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低年级数学论文
低年级经济学论文篇1
浅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 一、供需框架
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公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品最根本的特点。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更看重的。因为,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SNA体系也具有区域性和超区域性的双重特性。这表现在SNA不仅有联合国的版本,各国也有适应其本身特点的SNA,尽管各国的SNA都是以联合国SNA体系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因此,我国的SNA制度安排需要做出相应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的调整。 低年级经济学论文篇2
浅议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与宏观经济的影响
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进行创新(Kollmanet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and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与地方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和两个地方,为地方制定净税收,地方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某i,A是地方认可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必须同时作决定。
如果地方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1)
αi衡量的是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通过反对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
对地方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3)
ρ是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的负效用。
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和地方关于地方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的效用函数,改变后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的权力下降,降低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委任,会削弱用解雇来威胁地方的允诺。“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的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对顽抗的地方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权力下降时,做决策的具体过程起初,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的权力和减少其对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0时,即:φ点位于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0但TC1φ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
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的财政状况。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集权。要发挥的积极性,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猜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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