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赵 梦
论文摘要：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不仅饱含他本人的心血，在史学思想和编纂体系上，还与的支持和关注密不可分，这使得这部通史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气派。
与以前的经学史研究旨趣相比，范文澜到延安后学术研究重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为学术而学术”的经学式研究转向为现实斗争服务。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之中。有人说：“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继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丰碑，开启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中国历史的新时期。”［1］（P169）还有人赞誉说：“曾被学术界誉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在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学术界产生过很大影响。”［２］（《中国通史简编·前言》）而他之所以在该领域起到奠基作用，除本人的学术修养外，与的支持和关注也密不可分。
一、是范老编纂《中国通史简编》的启蒙者
有人说：“40年代初，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获得充分的民族自信。编着全新的中国通史成为时代的需要。”［３］范老正是于此时到达延安。1940年1月，范老来到延安，主持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与相见并亲切交谈，开始了他们长达30年“学术知音”的友谊。
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当时党的理论宣传的产物。此时，“党正准备在全党整
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实际”［2］（《中国通史简编·前言》），而范老长时期研究历史，就成为编纂中国通史的最佳人选。有人说：“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左右。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这就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纂起因。”［４］具体写法采用“夹叙夹议”，编纂过程也充分尊重作者意见，而指导思想则是的观点。有人说：“以为代表的中国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顺利地、迅速地撰成《中国通史简编》的理论背景。”［５］还有人说：“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他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指导思想，成为分析历史问题的锐利武器，使诸多问题得到顺利解决。”［６］总之，无论写作方式还是指导思想，《中国通史简编》都受到的影响。
范老对交待的任务也极为重视，并尽全力去做。自1940年8月，范老夜以继日地写作，至1941年5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公开出版。高兴地说：“延安物质条件很艰苦，图书资料也缺乏，完成通史编写很值得庆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党人对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了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着作了。”［６］“他的《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内容丰富，让人愿意看下去。”1941年底，范老又完成中册（至鸦片战争以前），并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
自1952年，范老开始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一、二、三卷分别于1953、1957和1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范老对《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的指导思想也明显受到的影响。正如有人说：“范文澜把这一思想，看作是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采取的根本态度，成为他研究历史的根本指导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订。”［６］范老自己也说：“同志在《中国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指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绪言》）因此，范老遵照对历史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将延安版中国通史进行改编。正如有人说：“范文澜的史学思想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论，……他的唯物史学义例，从根本上说，总是‘跑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始终未能挣脱、斯大林的教谕。何以他对唯物史学的补充、修正和引伸，也得到思想为保护伞。”［8］（P446-450）
正是赢得的支持和保护，《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才有了其他史家没有的机遇。在“”期间，范老被诬陷为保皇党，列入被范围。而此时，他得到保护。1966年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你，我不你。”以此公开方式对范老进行保护。此后，范老再也没有受到冲击和批斗。而也非常关心《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1968年7月20日，还派其女李讷对范老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包括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写一部中国通史。”曹靖华回忆要范老写《中国通史简编》时说：“你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不管别人看法如何，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看法写下去。”
可见，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无论延安版的撰写，还是建国后的修订，都与密切相关。可以说，是范老《中国通史简编》编纂的启蒙人和支持者。
二、是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编纂的支持者
范老作为知名的经学史专家已是学界共识。1941年夏天，范老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党校给学员讲课。也去听讲，并连续听了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9月5日，在看到范老中国经学简史讲演提纲之后，范老便写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第三次讲演因病没
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是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而要求对近人批判研究，是范老治中国近代史的直接原因，如有人说：“范文澜根据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４］
当然，范老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原因，是在整风运动前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9］（P802）据此，1943年党组织人力，分别编写了四部着作。根据分工，范老调整了《中国通史简编》编纂计划，全力准备近百年政治史的写作。原计划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写到义和团运动，因抗战胜利他自延安转移而终止了工作，已完成的这一部分书稿，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由新华书店出版。可见，面世的《中国近代史》只是政治史原计划的四分之一。与此前《中国通史简编》相比，写作目的与体例都存在明显的差别。
建国后，一方面，范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进一步落实分工合作理念，积极组织各方面的专家，编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范老用10年时间，先后出版《太平天国》、《鸦片战争》、《辛亥》、《捻军》、《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10种60册，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另一方面，他提出的“厚今薄古”得到的大力支持。1958年，范老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里，范老认为：“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10］（P219）这一提法得到的赞赏，在1958年5月召开的二次会议上提出表扬。在会上几次激动地站起来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他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正如有人说：“在如此重要的代表会议上对范文澜的文章大
加赞赏，这无疑是对范文澜历史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的鼓舞与鞭策。”［４］另外，范老还撰写了《辛亥：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伟大的五四运动》、《金田一百周年》、《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和《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等，无一不是在为编纂中国近代史做准备。
总之，无论是《中国通史简编》还是《中国近代史》，其编纂都既饱含范老本人的心血，又与的提倡和关注密不可分，并且从史学思想和编纂体例都受到的影响。这也使得范老的中国通史具有了时代特色和中国气派。
参考文献：
［1］史学史研究室.新史学五大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洪认清.论抗战时期范文澜的史学研究［J］.淮北煤师院报，2000，（3）：56-61.
［4］孙琴安.与范文澜［J］.历史教学，1993，（3）：20-21.
［5］陈其泰，张利.范文澜在延安——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篇章［J］.人文杂志，2001，（3）：131-135.
［6］程龙，杨立琴.的学术知音范文澜［J］.党史博采，2004，（4）：31-36.
［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
［8］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鹿书社，2003.
［9］.选集（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1.
［1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局.范文澜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