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辛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我们都很熟悉这句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辛亥终结了延续两千年的皇权统治”。
有关辛亥历史作用，一直存在褒贬分歧。“如果没有辛亥，中国就不会陷入军阀割据和混战；让清的新政继续搞下去，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更迅速。”这些历史的假设成为“反”论的基本论调。
辛亥以后军阀割据混战是不争的事实，史学界以前关于清末新政的评价的确存在偏颇之处。所以，对于否定辛亥历史作用的观点，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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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是清末新政还是清末立宪？
有一种说法，一个腐朽的政权如果不改革，或许还能多几年苟延残喘，改革只能加速其灭亡。这种观点据说来自国外的某位政治学家，国内有些人就拿这种说法来谈清末的新政，认为是清末新政加速了清廷的灭亡。熟悉晚清史的学者一般不会比附这种观点。 我们都知道，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督抚与列强达成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这个“东南互保”是与清廷宣称对列强“大张挞伐”针锋相对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外上的严重。其实，不仅在对外上，清廷与东南督抚产生了重大，而且在对内上，两者也存在着严重分歧。戊戌政变以后，顽固派上台，取
消了维新变法时期采取的许多革新，刚毅南下搜刮，逼着江南和广东上交大量钱款，严重地损害了地方督抚的财政利益，继而慈禧太后又要废立光绪皇帝。这引起了东南士绅和督抚的强烈反弹。士绅的暂且不论，就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一折，即令慈禧太后气馁，废立之事遂草草收场。
“东南互保”签约
刘坤一接下来与张之洞联合东南督抚“搞”的“东南互保”，明抗懿旨，慈禧太后也不敢申斥，反而给予认可。这明显反映了清季君臣之势的消长。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两宫仓皇西逃，顽固派官僚被列强“惩凶”、退出中枢，内政上清廷除了听取东南督抚的意见之外，别无他路。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江楚会奏三折”之所以成为清末新政的纲领，原因即在于此。如果按照有些人的假设，清廷坚持不改革内政，不仅当时占领京师的列强不允许，而且如果东南督抚继续像在“东南互保”时期那样各自为政的话，清王朝的崩溃恐怕不是在1911年，而是会更快。
预备立宪
大凡论清末新政时，不少学者都会把预备立宪也包括在内。实际上，清末新政是以“江楚会奏三折”为纲领进行的一场社会、经济、行政、教育、立法等各方面的全面改革，而预备立宪是一场政治权力再分配的政治变革。这是性质和目标完全不同的改革。前者是以全面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经济增长和行政效率为手段，以达到清王朝继续合法执政的目的。而后者，则是要将君上大权移归代议机构国会，结束清王朝的统治，而仅保留清朝皇帝作为世袭国家元首的地位。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虽然几乎在同时进行，但是，最终的政治取向迥然不同。在清王朝出笼“皇族内阁”以后，立宪派看到了国家政治进步只有推翻清王朝的一途，才纷纷倒向了。所以，老一代历史学家批评清“假立宪”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严格地说，引起的是清末立宪，而不是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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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避免？
孙中山从世界潮流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成为民主的先行者。但目光如
炬的先行者往往会面临屡遭挫折的困境。1900年惠州之后，孙中山虽然经历失败，但感受到了世人的同情，并从这种同情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以后屡败屡战，矢志不渝，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但是直到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失败，危机仍没有形成现实的风暴，党人并没有改变孤军奋战的局面。
黄花岗同志合影
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在“皇族内阁”成立之前，依然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种不同选择。在中国政治变革道路的选择上，立宪派与派一样执着。张謇讲，国会要“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绝不放弃合法政治诉求的手段。1911年3月的第三次国会运动不仅有立宪派的积极参与，甚至大多数地方督抚发表通电，联名上奏清廷，请“定以明年开设国会”。但清拒绝了，并明确表示六年预备期不得“再议更张”。这种的冥顽，哪像是准备移交政权的“开明”呢？这份联名通电向清廷十分清楚地讲明了时局的急迫：“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执不决乎？”这个“上下合力”，是指立宪派绅士与清的“合力”，“犹恐后时”，是说时不我待，再不答应立宪派的要求恐怕就来不及了。十八省督抚当时的这一“共识”，说明了到辛亥年，中国已经到了历史性的节点，清廷必须马上做出立宪的选择，立即实行。这份奏折恐怕也是对后世“太快”论的一块“历史回音壁”。但是，清廷没有在关键时刻做出关键性的正确决定，反而倒行逆施，风暴随之席卷而来，将清王朝送进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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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定要推翻清王朝？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被列强豆剖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有一个统一的对于中国避免被瓜分的命运十分重要。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后，英、日、法、德、俄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企图在原有势力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瓜分中国的阴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联军入城之时仓皇出逃，没有成为联军的阶下之囚，保存了，而东南督抚与列强达成了“东南互保”的协定。这个东南互保，表面上看是与清廷分庭抗礼，但只是对外上的，在骨子里仍从防止瓜分着眼。
参加东南互保省区
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决定之前犹豫再三，张謇与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大意是“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这个东南是既指东南督抚，又指其治下的东南地区；这个“西北”既指播迁西北的“两宫”又指中国的西北地区。前者是讲君臣伦理
关系，后者是讲国家的统一。如果东南地区被列强瓜分，那么仅有西北的“中国”也难以存在；如果东南督抚失去统治权力，也就无法支持在“西北”的“两宫”。所以“东南互保”虽有违清廷旨意，但符合清王朝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清即使已经腐朽不堪，但在没有政治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过去批评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说它不能把中国国家和清王朝区别开来，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恐怕忽视了这一重要政治因素。在维护统一存在这一点上，1900年，下层社会的民众和士绅官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识。推翻清王朝，至少在1900年还只是孤独的先行者的选项。
惠州
但是，立宪与的道路选择也在这一年形成一个分水岭。梁启超与党人曾有过合作“”的意向，后来被其师康有为阻止，于是分道扬镳。孙中山在惠州，而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人组织了自立军起事。他们先在上海愚园开了一个“国会”，拥戴光绪帝为皇帝，同时又要“排满”。当时人和很多后来的学者都弄不清怎么回事，讲他们宗旨混乱。事实上乱是有点乱，但意思还是很清楚，即不要这个清，仍让光绪帝当国家元首，但又不明确立宪名目，恐怕参加“国会”的帝党官僚、士绅也不会赞同。所以章太
炎等后来与保皇党人分道扬镳，而转向了。惠州、自立军起事双双失败，和立宪的“先行者”都成了政治者。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各自的政治努力，不断扩充力量，但是，没有国内政治气候的配合，难免被“边缘化”。 令人奇怪的是，清锐意推行新政仅仅三年，要求进行君主立宪的政体变革呼声便朝野共起，很快成为一场颇具规模的政治运动，其气势连王朝也不得不有所畏惧而退让，原因何在？
首先，庚子以后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政治觉醒，使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动。
中国采用近代机器进行生产的私人资本主义，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至于商业和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可能还要更早一些。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本主义有过较快的发展，到20世纪初，从近代工业、商业领域发展到近代金融领域，同时，各地商会纷纷建立，互通声气，并且可与地方督抚直接函件往来，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形成和政治的觉醒。清末新政为这些地方商会组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舞台，出现了地方政治权力由官府朝绅商转移的倾向。在与官府就地方政治事务分庭抗礼的过程中，他们对于层面的政治变革要求尤其强烈。
其次，庚子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腐朽的清根本不能使国家和民族摆脱受列强欺凌的命运。
1902年留日学生为抵制沙俄侵吞东北的野心，发起拒俄运动，竟遭清的取缔，理由是“名为拒俄，实则”。这些留学生本来出于爱国，并无反意图，但清却爱国学生，这使他们看清了清的腐朽本质，认识到不推翻清，就不可能改变国家的地位，从而走上了道路。后来的华兴会、同盟会等都与这批留学生有着直接关系。1903年的“苏报案”，清在租界法庭上与自己的“臣民”打官司。这些接二
连三的荒唐举措，不仅使者推翻清王朝的意志更加坚决，还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清王朝的与。虽然大多数人未必赞同党人推翻清王朝的暴力手段，但是，要求进行政治的变革，已是人心所向。
“苏报案”中的章太炎和邹容
再次，庚子以后由清主导推行的新政，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以新政名义新增的各种苛捐杂税也成为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渊薮，人民群众并没有从中受益，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一个的官僚机器，即使在推行进步的社会经济的时候，也可能是国家的灾难。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各地不断爆发抗捐抗粮、砸学堂、打公所之类的事件，不能简单地归诸乡民的愚昧保守，其实质是改革利益的归属问题。
最后，军制改革、官制改革涉及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新政中权势增长迅速的集团需要借重立宪改革以染指最高统治权力。
大家熟悉的袁世凯北洋集团在新政中获利最大，此外权力的削弱，意味着地方督抚权力的增加，所以地方督抚对于立宪改革大多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其中虽不乏政治远见之识，但也不免有各自的政治算盘。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清末主张立宪的督抚们的奏折，几乎都讲先立内阁，后开国会，所以他们这些人很少有民主意识，更多的是想从君主那里瓜分更多权力。
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小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实行的大国沙俄，于是成为立宪运动蓬勃兴起的契机。立宪运动是以非暴力形式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道路，但是，最终这条道路被清王朝给堵死了，于是，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最终成了唯一的选择。梁启超在1910年曾说过：“使政治现象一如今日，则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间。此绝非党煽动之力所能致也，迫之使然矣。”当时的国人对避免暴力已经做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对于先辈的这种努力，应该有点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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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后为什么会出现军阀割据局面？
大潮席卷而来，清王朝统治的大厦顷刻倒塌，党人短暂成为历史的主角。他们成为主角，是因为他们把握住了历史的先机，提出了正确的行动目标和政治方向，使得一度竭力抵制的立宪党人也不得不望风而从，以保存他们既有的政治地盘。孙中山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人，就在于他提出了以“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在尚不具备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和他同时代的同志注定将成为不屈不挠的失败者而载入史册。但是，将辛亥之后出现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历史责任推到他们头上，是绝不公允的。
曾国藩的湘军
辛亥之后出现的政治局面，根子在于晚清。太平军兴起以后，清王朝倚靠曾国藩湘军之力，攻克天京，开始了所谓“同治中兴”时代。在湘军以前，八旗、绿营为“经制之兵”，由清廷直接控制。而曾国藩的湘军，兵为将有，饷则自筹，听朝廷调度，只是君臣之义，而非固有制度。所以曾国藩一直受到清廷的猜忌而难以自释。以后的淮军建制也大体如此。同治以后，从湘淮军到以后的练军、防军和新建陆军，粮饷主要仍由地方督抚筹措，以将领为中心的私人附庸关系为纽带维系之风在清军中盛行不衰。1867年，幕僚赵烈文与曾国藩有一段密谈：
师（指曾国藩）曰……南宋罢诸将兵权，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尽（毙），不能稍振。又言：韩、岳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仿佛与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者。故吾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余笑曰：师事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以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 师曰：吾始意岂及此？成败皆运气也。
赵烈文的意思是，曾国藩的湘军不仅打败了太平军，而且打败了维系天朝一统的“世俗文法”，所以这是国家“剖分之象”的滥觞。 袁世凯小站练兵，是他发迹的开始。1903年清廷决心编练三十六镇新军，财力有限，首先集中于北洋六镇，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依靠小站的家底，亲信布满了北洋新军，新军实际上成为他私人控制的。而其军事实力，居全国之冠，慈禧太后在世时虽恩威并施，但已经无可奈何，摄政王载沣撤除他一切差使，只能使他走向清的对立面。
袁世凯小站练兵
这种“世俗文法”在清王朝权威尚在之时，曾国藩只能败而不坏，而到辛亥年清王朝权威扫地以后，袁世凯凭借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足以将其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脚。至于临时的《临时约法》，无相应的政治实力支持，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的私人纽带中心消失，遂出现皖直奉等军阀割据局面。文法之制扫地，“杆子里面出政权”即成为政治发展的铁律。 将这样的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归为“兵为将有”出现时还没有出生的党人头上，岂非有点滑稽？辛亥以前半个世纪的士人已经看到了“剖分之象”，怎么辛亥一百年之后的知识人还能短见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