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严家炎
五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资本主义后备军变成社会主义的可靠同盟军，这在历史上是了不起的大事。艺术地生动地反映这个伟大事件，乃是我国文学的光荣任务。《创业史》之引人注目，就因为它在反映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比同类题材的作品有了很大的进展。尽管作品第一部还只写了互助组阶段的农村的情形，却已经相当明晰和深刻地揭示出了当时整个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生活动向。处于土改和合作化运动这两个高潮之间的农村生活，表面看来似乎是波平浪静的。但是，作家却透过表面上平静细微的波纹，生动地表现了生活河流底部那种潜在的阶级斗争的激流。不仅如此，作家更以异常精细的手笔，成功地描画了潜在于广大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他们从资本主义后备军向社会主义可靠同盟军转变中的精神状态及其变化过程。《创业史》在这方面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
单独提出梁三老汉形象来谈，并不意味着认为其他人物都写得不好。《创业史》中绝大多数人物的艺术塑造都可以说是在水平线以上的，并且，跟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在农民形象的塑造方面有它独特的成就。但是，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一年来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个别文章中，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的程度；相对地，梁三老汉的形象则被注意得这样少，这恐怕不能认为是文艺批评上的公正的现象。梁生宝在作品中诚然思想上最先进。但是，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这样说，我以为并不是降低了《创业史》的成就，而正是为了正确地肯定它的成就。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作
品对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形象的完成。而从艺术上来说，梁三老汉也正是第一部中充分地完成了的、具有完整意义的形象。
梁三老汉在作品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我们知道，《创业史》里的人物，在土改后新的阶级斗争风浪中，结成了两个队伍。一个是以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为首，其中也包括了互助组的“挂名组员”梁大老汉和生禄父子俩。另一个则是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欢喜、任老四等农民。他们之间的斗争暂时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但双方都在暗中使着劲，正像拔河比赛一样，每个方面都用力拉引着，想叫对方服输。然而，这两队人暂时都还只占农村人口的少数。双方都在争夺群众，而不少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着。因此，梁三老汉的形象，就有了很大的意义。梁三老汉在互相合作初期所表现的那种精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这种代表性的。从许多单干农民，到郭锁这样的互助组员，一直到任老四这样的积极分子身上，我们都可以程度不同地发现不少本质上相同于梁三老汉思想的因素。梁三老汉这样的农民走向哪一方面，被哪一种力量拉引过去，就会影响着两条道路斗争的胜负。当然，梁三老汉最终走向哪一方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曲折，这些都不是由谁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它归根到底取决于老汉本身的经济地位，取决于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党的的贯彻。柳青同志塑造梁三老汉形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按照生活实有的样子，充分写出了他作为个体农民在互助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又从环境对人物的制约关系中充分发掘和表现了梁三老汉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终于要走新道路的必然性，从而相当深刻和全面地揭示了生活发展的辩证法。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即使在斗争还不十分尖锐的初期，也是一场比土地改革远为复杂、深刻得多的。它之所以复杂、深刻，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会遇到几千年旧制度旧传统所
形成的习惯势力的抵制。而尤其困难之处，在于这种阻力大量地来自政治上作为党的基本群众的广大农民方面。梁三老汉，当土地证往墙上一钉的时候，立即跪下给毛像磕头；在处理女儿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的女婿的婚姻关系上，他也表现得“贤明、不迟疑、识大体”，有强烈的爱国感情；可是对党领导的互助组，却在一个时期内自发地表示了反对。儿子的热心互助合作事业，竟使他一时变得心灰意懒，不吃饭也不觉得饥饿，躺在麦地里半天不想动弹，以致老鹰们竟误以为他是可以啄食的东西。为了阻止生宝借钱给互助组作进山的资金，老汉不惜对家人有意“寻衅”，竟然宣布要索钱“下馆子”、“买汗褂”，而且还要把五个母鸡下的蛋“早起冲得喝，晌午炒得吃，黑间煮得吃”。这些行为，读来诚然令人失笑，但同时也隐隐显示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和老汉身上旧习惯力量的顽固性。这种顽固性，特别由于得到了农民祖辈相传的那种“发家”理想的支撑，而更其显得严重。老汉自己对生宝所发的牢骚：“我不吃做啥？还想发家吗？发不成家啰！我也帮着你踢蹬吧！”便道破了他跟生宝这样认真赌气的全部秘密。
人们常说：农民最讲究实际。这自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就此以为可以忽视或低估理想在庄稼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那恐怕就是对农民的很大误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实际和自己的理想，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各自在特有的生活天地中按照特有的方式来驰骋自己的理想罢了。梁三老汉不仅有理想，而且已经热烈到了“梦寐以求”的地步：他梦见自己当了“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穿着很厚实的棉衣裳”（按老汉想，这是儿子和媳妇“出于一片孝心”特意为他老人家做的！），满院子是“猪、鸡、鸭、马、牛”，“加上孩子们的吵闹声”，……简直是一幅极乐图！从社会主义和主义思想高度来看，这理想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个体农民，它却是极为迷人的。正是这个理想，给了梁三老汉以力量，支持着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一日地苦熬着，不吃盐，不点灯，死命干，死了两回牛也不消极，落个气喘病、罗锅腰也不抱怨。他失败了，连父亲留下的三间瓦房也没有保住，但却始终不曾放弃这个理想。土地改革，对于梁三老汉来说，正好给他加了油，使他这个快要熄灭了的“发家”理想重又燃烧起来。他以郭世富为榜样，相信党的到来为他实
现理想开辟了道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小农理想的反动性（就终极意义来讲）。如果农民“务实”的一面使党有可能通过实际生活的教育引导他们走上集体道路；那么，农民热衷于发家理想的一面就只能阻碍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使他们易于接受剥削阶级的影响，跟社会主义背道而驰。曾经表示“不赞成残酷剥削”的梁三老汉，就在作了这个诚恳声明之后的第二天，竟又怂恿生宝去“取他们（任老四等）几个利息”，这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