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历年考研真题

一、 名解：（10*6） 1. 金石学：金石学可金古学的根本区别是金石学缺乏近古学所具备的以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器

物形制学）为基础的一套科学的发掘和研究方法。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最早提出“金石”一词。中国学者将金石学从萌芽到衰落分为四个时期，即春秋末叶到隋唐五代的金石学萌芽期，宋代的金石学肇创演进期，清代的金石学兴盛期，清末到1950年前的近古学期。

2. 峙峪遗址：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盆地西南角朔州的峙峪村发现了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据C14

同位素年代测定，峙峪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约2.8万年。峙峪遗址的出土文物非常丰富，石制品约15万件，还出现了比较进步的间接打制产品，如扇形石核和小石叶。有一件石墨做成的穿孔装饰品，光滑的一面和边缘都经过磨制，摩擦痕迹很清楚，它表明远在2.8万年前，钻孔和磨制技术已在中国出现。同时，这些石器标志着典型细石器雏形和复合工具的诞生。通过对峙峪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研究表明，发现在面积不大的发掘范围内有众多的马类猎获品，实为旧石器遗址之罕见，因此峙峪人又被誉为“猎马人”。峙峪人以弓箭和棍棒捕获这些草原动物，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创造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最为出色的的猎马人文化。

峙峪遗址位于朔州城西北15公里的黑驼山脚下，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中国科学院1963年发现。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除发现大批细小石器和大量动物化石外，还发掘出数百件有刻划痕迹的兽片和一件人类初期的武器——石旋.

3. 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文化

形态。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苏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因首先发现于大汶口，人们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有泥质、加砂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手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烧成温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许多陶器表面膜光，纹饰有划纹、弦纹、篮纹、圆圈纹、三角印纹、镂孔等。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纹样有圈点、几何、花叶等。 4. 侯马盟书：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 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

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同年11月至次年5月发掘。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侯马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有重大意义。

盟誓遗址的发掘 “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城遗址的东南部，面积约3800平方米，分“埋书区”和“埋牲区”两部分，埋书区集中在西北部。在盟誓遗址内共发现坎(埋牲的土坑)400余个，坎的底部一般都瘗埋有牺牲，大坎埋牛、马、羊，小坎埋羊或盟书。绝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还有一个小龛，其中放一件古时称为“币”的祭玉，个别坑埋有数件。埋盟书的坎没有龛和玉币。这些玉币和牺牲都是在盟誓时向神或祖先奉献的祭品。用作祭祀的玉币有璧、 璜、瑗、玦、珑、璋、 圭和残碎玉料块，都是用透闪岩等石料制成，雕琢纤细，颇为精美。书写盟书的玉石片，绝大多数呈圭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

年代推断和研究现状 关于侯马盟书的内容和年代，目前有4种不同的意见:①认为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应是晋国世卿赵鞅，即赵简子，其政敌是赵尼，即赵稷。根据宗盟类“序篇”中的干支，推断盟誓入埋的时间为晋定公十六年（前 496），盟书的盟誓时间为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盟誓地点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②认为盟主是赵敬侯章，政敌是盟书中的赵北，即武公子朝（赵朔），武公子朝曾于赵敬侯元年（前386）作乱，盟书所反映的即为赵敬侯章与武公子朝争位事。③认为这批盟书是前5世纪后半期晋国的载书，出土地点即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④认为主盟人是赵嘉即赵桓子嘉，政敌赵化即赵献侯浣。赵桓子元年（前424），桓子与献侯间曾有争位斗争，这批载书即为赵桓子逐赵献子自立后的遗物。

共5000余件，用毛笔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一般为朱红色，也有黑色的，字体接近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内容分作5类：①宗盟类。要求与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讨伐敌对势力，是主盟人团结宗族内部的盟誓；②委质类。与盟人表示同逃亡的旧主断绝关系，并制止其重返晋国；③纳室类。与盟人表示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④诅咒类。对某些罪行加以诅咒；⑤卜筮类。为盟誓卜牲时龟卜及筮占文辞的记载，不属于正式盟书。侯马盟书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及晋国历史有重要意义。

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

5. 匣钵：窑具之一。在烧制陶瓷器过程中，为防止气体及有害物质对坯体、釉面的破坏及污损，将陶瓷

器和坯体放置在耐火材料制成的容器中焙烧，这种容器即称匣钵，亦称匣子。使用匣钵烧制陶瓷器，不仅可提高装烧量、制品不致粘结、提高成品率，而且匣钵还具有一定的导热性和热稳定性，可保证陶瓷质量。匣钵的形状，依器物形状而异。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烧制的蛋壳黑陶，已经使用专门的匣钵。在山东省诸城市杨家子遗址曾采集过两件烧制龙山文化蛋壳陶的匣钵，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匣钵。后世发现的匣钵，以盛装瓷器为主，隋代湘窑已有发现。

匣钵，是用耐火泥料制成的各种规格的圆钵，经高温焙烧而成。匣钵为装烧瓷器的重要窑具之一。各种瓷坯，均须先装入匣钵，然后才装进窑炉焙烧。

6. 嘎仙洞：嘎仙洞位于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甘河北岸噶珊山半

山腰花岗岩峭壁上。其地峰峦层叠，树木参天，松桦蔽日。洞在峭壁之上，高出平地约5米，洞口西南向，南北长90多米，东西宽27米许，高20余米，相传为仙人洞府。洞内西壁距洞口15米处，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摩崖铭刻。据《魏书》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北魏大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籍记载的祝文基本相符，证实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洞内堆积有较丰富的文化层，对于研究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科学价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嘎仙洞为天然大型山洞，离地面25米。洞口向西南，略呈三角形。洞内南北长90余米，东西宽约28米，穹顶最高处20余米，略分为前、中、后3室，面积约2000平方米。洞内幽暗深邃，石壁平整。1980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洞内发现了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于公元443年（太平真君四年）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祭祖时所刻的祝文。祝文刻在距洞口很近的西侧石壁上，共19行201字。字体古拙，介于隶楷之间。这一重大发现，证明了嘎仙洞就是《魏书》中提到的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

二、 简答：（30*5）

1. 如何判断遗物的绝对年代； 判断考古遗存年代的方法

考古学的年代，可分为“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前者是指各种遗迹和遗物在时间 上的先后关系，后者是指它们的作成距今已有多少年，断定相对年代,通常是依靠地层学和 类型学的研究，这是考古学范围内的两种主要的断代法。此外，也可以利用某些自然科学 的手段来断定相对年代。

地层学断代的要旨，是先确认各文化层次序的先后以断定它们的相对年代，然后再以各 层所含的遗物断定各层的绝对年代。这里,有两条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①各层（或各墓） 所含年代最晚的一件遗物，是代表该层（或该墓）可能的最早年代；②各层（或各墓）的 年代，可以以该层所压和被压的上下两层的年代分别作为它的上限和下限。

类型学断代的要旨,是将遗物或遗迹按型式排比,把用途、制法相同的遗物（或遗迹）归 成一类，并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或称标型），然后按照型式的差异程度的递增或递减，排出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可能便代表该类遗物（或遗迹）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从而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年代其在断代上的效果就会更好。

断定绝对年代的方法，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内，主要是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的断定，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测定考古资料的绝对年代而言，有放射性碳素断代、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法断代、 树木年轮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氨基酸外消旋法断代、黑曜岩水合法断代、铀系法断代等方法，有的也适用于历史考古学的断代。用各种自然科学手段测定年代的方法，为第四纪以来人类进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年代依据，特别是为建立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为主的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体系奠定了基础。 2. 我国史前时期房址的种类；

a) 按照大小面积分类：分为大中小三类，反映了性质和用途的不同。

小型：大多数面积在15—20平米，一般可供2—4人居住，一般有一个火塘，有成套的日用陶器、生产工具等。应代表一个消费单位，可能是家庭，另有一些小型房屋当做仓库使用。

中型：面积在40—50平米为多，有火塘和日用生活器皿，一般可住10人左右。周围常分布有若干小型房屋，共同组成一个单元，可能居住一个家族。可能是家族的家长、老年人、未婚青少年的住所，也是家族议事或举行仪式之地。

大型：面积在80—150平米为多，常位于一组房屋或聚落中心。一般也有灶坑和土床，但土床面积很小，只能住1-3人，显然是氏族或聚落首领居住、聚落举行公共聚会或宗教仪式的场所。

b) 依房屋的平面形状分类：可分圆形、方形两大类。这类房屋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的分布有所不同，因而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居住特色和文化传统。

圆形类：包括圆形、椭圆形、近圆形等几种形式。从面积来看，绝大部分为小型房屋，有少量的中型的，但没有或极少见大型的。多见于黄河中游一带。前仰韶时期的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房屋，大都是圆形或近圆形的，面积一般较小，多在10平米以下；有的有短小的门道或台阶，火塘多无固定形式，一般不在房屋，有的仅在一隅有红烧土硬面。

方形类：包括平面呈方形、长方形、圆角方形的各类房屋。方形房屋仍大部分为小型，少量为中型或大型，其中大型房屋全部为方形而不见圆形类的。分布较广。 c) 依房屋的建造方式分类：（环境因素对居住建造形式的影响）

竖穴式：即由地面垂直下挖成竖向土坑，利用坑壁作为房屋的一部分或全部四周墙壁。坑口利用树干、树枝、茅草等物搭成屋顶盖；坑的平面有圆形和方形等。新时期时代早期和仰韶文化早、中期多为竖穴式房屋。依据竖穴的深浅，又可分为深穴式和浅穴式两种形式。 深穴式 深度一般大于成年人身高，多在1.5米以上。平面多为圆形，形状有筒形竖穴、袋形竖穴等；多为小型房屋，在居住面中部或靠侧某处有灶；出入一般靠独木梯或修斜坡、阶梯等。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但通风性、防潮性较差，不适宜多雨的气候，且有居住面积小、出入不方便等缺点，故这类房屋较小，且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淘汰。 浅穴式（也称半地穴式），深度小于1.5米，大多数小于1米。平面有圆形和方形等；有的穴口四周筑有矮墙，以增加房屋空间的高度。一般在房屋的一面开有斜坡门道，并筑有防止雨水流入的门槛；有的门道两侧与柱洞，当有门棚建筑。多为小型房，也有中型和大型者。灶或火塘一般位于房屋居住面中部或中轴线靠近门口处，有坑状或台状两种。居住面多用混合土（黄土和料礓石粉等）经压实、火烤或敷设白灰面，光滑而坚硬，有利于防潮。浅穴式房屋分布最广，延续时间也很长。广泛见于东北地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的诸文化中。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高地和丘陵地区，也有分布。

横穴式：即窑洞式房屋，可能是人们仿照天然岩洞建造的一种居住形式。一般是利用断崖或先在斜坡上开挖一垂直断面，然后横向挖掘成与断崖成垂直角且与地面平行的洞穴。据考古发现，横穴式房屋最初发生在仰韶时期的陇东高原，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猪文化中，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一直是黄土高原地区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和特色。

地面式：即从地面上筑基、立柱、起墙、盖顶的一种土木结合的建筑形式。面积有大、中、小型，平面形状有方形和圆形等形式。小型者多从地面直接立柱、筑墙、盖顶；中、大型者有先在地面筑房基或挖墙基槽，然后立柱、填土、盖顶。在黄河流域，墙壁的筑法有木骨泥墙、夯土墙、土坯墙等。

木骨泥墙出现较早，主要流行于仰韶时期。墙壁的筑法是先挖墙基槽，然后立柱、填土、夯实，再用草泥垛填于木柱间，抹平墙面而成木骨泥墙。在江汉平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中，墙壁和地面多经火烧烤，形成所谓的“红烧土”墙，是史前房屋建筑的一大特色。

夯土墙和土坯墙出现于龙山时代后期。

台基式：出现于龙山时代晚期，在山东日照东海峪遗址，发现有在夯土台基上营造的地面式房屋建筑。

此类建筑在排水、防潮等方面较之一般地面建筑有明显的改善，它的出现是这一时期建筑技术的重大进步。这种源于史前时期的土木结构地面式建筑形式，被以后的历史时期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主要的建筑形式之一。

干栏式：是指在木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屋。始自新石器时代，一直流行至近现代，广泛分

布在长江流域及华南广大地区。适应多雨潮湿的气候。做法是先在泥地上打桩，然后在桩上架梁，再在梁上铺木板并立柱、设板壁和门窗，最后架屋顶。此为华南地区极富地域特色的一种建筑形式。 d) 依房屋的结构分类：可分为单间房、套间房、长排房、组合房四大类。

单间房：指由一间居室构成的房子，有些房子虽然屋前或两侧有廊檐，但因其是房屋的附属建筑而不

能单独使用，故把这类房屋也归属于单间房类。黄河流域前仰韶时期和仰韶文化早、中期的房屋，不论大、中、小型，多为单间房，平面有圆形、方形或长方形。建筑形式有竖穴式、地面式等。

套间房：是由两间相通并连接而成的房子组合而成。套间房的出现应与住宅内部不同使用功能的空间分工有关，或与房前门棚的设置于演变有关。套间房的外室一般为贮物、遮风之用，后室应为家庭生活之所，一般应为一个生活单元（如对偶家庭）所有。套间房大约出现于仰韶时代中、晚期，可分为两种型式：

A型：是两间房横向左右相连并相通的套间式，即由内外两间组成，它不仅使内室的私密性空间得以实现，而且扩展出另外一不同功能的空间来，为以后居住空间功能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B型：由两间房屋纵向前后相连并相通的房屋组成。一般前室较小而后室较大。

长排房：是由若干居住单元（单间或套间房）横向相接但不相通组合而成的长屋，一般多为地面式的，

也有浅穴式的。有时一个聚落内有几排这样由若干居住单元组合而成的长屋，可能是一个由若干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或大家族的居所。

组合房：指由多间形制、功能不同的房子组合在一起的房屋。这类房屋出现于仰韶文化晚期，目前发

现较少，主要是一些有特殊功能和性质的大型房屋，如何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集会议事、举行宗教活动的公共建筑。

3. 西北地区几支青铜文化的分布；

指甘肃、青海地区，地区性特点。目前经考古调查和发掘可以确定为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有以下四种： 辛店文化：发现于甘肃临洮县辛店村，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与大夏河流域。现已发现辛店文化遗址百余处，经过正式发掘的有临夏张家嘴遗址和姬家川遗址两处。辛店文化的陶器中，彩陶的数量比较多。陶器种类有双耳罐、四耳罐、鬲、盆、杯、鼎、豆、盘等。彩陶纹样主要有S形纹、三角折线纹及动物形象地鹿纹、狗纹等。 辛店文化的铸陶业有较大的发展，已知铜器的种类有锥、矛、匕、凿、铜扣和铜泡等。还发现青铜容器残片和冶铜的炉壁残块。居址发现有半地穴式长方形房子。从墓葬及随葬品看，但是已进入阶级社会。

寺洼文化：首先在甘肃临洮寺洼山发现，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境内。有人将寺洼文化晚期遗存称为“安国类型”或“安国式陶器”寺洼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所谓“马鞍式”口型的双耳罐为典型代表，还没有发现带彩的陶器。陶器器型有小口或大口两耳高体或矮体的罐、壶、三足鬲、四足鬲、鼎、器盖等。青铜制品有戈、矛、镞、刀和铃、镯、铜泡等。墓葬发现较多，特点是土坑葬与火葬同时并存。土坑墓型若覆斗，有棺或棺椁。在一些墓内还发现人殉和陪葬的车马。有人认为，寺洼文化和氐羌族有一定的联系。

卡约文化，首先发现于青海省湟中县卡约村，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上游沿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卡约的陶器中，存在寺洼式的“马鞍式”口型双耳素面罐，也存在属于辛店文化的所谓“唐汪式”陶器，可见其文化内涵式复杂的。

沙井文化首先在甘肃民勤沙井发现，它的分布范围仅限于河西走廊的民勤、天祝和永昌等地。沙井文化典型陶器有单耳桶状杯、单耳圜底罐、双耳平底罐与双耳圜底罐等。在永昌双湾尚家沟发现沙井文化城址一处，该城平面呈三角形，故俗名为“三角城”。墓葬以长方形土坑墓为主，随葬品有陶器、石器、骨器与铜器等。铜器器型有刀、三棱镞、扣、铃等。 4. 汉代简牍的种类；

简牍作为汉代的主要书写工具，不仅发现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使用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一般用竹、木制成，流行时间大约从东周至魏晋时期（约前5世纪-3世纪）纸张普遍使用之后，简牍才逐渐被废除。目前发现最早的简是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时代最晚的是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吐鲁番晋墓出土的晋简。简牍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官方的各种文书档案、私人信件、各种书籍的抄件、历谱以及专为随葬用的遣册等。

简在书写以前，必须经过修治。木简一般要将写字的部分打磨光滑；竹简则需要经过火烤，将其烘干，使之易于书写，并起到防腐防虫的作用，这一过程成为“杀青”。

根据已发现的简牍形制，可以分为五种。

简：或称札，用竹或木制成，是简牍的基本形式。一般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尺的一尺。也有一些简因不同的需要而长度有所变化。一般每简抄写一行字，宽度约在0.5-1厘米左右。另外还有一种简，宽约2厘米左右，每简抄写两行字，这种简称为“两行”，和普通简一样，也可编联成册。

牍：是一种比“两行”还要宽的简。有的可宽约6厘米，实际上已成版状，其长度与普通简相同，多为木质。牍多用来写信、契约，或抄录医方、历谱，敦煌、居延出土的“过所”（通行证）也多用木牍抄写。墓中发现的木牍多是记随葬品的“賵方”即“遣册”。

觚：是一种多棱形的木棍，有的则直接用树枝刮削而成。断面一般多呈三角形或方形，可分3面或四面书写，也有多至7面的。长度都在30里、厘米以上，有的长达82厘米。在居延、敦煌发现的觚多用于抄写檄书、小学字书，或作临时记事起草之用，有时也用于练习写字。

检：是传递文书信札和财物时所用的封简。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用“两行”式的宽简题署收信者的名称和传递方式，如“肩水候以邮行”。另一种是传递机密书信和财物时所用的加封泥盖印章的封简。机密书信用上下两片木牍做成，下牍称函，用以书信，上牍称简，封盖函牍，检上有捆绳的刻沟和置封泥的方孔，以便封绳盖印。传送财物时施于囊袋上的封检，只有一片木牍，中间下凹，以便封绳盖印。

楬：是一种短而宽的木牌。有的首端两侧各刻一凹口，皆作系绳之用。多系于簿册或器物之上，题写名称，犹如标签，所以也被称为“签”。

已发现的汉简可以根据出土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可简称为边塞汉简。一类是在汉墓里发现的，可简称为墓葬汉简。

边塞汉简 还可分为三种：

①敦煌汉简。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170枚左右汉简。1944年夏鼐等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进行考察，掘获汉简43枚。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1200余枚。这是敦煌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还分别在酒泉西北的玉门辖地花海农场和敦煌酥油土两地汉代烽燧遗址里采集了一些汉简。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习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

②居延汉简。1930～1931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1万枚左右汉简。这次发现汉简的地点，在北部的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在南部的属张掖郡肩水都尉辖区，但习惯上把这两个地区出土的汉简统称为居延简。1930年，考察团还在甘肃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调查过的一段边塞遗址里，发现了少量汉简。这段边塞应属酒泉郡。因此，在所谓居延简里实际上还包括了极少量的酒泉简。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2万枚。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单位组织调查组，沿额济纳河下游，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获汉简1枚。估计居延简今后还会大量出土。

③罗布泊汉简。1930～1934年，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掘获西汉宣、元、成诸帝时木简71枚。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所谓楼兰遗址，也有人称之为楼兰汉简。

边塞汉简通常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遗址里，为屯戍吏卒所遗留。已发现的边塞汉简绝大多数是木简 。简的年代起自西汉中期(武帝后期)，讫于东汉后期，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已发表的汉简上的明确纪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二年（前99）和三年。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年（137）。 边塞汉简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西北边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边塞汉简的有些内容，如某些诏书和机关发的公文，本来就是面向全国的。因此无论是研究汉代的西北边塞地区，还是全面地研究汉代史，汉简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通过六七十年来对汉简的研究，在汉代的边防设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书制度）以及汉代

社会的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

墓葬汉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9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沙马王堆 1 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312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土竹简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 （ 即《孙膑兵法》 ）、《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

1972年 ，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 （约当东汉前期）出土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 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还有《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西汉前期墓地，在好几个墓里都发现了遣册。1973年发掘的10号墓里，还发现了内容主要为乡文书的一批竹简和木牍。

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贵帛书外，还出土竹木简600余枚（包括少量木牍），一部分是遣策，一部分是讲养生之道和房中术的书。

1977年，安徽省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约当文帝时）出土竹简一批，其中有《诗经》、《仓颉篇》等书的部分抄本，可惜都已残碎。

1978年7月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土残木简400枚，内容多为军法。

1983年12月～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土大量竹简。247号墓出简1000多枚，其中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249号墓有《日书》。258 号墓有历谱。80年代，江苏省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属西汉末年）出先令券书等简牍。

汉墓所出古书，有很多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是现在尚有传本的书，由于年代早，往往可以纠正今本的讹脱，有时还能确定书的著作时代，所以价值很高。同时，也是研究汉代史的珍贵资料。 5.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墓葬的分期及各期主要特征；

一般分四期：

a) 第一期，东汉末至吴初（3世纪初——3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的墓葬主要有前后室砖墓、单室砖

墓。

前后室砖墓，大多为规模较大的大型墓，一般都有前后室。前室平面多近方形，有的在左右附有耳室，墓门之前筑有较短的甬道，甬道之前接长斜坡墓道。后室较大，平面呈长方形，顶部为券顶。全长6-9米。这一时期墓葬与东汉时期墓葬差异不大，表明在孙吴初期东汉旧制没有较大的改变。

大中型墓随葬品多陶器；青瓷器数量较少，器类主要有形体扁宽的罐、盘口壶、熏炉和五连罐式谷仓、蚕茧形胡子；另有漆器、铜器和铁兵器。还多随葬砖等之地的买地券、名刺木简、木方和五铢钱。

单室砖墓，以长方形券顶砖墓较多，墓前设甬道。这类墓大多为中型墓。随葬品与前后室墓类似。 b) 第二期，吴中期至东晋初（3世纪中叶——4世纪初） 这一时期墓葬的地方特征显著。墓葬与第

一期相似，可分为前后室墓、单室墓。

前后室墓，多为前附甬道的前后室砖墓，顶部为四隅券进式的穹隆顶，有的墓室两壁向外砌出弧线，墓壁有的设有灯台或砌出灯龛，墓室之内出现了排水沟、砖棺床和砖塌。东吴中晚期的前后室墓葬，虽然形制上仍然继承了东吴早期的形制，但随葬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较多地使用青瓷器皿和青瓷质的模型器。值得注意的是，墓中出现了反映佛教信仰的遗物，如有些俑的额部出现了类似佛的“白亳相”的装饰，谷仓罐上贴塑佛像，随葬装饰佛像的带扣，甚至还出现了的陶制佛像。

单室砖墓，多为中型墓葬。一般前附甬道，墓室呈长方形，券顶。甬道一般位于墓室前端正中，也有一些甬道偏于一侧，个别的还带有耳室。有的墓葬带有斜坡状墓道。一般墓砖上模印有花纹，主要有钱纹、米格纹、人面纹等。也有的模印年号。这一时期的小型墓较前一阶段变化不大，新出现了甬道偏置一侧的做法，随葬品中也有了少量的瓷器，如罐、碗之类。 随葬品中青瓷的数量、种类增多，釉色复杂化。出现褐色斑饰，褐色彩绘，甚至还出现褐色釉。

c) 第三期，东晋至刘宋（4世纪初——5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的墓葬在南京发现多处南迁大族的墓

群，多为大中型墓。墓壁有的砌灯龛、直棂窗。壁砖多有纪年铭，纹饰逐渐复杂。大约在这一阶段的晚期，墓壁出现拼砌较大面积的七贤、荣启期等人物砖画。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有以下几种： 前后室砖墓，这种形制是对前期墓葬形制的继承。 长方形单室砖墓，结构简单，规模较小，顶部为券顶。

带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这类墓葬之中，形制多样，既有甬道位于墓室正中的凸字形墓葬，也有甬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葬。同时还出现了新流行的形制，主要有墓室接近方形的单室砖墓和甬道加长的单室砖墓。

吕字形砖墓，即在甬道前端砌筑出类似小室的双室墓。

随葬品减少，罐、壶、瓶类向瘦高发展，以凭几为中心的蹋上用具逐渐成组。

d) 第四期，齐、梁、陈三朝（5世纪中叶——6世纪） 这一时期的墓葬主要有带甬道的长方形单室

砖墓、长方形砖室墓、“吕”字形墓、竖穴土坑墓等几种，墓葬形制基本继承了前期的特征。随葬品主要有陶器、瓷器、铁器、铜器、滑石器等。在一些墓中还发现祭台。

三、 论述（45*2）

1. 根据考古发现分析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的青铜器出现于史前时期，繁盛于夏商周时期。冶铜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最重要技术成果之一。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铜器或与制造铜器有关的遗迹、遗物，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省的仰韶和龙山时代诸文化中。

仰韶时期的铜器发现 ：1942年，山西榆次源涡镇发现一块陶片上附有炼铜渣， 应为冶铜剩下的炼渣。属仰韶文化晚期；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出土了一块半圆形铜片，是已报道的最早的铜器残片。属仰韶文化早期；1977-1978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地层中发现了一把铜刀和一些铜器碎片，约当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铜刀；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一件骨凿上发现有附着的铜绿，当为铜器加工痕迹，属大汶口文化晚期。

龙山时期的铜器发现：黄河中游地区——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郑州牛砦村遗存中，发现熔化青铜的炉壁残块，当为熔化铅青铜的炉壁；1977—1981年你，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铜容器（可能是铜鬶）残片一件，表面平整，可见一小段合范缝，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铸造铜容器的残片；1979-1980年，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时期城址中发现一块铜渣；1975年，河南临汝煤山遗址龙山时期的灰坑中发现泥质熔铜炉底残块，里面有六个铜液痕迹；1983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铃形铜器1枚，顶部有浇注不足形成的孔洞缺陷，为红铜铸造。 黄河下游地区——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龙山文化层中，发现两段黄铜锥；1978年，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现铜片1块；1981年以来，在山东栖霞杨家圈发现有一件残铜锥，并在许多探方的龙山文化层内，发现铜炼渣和炼铜原料，在山东长岛北长山店子发现1块圆铜片，在日照王城安尧发现有铜炼渣，在牟平赵格庄发现有青铜锥。 黄河上游地区——1975年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地层中，发现一把残青铜刀，约当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时代晚期；继马厂类型之后的齐家文化，在龙山时代中年代最晚，出土的铜器也最多，其后期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在甘肃武威黄娘娘台出土铜器30件，有铜锥15、铜刀6、铜钻头2、铜凿1、铜环、铜条形器1、残铜片四件；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现铜匕1柄、残铜片1件；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发现铜锥1枚、铜指环2枚、铜饰2枚、残铜片2件。

总之，从考古发现看，中国铜器及其制作技术，早在新时期时代中、晚期就已出现了。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发现的铜器有自然的红铜，也有人工冶炼的合金青铜，但并非有意识配制的，而是由共生矿冶而得到的。史前的铜器多为小型的手工工具和生活用具如刀、锥、镜、环之类，有锻造，也有单范铸造的。新石

器时代中晚期虽然出现了铜器，但数量和品种都很少，当时的生产工具占绝大多数的仍是石器。 2. 论述隋唐时期的城址类型。

隋唐城市的基本布局可分为两类：

①隋唐的都城。都城中又可分为两种形式,第1种形式是隋大兴唐长安城。它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城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初名大兴，唐更名长安。其平面呈长方形，周长约36.7公里。宫城置于郭城北部正中，北连禁苑，南接皇城。宫城皇城以外地面为里坊区，由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将其划分成棋盘式的格局，其间布列110坊及东西两市。其整体设计,显然是以宫城、皇城正南门、朱雀大街及郭城南门明德门所在之南北线为中轴，严格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规划全城街道和坊市的，结构谨严，区划整齐。大兴——长安城的这种布局，合乎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都城建设理想模式，形象地体现了封建集权思想。7世纪以后,相继于宫城之东北、东南兴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但该城的布局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大兴——长安城的坊多作长方形，四周环筑高墙，坊内设一横街或十字交叉街道。东、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辟井字形街道，临街开店铺，市中心为管理机构，市周围也筑有高墙。这种坊市制度，正是封闭式都市所独有的现象。

隋唐都城的第2种形式是东都洛阳城。 其地位仅次于大兴——长安城。 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洛阳城在城址选择、城市规划方面都与上都有所不同。该城横跨洛河南北两岸,整体略呈长方形,周长约27.5公里。其皇城宫城不在郭城北部正中，而置之于城之西北隅地势高亢处。皇城前临洛河，后接宫城。宫城南部及东西两侧为皇城和东西隔城所包围；北部建前后重叠的二小城。皇城和宫城之东，为南北毗连的东城和含嘉仓城，西为东都苑。洛阳的主干大道，由皇城之端门通往郭城定鼎门,同样处于全城西部。洛阳城的坊市,分布于宫城、皇城以南和以东地区，这里虽也是棋盘式的格局，但里坊不是长方形而是方形。市场的位置也不象长安城那样左右对称，在城东部洛河两侧设南、北二市，于城西南部置西市，三市均傍可通舟船的河渠。隋唐洛阳城将其皇城、宫城建于郭城西北隅，是有意区别于长安，表明其规格逊于长安一等。而皇城、宫城地处全城最高处，四面又有洛河、禁苑、隔城及二小城围护，远比长安戒备严密；里坊沿用北魏旧制,面积小于长安,有助于强化对居民的控制，这与它既是都城又是战略要地相适应。洛阳城比长安城小得多，却多设一市，市皆傍河渠，说明在设计上比长安更多地考虑了繁荣工商业的问题。

隋唐扬州城不属都城,由于隋炀帝在此建江都宫,其城市规模也不同于一般地方城市。近10年来，隋唐扬州城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江都宫（亦即唐代的子城）在罗城西北隅蜀冈上，城市布局估计和洛阳城有某些相似。扬州是隋唐时期江南的一大政治经济中心，商业及国际贸易十分发达。重视水路运输，是它在城市规划上的突出特点之一，城内河道纵横，并与流经城下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相通。

②地方城市。唐代州城大多是根据两京坊内十字街的设计和洛阳城方正的里坊制度布署的，较小的州县也是如此。封闭式城市规划的长期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商业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力量不够强大的具体体现，这种城市规划在唐代达到了顶点。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从唐代晚期起，传统坊市制度的藩篱已逐渐被突破，到宋代，为适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以京城汴梁为代表的开放式封建城市出现，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城市平面布局的又一次划时代变革。 第一节 隋唐城址隋唐长安城

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①宫城 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米，进深1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

皇城 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同。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 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墙外侧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①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余皆宽1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115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①两市 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 大明宫 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1674米，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余处②。

兴庆宫 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17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种。① 隋唐洛阳城

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 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0米，西壁1275米，北壁1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0米。城墙夯筑，宽15—16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 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1670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00米，南北120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0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0米，东墙残长1270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700米。

郭城 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曲折，长6776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宽一般在500—580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① 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

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 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0米左右，小的宽3米左右，进深皆3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①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米。前殿东西宽58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②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米左右，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③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①青龙寺遗址 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②洛阳含嘉仓遗址 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发掘了其中6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0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①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

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10×10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030米，东西宽3120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②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 08年

一、简述题（每题20分，共计180分）

1、 简述中国细石核的分类并绘出各类石核的形态示意图

细石核是剥落细石叶的母体，一般形体较小，台面多经细致的修理。我国常见的细石核有柱状、锥状、楔形、船形等类型，又可归为圆体石核和扁体石核两大类。

圆体石核主要有柱状、锥状、半锥状三类。柱状石核即两端均有台面，四周有剥片痕迹，整体而呈柱状。锥状石核一端有台面，与台面相对的一端呈尖形者，亦称“铅笔头状”。半锥状石核，即锥形的二分之一左右。

扁体石核主要有：楔形石核，即台面略呈狭长三角形，一边有剥落石叶的细长疤痕，相邻的一边经仔细修整呈刃状者；楔形石核又可细分为宽楔形和窄楔形两种。船形石核，即石核体窄长，一端遗有剥片痕迹、相邻的底部经修整而整体似船形者。 2、 简述环境考古的理论及研究目的

环境考古学是研究古代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相互关系的学科。环境考古学主要是通过对古文化遗址中所包含的能够反映环境的依存研究，来恢复古代人类及其文化的生存环境，分析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探讨人类文化适应、利用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的特色和对环境的改造过程，最后对古代自然环境的变迁史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之间的关系作出全面的解释。

环境考古学的产生，有其理论方面的背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条件。首先，文化生态学理论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理论基础。所谓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人类适应和改造所处环境的所有方式的学问。文化生态学概念的提出，引起了考古学家们对文化与环境关系方面问题的关注，从而认识到对古代人类生存环境考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技术条件。二战后，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与技术，如新的测年技术和动植物、土壤显微分析技术等，使得从古文化遗址中获得的有关古环境的信息量大为增加，从而使分析古文化与古代环境的能力大为增强。于是考古学家与地质、地理、生物学等学科专家合作，开始了有关古文化与古环境关系方面的而研究。这样，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环境考古学应运而生，并在考古学研究中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环境考古学的主要对象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自然环境是指人类以外的自然界，包括气候、地质、水文、动物、植物等因素。其中，气候（包括气温和降水）是自然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气候状况和变化会直接影响当时的地貌、土壤、动植物和人类。不同的地貌（平原、山区、海滨、草原等）和土壤有着不同的动植物资源，直接影响古人类的生活方式；而动植物的生存、分布又受到气候、地貌、土壤、水文等因素的制约。因此，环境考古学实际上是把考古学、地学（包括地质学、地理学、土壤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在研究过程中，尚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均是对环境考古学具有指导或实际应用的意义。 环境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则是文化生态学。

任何复原史前环境的尝试，都不仅要考察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而且也要考虑人类文化对自然环境的积极反作用力。因此你，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的环境考古学，是从人类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它的目的在于探讨古代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方法：

a) 地址环境考古学方法：地质学特别是第四纪地质学同史前考古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第四纪是地质史上

最新的一个时间单位，仅就环境考古学而言，地质学对沉积物成因和第四纪气候演变的研究，对于恢复古人类的生存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

b) 动物环境考古学方法：不同的动物不仅是适应一定的温度和纬度，而且与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相适应，

据此，可以根据动物化石推断古人类生存的古地理环境。

c) 植物环境考古学方法：同动物相比，植物由于移动性小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差，对温度、降水、土

壤等环境因素的变化更敏感，常被看做是地质时代“温度计”而用来判断第四纪古气候的变化。利用古文化遗址中的植物遗存进行有关植物和古气候 的研究，是植物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植物的根、茎、叶和种子等易腐朽而能够保存下来成为化石的很少，故古植被方面的研究，主要依靠对植物的微体化石的分析，如孢粉分析（利用埋藏在古地层中的植物孢子和花粉研究古植被和古气候 孢

子是指苔藓、蕨类等植物的繁殖细胞，花粉是指裸子和被子植物的繁殖细胞）和植硅酸体分析（沉积于某些植物体中的玻璃质的二氧化硅骨架耐酸碱、耐高温，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被称为植物硅酸体或植物蛋白质、植硅石。硅酸体多存在于植物的细胞壁上，，在植物体因各种原因被破坏后，仍可长期保存下来，并保持其原有的形态不变，成为微体化石 禾本科植物 也称“灰像法”）等。 3、 简述陶器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意义并绘出5种三组陶器的草图

由于陶器具有分布广、演化快、文化间的差别明显等特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化间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在考古分期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先秦时期青铜礼器主要有哪些？写出10种青铜礼器名 5、 简述汉代玉器的分类

按照用途大体可以分为礼仪上使用的玉器、葬玉、装饰器、浮雕及圆雕的美术品、实用玉容器四大类： 礼器：中国古代仪礼上使用的玉器，主要有璧、圭、琮、璋、璜、琥六类，被称为六种瑞玉。但汉代礼仪上的用玉主要有璧、圭。其他的璜、琥只作为配饰使用，琮、璋在汉代制作的数量已经非常少见。

葬玉：主要包括九窍塞、握玉以及玉衣、嵌玉漆棺等。

装饰玉器：可分为随身装饰和器物上的装饰物两类。战国时出现的“组佩”（即由多件不同种类的佩玉和璜、璧等串珠组成）延续下来，主要有玉璧或玉瑗、玉璜、玉舞人、玉觽等组成，其上均有小圆孔。

圆雕和浮雕的美术品：如玉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玉豹等。 实用玉器类：玉高足杯、玉卮、玉耳杯等。 6、 简述镇墓瓶及镇墓文

镇墓罐也叫镇墓瓶、斗瓶、五谷瓶，是中国古代墓葬中比较常见的随葬物，流行于东汉中后期，一直沿用到魏晋时期。镇墓罐多陶质，个别泥质。瓶内一般装有面粉、粟粒、云母片等所谓的神药，个别的装有铅人，瓶腹文字多用朱色或墨色直接书写在腹部，镇墓文多少不等，多者百余字，少者仅数字。文字的文体和内容比较固定。一般的行文规律是竖行自右而左书写，起首注明年号、月日、干支，之后书死者乡里及姓名，再书写慰藉性语言及供死者冥用的“斗瓶五谷铅人”、“八魁九坎”等，其后是为死者祈福、解罚、约束亡灵的破除谶语，最后仿效官府文书的文体以“急急如律令”结束。

镇墓文后面的安慰死者及祈福、解罚之类的内容，其作用主要是以文告的形式，告诫地下鬼怪不能对死者进行侵扰，以便使生人家宅安宁，死者冢墓稳定，以“天地使者”的名义为主人解罪，为死者求福，安慰并约束亡灵，使其认识生死有别，勿事纠缠。例如，在敦煌发现的五凉时期的一件镇墓瓶，瓶上的朱书题记是：“麟嘉八年闰月，甲辰朔六日乙酉，重执姬女训，身死。自注应之，今厌解。天注、地注、岁注、月注、日注、时注。生人前行，死人却步，生死道异，不得相撞。急急如律令。”其大意是：麟嘉八年（396年）闰三月六日乙酉。我们（后人）以此瓶作为神物供奉，聆听您的（老妇）教训，您身死因疾病缠身，这是天意。现在，我们（后人）祈求神灵为您消除各种疾病，不要将这些病灾带入阴间，活着的人还要继续走路，死去的人已经止步了，活人和死者的道路不同，不能阴阳相撞在一起。请您按照这样的命令去办吧。

由于镇墓瓶上一般都详细记载死者姓名，卒时年、月、日、时，纪年准确，对于考古断代以及补史、证史有很高的价值。镇墓罐往往成对使用，或放在墓主头部，或置死者脚旁，有的也放于枕内或尸床内。

镇墓瓶上的镇墓文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它是东汉中后期巫道盛行的产物。东汉末年，随着儒家统治地位的动摇，谶纬迷信在社会上泛滥，尤其是魏晋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南北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汉文化中的谶纬迷信，祭祀宗教，与一些带有巫术色彩的民族宗教相融合，使杂密经咒迅速传播开来。如当时流寓凉州的竺法护、鸠摩罗什都是有名的咒术大师。这些杂密经咒的内容无所不有，如祛病消灾、召神呼鬼、往生佛国、谈道成佛等，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得到统治阶级的广泛支持。这些神鬼咒术必会渗透到人们生活、生产和信仰之中，从而被更多的民众所接受。镇墓罐上的内容正是这一思想在墓葬文化中的真实反映。

另外，由于魏晋时期，严禁在墓前立碑，因而埋入墓中的镇墓罐也起到了墓志的作用，这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为准确的实物资料。

7、 简述东晋南朝帝王陵墓的基本特征

六点共同特征：

a) 选择背依山岗，面向平原的地势作为葬地。

b) 依山开凿大型墓坑，加铺多层底砖后，在其上砌筑墓室。墓室砌筑完毕之后，即在其上填土夯实。 c) 墓室一般为带拱券形甬道的单室，甬道内设置两道石门；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顶部多呈穹隆形。随

着时间的推移，时代越晚外凸弧度越大，到南朝末期平面已呈椭圆形；墓室壁面使用花纹转和镶嵌大幅砖画，这些砖画由多块磨制的小砖拼砌而成，有的画面达2平方米，线条劲健，人物生动。由于南朝绘画真迹未能流传下来，这些砖画就是现在能看到的真正的南朝绘画作品。较早陵墓的拼砌画像砖，题材不仅有竹林七贤、荣启期，还有羽人、龙虎和鼓吹骑从等内容；较晚的墓壁则仅用莲花忍冬花纹转，有的还在甬道壁面拼砌出蹲狮形象。

d) 由于南方地下潮湿，为防止墓室内部积水，墓室内都设置有排水系统，排水沟通常伸出墓室100米

以外，这是南朝陵墓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e) 封闭墓室的措施，除了双重木门或双重石门之外，往往再用砖封堵，然后在封门砖外再加砌两道牢

固的封门高墙。

f) 陵墓之前的神道两侧列置石刻，包括石兽、石柱、石碑，均为夹神道而立的对称布局。 8、 简述西安地区唐墓出土瓷器的分期及特征

瓷窑遗址和瓷器 隋唐时的瓷窑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业经调查或发掘的窑址有数十处，隋代窑址已发现数处，北方的制瓷业有了较大发展。至唐代，制瓷业发展很快，成为一个的手工业部门，器物造型和装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生产规模及烧造地域都不断扩大。

隋唐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南方盛产青瓷，北方盛产白瓷，故有“南青北白”之称。此外黄釉、黑釉等多种釉色的瓷器以及花釉瓷器、绞胎瓷器的烧造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生产青瓷最为有名的越州窑，在唐代有了更大发展，瓷场迅速扩展，新窑大量涌现，窑址遍布浙江上虞、余姚、宁波一带，它的产品产量大、质量高，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初一直是青瓷生产的最大窑场（见）。与越窑齐名的生产白瓷的是邢窑，在河北临城县。晚唐勃兴并取代邢窑成为白瓷著名产地的在河北曲阳县。其余南北各地生产青、白瓷的窑址大都兼烧其他釉色的瓷器。如河南巩县窑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瓷；密县西关窑、郏县黑虎洞窑、黄道窑烧白瓷又烧黄釉、黑釉瓷和花釉瓷；淮南寿州窑由烧青瓷改烧黄釉瓷，陕西铜川窑兼烧青釉和黑釉瓷而以烧黑釉瓷闻名于世。长沙窑是以烧青瓷为主的窑， 约在中唐以前创出了釉下彩， 这一创新打破了青瓷色调单一的局面，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

隋唐瓷窑北方仍用圆窑，越窑仍用龙窑。窑具除原已使用的锯齿形支托、三叉形支具和扁圆形垫饼外，新出现了匣钵，至少在晚唐越窑和寿州窑均已大量使用。匣钵的使用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制造精细瓷器创造了条件。

对隋唐瓷器的研究，着重于探讨在造型、装饰、釉色诸方面的特点及工艺水平。以西安地区有纪年唐墓出土的瓷器为标准，一般可以将唐代瓷器分作3期：

第一期为唐高祖至武则天时期,青瓷占绝大多数,白瓷较少；青瓷以越窑产品为最佳，而白瓷有些还不易与青瓷区别开来。施釉比较草率,釉质较厚,且不均匀。往往出现流釉现象。常见凤首壶、龙柄壶、高足盘、四耳罐等较大型器物，小型实用器较少。通常以刻划、模印、贴塑、捏塑等手法作成绳纹、弦纹、联珠、流云、忍冬、莲瓣、动物、人物等纹样。

第二期为唐中宗至代宗时期，青、白瓷数量都在增大，白瓷质量有所提高，其他釉色的瓷器日益丰富，且有里施白釉外施黑釉者。各种瓷器施釉比较仔细,釉色较为纯正,出现了绞釉和绞胎瓷。大型器物渐少，实用器物多起来，器底普遍加圆饼状实足或浅圈足。线刻、划花、彩绘等是常见的装饰手法，主要纹饰为莲瓣、宝相花、花卉、人物故事等，手法简洁洗练。

第三期为唐德宗至哀帝时期，青、白瓷和其他各种釉色的瓷器质量显著提高，缸胎器物大量出现。施釉技术更高，普遍使用了护胎釉，彩釉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器物种类明显增多,实际生活用器形制多种多

样,器物底部普遍用圈足。玩具大量生产。装饰手法中，墨画、彩斑、釉下彩绘占突出地位，纹样有花卉、禽鸟、人物故事以及彩斑、彩绘图案等。

唐三彩 是唐代盛行的一种美术陶瓷，以器表施绚烂夺目的彩釉为主要特征，胎质有红色陶胎和白色陶胎两类，前者以普通陶土为原料，后者用瓷土烧成，烧成温度约800～1100℃,比瓷器略低。现知出土三彩器年代最早的纪年墓是上元二年(675)李凤墓。 唐三彩工艺在盛唐达到了它的最盛期,安史之乱以后,两京地区迅速衰落下去，南方扬州一带则有兴起的趋势。迄今所见三彩器包括专供丧葬用的各种俑类、模型器和生活用器，绝大多数出自墓葬，遗址中少见，且多为碎片。出土数量最大、器物最精美的地区是两京长安和洛阳，其次为扬州，其他如山西、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省，虽有出土，但为数不多。在河南巩县小黄冶和白河乡，密县西关窑，登封曲河窑曾发现唐三彩窑址。 9、 简述北宋帝陵的基本特征

宋代帝陵的布局基本上沿袭唐代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北宋八陵皆在巩义市，其陵园建置基本相同，皆由兆域、上宫、下宫、皇后陵、陪葬墓组成。

北宋帝陵制度特点：

1) 北宋皇陵陵园的选地一反过去历代帝陵居高临下、背山面河的建置。陵园位于嵩山少室山脉之阴，

背依伊洛河，面山背水。从鹊台、乳台直至上宫宫城逐渐斜降，陵台（中心建筑）位于全陵的低凹处。所谓鹊台、乳台，就是在神道最南端设两重土阙，分别称鹊台与乳台。各陵从南到北有数米至10余米的落差。这种状况是受了北宋盛行的阴阳堪舆术的影响。这种坐北面南又南高北低的陵园布局，一反中国古代建筑增高的做法，成为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史上的孤例。

2) 兆域之内，帝后同茔合葬，但各自单独起陵。后陵在帝陵之西北，布局与帝陵相同，规模比帝陵

小一倍。（这种制度显然受西汉帝陵的影响） 皇后陵的陵园建置与皇帝陵完全相同，只是规模缩小，神道石雕像有所减少。同时还常以数个皇后合祔一陵，而且不按辈分，早死的皇后也可祔葬先辈帝陵旁。只是埋葬方位上，同辈后陵自东南向西北排列，晚辈后陵则在上辈之北。

3) 帝陵陵台居于上宫中心，夯土筑成覆斗形，南面置石雕宫人一对。陵台四周筑平面呈正方形的夯

土陵垣，每面正中各开一神门，门侧设阙台，四角建角阙，东、西、北三门外各置一对蹲狮，南神门为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一对，门外置石雕奔狮、武士各一对。南神门外为神道。乳台之北为列石，自南而北依次为望柱、象及驯象人、瑞兽、角端、仗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北宋诸陵的石雕在排列顺序上 整齐划一，数目也完全相同。除陵园上宫的四神门之外各置一对石狮之外，其余石雕像均置于陵前，并集中排列于神道的东西两侧。同时，与以前相比较，石雕像的间距较近，大大缩短了陵园前后距离，使陵园布局显得更加紧凑。 4) 设县以奉陵邑。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特建永安镇为永安县，以其税役“充奉山园”。由于北

宋皇陵埋葬比较集中，因此北宋王朝只建有一个陵邑来管辖全部陵区事宜。又因为宋代奉陵邑的设置要晚于辽代，因此，有人认为宋代奉陵邑的设置受了辽代影响。

5) 设禅院（寺院）追奉祖先。在宋陵四个陵区旁均设有皇家禅院，均位于陵区西北部，计有永昌禅

院、永定禅院、昭孝禅院和宁神禅院，用来豢养僧尼为陵主魂灵诵经。在皇陵设置寺院，相传始于东汉明帝。

6) 陪葬制度。北宋帝陵的每座皇陵兆域之内都有宗师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 7) 地宫。北宋皇陵地宫，又称玄室或皇堂。皇陵地宫卫经过发掘，情况不甚清楚。

有人将宋陵地宫形制和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砖砌单室墓，约包括永安、永昌、永熙三陵及祔葬于三陵的后陵；第二阶段仍为单室墓，但改为石构，包括永定、永昭二陵及祔葬后陵；第三阶段的墓室分为上下两层，即在石砌墓室内又建造石椁，包括永厚、永裕、永泰三陵及祔葬诸后陵。

二、论述题（每题40分，共计120分）

1、试论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及主要特征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以渭

﹑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

发展序列：裴李岗文化-大河村一二期文化-秦王寨类型-王湾三期。 2、试述汉代画像石墓的分区、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及雕刻技法

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南阳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

题材内容丰富多样，可概括为八类：A 生产生活类 主要表现墓主庄园和手工业作坊内生产劳动场面的耕作、放牧、射猎、纺织等。 B 墓主仕宦经历和身份类，主要有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幕府等。 C 墓主生活类，有燕居、庖厨、宴饮、乐舞百戏、六博等。 D 历史故事类，主要是宣扬忠孝节义，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忠臣孝子、节妇烈女和古代圣贤故事。 E 神化故事类，主要有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四神和象征神仙世界的奇禽异兽等。 F 祥瑞类，多是从天人感应论引申出来的表示吉祥的事务，如蓂荚、神鼎等。 G 天象类，主要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宿和云气， H 图案花纹类，一部分为边饰花纹，主要有菱纹、穿环纹、垂幛纹、三角纹、流云纹、龙云纹等。另一部分作为建筑装饰而出现，如藻井中的莲花、门扉上的铺首衔环等。一般是前四类刻于墓室四壁，第567类刻于墓门、墓顶，第八类中的边饰花纹部分作为其他类的装饰而散见各处。

画像的雕刻技法有六种：A 阴线刻，图像全部用阴刻线条来表现，如山东福山东留公村墓的车骑出行画像。 B 凹面刻，把物象轮廓内剔成凹入的平面，再以阴线刻划细部。 C 减地平面阴刻，在平滑的石面上，将物象轮廓外减地，使物象呈平面凸起，细部再用阴线刻出或用朱线墨线勾绘。 D 浅浮雕，将物象轮廓外减地，使物象略呈弧状凸起，如山东安丘汉画像石墓。 E 高浮雕，减地后物象弧面浮起较高，细部起伏明显，有较强的立体感，如山东安丘墓门额的卧鹿像。 F 透雕，把物象的某些部分刻透镂空，使之类似立体的圆雕。每种技法因时间、地域之别，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不同的技法是决定画像石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

3、试述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题材内容、分期及特征 分五期：

第一阶段，约为6世纪晚期至7世纪前期，布局和内容延续北朝旧制，墓道、天井、墓室三部分的壁画分为上下两栏，全部壁画以最后一个天井为界分为前后来年各个单元，前部单元主要是描绘墓主人外出游猎的场面，后部单元主要是描绘墓主人的内宅生活及附属建筑物等。

第二、三阶段：约为7世纪中期到8世纪前期，是唐代壁画特征开始出现和形成的时期，壁画都是单栏形式，全墓壁画的布局趋于一元化。内容除各种出行仪仗、卫队之外，出现了各种影做的仿木结构，配合以男女侍从，突出了墓葬的宅院化特点。第三阶段，乐游内容更加增多，其中有些题材还表现出受中亚的影响。

第四阶段，约为8世纪中期至9世纪之初，墓道壁画趋向衰落，墓室壁画流行墓主人像和人物屏风画。 第五阶段，约为9世纪初至10世纪初，是第四阶段壁画的简化，屏风画的内容以云鹤、翎毛取代了人物。 2007年

一、简答题（任选10题回答，每题15分，共150分） 1、 简述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经历 2、简述苏秉琦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 3、简述细石器文化

4、简述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

5、简述尖底瓶的考古发现和形式演变 6、简述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概况 7、什么是黄肠题凑

8、简述镇墓兽的定义与考古发现

9、简述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

10、列举10个以上与考古学相关的其他学科并说明理由 11、简单总结在考古勘探中遥感探测地面遗迹的应用原理 12、在渭河岸考古现场出土饱水木质文物时应如何处理 13、简述文物存放环境的控制与调节在文物保护中的地位 14、现代文物分析技术与传统文物的研究的信息来源有何不

15、巴蜀地区出土陶器经常会出现酥粉现象，请分析它们的形成原因在库房保管中应注意什么 二、论述题（任选5题回答，每题30分，共150分） 1、论述铜石并用时代

2、论述中国古代都城布局形制的演变 3、试论秦汉帝王陵墓制度的演变 4、试论考古学地层学的原理

5、试论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原理

6、在文物修复实验中，如何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

7、2006年夏，西南某城出土了10具大型楠木船棺，其材质较好，重量一般在4吨以上，请提出出土后环境控制方案及脱水技术路线

8、墓葬壁画对外开放以后，一般会有哪些演变？分析它们的成因，提出你的建议 2006年 一 名解：

1三棱大尖状器 2 中石器时代 3 清凉寺 4 利簋 5 釦器 6 三体石经 7 唐三彩 8 钧窑 9 三叠层 10 安特生 11 苏秉琦 二 简答：

1 夏文化研究概况；

2 黄河流域秦汉中小型墓葬形制演变； 3 汉代至隋唐都城形制演变。 三 论述

1 试论仰韶文化；

2 试论考古学类型学的基本原理。 2005年

一、 名词解释：

1. 绝对年代: 是根据某种事物的变化速率给出的数值年龄，也叫定量测年。

绝对年代的记数通常有以四季轮回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单位的太阳年和原子周期性释放为单位

的放射性纪年等方式，但在历史上普遍流行的是太阳年，至今通用的也是太阳年，在使用放射性年代时一般也要将其换算成太阳年。

现在通用的西（公）历则是以耶稣的诞生为起点，记作AD 1即公元1年，在这一年之前即公元前

的记法为** BC，在这一年之后即公元年代的记法为** AD。现代的科学放射性年代以距今（1950年）为起点，记作** BP，400 BP即AD 1550年。

2. 蒙特留斯:瑞典考古学家，史前时代文化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其研究的重点是史前文化的分期与年

代，尤专西欧、北欧地区的青铜文化，提倡类型学方法。他的主要著作有《青铜时代年代问题》（1885）、《异教时代的瑞典文明》（1888）、《使用金属器以来的意大利原始文化》（15-1910）、《东方与欧洲上古文化诸时期》、《英国青铜时代年代学》、《史前希腊》等。他在各地博物馆和大学的演讲对考古工作的普及也有很大贡献。 3. 孢子花粉与植物硅酸体

植物是环境的标志性生物，通常情况下，植物对一定环境的适应是有一定限度的，环境变化幅度过大，超出了植物适应的限度，就必然导致植物群落面貌的改变，进而影响植物带的分布。

孢粉分析即通过对地层中分离出来的植物孢子和花粉的鉴定，认清它们所归属的植物属种，进而推断出当时的古植被、古地理及古气候特征。

在理解孢粉分析原理时，有以下几点问题值得注意： 关于孢粉传播的问题

孢粉的特征决定了孢粉易于被外力携带而传播，这一点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近代的孢粉学家在这方面也做过很多的研究，概括总结出了以下两点结论： 绝大多数的孢粉都落在产生孢粉的植物体附近。

由于各种木本植物产生花粉的能力不同以及花粉结构的差异，所以在植物分布区以 外的花粉传播情况就各不相同。

孢粉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据孢粉分析确定考古遗址的年代：近二、三十年来，孢粉分析已广泛应用于考古研究。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如德国、丹麦、瑞典、前苏联、美国、墨西哥、日本和我国等在考古研究中注重用孢粉分析的应用。尤其是日本，该工作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分析了新石器时代各期的植被演替情况，详细研究了各遗址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我国一些著名的考古遗址也都进行了孢粉分析，如山西丁村人遗址、临潼姜寨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上海青浦的崧泽遗址、寺前村遗址、福泉山遗址、广富林遗址、金山亭林遗址、唯亭草鞋山遗址等。

孢粉学家得出结论：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孢粉组合是相似的；在年代不详的遗址文化层发现了另一已知年代遗址文化层的孢粉组合，根据孢粉组合的特征，即可确定此遗址文化层和已知的文化层时代相当。

根据孢粉组合特征推断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史前人类及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分析遗址文化层中的孢粉，对于了解当时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很好的方法。

了解古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古代人类生存依赖于自然环境，但人类活动也不断地影响和改变自然环境。陆地上的森林系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一直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经年代测定，最老的文化层年代为距今7000年-8000年，是我国南方年代较早的人类遗址之一。孢粉工作者对遗址样品进行了孢粉研究，在遗址的第四文化层孢粉组合中发现有大量的栽培水稻的花粉，此层普遍见到水稻的谷壳、稻杆和稻叶，经专家鉴定，应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oryasotivaL,subspHsinTing)，为研究水稻的起源和演变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远比日本北部和中部发现的水稻花粉早3000多年，比印度出土的稻谷遗址早了2000多年(印度出土的稻谷共十余处，最早一处距今4300多年)。 河姆渡水稻的发现，一方面可进一步考证水稻的起源和传播，另一方面还涉及到对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估计问题。因为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以前，普遍的看法是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心，长江以南地区只是受到黄河流域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鉴于河姆渡遗址的年代早于北方的仰韶文化的年代或至少与它相当，而出土的木构建筑、骨耜农具都超过北方同类出土遗物的水平，因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

考古遗址中的任务：在考古实践中采集孢粉样品是进行孢粉分析的前提，采样的对象有：砂、粘土、

亚粘土、淤泥、泥炭、灰烬、蜂蜜、胃内含物等。采样要系统采取，逐层都采，现在表土也要采集，以便于相互对照。选择典型剖面，清理表面，保持剖面的新鲜和不受混杂，绘出采样位置分布图，再自下而上采样，采样工具要防止粘附样品，动作要迅速，用干净的包装物包好，不能让空气中的现代花粉混入样品。每个样品块要在500克以上，每块都要写标签。 采样中的几个基本原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应在制定考古发掘计划时制定出系统的孢粉采样计划，这样才有可能尽可能多的获得有价值的信息。第二，对于特别的遗迹或遗物的采样方法可以做一些变通，但通常情况下不同的遗迹或遗物总是分别采样。第三，应尽量多的采集样品，在研究中经常遇见这样的情况，当需要分析一种遗存中的孢粉时却发现没有采集样品，所以，一定要在发掘过程中尽可能多的采集样品。

植物硅酸体，又称植硅石(phytolith)，是指高等植物细胞中发育的硅质颗粒，易鉴定且较易被保存在考古地层和遗物中。许多栽培植物能够产生具属种一级鉴定特征的植物硅酸体。通过考古土壤等样品的硅酸体分析，能够较好地恢复史前农耕面貌与特点。目前，已有一些栽培植物的硅酸体形态得到了较好的研究，当古植物学家也有一些成功的研究范例。植物硅酸体分析，将在农业考古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4. 三棱尖状器 5. 干栏式建筑 6. 人殉与人牲 7. 黄肠题凑 8. 唐三彩 9. 邢窑 10. 开元通宝 二、 简答：

1. 考古类型学的作用与局限性；

考古类型学，是借用生物进化论和生物分类的原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进行科学整理、分类、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也称为“标型学”或“器物形态学”。

局限性：

第一，只能确定出现早晚的逻辑序列，不能判定每式具体存在的年代。器物新旧形态，总是存在着一定并存时间，甚至有的旧形态比新形态存在的时间还长。发掘所得的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是代表了遗物被埋藏的时间先后，因此，也会出现新旧形态共存现象，甚至出现前后颠倒的现象，要判定具体存在年代，应采用多方法、多视角、多参照系的综合研究。

第二，只能确定相对早晚，不能确定每式之间的时间间隔长短。

第三，只能对一部分遗迹、遗物或遗存群进行排序，特异形态、突变器物形态都不能用类型学方法研究。

第四，类型学分析属于不完全归纳法，排出的序列和总结出的规律都有一定的假定成份，随着新资料的积累，需要作补充或修改；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完全不反映实际情况，需要在资料增加后重新排队。

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把“类型学研究”与“分类研究”、“器物形态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类型学研究只是分类研究中的一种，而分类研究又是形态研究中的一种。 2. 旧石器的制作步骤；

3. 写出几种陶质炊器并绘图（不少于五种）； 4. 周公庙墓地的发现及其意义； 5. 汉代铁器普遍使用带来的影响。 汉代铁器

汉代用铁制成的器物，包括各种农具、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各地汉代遗址和墓葬中多有出土。按制造方法不同，可分锻件和铸件两大类，分别以块炼铁和生铁作材料。由于冶炼技术进步，许多锻件和铸

件已达到钢的标准。汉代铁器的制造和使用量很大，已普及全国，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铁器关系到国计民生、军备国防，制铁业成为特别重要的经济部门，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西汉初期，各地制铁业多被控制在诸侯王及富商手中。汉武帝时，在各地置铁官，垄断全国的制铁业,并实行专卖。东汉前期,承袭西汉制度，冶铁业仍由国家专营。但豪强地主势力强大,私设工场,自造铁器，官府不能禁止。章和二年（公元88），和帝即位，宣布盐铁开禁。此后，各地冶铁业多为豪强地主私营。 铁器的种类和效用 铁农具有犁、锸、铲、锄、耙、镰等。犁上的铧，一般系全铁制，比战国时代的铁口木铧要进步得多。为了防止铧的口刃磨损，多采用在前端套铧冠的方法。为了提高翻土效率，还在铧上装置土（犁镜）。锸、铲等和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的改进。双齿或三齿的铁耙,用于耙地松土,为前代所未见。铁镰有各种型式，用于刈割禾穗和禾茎。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汉代农业生产有显著提高。铁工具有斧、锛、锤、凿、刀、锯、锥、钉等。铁斧的普遍使用，有利于森林的砍伐，使长江流域和边远地区的开发加速。由于使用了各种铁工具，木工和石工的效率大大提高。汉代造船业突飞猛进，应与铁工具的进一步使用有关。用于谷物加工的转盘式双扇石磨的出现和迅速普及，石室墓、石祠堂、石阙及各种石雕像、石刻画像的流行，都是与铁工具的进步分不开的。

在兵器方面，铁器的优越性更为突出。铁制的长剑在西汉前期就取代了战国以来较短的青铜剑。柄首成环状的大铁刀，在西汉时出现，是一种新兴的武器。商周以来长期流行的铜戈，也在西汉中后期被铁制的矛和戟所代替。西汉时矢镞虽然有不少是铜质的，但铤部多已改为铁制，而铁镞也开始流行，到东汉时终于代替了铜镞。由于制铁技术的发展，铠甲的质量和性能有显著的提高。河北省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铠甲，是由2800多片细小的铁片编成的鱼鳞甲，制作精致、完善。在防守上也大量使用铁蒺藜。由于汉朝掌握了各种先进的铁兵器，所以能对付北方民族强大的骑兵。景帝时，晁错分析汉朝与匈奴作战的军事形势，就指出优越的武器是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之一。

铁制生活用具有鼎、炉、釜等容器和炊器，还有带钩、镊子、火钳、剪刀、厨刀，以及钓鱼钩和缝衣针等等。铁釜的广泛使用，为炊事提供了方便，在河南省南阳瓦房庄发现的一件大铁锅，直径达2米左右,可能是煮盐用的。厨刀从别的各种刀类中分化出来，专门按庖厨的需要而制造。汉代的剪刀，和世界各地初期的剪刀一样，是用一根两端具有锋刃的铁条弯曲而成，利用钢铁的弹性而操作。铁制的缝衣针,不仅用于缝制衣物,而且在刺绣方面显示了优越性。度量用的尺子，也有许多是铁制的，其刻度和花纹有的用金丝镶嵌。汉代盛行铜灯,但东汉时铁灯也很流行，洛阳等地汉墓中出土的“十二枝灯”等制作得相当精致。到了东汉中后期，镜子也有许多是铁制的，花纹多属“夔凤纹”。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的一枚铁镜，用金丝和银丝镶嵌花纹，十分精致。

铁官和作坊 传世的“齐铁官印”、“齐铁官长”、“齐铁官丞”和“临淄铁丞”等封泥，是西汉初期诸侯王自设铁官、经营冶铁业的物证。从汉武帝时开始，在全国设铁官40余处,其分布东起山东、江苏,西到甘肃，东北到辽宁，西南到四川、云南之间。各地铁官所制的铁器,有时有铭文作为标志。例如,河南郡（今河南省洛阳）所制的有“河一”、“河二”、“河三”字样，南阳郡(今河南省南阳)所制的有“阳一”、“阳二”字样，河东郡（今山西省夏县）所制的有“东一”、“东二”、“东三”字样。“河”、“阳”、“东”等是郡名的简称,“一”“二”、“三”等则是各郡铁官所属作坊和工场的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广泛调查，在北京市清河镇、山东省滕州市、江苏省徐州市等许多地点发现了制铁工场的遗址。特别是河南省，所发现的制铁工场和作坊遗址已达十余处，其中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已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可以了解当时的冶炼设施、操作过程和技术水平。巩县铁生沟遗址在矿山附近，所发现的炼炉很多，而锻炉、熔炉和铸范都较少，可以认为这个制铁作坊以冶炼铁料为主，锻铸器物为次。南阳瓦房庄遗址在当时南阳郡治所宛县城内，远离矿区，这里的作坊主要是利用从别处运

来的生铁锭和废旧铁器作原料，进行熔炼，以制造各种器物。由此可见，汉代的冶铁工场,有时因各种条件不同,在业务上各有侧重。山东省滕州市宏道院出土画像石上的冶铁图，形象地显示了东汉时冶铁工场中用皮橐为炼炉鼓风及其他操作的情形。

冶炼的技术水平 汉代铁器中用块炼铁作材料的锻件，有许多已达到钢的标准，而且在战国晚期“块炼渗碳钢”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到西汉中期已能用反复锻打的方法使之成为早期的“百炼钢”。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佩剑，便是这种正在形成的“百炼钢”工艺的早期产品。刘胜佩剑还经过表面渗碳和刃部淬火，使得剑刃坚硬、锋利，而脊部仍保持较好的韧性。另一方面，汉代铁器中用生铁作材料的铸件，除了有许多是经过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以外，到西汉中期还有了不少“灰口铁”的铸件，后者更具有硬度较低、脆性较小、耐磨、滑润性能良好等特点。满城汉墓出土的铁是“展性铸铁”的制品,而车轴承则为“灰口铁”铸件,说明当时已掌握了不同种类铸铁的性能而加以应用。西汉中期，还发明了利用热处理使铸铁在固体状态下脱碳成钢的技术，满城汉墓出土的铁镞便是用这种工艺制成的钢件。到了西汉后期，随着冶炼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又出现了用生铁炒炼成钢的新方法，主要是将生铁加热成半液体状态，加以不断的搅拌，利用空气中的氧使之脱碳，以获得不同含碳量的钢，可称“炒钢”。山东省苍山汉墓出土有错金铭文的东汉永初六年 (112)的“三十炼大刀”，就是用“炒钢”为材料，经过反复加热锻打而制成的优质钢件。用生产效率很高的生铁大量地作为制钢的材料，这是炼钢史上的一次（见汉代冶铁遗址）。 三、 论述：

1. 概述中国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2. 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变化（以汉唐为例）。 2004年

一、 名词解释： 1. 石片：

2. 文化层：指由于古代人类活动而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每一层代表一定的时

期。考古工作即是从地层上正确划出上下文化层的叠压关系。根据文化层的包含物和叠压关系，可以确定遗址各层的文化内涵和相对年代。 3. 利簋：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中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为周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

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 ，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 ，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译文大意是：

武王征伐商国，甲子日早上，岁祭，贞卜，能克，传闻各部，早上占有了朝歌，辛未那天，武王的在阑驻扎，赏赐右史利铜，用作檀公宝尊彝。

武王伐商，甲子日凌晨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战胜商朝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 地的驻地赏「有司」利以铜，利觉得很荣耀，就用铜来铸造宝器以纪念这件事。 再有是从开战后的第八天，就对有关人员进行奖励，说明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

利簋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 及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4. 陶衣：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

颜色有白、红和灰等。这种色浆，在陶瓷工艺技术上称“陶衣”，也叫“化妆土”、“装饰土”、“护胎釉”。陶衣作用大体有三种：一、美化胎面，起装饰作用；二、避免坯胎大量吸收釉水和烧裂；三、填补坯胎气孔。

5. 郑韩故城：郑韩故城位于今河南省新郑市区周围，双洎河（古洧水）与黄水河（古溱水）交汇处。平

面呈不规则三角形。城垣周长20公里，城内面积16平方公里，城墙用五花土分层夯筑而成，基宽40—60米，高15—18米。北墙外侧有数处马面建筑，是全国最早的新型城墙防御设施。

6. 石楔：形似斧锛而形体较小，单面刃。主要用于劈开木材。多见于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各文化中。 7. 镇墓俑：镇墓俑源于古代傅说中的方相神，又称方良或鬼魅，是山川精怪，有驱除的法力。这种

怪兽多塑成蹲坐状，有人面兽身和兽面兽身两种，外形凶猛可怕，头上长角，两膊间有火焰状翅膀，蹄足，羽人兽鸟的结合。镇墓兽安放在墓室前，人面和兽面的各一。镇墓兽因造型奇异可怕，加上光怪陆离的釉彩，在坟墓这种特定环境中，会使人有恐怖的感觉。

在西安、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各类随葬品中，镇墓俑以其丰富的出土量、清晰的演变序列及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无纪年唐墓分期断代的标准器之一，尤其是这一俑群中最能代表社会文化气息的武士状、天王状镇墓俑，其形象由于与唐代流行文化的因素息息相关而备受学界关注。 8.

公墓：周代墓地多实行族葬制，分为公墓区和邦墓区。公墓区埋葬国君等高级贵族，邦墓区埋葬

平民及中小贵族。 9. 名旌

10. 《金石录》：三十卷，宋赵明诚撰。赵明诚，字德甫，山东诸城人，对考古、金石、书画研究甚深。《金

石录》一书，著录其所见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是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全书共三十卷，前为目录十卷，后为跋尾二十卷，考订精核，评论独具卓识。 二、 简答：

1. 简述考古类型学的基本原理；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理论的基木内容之一。主要用来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从而结合地层学判断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大量用于研究陶器、瓷器等使用周期短、变化较明显的器物。考古类型学是对收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研究和方。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又称标型学或者器物形态学。通过对考古遗存形态的排比来探求其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凡事具有一定的形态并且延续了一定时间的考古遗存，都可以进行类型学研究。

基本原理：作为人类生产品的各种器物的形态或样式，取决于人们生产生活得需要，同时也受到意识形态，如审美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这几种因素往往综合成一种特定的力量，形成牢固的文化传统，决定着器物的特定形态。 人类文化又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人类共同体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和价值观、审美观的不同，生产物的形态也不尽相同；而同一共同体在同一时期内，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等方面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器物形态也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共同的特点。

人类社会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各种文化因素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器物的形态也常常随之改变。因此，器物的形态既具有历史阶段的稳定性，又具有明显的时代与文化特色。

由于器物形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故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器物形态有所不同。考古类型学依据器物形态特征及其变化研究其演变规律，进而依据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判定遗迹、义务的相对年代，确定于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最后建立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发生、发展、演变的时空框架，探讨各文化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过程。

2. 简述中国细石核的分类；

中国细石器传统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末期,是采用一套特殊工艺生产石制品,以适应制作复合工具的石器传统。1906年,有人在内蒙于地表发现了细石器。二十和三十年代,纳尔逊(Neson)和德日进(Teilh。rd de Ch。rdin)根据在蒙古沙巴拉克,我国吐鲁番七角井子、哈尔滨顾乡屯以及美国阿拉斯加发现的细石核,分别提出了亚洲和美洲在史前存在文化联系的假设。此后,这类细石核被发现广泛分布于东亚、东北亚和西北美的广大地区。我国的细石器遗存十分丰富,但多为地表采集,较难确定年代早晚,给文化对比带来困难。 3. 简述商周时期的棺椁制度；

史前时代墓葬 中国埋葬遗迹最早见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遗址。新石器时代已有了一定的葬制，历年来,在上百处墓地发掘的1.3万余座墓葬，其中70％以上分布在黄河流域。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一般墓坑小而浅，墓葬排列有序，多为单人葬，没有发现葬具的痕迹；随葬器物的数量不多，彼此没有显著差别。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采用木质葬具的大墓，有的随葬上百件陶器，有的随葬较多的玉器，表明墓主生前占有多量财富。陶寺遗址的个别大墓，随葬器物多达 200余件，其中有精致的彩绘陶器和木器以及鼍鼓、特磬等大件乐器。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土墩墓，分别用石块和土堆砌筑而成，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又有地面标志的大型丛葬墓。这些大墓从不同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曙光。

商周时代墓葬 已发掘的商周时代墓葬总计有 1万多座。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型墓葬。随着阶级分化和等级制度的确立，埋葬制度也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奴隶主上层贵族的墓葬墓室宏大，有墓道,使用多层棺椁,有些地面上建有用于祭祀的建筑。随葬品十分丰富，普遍使用人殉、人祭,有的还附葬车马坑。一些小型墓葬,墓坑狭小，仅随葬少量陶器等，有的甚至一无所有。殷墟侯家庄西北岗与武官村之间商王朝后期的王陵区，有13座大墓，其中葬制规格最高的 8座大墓，墓坑四面都有墓道，其余则南北两面或仅南面有墓道。墓室面积最大的达330平方米。陵区东南有 1000多座人祭坑。小屯附近发现的“妇好墓”，规格不高，墓室面积仅20多平方米，无墓道，但随葬品十分丰富，出土青铜器和玉器各有数百件。

西周丰镐遗址张家坡附近的井叔墓地，以周王重臣井叔的中字形大墓为中心，布局主次分明，是考察西周高级贵族葬制的典型资料。

春秋战国墓葬主要发现于列国都城和其他城市遗址附近。列国国君的陵墓多单独集中在一个墓区，整体布局有一定规划。凤翔附近的秦公陵墓，包括13个相对的陵园，每个陵园都有一两座“中”字形大墓。临淄齐国故城附近的田齐王陵、赵邯郸故城附近的赵王陵、平山附近的中山王墓以及被推定为魏国王陵的辉县固围村大墓，上部都有高大的夯筑坟丘，有的还在墓上建造宏大的“享堂”。身份较高的贵族墓葬，随葬成套的青铜礼器、乐器和车马器等。中山王墓随葬陶器的组合也有定制。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帝陵 秦汉及其以后的帝陵，除元代不留坟、无遗迹可寻外，其余各代大都地望明确。

秦始皇陵的规模最大。陵园坐西朝东，平面横长方形，由两座夯土墙环绕。覆斗形坟在内陵园右侧，左侧有寝殿基址。陵园内外发现许多陪葬墓和陪葬坑，其中包括兵马俑坑。

西汉十一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在今西安市东南郊外，其余都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渭北九陵和杜陵，都有覆斗形坟，其中武帝茂陵的坟最大。文帝霸陵“因山为藏”，无坟。当时帝后同茔不同陵，分别由夯土墙环绕成平面正方形的陵园，而后陵小于帝陵。西汉诸陵附近都有陪葬墓，现存陪葬墓坟最多的是高祖长陵和宣帝杜陵，各60多座。咸阳杨家湾的两座长陵陪葬墓，墓主可能是周勃和周亚夫父子。霍去病墓是茂陵的陪葬墓。高祖至宣帝七陵附近，还有为供奉陵园所设陵邑的遗址。东汉帝陵在汉魏洛阳故城附近，除北宋以来所传光武帝原陵外，其余都无法肯定。据记载，东汉帝陵的坟前建石殿，并已有石刻群，这种规制对后世影响很大，但目前尚未发现它们的遗迹。

曹魏和西晋帝陵也在汉魏洛阳故城附近。由于当时主张薄葬，“因山为体”，既无封树，又无寝殿，地面无任何痕迹。晋文帝崇阳陵和晋武帝峻阳陵的位置已基本查明，其他西晋、曹魏诸陵有待探寻。东晋帝陵在南京附近，大致仍依山为陵，并不起坟，个别起坟的也较低小。

南朝陵墓的显著特点，一是墓地的选择受相墓术影响，方向很不一致；二是陵前有很长的神道，列峙石兽、石柱和石碑。刘宋和陈的帝陵，多在南京附近。南齐和萧梁的帝陵，多在丹阳陵口镇。陵口有一对

大型石麒麟，为齐梁陵区总入口的标志。可大体肯定的南朝帝陵已发掘 5座。都是在山坡开挖大型单室长坑，墓壁多用模印花纹砖拼砌大型画面，一般填平后仍起坟。

北朝陵墓经过发掘的，只有大同方山北魏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北魏迁洛以后的帝陵，在洛阳河以西的北邙山下。孝文帝长陵、文始皇后高氏陵和宣武帝景陵的坟比较明确，其他遗迹则无可寻。河以东为当时近支皇族妃嫔和其他贵族的葬地，与长陵的距离因其间血缘关系的亲疏而由近及远。这种布局保留着早期族葬的遗风。

唐代高祖至僖宗十八陵，都在关中平原的北部。唐高祖献陵形如汉陵，仍为覆斗形坟。唐太宗昭陵改在北山南面半腰穿凿玄宫，封堵后不再另起坟。此后多数唐陵沿用此制，陵园布局也依昭陵规制，都在周围筑墙，四面各开一门。南门内有用于朝拜献祭的献殿 (寝殿 )遗迹。南门外的神道两侧，列峙石俑、石马、石鸵鸟、石华表等10余对，有的还有蕃酋立像。陵园南相当距离又有寝宫(下宫)遗迹。石刻群保存最多的是唐高宗和武则天乾陵。陪葬墓坟保存最多的是昭陵(167座 )，献陵其次(67座)，历年作过一些发掘。 五代时期的帝陵，发掘过南京的南唐二陵、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和后蜀孟知祥墓，它们沿用了唐陵的某些制度，但规模较小。

巩县宋陵的北宋八陵，都有覆斗形坟，陵园布局沿袭唐陵制度而稍有变化。主要差别在于：恢复唐以前帝后不同陵之制，后陵附葬于帝陵西北，规模较小；下宫建在帝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位于西南不同；神道石刻的品种和数量增多(一般帝陵23对、后陵10余对)，组合和形制更加定型化。南宋六陵“攒宫(暂厝地)在浙江绍兴，宋亡后被破坏，已无遗迹可寻。

辽陵及奉陵邑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境内。辽陵地面建筑被金兵破坏，布局情况不明，仅知其依山为陵，陵前有享殿遗址。金陵在北京西南郊大房山下，明代将其破坏，现正进行勘察，布局情况有待判明。西夏陵在银川市西贺兰山麓，布局与北宋诸陵颇多不同。

明清两代的陵寝制度有较大变化。坟不再是覆斗形，改变为平面圆形前建方城明楼的宝城宝顶式。坟前面的陵园为纵长方形，并扩大享殿，取消寝宫(下宫)。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沈阳的福陵和昭陵以及河北的清东陵、清西陵，都是这种格局。其间的差别在于：明代帝后同陵合葬，清代帝后不同陵；明陵享殿称棱恩殿，清陵称隆恩殿；清陵在陵丘宝城与方城明楼之间增筑月牙城。明十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把帝陵集中在一个总的陵园内，仅在居于主位的明永乐帝长陵、清顺治帝孝陵和雍正帝泰陵前，即陵园大红门内设置神道和石象生，其余各陵之前不再设置。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其他墓葬 各地发现的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墓葬总计不下数万座。一些显贵家族都有共同的墓地，地面上有高大封土，形成范围很广的墓群。厚葬之风减退，随葬品多用明器。各地区的墓葬形制有所不同，尤其是一些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墓葬，各有特点。

秦和西汉初期的大墓仍采取商周以来的葬制，即在有墓道的土坑竖穴内营造木构椁室，墓主的棺室居中，四周置放随葬器物，长沙马王堆汉墓便是如此。西汉中期的某些诸侯王墓,例如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墓,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多室洞穴，并在洞内搭建木构瓦屋。另有一些诸侯王墓，则在穿土为圹的木构椁宝周围增设“黄肠题凑”。

从汉代开始，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的一般墓葬，多为结构简单的土洞墓，随后长期流行。同时出现几种新的墓制：①空心砖墓。用模印图像空心砖砌筑墓室，开始出现于战国晚期，流行于西汉时期；②砖室墓。用小型长方砖砌筑墓室，西汉中晚期出现于中原和关中一带，东汉以后广为流行，成为全国各地常见的一种墓制，其中许多墓内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天象、四神、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及车马出行、宴饮百戏等；③画像石墓。用雕刻画像的石材砌筑墓室，结构和布局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西汉晚期开始出

现，盛行于东汉时期，主要分布在山东和苏北、河南南阳以及湖北襄樊、陕北与晋西北 3个地区。河南密县的打虎亭汉墓，为砖石结合墓室，既有画像石，又有壁画。另外，四川省境流行画像砖墓和崖墓,画像为模印,题材有收获、射猎、采桑、卖盐等生产和商业活动以及宴饮、乐舞、车骑等生活场面。乐山附近的麻壕崖墓,保存大小不等的墓穴 200余座,年代属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某些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采取特殊的葬俗，例如川南的人悬棺葬。

魏晋以后的贵族官僚墓葬,布局简单,面积缩小。一般都是单室，规格高的有前、后两室，多室的极少。北朝和隋唐大墓的墓道较长,接近墓室部分掏成隧道,并在顶部开通几个天井，以象征宅第的层层院落。在墓室的砖面和墓道两壁绘壁画，内容有墓主人男女侍者门卒和武装骑从行列以及四神图和天象图。北宋和辽金墓葬，墓室由方形、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而且用雕砖砌成仿木建筑结构。雕砖和壁画内容多与前代相同，为宴饮、伎乐场面，有的墓内出现了有关杂剧的题材。

至于随葬器物，西汉中期开始在日常器物之外增添陶质明器，东汉则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更多。从南北朝开始，又随葬大量仪仗俑和伎乐俑，并置放方形石质墓志。盛唐时期常用三彩陶俑。墓主身份高的大墓，陶俑多达数百件以至上千件。宋代以后多随葬瓷器。

东北地区高句丽和渤海时期的上层人物墓葬，沿袭汉代旧制,并结合本族葬俗,墓地多建在较高的地方。形制有积石墓和封土石室墓 2种，排列比较规整。墓室用石块叠砌，多数彩绘壁画。吐蕃时期的藏王墓，受唐代影响，封土夯筑，呈覆斗形。

在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中还有一些历史名人墓，例如：纪念民族始祖的黄帝陵、成吉思汗陵；属于文化名人和民族英雄的孔林、司马迁墓和祠、张衡墓、张仲景墓及祠、司马光墓、岳飞墓、李时珍墓、徐光启墓、李自成墓、郑成功墓；少数民族地区的杨粲墓、奢香墓、阿巴和加麻札；有关中外关系的教圣墓、苏禄王墓等等。

4. 简述隋唐两京墓葬的分期。

隋唐考古：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阶段。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起自隋止于五代(581～960)。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期，政治上统一强大，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在政权直接统治区的周围，还有一些少数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如吐蕃、南诏、渤海等，他们与政权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隋唐文化的许多方面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它通过陆路、海路交通,同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同日本、朝鲜及中亚各国，进行频繁的交往和贸易，国际影响深远。因此，隋唐五古学的研究，不仅在中国考古学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在世界文化史的领域内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发现简况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英、德、法、日等国即派遣探险队,先后进入、甘肃地区，挖掘墓葬,调查古城及石窟寺遗址，掠走大批隋唐文书、壁画、绢画和其他文物。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又大规模地挖掘了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等遗址。中国考古学者在吐鲁番交河故城旁的雅尔湖和甘肃敦煌老爷庙等地发掘过唐墓，在四川成都发掘了五代。还调查过一些城址，如隋大兴唐长安城、唐交河古城、高昌古城、唐沙州城等。此外，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唐代木建筑的发现和洛阳附近隋唐的收集，也是比较主要的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包括隋唐五古跨进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30余年来，勘察了包括两京在内的一大批隋唐城址；调查或发掘了南北各地的隋唐陶、瓷窑址;发掘了一些隋唐居住遗址和宗教遗址;对现存于地上的隋唐遗迹、遗物，如石窟寺、碑刻、塔、栈道、刻铭、建筑等，进行了普查、清理和保护。与此同时，还调查了，发掘了五代和数千座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隋唐墓。从这些遗址、墓葬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隋唐文物，其中有各类陶、瓷器皿，金银器皿，铜铁器；有各种类及模型器；还有各类文书、丝棉麻毛织物、绢画、壁画、墓志，以及不同质地的装饰品、工艺品和其他生活用品。通过上述各项调查、发掘和发现，积累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实物资料，为隋唐考古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30余年里，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典型遗址、墓葬（或墓群）的探讨不断深入，关于隋唐城市、墓葬、遗物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逐步展开。

隋唐城市遗址

隋唐城址考察工作的重点，是隋唐两京和个别大都市，对其他城址一般仅进行了地面调查。

隋唐城市遗址的发现 现已发现的隋唐城址近20处，最重要的是、和以及其他隋唐城址，包括州城和都护府或军的所在地，它们是唐、和、唐沙州城和寿昌城（二城皆在甘肃敦煌县）、唐瓜州城（甘肃安西）、唐单于都护府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隋唐胜州城（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唐天德军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阿拉奔乡北古城）、 隋大同城(天德军城西南约2公里)、唐丰州城（天德军西南约30公里）、唐东受降城（内蒙古托克托县城的“大皇城”）等。此外，根据当地出土墓志及实地调查推断，辽宁朝阳镇即唐营州之所在，内蒙古伊克昭盟红柳河上大湾沟以西的城川古城，可能即唐之宥州城。

隋唐城市的平面布局 隋唐城市的建设，继承并发展了魏晋以来都市建设的传统，属于封闭式的封建城市，其布局的共同特点，是将居民、市场全部局限在四周设置深沟高墙的里坊之中。

隋唐城市的基本布局可分为两类：

①隋唐的都城。都城中又可分为两种形式,第1种形式是隋大兴唐长安城。它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城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初名大兴，唐更名长安。其平面呈长方形，周长约36.7公里。宫城置于郭城北部正中，北连禁苑，南接皇城。宫城皇城以外地面为里坊区，由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将其划分成棋盘式的格局，其间布列110坊及东西两市。其整体设计,显然是以宫城、皇城正南门、朱雀大街及郭城南门明德门所在之南北线为中轴，严格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规划全城街道和坊市的，结构谨严，区划整齐。大兴——长安城的这种布局，合乎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都城建设理想模式，形象地体现了封建集权思想。7世纪以后,相继于宫城之东北、东南兴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但该城的布局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大兴——长安城的坊多作长方形，四周环筑高墙，坊内设一横街或十字交叉街道。东、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辟井字形街道，临街开店铺，市中心为管理机构，市周围也筑有高墙。这种坊市制度，正是封闭式都市所独有的现象。

隋唐都城的第2种形式是东都洛阳城。 其地位仅次于大兴——长安城。 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洛阳城在城址选择、城市规划方面都与上都有所不同。该城横跨洛河南北两岸,整体略呈长方形,周长约27.5公里。其皇城宫城不在郭城北部正中，而置之于城之西北隅地势高亢处。皇城前临洛河，后接宫城。宫城南部及东西两侧为皇城和东西隔城所包围；北部建前后重叠的二小城。皇城和宫城之东，为南北毗连的东城和含嘉仓城，西为东都苑。洛阳的主干大道，由皇城之端门通往郭城定鼎门,同样处于全城西部。洛阳城的坊市,分布于宫城、皇城以南和以东地区，这里虽也是棋盘式的格局，但里坊不是长方形而是方形。市场的位置也不象长安城那样左右对称，在城东部洛河两侧设南、北二市，于城西南部置西市，三市均傍可通舟船的河渠。隋唐洛阳城将其皇城、宫城建于郭城西北隅，是有意区别于长安，表明其规格逊于长安一等。而皇城、宫城地处全城最高处，四面又有洛河、禁苑、隔城及二小城围护，远比长安戒备严密；里坊沿用北魏旧制,面积小于长安,有助于强化对居民的控制，这与它既是都城又是战略要地相适应。洛阳城比长安城小得多，却多设一市，市皆傍河渠，说明在设计上比长安更多地考虑了繁荣工商业的问题。

隋唐扬州城不属都城,由于隋炀帝在此建江都宫,其城市规模也不同于一般地方城市。近10年来，隋唐扬州城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江都宫（亦即唐代的子城）在罗城西北隅蜀冈上，城市布局估计和洛阳城有某些相似。扬州是隋唐时期江南的一大政治经济中心，商业及国际贸易十分发达。重视水路运输，是它在城市规划上的突出特点之一，城内河道纵横，并与流经城下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相通。

②地方城市。唐代州城大多是根据两京坊内十字街的设计和洛阳城方正的里坊制度布署的，较小的州县也是如此。封闭式城市规划的长期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商业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力量不够强大的具体体现，这种城市规划在唐代达到了顶点。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从唐代晚期起，传统坊市制度的藩篱已逐渐被突破，到宋代，为适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以京城汴梁为代表的开放式封建城市出现，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城市平面布局的又一次划时代变革。 隋唐五代墓葬

帝陵 隋唐帝王陵墓中，唐代十八陵及武则天母扬氏的顺陵俱已进行过反复调查，并发掘了昭陵、乾陵区内的一批陪葬墓。五代十国的陵墓如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后蜀孟知祥墓、南京的南唐李墓和李墓、广

州的南汉王刘晟墓和杭州的吴越王钱氏墓也都作了发掘。

唐代帝陵 指昭宗以外唐代十八个皇帝的陵墓，它们分布在关中渭水北岸的三原、礼泉、乾县、富平、蒲城、泾阳诸县。依山为陵，是唐代陵墓的一大特征。据调查，这种作法是从营建太宗昭陵开始的，此后便相沿成制。太宗以下诸帝,虽有因地势高亢之土塬营陵者,但只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三例。与依山为陵出现的同时，还形成了在帝陵区内（如帝陵东南部）辟陪葬区，以皇亲勋臣陪葬的制度。自高宗乾陵开始，陵园平面布局定形化，陵墓石刻组合也大体固定下来。

唐陵的基本布局是：陵园中心筑陵台，台南置献殿。陵台四周通常环筑内外两重陵垣,陵垣整体呈四方形,四面各辟一门。南面为正门，门外设神道，并增筑包砖土阙。东、西、北三门外,各置石狮一对,南门外，除置武士、石狮外，由内向外夹神道列置颂碑、文武侍臣、石马及御马者、瑞禽瑞兽、望柱等石刻。陵区内（如在神道侧面）还建有下宫。

五代陵墓 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均为割据一方的唐朝藩镇，其陵墓沿用唐陵的某些制度。从对割据西南的前蜀、后蜀，割据江南的南唐、吴越、南汉等国陵墓的调查或发掘看，五代陵墓大都象唐代一样是依山为陵建造起来的。只是限于其偏居一隅，政治势力弱小，经济力量不足等客观条件，其陵墓的规模、气势，远不及唐陵雄伟壮观。

前蜀主王建墓与南唐主李、李墓，墓室分别为石结构、砖石混合结构和砖结构，皆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后蜀孟知祥墓，则是三个并列的穹窿顶圆形石室。南唐二陵墓室四壁影作仿木建筑的柱、枋、斗等。棺床建于中室（王建墓）或后室（南唐二陵）。墓内最主要的随葬品是哀册、谥册、谥宝等，王建墓后室还出土有墓主的圆雕石坐像。南唐二陵以大量男女陶俑随葬，陶俑种类多，刻划细腻，代表了内宫中各种不同职分的人物。五代陵墓的某些制度，又为宋代帝王陵墓所继承。

隋唐墓葬的分区和分期 在唐政权直接统治的广大地域内均发现隋唐墓葬，其中以西安、洛阳地区数量最多，西安地区已发掘清理2000多座，洛阳地区估计也有数百座。其次如山西太原、辽宁朝阳、吐鲁番、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苏扬州、广东北江流域及沿海、福建闽江下游和晋江流域，也都是隋唐墓葬发现较多的地区。

隋唐时期，国家长期保持统一，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隋唐墓葬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基本面貌，因受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还各自具有一些地区性的特征,在江南尤其突出。6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提出了隋唐墓葬的分区问题。根据全国发现隋唐墓葬的现状，初步可将其划分为七个区域，即隋唐两京地区、朝阳地区、湖北地区、湖南地区、扬州地区、广东地区和福建地区。 隋唐两京地区 这一地区的隋唐墓数量最多，且不少墓葬有明确纪年，在中国隋唐墓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与其邻近的陕西、河南、山西、甘肃以至吐鲁番等地发现的隋唐墓,虽也各有一些地方性特点,但从全貌看，都与两京地区十分相近。在两京地区，以对的研究最为充分。

两京隋唐墓可以分为3期：第一期，从6世纪晚期至7世纪晚期;第二期,从7世纪晚期至8世纪中；第三期,从8世纪中至10世纪初。第一期墓葬,沿袭北期时期的传统，流行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土洞墓和砖室墓，大墓则盛行带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的形制。随葬陶俑一部分是表现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另一部分为表现墓主人出行的仪仗俑。第二期墓葬，刀形墓室盛行，墓道开始缩短，天井和小龛数量减少，而对墓室构筑却更加重视。墓内多随葬僮仆俑和园宅、假山、建筑模型，突出炫耀其豪华优裕的家庭生活。西安、洛阳的此期唐墓中，随葬较多的唐三彩器物和。太原唐墓壁画多绘制大幅的树下老人图。属此期的、、等,除具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外,还有前、后二墓室，墓内随葬品丰富，墓壁绘制大型出行图、狩猎图和击球图等壁画。第三期墓葬，斜坡墓道更短，竖井式墓道流行,天井变少,小龛移至墓室四周。厚葬之风甚盛，多以金银锦绣为饰。元和(806～820)以后陶俑减少。经常使用装饰华丽的绢衣木身俑。表现墓主生前室内陈设的条幅式立鹤屏风画成了墓室壁画常见的内容。与分期相适应，各期的壁画风格，陶俑的类型和形象，陶瓷器、铜镜、墓志等随葬品的形制和花纹，也都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另外，从西安地区一些大型唐墓看，墓葬中石质棺椁的使用,壁画里仪仗队伍的构成,门前列戟的数目,大都同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相称,基本符合《大唐六典》的有关规定。

朝阳地区 除朝阳外还包括内蒙古东南部至河北北部一带。此区隋唐墓随葬品的情况与两京地区无大区

别，唯朝阳唐墓所随葬的俑中，多为未经焙烧的泥俑。此区隋唐墓的最大特点，是墓室通常作圆形或半圆形，大墓墓室往往以砖墙隔成若干小室。

湖北地区 主要发现于武汉一带，这里是长江中游隋唐墓最多的地区之一。流行以花纹砖砌成的长方形券顶单室墓,较大型墓附建耳室。墓内设较高的棺床,有较完善的排水设施。随葬陶（瓷）质人物俑、陶动物、陶模型器和少量青瓷器。十二生肖俑出现较早，还有人面蛇身或虺首蛇身俑等。青瓷器以生活用器为主，器形有高颈球腹盘口壶、内饰叶纹的高足盘、实足小碗、蹄足圆形砚等。此外，还经常出土三彩人物俑、动物俑和器皿。

从随葬器物看，湖北隋唐墓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南北朝遗风；稍晚的墓葬出土唐三彩；而晚期墓葬出土的盘口壶、瓷罐、唾盂，则表现出晚唐五代的器形特征。 湖南地区 主要指长沙、衡阳、常德、湘阴等地，仅长沙一地,已发掘唐墓500余座。绝大多数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少数为砖室墓,墓砖多素面。土坑墓墓室一端大一端小；有些墓室前端（头部）留生土二层台或挖出小壁龛。砖室墓多为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其次为前室较小的前后室墓（有的后室附建耳室）和两室并列的双室墓。随葬品以釉陶和陶器为主，器形有壶、盘、碗、罐、水注等。也随葬陶武士俑、文俑、伎乐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马、骆驼等。釉陶多施黄褐釉或绿釉，少数墓中发现兼施紫、白、蓝三彩釉者。瓷器有青瓷、白瓷两类。

从随葬器物看，湖南唐墓至少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器物有高足杯、盘、重唇小罐、直口深腹碗、直颈盘口壶等。后期器物有重唇带盖罐、葵花形碗、敞口碗、肩部附加荷叶形饰的盘口壶等。前期釉陶器一般施淡绿色薄轴,并有冰裂纹;后期釉呈黄褐色或深绿色。前期瓷器为半陶半瓷的青釉器；后期则出土一种胎质厚重、颜色混浊、制作粗糙的白瓷。

扬州地区 是长江下游唐墓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墓葬形制主要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长方形券顶单室砖墓两种。砖室墓墓壁常砌出小龛,墓室内设棺床,棺床与墓壁间留出一砖宽孔隙以排水，墓砖素面。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较晚的墓内曾出土白瓷器，器形有钵、盘、杯、盂、四系罐。另有灰陶盘口壶、罐、盆以及陶砚、铜镜等。随葬陶俑为男女侍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马。中、晚唐时期在两京地区唐三彩已明显衰落，而扬州地区的唐墓中常常随葬三彩器。

广东地区 主要指北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如韶关、英德、连江、广州、佛山、博罗等地。广东隋唐墓有土坑墓、砖室墓两类。土坑墓均为长方形竖穴；砖室墓则有单室、双室之分，而以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单室墓一般为平面长方形的券顶墓，墓底后部高于前部，后部置棺，墓壁常砌出小龛，或以半砖突出壁面以置灯盏。墓砖侧面多模印花纹。高级官吏张九龄墓，系大型单室墓，墓室方形，四角攒尖顶，室内筑棺床，墓壁绘画，有较长甬道,甬道两侧筑侧室。双室墓状如二单室墓并列,其间隔一堵砖壁，壁上开通道。随葬器物以釉陶为主，瓷器少见。器形有四耳或六耳罐、碗、坛等。陶坛多出于沿海。个别墓出土少量陶俑。 据随葬器物的形制变化，可将该区墓葬分作前、中、后3期。前期的各种釉陶罐器体较高，底部向外撇,具有较浓厚的南朝器物遗风；流行直口深腹实足的陶碗。此后，罐类逐渐变矮，底部外撇现象消失；碗类口部日渐敞开,腹部越来越浅,实足器减少，圈足器大增。前、中期陶坛火候不高，釉层附着不牢，后期则近于瓷器。

福建地区 主要指闽江下游的闽侯、福清，晋江流域的泉州、晋江、南安、安溪及九龙江流域的漳浦等地。有土坑墓、砖室墓两种，以砖室墓居多。砖室墓通常为带短甬道的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墓底后部高于前部，后部置棺。还有一些刀形墓和多室墓。有些墓墓壁砌小龛。墓砖侧面常印植物纹和吉祥语。随葬品以瓷器为主，主要器形为五盅盘、带座碗、双耳或四耳罐、斗、插器、壶、虎子等，其中五盅盘、插器等应是富有地区特征的器物。漳浦刘坂乡唐墓出土陶俑40多件，是此区唐墓中少见的现象。

根据随葬器物的形制变化，也可将福建隋唐墓分作前、中、后三期。前期器物体形较矮,腹部浑圆;虎子体形较长。中期的罐、壶等器体增高,碗壁渐趋外侈,虎子体形变短。晚期的四耳罐、盘口壶等器形更为修长，流行敞口浅腹圈足碗。注子是后期流行的新器物。 渤海、南诏和吐蕃遗迹

渤海遗迹 主要是城址和墓葬。城址中较重要的有渤海前期都城旧国城（今吉林敦化敖东城）、渤海后

期五京中的上京龙泉府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东京龙原府城（今吉林珲春八连城）、中京显德府城（今吉林和龙西古城）及黑龙江东宁城子古城，该城形制同上京龙泉府相似，被认为是渤海率宾府辖下一州城。 黑龙江宁安，是最重要的渤海城址，也是唯一经过科学勘察和发掘的渤海都城遗址。它和内地隋唐城址一样是封闭式城市。其外郭城平面呈长方形，四面共设10门。宫城居全城北部，宫城前为朱雀大街，是全城的中轴线。由南北大街三条和东西大街五条构成规整的里坊区。坊皆作长方形，四面筑坊墙。 渤海墓葬主要分布在吉林、黑龙江境内的牡丹江、海兰江及绥芬河流域。现已调查、发掘的渤海墓，集中于吉林敦化敖东城和黑龙江宁安东京城附近。较重要的有吉林敦化,黑龙江海林山嘴子墓群,海林北站西山及兴道河子的三处墓地，宁安大牡丹屯、三灵屯和大朱屯渤海墓，以及吉林敦化六顶山贞惠公主墓、延边和龙县。已发掘的六顶山渤海墓和山嘴子渤海墓可以作为渤海前、后两期墓葬的代表。渤海墓沿袭高句丽的传统,以石块和石板为主要建筑材料,地面有封土。一般墓葬,墓室平面为长方形,石块垒砌四壁和盖顶。大型墓则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构成，以石板或青砖砌墓壁，也用石板盖顶。葬具用木棺。墓内除一次葬人架外，常于墓室一隅堆放数个以至十数个个体的散乱人骨，后者应是二次葬的骨殖。随葬品通常只有一至数件陶器和铜铁质带具，少数墓葬有小件鎏金或金质装饰品。前、后期墓葬形制无大区别，富于时代特征的器物是陶器。前期墓所出陶器作灰褐色或黑褐色，火候较低；后期墓出土的陶器作灰色，火候甚高。山嘴子墓群还出土唐三彩式绿釉陶器。

吉林和龙河南屯发现的两座渤海贵族墓，出土颇具唐代风格的金银饰品 200多件；渤海文王女贞惠公主墓出土的石狮、贞孝公主墓墓壁的人物壁画，都有浓厚的唐代艺术风格；两墓所出汉文墓碑,以遒劲楷书书写,碑文完全是模仿唐代碑志文体，表现了渤海文化同唐文化的密切关系。

南诏遗迹 主要是在今云南境内的南诏城址，比较重要的有太和城、阳苴咩城、龙口城、龙尾城、大厘城（以上均在今大理地区）、邓川城（今邓川城东）、百崖城(今弥渡红崖)、拓东城（今昆明）。以太和城和阳苴咩城最为有名在今大理城南约8公里的太和村西,是皮逻阁至异牟寻迁都(779)前的南诏首府；阳苴咩城，在今大理城西的梅溪南岸，是自异牟寻迁都以后的南诏首府。其他诸城址，或是统治者居住的城堡（如白崖城），或为拱卫首府的要塞和堡垒（如龙口城、龙尾城、邓川城等）。南诏城址大多分布在山顶或山坡上，只有少数建于平地，其军事、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一般面积不大，城墙的修筑往往巧妙地利用地理形势。位于山坡者，城墙走向多依山势，并将墙外山坡削为直壁；位于平地者，常临溪河而建，以溪河为天堑。建筑方法和建筑材料都有一些与内地唐代建筑相近之处，如城墙以夯土筑成，建筑物下筑一大土台基。使用莲花纹、卷云纹滴水等等。

据《蛮书》记载，南诏流行火葬，但属于南诏时期的火葬墓至今尚未发现。

吐蕃遗迹 唐代的吐蕃遗迹只调查了吐蕃赞普墓，相当于隋唐同时的各代赞普陵墓，位于山南地区穷结宗山对面的山麓上,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陵区内约有夯筑土11座，有的前石狮、纪功碑尚存，前和顶发现有建筑遗迹。据研究，赞普墓选择背山面水的地势，诸陵墓左右排列，有可能是受了汉人葬制的影响（见）。

隋唐的手工业遗址和遗物

瓷窑遗址和瓷器 隋唐时的瓷窑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业经调查或发掘的窑址有数十处，隋代窑址已发现数处，北方的制瓷业有了较大发展。至唐代，制瓷业发展很快，成为一个的手工业部门，器物造型和装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生产规模及烧造地域都不断扩大。

隋唐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南方盛产青瓷，北方盛产白瓷，故有“南青北白”之称。此外黄釉、黑釉等多种釉色的瓷器以及花釉瓷器、绞胎瓷器的烧造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生产青瓷最为有名的越州窑，在唐代有了更大发展，瓷场迅速扩展，新窑大量涌现，窑址遍布浙江上虞、余姚、宁波一带，它的产品产量大、质量高，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初一直是青瓷生产的最大窑场（见）。与越窑齐名的生产白瓷的是邢窑，在河北临城县。晚唐勃兴并取代邢窑成为白瓷著名产地的在河北曲阳县。其余南北各地生产青、白瓷的窑址大都兼烧其他釉色的瓷器。如河南巩县窑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瓷；密县西关窑、郏县黑虎洞窑、黄道窑烧白瓷又烧黄釉、黑釉瓷和花釉瓷；淮南寿州窑由烧青瓷改烧黄釉瓷，陕西铜川窑兼烧青釉和黑釉瓷而以

烧黑釉瓷闻名于世。长沙窑是以烧青瓷为主的窑， 约在中唐以前创出了釉下彩， 这一创新打破了青瓷色调单一的局面，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

隋唐瓷窑北方仍用圆窑，越窑仍用龙窑。窑具除原已使用的锯齿形支托、三叉形支具和扁圆形垫饼外，新出现了匣钵，至少在晚唐越窑和寿州窑均已大量使用。匣钵的使用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制造精细瓷器创造了条件。

对隋唐瓷器的研究，着重于探讨在造型、装饰、釉色诸方面的特点及工艺水平。以西安地区有纪年唐墓出土的瓷器为标准，一般可以将唐代瓷器分作3期：

第一期为唐高祖至武则天时期,青瓷占绝大多数,白瓷较少；青瓷以越窑产品为最佳，而白瓷有些还不易与青瓷区别开来。施釉比较草率,釉质较厚,且不均匀。往往出现流釉现象。常见凤首壶、龙柄壶、高足盘、四耳罐等较大型器物，小型实用器较少。通常以刻划、模印、贴塑、捏塑等手法作成绳纹、弦纹、联珠、流云、忍冬、莲瓣、动物、人物等纹样。第二期为唐中宗至代宗时期，青、白瓷数量都在增大，白瓷质量有所提高，其他釉色的瓷器日益丰富，且有里施白釉外施黑釉者。各种瓷器施釉比较仔细,釉色较为纯正,出现了绞釉和绞胎瓷。大型器物渐少，实用器物多起来，器底普遍加圆饼状实足或浅圈足。线刻、划花、彩绘等是常见的装饰手法，主要纹饰为莲瓣、宝相花、花卉、人物故事等，手法简洁洗练。第三期为唐德宗至哀帝时期，青、白瓷和其他各种釉色的瓷器质量显著提高，缸胎器物大量出现。施釉技术更高，普遍使用了护胎釉，彩釉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器物种类明显增多,实际生活用器形制多种多样,器物底部普遍用圈足。玩具大量生产。装饰手法中，墨画、彩斑、釉下彩绘占突出地位，纹样有花卉、禽鸟、人物故事以及彩斑、彩绘图案等。

唐三彩 是唐代盛行的一种美术陶瓷，以器表施绚烂夺目的彩釉为主要特征，胎质有红色陶胎和白色陶胎两类，前者以普通陶土为原料，后者用瓷土烧成，烧成温度约800～1100℃,比瓷器略低。现知出土三彩器年代最早的纪年墓是上元二年(675)李凤墓。 唐三彩工艺在盛唐达到了它的最盛期,安史之乱以后,两京地区迅速衰落下去，南方扬州一带则有兴起的趋势。迄今所见三彩器包括专供丧葬用的各种俑类、模型器和生活用器，绝大多数出自墓葬，遗址中少见，且多为碎片。出土数量最大、器物最精美的地区是两京长安和洛阳，其次为扬州，其他如山西、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省，虽有出土，但为数不多。在河南巩县小黄冶和白河乡，密县西关窑，登封曲河窑曾发现唐三彩窑址。 据对洛阳唐三彩标本所作的科学分析，器物所施黄、绿、褐、蓝、黑等彩釉的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Si）、二氧化钛(Ti)、 三氧化二铁()、氧化钙（CaO）、氧化镁(MgO)、氧化钾(O)、氧化钠（NO）和氧化铅(PbO)。氧化铜（CuO）在黄釉外的各种色釉中普遍存在。蓝釉中，除上述化学成分外,还含有氧化锑(SbO)、氧化钴(CoO)。唐三彩的各种美丽釉色,正是利用这不同金属呈色剂的特点及控制同一金属呈色剂的不同含量而获得的。

唐代金银器皿 金银器皿制造，在唐代是一个新兴的手工业部门，发展十分迅速。在初期阶段，曾受到波斯萨珊朝金银器工艺的影响。安史之乱以前，金银器皿中有较多的波斯萨珊式金银器的器形；主题纹饰是忍冬、宝相花和多瓣小团花，但也存在着较浓重的外来纹样的因素。安史之乱以后，萨珊式金银器的器形已不用或很少用,习见器物为碗、盘、盒之类;主题纹饰一变而成了牡丹花和花鸟图案，外来纹样的因素已融化于中国民族传统的装饰花纹之中。科学鉴定表明，唐代制造金银器皿已经综合使用了钣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捶打、刻凿等工艺，而且各项工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见)。

隋唐铜镜 可分作3期， 第一期为隋至唐高宗时期，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饰以灵异瑞兽为主。第二期为武则天至德宗以前，此期以玄宗开元、天宝为界又分作前后两段。前段流行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雀绕花枝镜，以圆形、菱花形镜为多，主题纹饰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后段流行对鸟镜、瑞花镜、人物镜,葵形镜最多,主题纹饰以鸾鸟、花卉、人物为主。第三期为德宗至晚唐。流行八卦镜、字镜和瑞花镜，字形和圆形镜盛行，主体纹饰多含宗教旨趣。此期流行的镜形和纹饰，标志着唐代铜镜从造型到主题花纹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唐代的丝织和印染 在中国丝织史上，唐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丝织品的织造和印染技术都有惊人的发展。在唐代前期，传统经锦的精品业已达到与斜纹纬锦不易区别的境界，纬锦织法广泛普及，产量

激增，已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畅销品。至唐代中期，丝织业空前繁荣，织锦不但数量显著提高，而且涌现出一大批新工艺、新产品，如花鸟纹锦、彩条斜纹经锦、晕提花锦等等，花纹风格也为之一新。在垂拱年间(685～688)的墓里还发现了双面锦和缂丝的实物标本。其他丝织品如绮、罗、绢、纱、轻容等，无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所出染色丝织物，各种色彩几乎应有尽有，色泽鲜艳而均匀。染色丝织物中，染缬所占比例大，品种齐全，无论是单色还是套色染缬，都作到了染色纯正,花纹清晰,色调和谐而美丽。从分析染缬标本发现,唐代的染缬,很可能已经使用了纸质镂空花板。

宗教遗址和遗物 隋唐时期，佛道两种宗教都非常活跃。中国南北各地现仍保存的石窟寺，大多包括隋唐时期的洞窟。各地还有大量的隋唐寺院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石窟寺已进行了不少调查和研究，经过全面调查和发掘的寺院遗址只有唐长安和渤海上京的两三处遗址。

各地还发现了一大批与佛教或佛教寺院有关的遗址和遗物，如佛殿、砖塔和塔基、造像、等等。在陕西长安县、耀县,山西长治、甘肃泾川,江苏镇江发掘了五处隋唐塔基（地宫）。陕西的两座塔基中出土有盛舍利套装银盒、金盒和涂金顶铜盒；在山西、甘肃、江苏的三座塔基里各发现一套藏舍利用的石函及金银棺椁。各地古遗址内成批发现古代佛教造像的也为数不少，其中较重要者有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石造像2600多件（见）；陕西西安西郊土门村南出土石雕及“善业泥”造像390件;河南西峡县回车水库工地出土鎏金造像数百件。这些造像中隋唐造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的造像上附有隋唐纪年。此外，在四川成都西郊百花潭锦江内还曾发现较多的佛、菩萨、罗汉、供养人等小型石雕像以及有纪年的唐末、五代（前蜀、后蜀）石经幢。

关于隋唐道教遗址的调查工作，有河北易县龙兴观遗址的调查。龙兴观是唐代北方著名道观，历经宋、元、明诸代，直至清末以后才废弃。该观址最南端存有白石质开元二十六年(738)道德经幢一座，其道德,系依据开元二十一年玄宗注本镌刻，对研究老子《道德经》是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此外，唐代景教的遗物有著名的，至今尚立于西安碑林中。有关袄教的遗物虽未发现，但唐代袄教徒的墓志，却已发现数块，特别是1955年西安发现的咸通十五年(874)苏谅妻马氏墓志，用汉文与钵罗婆文合刻，是研究唐代袄教的重要资料。 隋唐五代时期中外文化的交往

对外文化交流的遗迹和遗物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国际交往活跃。除同邻国朝鲜、日本、越南保持密切关系外，还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中亚、西亚地区；通过海上航线扩大了同北部湾以西直至埃及沿海国家的联系。

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隋唐的都城形制对日本的都城制度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建于7世纪后半至8世纪后半的藤原京、难波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其平面均作长方形，以南北中轴线纵贯城市正中，于轴线北端置宫城，轴线左右两侧对称地布置里坊，显然是模仿了长安、洛阳两城的设计特点。中国隋唐时代优秀的手工艺品也大量运往日本，至今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还珍藏着数千件隋唐文物。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生产的奈良三彩，也是模仿唐三彩的工艺技术烧成的。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为中国和伊朗及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起了巨大作用。从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中看到，在丝织业高度发达的唐代，曾积极采用中亚人民喜爱的纹样，织出了大量联珠对鸟对兽纹、联珠猪头纹、联珠骑士纹锦等,同传统丝织品一起输出国外,满足了西方市场的需要。中国输出的商品还有瓷器、铜镜等。如苏联的撒马尔罕以及伊朗、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境内都发现了中国的瓷器和铜镜。苏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境内还发现了唐三彩。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埃及等国不止一处发现了唐至五代的中国瓷器，印度尼西亚、苏丹、埃及也有唐三彩出土。这些珍贵遗物，都是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三、 论述：

1. 何谓聚落？何谓聚落考古？简述聚落考古的意义。 “聚落”本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概念，一般指人们聚居的地方或村落。古代所谓聚落是人们聚居的地方，包涵有城邑和乡村两种居住形态，其中城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一种有别于乡村的高级聚

落形态。在考古学研究中，所谓聚落实际是古代某一人类社群曾经居住过的聚落遗址，是一种据有一定空间并延续一定时间的文化单位。

一般而言，史前聚落的构成要素包括各种类型的房屋、防卫设施、经济设施和墓地等。各种设施相对，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又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聚落的整体。

所谓聚落形态考古也叫聚落考古或聚落形态研究，就是以聚落遗址为研究的基本单位，通过对聚落中各种建筑与设施、聚落的总体布局和聚落与聚落间关系的研究，来分析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及其社会功能，探讨建造和使用它们的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演变，考察人类文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内容一般认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即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 意义：

2. 试述中原地区两汉中小型墓形制的演变。

汉代之墓葬形式及种类众多，常见的墓葬类型，有土圹木椁墓、崖墓、空心砖墓、小砖拱券墓、石墓数种。大型土圹木椁墓除帝王外，诸侯王及达官显贵亦多采用。小型的用一穴一棺，民间也甚为流行。依山崖开凿的大型多室崖墓，西汉诸侯王偶有用者，例如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便是凿山为陵，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由墓道、南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组成。此类墓在山东、江苏北部地区都有发现。小型的东汉崖墓则盛行于四川一带。空心砖墓西汉时多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后来其平顶渐变为折线形，为此构件增加了榫卯。继而又出现多种异形构件，以及混用小砖以弥补其构造的不足。自西汉中期至东汉末，以小砖砌造的多室拱券墓盛行，其平面组合方式甚多，极富变化，结构上为加强拱券的密合性，常使用楔形或扇形砖砌拱，有时甚至在砖间加榫或使用多层拱券。石墓系用石条、石板等建造的墓葬，多见于山东、河北一带。在砖、石及空心砖墓中，常出现有多种内容及形象之画像砖和画像石。除表现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及墓主生前事迹外，尚起了很好的装饰作用。大的墓地外砌围墙，并建门阙、神道、石象生、神道柱、碑及祭祠

3. 具有共存关系的遗物都是同时的吗？为什么？

共存关系是指不同时期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地层间的相对年代关系。共存关系是在上述地层中，每一地层或遗迹单位（如一座墓葬、一座窖穴、一座房基等）中包含的各种遗物，构成了共存关系。凡有共存关系的遗物，从地层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年代可视为是同时的，收集遗物时应按遗迹单位的共存关系分别收集。实际上，由于晚期人类的活动，往往对早期地层有破坏或扰动现象，晚期地层或遗迹单位中，就会数量不等地包涵有早期的遗物，但早期的原生文化层则不应有晚期的遗物。一般来说，墓葬中的随葬品和被毁弃房屋居住面上共存的器物，特别是易碎的陶器，它们同时的可能性较大，往往会混入一些早期的遗物，这就需要依据考古类型学来识别。 举例：

1、早期地层不会出现晚期遗物（除了倒装地层），晚期地层会混入早期遗物，而混入的早期遗物在时间上可能也不是同时的。

2、一个地层可能在时间上的跨度很大，那么即使是该地层形成时间内的器物也可以分期，即在考古学分期上它们不是同时的。

冯恩学：《田野考古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Ps:考古地层学的局限性：

在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过程中，考古地层学的主要任务是划分地层并确定各种遗迹、遗物的相对年代关系。但是仅仅依靠地层学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一是地层关系只能表示文化堆积的先后顺序，而不能反映早晚相差的程度；上下两个文化层可以相差几百甚至几千年，也可以只差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二是因为种种原因，晚期地层中往往混有或多或少地早期遗物，给晚期文化面貌造成假象，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加以排除。如果只按地层分期，就会把这些早期的混入物归入晚期阶段，从而模糊了早期和晚期文化之间的界限。三是地层叠压或打破关系在整个遗址中有时仅仅是局部现象，其余没有直接地层关系的文虎遗存，只有靠出土器物的对比才能确定相对年代。四是仅依靠直接的地层关系根本无法越出遗址进行远地对

比，而器物则是可以在不同遗址间进行比较，进而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地层关系最后必须落实到遗迹、遗物型式的变化上来，才能正确地进行文化分期以及探讨各期文化同其他文化的关系。 2003年

一 1 手斧 2 土墩墓 3 编钟 4 陶衣 5 bai县古城 6 失蜡法 7 瓮棺 8 封泥 9《考古图》 10 喇家遗址

二 1 具有共存关系的遗物都是同时的吗？为什么？ 2 解释人殉、人牲的区别，并用考古发现举例说明。 3 简述秦汉简牍的重要考古发现和意义。 4 什么是唐三彩？简述唐三彩窑址的发现。

三 1“一切文物皆具有历史价值”这一命题是否正确？试论述之。 2 试述近年来中国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的发现及其意义。 3 如何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确定某一考古遗存的文化属性。 2001年

一 1 三体石经 2 黄肠题凑 3 克孜尔石窟 4 夏商周年表 5 海兽葡萄镜 汉墓 8 仰韶文化 9 阿房宫遗址 10 大明宫含元殿遗址 二 1 简述近年来中国早期稻作农业遗存的重要发现； 2 简述二里头文化的研究现状； 3 简述考古遗存断代的基本方法； 4 略论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 三 试论博物馆与文物研究的关系。

四 魏晋南北朝都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有何作用和影响。 五 整理商周以来墓葬材料的方法与步骤。 2000年

一 1 下川文化 2 印纹陶 3悬棺葬 4 居延汉简 5 龙泉窑 6 永宁寺碑 二 1 试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 2 简述汉魏洛阳城的沿革与主要遗迹的发现； 3 概述唐代帝陵的基本格局。

三 1 试论商古学文化分期框架的构建； 2 试论考古类型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功用。

6 武官村大墓7 马王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