家教育思想占有突出地位”。
郭先生理解的“儒家教育思想不是静态的、狭窄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涵盖面很广的范畴，具有包容性、延续性和浸透性的特点”，从孔子、孟子、荀子到《礼记》，它遇到过各种文化的撞击与融合；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被汉朝廷采纳后，又经过魏晋玄学的冲击，再经韩愈的复道，宋初三先生的疑传和疑经，形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股不同儒学传承的教育思想，是儒学与道家、玄学、佛教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
对于儒家教育思想本身，郭先生认为“是以道德教育为轴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的非宗教体系”。与欧洲教育思想和印度传统教育思想相比，儒家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实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同天人”“和内外”“天人合一”的最高的、理智的幸福。
儒家教育思想是一种群体本位的追求“乐感”的乐观教育，“极高明而道中庸”，追求自律而反对他律。因此，儒家教育思想“了实证科学的发展”，使教育与科学技术脱节，“它既给我们民族增添了光辉，也为我们民族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和包袱”，应当扬长避短，以有易无，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作探索教育发展问题的“历史顾问”。
1978年后，不惑之年的郭先生自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开窍”了。“我觉得中国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这知识背后还有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后来，他的变化是“逐渐从绝对的知识系统里超越出来，特别是对研究生的讲课，课堂讲授的知识要包含一种做人的东西，终极的目标是人文的关怀、终极的关怀。”
郭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教育是多元并进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教育传递下来的，中国古代各家文化都十分重视教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着教育的多样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孔孟、老庄、墨翟，后来引进佛学，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交错发展；官学与私学的同时发展和竞争又使得具有层级特征的教育与文化竞相峥嵘，官学的相对保守、稳定、单一与私学的千姿百态、盛衰多变，使得中国古代文化有延续性而又不断走向新的灿烂。
郭先生讲解儒家经典及其注解时，会分门别类地阐释道家、佛家在同一问题上的看法，旁征博引，显现通达、圆融的思想境界。他常
常介绍自己在忧患之中按照儒释道的智慧指引调节身心，修身养性，最终走出了人生阴霾的经历，引导学生能够真正将学问落实到生命里，夯实传统文化中最为根本的“性命之学”。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教育“综合观”的体悟，郭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经典体现的是普遍的和谐，圆融无碍的生命智慧——
他看到了儒家德性、礼乐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工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通过‘存心’，做一个好人，清理显意识”；
他看到了道家空灵、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自然生命以及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通过‘修心’，做一个人，净化潜意识”；
他看到了佛家解脱、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空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我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通过‘明心’，做一个明白人，趋向无意识”。
郭先生以儒家研究为主，却又不囿于此，以开放意识接纳各家学说，完整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他一方面加深拓宽对传统儒学的理解，另一方面积极回应当下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用生命教化的智慧，这份珍贵的“中国教育的思想遗产”，为中华传统文化引入现代生活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