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之学与 当代大学生自我觉醒， 全面发展的关系
学号：10201023 姓名：赵琳 专业：10信息管理
经世致用之学与当代大学生自我觉醒，全面发展的关系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 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 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国象的压迫，也由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渗透，康有为等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才又重新张扬“经世致用”的口号，而观其政治理想，则已与传统儒家有了极大差别。这时的“经世致用”实质上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自强之路。值宁波历史文化名人、浙东学派创始人、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诞辰395周年、逝世310周年，清初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诞辰300周年之际，中国实学研究会和宁波市行政学院等单位在浙江宁波联合召开了“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文化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什么是中国实学”、“实学的现实价值”、“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及其思想价值”等进行了热烈研讨。 据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荣晋介绍，中国实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在对以往中国哲学研究的痛苦反思中，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来的。所谓中国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 葛荣晋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学研究主要围绕“是否存在明清史学思潮”和“如何界定明清实学”而展开。二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在明清实学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者进一步由“明清实学”扩展到“中国实学”。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界定中国实学和构建中国实学的理论框架问题。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又进一步将实学研究由中国推展到日本、韩国。
开展中国实学研究，在中国学术史领域中，主要的理论贡献有四点：一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明清实学”概念。过去几十年间学者通常以“早期启蒙思潮”、“地主阶级自我批判思潮”、“经世致用思潮”、“个性和人文主义思潮”、“反理学思潮”等说法来概称从明中叶到清鸦片战争前的社会思潮。“明清实学思潮”概念的提出，既能充分反映明中叶以后学术由虚返实的历史转向，又能准确表达这一时代的丰富社会内容及基本特征。二是长期以来，宋元明清哲学的发展主要被概括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两足并行的框架。实际上，在程朱理学与路王心学之外还客观地存在着一个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人为代表的实学派别。宋元明清学术发展应是理学、心学与实学的三足鼎立，从而开创了宋元明清学术史研究的新格局。三是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注重揭示宋明理学的虚学成分，而忽视其实学内涵。随着实学研究的深入，系统地发掘宋明理学体系中所蕴涵的实学成分，为全面研究宋明理学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开拓了宋明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四是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发展被概括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学”六阶段说。由于近年明确提出了“明清实学”的概念，并把它作为一个的哲学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来考察，就应在“宋明理学”与“近代新学”之间补上“明清实学”这一环节。这样，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应是七阶段论，
而不是六阶段论。这样才能完整真实地反映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嬗变规律。
学者们还就黄宗羲“民有、民主、民治”为中心的新民本思想及其在清末至近代的民主运动中所起的思想启蒙作用进行了研讨。
不少学者认为，开展中国实学研究，不仅有巨大的学术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从现代的观点看，“中国实学”作为中国古代的最后一种文化形态，虽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所蕴涵的实学精神并没有消亡，仍然深深扎根于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中，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实学所固有的“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等方面，以现代人的心态和需要去转换中国古代实学，将中国古代实学与现代社会沟通起来，努力寻找中国实学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揭示它的现代社会价值，是中国实学成为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这是中国实学的生命力所在。 19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千古未有之巨变”，这场变革席卷了社会各个阶层。部分士人官绅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的现实后，逐渐改变了深闭固拒的心态，代之以积极的姿态思索国家的未来与出路。“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是薛福成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认知，正是这种基于对时势正确的认识，他很早便提出了“变法”的主张，认为西人之法得风气之先，“虽已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把握了时代胁搏的薛福成，继承了嘉道之际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启蒙先驱龚自珍、魏源的经世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一系列变法主张，形成了足以影响后世的变法思想。
拟结合经世致用的思想，研究薛福成的法律思想，期望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认识薛福成经世致用法律思想的历史意义。 本文的讨论分四个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是引言。在该部分，文章首先概括地指出薛福成经世致用法律思想的历史意义，即“虽然显露出不少的浅陋处和不成熟，但却代表可贵的创意，开辟后日更多的进展道路。”然后简要地介绍了薛福成生平的基本情况，最后概述了目前学术界对薛福成进行研究的大致状况，并且认为仍存在着从新的角度对其法律思想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与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变法思潮的兴起，意图了解薛福成变法思想形成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该部分首先回顾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经世致用思想在明末清初和嘉道之际的两次复兴，对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新学的转变所起到的重要的启蒙作用。鸦片战争后，经世实学为中国人提供了接受西方文化及法文化的最初的理论依据。正是这场复兴运动开拓了同时代士人官绅的视野，使“通古今治乱得失，悉天下郡国利病”的主张不再是时代的禁忌。接着，讨论了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变法思潮的兴起，薛福成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昌言变法，学习西方。 第三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对薛福成经世致用变法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行整理分析。本文分四部分进行。首先，讨论了薛福成“议院为最良”的变法思想。薛福成从大清国势式微、泰西各国日臻富强的现实中逐渐意识到：不改变的政治制度，中国就不可能求富、求强，走出任人欺侮的困境。随着他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了解、探究、经过中西对比，薛福成得出“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的结论并由此提出了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其思想的维新色彩，对当时以及其后的进步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接着，又讨论了薛福成君主立宪的变法思想。他通过对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三种政体的比较，最后得出：“夫君民共主，
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的结论，在文化上反映了改变文化的趋势和资产阶级民权意识的觉醒，成为康梁维新变法的直接动力。然后，讨论了薛福成工商为先的变法思想。面对西方强国的欺侮，薛福成希望通过改变商为末的传统观念，大力发展工商业以达到求富、求强的目的。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创开中国铁路，发展铁路运输业，使国家富强；机器殖财养民，发展大工业生产，以维护民族利权。最后，探讨了薛福成“曷若以公法为依归”的变法思想。该部分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即争设领事以保侨民和籍公法以自存。前者以具体事例展现了作为外交使臣的薛福成，认识到国际法对中国的重要性，通过对万国公法到位的运用，为国家谋取最大利益的变法思想。后者则体现了薛福成对公法的深刻认识，希望在强国林立的现实中，借助公法使中国得以自存的思想。 第四部分是对薛福成经世致用变法思想的评价，以及他的法律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影响。薛福成虽然与同时代的其他早期维新派人士的思想一样，大多停留在有感而发的感性认识阶段，没有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次，但毕竟对近代中国思想史产生了积极影响。肯定了他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也指出了他思想显露出的浅陋和不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