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专题写作

翻译研究专题写作

1. 研究热点综述

我国翻译界当前的主要研究热点之一是对当代西方翻译学的研究。潘文国教授从学科意识出发,把西方翻译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代的西塞罗(Cicero)到1959年,叫做传统的翻译学阶段;第二阶段,从1959年雅可布逊(Roman Jacobson)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翻译的语言观》开始到1972年,叫做现代的翻译学阶段;第三阶段,从1972年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里程碑似的论文《翻译学的名称和性质》开始至今，叫做当代的翻译学阶段。在这部划时代的文献中，霍姆斯历史上第一次勾勒出翻译学学科的结构框架，并建议采用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命名翻译学科。他指出：“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这两个方面也就是纯翻译学的两个分支，可以分别叫做‘描写翻译学’或‘翻译描写’，和‘理论翻译学’或‘翻译理论’。” 霍姆斯的翻译学研究范围具体如下：翻译学下有应用翻译学和纯翻译学，应用翻译学下设有翻译人才培训，翻译辅助工具（词典、术语库等），翻译方针（作品选择、译者地位等），翻译批评；纯翻译学下辖描写翻译学和理论翻译学，描写翻译学包括成品研究（研究现有译本），过程研究（研究翻译心理），功能研究（研究翻译在受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功能）；理论翻译学包括总体研究（一般理论）和侧重研究，后者包括侧重媒介研究（口/笔译：人工/机器），侧重区域研究（特定现有译本），侧重层面研究（特定语言层面或领域），侧重文体研究（文学、圣经等），侧重时间研究（翻译古/今文献），侧重

专题研究（成语典故等）。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是学科的理论意识，已经较为广泛地出现在理论家的著述当中。自此到21世纪，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译学思想或流派，如翻译研究派、翻译科学派、文化学派、操纵学派、目的学派、功能学派、交际学派、语篇语言学派、话语结构学派、释意学派、解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在同一时期，中国在历革时期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主义之后，迈开了向文化现代化进军的步伐，国门大开，对于先进文化、科学知识和理论话语的引进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由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出现了停滞期，理论的危机和实践的需求使得我国翻译界放眼看世界，认真研究西方译论，从理论意识、研究方法、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化等各方面吸取有益的经验，结合中国历史悠久且广泛的翻译活动，在深入研究我国传统译论基础上，使我国的译论研究更趋学理化、更趋系统性。西方翻译研究重理论建设，中国翻译研究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如何使二者相得益彰，依然是中国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符号学、社会符号学与翻译

符号学是研究有关符号性质和规律的学科。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和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有许多关于符号本质的论述。现代符号学发源于两位奠基人，一位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另一位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索绪尔认为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问题。语言符号由音响形象和概念含意构成，前者称为“能指”，后者称为“所指”，它们的关系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他的符号理论在20世纪的西方人文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他的二元符号模式被当成定论而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可是现在有许多专家学者认识到能指与所指任意关系的片面性，而逐渐倾向赞同皮尔斯的三元符号模式。皮尔斯认为能指与所指之

间的联系可以有三种方式：因果关系，象似关系，规约性关系（任意性）。并由此得出标示符号、象似符号和象征符号，这三种符号的有机结合极大地丰富了符号的使用。根据皮尔斯的观点，符号被理解为一种三角关系，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同时性出发，符号是同时作为媒介、被表征对象和释素的。皮尔斯是这样说的：“A sign, or representamen, is something which stands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in some respect or capacity.” (“符号或表现体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用美国哲学家和行为语义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话来说，任何符号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实体：（1） a sign vehicle (符号载体)(2) a represent of the sign （符号的所指） (3) interpretant(释素)。据此，任何符号都不可能单独地与其它符号不相关联地出现，每个符号若要能被解释，它需要至少通过另一个符号来说明，即每一个符号都是可以被替代的，符号的可替代性或置换性是翻译的前提。莫里斯发展了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将符号学划分为三个分支：（1）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2）语义学，研究符号与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3）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由此，语言意义也分为三种（1）言内意义，即符号相互之间所体现的意义；（2）指称意义，即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3）语用意义，即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莫里斯的三种意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根据。根据这三种意义，我们在翻译中可以寻求两种语言的语义对应。言内意义的传达涉及语音、语法、词汇等层次，分析言内意义的丧失、搭配关系、歧义结构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所指意义的传达中，两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的语义对应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1）完全对应；（2）部分对应；（3）不对应。词的多义、广义、狭义、变义、

反义、上下义等也是其中应考虑的因素。在语用意义的传达中，联想意义、情感意义等是语义对应的范畴。符号学对翻译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使翻译走出纯语言研究的范围，而步入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一更广阔的领域。

在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符号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彼此沟通是凭借符号的传播，符号是一种思维方式，文化是由许多符号系统构成的意义潜势，语言只是表现社会符号的许多方式中的一种，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符号系统，能表现其他符号系统，语言作为社会符号意味着把它看作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信息系统，它具有高度的传播能力。因此对意义符号的每一次选择都要与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相联系，一方面要受到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的控制和调节，另一方面又要从中做出选择。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对语言和意义的社会解释》（1978）一书中对语言的符号性有全面论述。他认为语言的社会符号理论应包括以下要素：文本，语境，语域，语码，语言系统（包括三大元功能），社会结构。韩礼德的理论体系中,语域是指在特定的言语环境下，以特定的交际方式，为特定的目的选择恰当的语言成分的集中表现。语域与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语境由语场、语旨、语式三个部分组成，语场指实际发生的事，语言发生的环境，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的目的；语旨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语式指语言交际的渠道或媒介。语场、语旨、语式是具有无限分度的延续体，它们在一些分度上相遇构成语域。根据语域的观点，社会交际过程中交际意义是受情景语境制约的，在某一语境中，通常只是其中的一种意义比较突出，其他意义通常被排除掉或过滤掉,这种机制就是情景语景。功能指三大纯理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概念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人际功能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等。语篇功能指在语义层中把语言成分组成为语篇。

胡壮麟教授主编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19）一书提出：“由于意义系统受制于语言的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寻找意义的对等实际上是寻找两种语言的语篇的情景语境的对等，即寻找两种语言的语篇在相同的语境中在功能上的对等。”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就是把语言放在社会的框架内，立体地、有层次地、动态扫描式地对语言进行分析，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角度理解其语言信息及社会意义，从语域、情景语境的角度入手，进一步分析其三大纯理功能，求得两种语言语篇的功能对应，深入理解、选择和传达意义。奈达（Eugene A. Nida）在《翻译意义》（1982）一书中介绍了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在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2001）一书中也推崇这种方法。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1985）一书中将符号学原理成功地运用于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柯平在《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1993）中，将莫里斯的三类符号意义与中国的翻译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陈宏薇教授在《新实用汉译英教程》（1996）中以语言的社会符号性为基本原则，讨论了汉译英过程中正确理解与贴切表达原文的方法与途径。Mona Baker在In Other Words: 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2000）(换言之：翻译教程) 中，及Roger T. Bell在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2001)(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中均将韩礼德的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中。Basil Hatim在他的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2001)(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2001)(语篇与译者)两部著作中也有深入的分析。

目的论

目的论又称功能翻译理论，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国，其创始人是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她在《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中提

出了功能类别问题，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建立了功能翻译理论的雏形。此后，她的学生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在莱斯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Skopos是希腊语，意为“目的”，目的论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目的，强调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的目的或功能决定。稍后，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进一步发展了功能翻译理论，建立了行为翻译理论。她用信息传递来指文本、图片、声音、肢体语言等各种各样的跨文化转换，视翻译为一项为实现特定目的的复杂活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出版了《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一书，用英文全面地整理归纳了功能派的各种学术思想，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丰富的实例阐述了功能派复杂的学术理论和术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该理论，提出了翻译过程中“功能加忠诚”原则。 功能翻译理论的基本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点：意图（intention）和功能（function）；语际连贯和语内连贯（intertextual and intratextual coherence）；文化与文化特殊性（culture and culture-specificity）;文本类型（text typology）；文本功能(text function)。

意图是从发送者的角度定义的，发送者想用文本达到一定目的，然而，良好的意图不能保障完美的结果，特别是在发送者和接受者分歧较大的情况下。功能则是指根据接受者的期望、需求、已有知识和环境条件来决定使用文本的功能。在理想情况下，发送者的意图会达到目的，意图和功能就会相似，甚至等同。语际连贯又叫“忠实法则”（the fidelity rule），指的是原文和译文中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不要求原文和译文在内容上的一字不差，目的论所要求的忠实，其程度和形式是由译文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来决定的。语内连贯也称“连贯法

则”（coherence rule），是指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能够让译文读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文化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为使自己与其他人相同或相异必须了解的一整套社会规则和习惯。文化特殊性是指在进行两种文化对比时，以某种特殊形式或功能存在于一种文化而不存在于另一种文化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仅存在于这一特殊文化中，相同的现象可能会在上述进行对比的两种文化以外的文化中被发现。翻译意味着文化之间的比较，我们所观察到与我们自己文化不同的现象就是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文本类型指文本分类，文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传意(informative)、表情(expressive)和使役(operative)。传意文本的主要功能是告知读者现实世界的事物与现象，语言形式与文体的选择应符合这一功能，译者应当在目的语语言与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常规指引下，正确完整地将原语的内容表达出来；表情文本主要由美学要素支配使其完美，作者做出的文体选择有益于文本的意义，对读者产生较强的美学效果，翻译必须突出这种效果；使役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要与文本设计所要达到的语言之外的效果一致，在受众中产生同样的反应，有时可能会改变原作的内容或文体风格。每种文本类型都可能包括多种不同的体裁，但一种体裁（如书信）不一定只涉及一种文本类型：商务信函可为传意，情书可为表情，求助信可为使役。文本功能分为四种类型：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诉求功能(appellative function)和寒暄功能(phatic function)。话语的指称功能是对现实世界上的物体和现象或者特殊世界如虚拟世界的物体和现象的指涉，为了实现这一功能，受者必须协调所涉及的特定世界模式的信息，因为这些模式由文化特殊性和传统所决定，源语文化的受者与目的语文化的受者在理解指称功能时可能会不同，由此形成翻译上的诸多挑战。表情功能不仅仅指文学或诗歌的美学价值，它还包括发送者对世界上的物体

和现象的态度。此功能还可划分为感情、评价、反语等分功能。诉求功能是用来导引受者的行为倾向和感受，使他们具有特定的反应。例如，如果我们想说服某人做某事或接受某种看法，我们会施加魅力、吸引注意力，挑动对方的私秘欲望。寒暄功能的目的在于建立、保持、或结束发送者与受者的关系，依赖于特定情景中语言、非语言、超语言方式形成的惯例，例如关于天气的寒暄语。 目的论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上面提到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诺德的《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莱斯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近年来，在中国翻译、外国语等外语类核心期刊也有关于目的论的介绍评价或应用于英汉、汉英翻译的研究文章。

关联论与翻译

法国学者斯珀珀（Sperber）和英国学者威尔逊（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是当代语用学的一个重要派别，他们合作出版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95）从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交际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语言交际作出解释，将认知与语用研究结合起来，将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从话语的产出转移到话语的理解，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提出了关联原则和最佳关联假设。关联原则有两条，关联的第一原则或认知关联原则：人类认知倾向于追求关联最大化；关联的第二原则或交际关联原则：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传递一种假定：它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最佳关联假设就是明示刺激具有足够的关联性值得听话人付出努力进行加工处理；明示刺激与说话人的能力和偏爱相一致，因而最具关联性。关联是一个由最大关联到最小关联或无关联的连续体，可分为最大关联、强关联、弱关联和完全不关联。作者认为，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一个明示－推理过程，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是一种明示过程，即把信息意图明白地展现出来，而从听话人

的角度来说，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推理就是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比如话语），结合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获知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翻译是一种语际间的交际活动，也是一种语用行为，关联理论，作为解释交际活动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对翻译交际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威尔逊的学生Ernst-August Gutt写的《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2000）是一部关联翻译理论的经典著作，关联翻译理论是利用认知科学对翻译现象的一种解释，解释人类如何能够把一种语言的内容传达给另外一种语言的受众，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人脑有什么关系链使交际成为可能，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交际成功或失败，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导致成功或失败等。它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阐释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译者作为交际一方，要使交际获得成功，必须在对交际的另一方、即读者的认知语境和期望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交际意图或目标，然后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即适度的直接翻译或间接翻译，使读者能够用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当前我国关联翻译理论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有广告、幽默、文学、话剧、口译、教学、文化、可译性、译学范式、话语标记语、网络新闻、法律、科技、习语、双关语、宗教文献、隐喻等多个课题。2001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了《关联性：交际与认知》，2004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了《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第二版。

模因论与翻译

奥地利人孟德尔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提出了遗传单位是遗传因子（现代遗传学称为基因）的论点，为遗传学奠定了基础。1976年牛津大学动物学家Richard Dawkins 在探讨基因自我复制以及相互竞争促进生物进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传递单位meme（模因），模拟生物遗传单位gene（基因）。模因学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0年，模因学的始祖法国人

Gabriel Tarde在他的著作The Laws of Imitation中指出：社会交际起源的所有相似物都是各种模仿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如风俗模仿或时尚模仿、同情模仿或服从模仿、天然模仿、刻意模仿等。所以他认为社会就是模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又有好几位学者试图用进化论的选择观点去理解文化行为的持续变化。不过，Dawkins的发明普及了模因学，模因这个词也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涵义，影响到各个不同领域，例如，文化、艺术、语言、经济、制度等。何自然教授认为：“语言既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一种显著的文化现象，模因论在语言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它在语言的社会演化和语言交际中所起的作用更值得我们注意。”翻译作为文化的交融手段，又至少涉及到两套语言系统，其复杂性给模因论留下很大的研究空间。

模因是一种信息单位，也是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播。它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像是大脑的病毒，可以重组人的脑子，使之成为它更佳的栖息地。模因也是一种认知或行为模式，由一个人传输到另一个人。携带模因的人叫做宿主，因为宿主继续携带模因，传输过程也叫做复制。宿主继续向群体传播模因，进行自我再生产，所以模因也是复制因子。模因的表现型是词语、音乐、图象、服饰格调甚至手势或脸部表情。成功的复制因子有三个特点：

(1)

复制保真度(copying-fidelity)：语言、宗教、传统风俗代代相传，

具有相当高的保真度。李白、杜甫脍炙人口的诗篇千余年来刻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 (2)

多产性(fecundity)：它是指模因的复制速度，复制速度越快，模因散

布越广。网上模因几乎可以在一瞬间向全球任何地方传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复制成千上万份相同信息。

(3) 长久性(longevity)：复制模式存在越久，复制的数量越大。书本、杂

志、计算机硬盘、摄影等都可以长久地保持信息，人的大脑可以将许多印象深刻的模因保持很久。 模因的生命周期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同化(assimilation)：成功的模因必须能感染新的个体，进入他的记

忆。同化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体必须和模因载体有接触，或经过观察外部现象，通过思考，重组现存认知因子，发现模因；第二，所呈现的模因必须分别受到注意，被宿主理解和接受，所以，模因载体应该十分显眼突出。例如，城市中心大楼上的霓虹灯广告牌。 (2)

记忆(retention)：模因在宿主的大脑里停留的时间越长，传播和影响

其他宿主的可能性越大。记忆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只有少数模因能够保存下来。人们每天听到、看到、理解了的事物大部分只能在记忆中保持几个小时，除非这一思想对你特别重要，或者你生活在这一环境里，或者是不断重复、不断感知，或是内心重复。学习过程的不断强化会增加记忆力。 (3)

表达(expression)：它指的是在与其他个体交流时，模因必须从记忆

储存模式中出来，进入能被他人感知的物质外形这一过程。最突出的表达手段就是话语，其他常见手段有文本、图片、行为等。一个人行走的姿势、处理事件的方式、穿戴等都可以表达模因。 (4)

传输(transmission)：模因表达需要有形载体或媒体，它们应该具有

很强的稳定性，防止信息流失或变形。模因载体可以是书本、照片、人工制品、光碟等。自从大众媒体包括互联网的出现，传输阶段显得更为重要，模因生存的成功与否与之关系甚大。

以上四个阶段，周而复始，形成一个复制环路，选择在每个阶段都有，一些模因就此被淘汰。

翻译中存在着模仿复制吗？何自然教授写道：“对术语的翻译通常采用两种复制方式，一是直接对声音拷贝，另一种是对意义拷贝。”对声音拷贝，翻译中主要是译音词，例如将jeep译成吉普车，将工夫译成kungfu等。对于意义的拷贝，刘宓庆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所谓模仿（mimesis）指用目的语模仿原语的文化信息表现式，大体相当于传统译论中的直译，也可以说用目的语来复制或移植原语的文化信息。”这一点与模因学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还认为，所谓“精于对原语的模仿”决不是精于皮相的形式模仿，精于表层审美信息以及文字表面意义的、生硬的模仿，而是把握特征特色、把握精神实质、把握气质风骨的模仿；同时，以上三方面的把握又是通过形式、通过结构、通过表层语义分布的透析而获得。因此，模仿对再现客体—对翻译来说是在语际转换中再现原语文本，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是保证获得原汁原味的重要手段。据此，刘先生还提出了以把握原文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的特征、实质和精髓为主轴的翻译模仿范式，主要包括原形模拟、构型探索和完型运作。

最早把模因引入翻译理论研究的当属彻斯特曼（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其奠基著作为《翻译模因：翻译理论之理念的传播》（ 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 Ａ． １９９７．Ｍｅｍ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彻斯特曼把有关翻译本身以及翻译理论的概念或观点统称为翻译模因,如翻译的理论概念、规范、策略和价值观念等。他把翻译研究看做是模因论的一个分支,试图用模因论来解释翻译提出的问题,并通过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探寻翻译理论的进化和

形成规律。他详细讨论了翻译模因库中的五种超级模因：源语-目标语模因、对等模因、不可译模因、意译-直译模因、写作即翻译模因。

模因理论的讨论在西方学术界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国外已有许多专题网页，如模因中心（http://www.memecentral.com/）、控制论原理

（http://pespmc1.vub.ac.be/MEMIN.html）等及相关链接网页，当然比较权威的还属模因学期刊（http://jom-emit.cfpm.org/）。权威性著作有The Laws of Imitation（《模仿法则》），The Selfish Gene（《自私的基因》），The Meme Machine（此书有中译本，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谜米机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Virus of the Mind（《大脑病毒》）等。2003年《现代外语》第二期何自然教授、何雪林写的“模因论与社会语用”也在外语界投下一枚重磅，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翻译的互文性

互文性最早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丽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她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对其他文本的援引而构成的镶嵌图案，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 也就是说文本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这些错综复杂的关联就是互文性。Lemke指出，互文性有两种，一种是某一文本中各种成分之间存在的指涉关系;另一种则是完全不同的文本之间的指涉关系。徐盛桓教授指出：“一般认为，关于互文性，有代表的看法有两种：狭义的认为互文性指一个语篇与可以证明是存在于此语篇中的其他语篇之间的关系；广义的认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方式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方式是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互文性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借用，而是思想的互相碰撞，它涉及到人类的历史、文化、知识、语言等各方面的交融。

互文性与翻译紧密相关，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性活动。秦文华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形成一个选择与吸收、创造与变异的互动过程，”“译者作为这一活动的主体，一方面经受着因原文文本意义的多元性而带来的‘磨难’，一方面进行着与他文本或他译者的相关模仿、关联或暗合等行为。这一多元的意向性活动在庞大的网络织体中相互作用，相互交涉，翻译也就得以在众多文本的互相指涉中完成。” 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也是互文本，实际上，它们有着同样的作者和同样的内容，却过着半的生活，因此，从译者的角度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两维文本（bi-text），两维文本不是两份文本，而是具有两维性质的语篇，每一维度是一种语言。更精确地说，它是由两种或更多相关联的文本组成的思维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的过程就是文本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从互文性角度去审视原语文本的解构及译语文本的重构有助于理解翻译的本质，加深对翻译过程的认识。Hatim & Mason 在讨论互文性指涉的辨认与转换时提出以下模式：

SL Host Text

TL Host Text (contains) INTERTEXT.SIGNAL.

word phrase clause clause sequence text (recalls) PRE-TEXT

INTERTEXT. SPACE Set 1 Set2

------------------------ TL INTERTEXT ------SIGNAL ----- ------------------------- TL PRE-TEXT ------------- TL Set1 and Set2 ---------------------

word genre phrase discourse clause text type clause- sequence text - ------------------- ----------------- 在此模式中，原语主文本包含多个层级，其中有互文性信号标志、词、词组、分句、句群、文本。首先，要寻找互文性信号标志，这些信号标志都是有形的实体，例如， “他说/他认为„„”等等。它们激活互文性搜寻过程，与原语的先期文本相衔接，与其承载的历史文化相融合，吸收并转换其意义。先期文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由实际的语言系统成分组成，它们是词、词组、分句、句群。第二类由符号系统单位组成，文本、话语、语类。根据Hatim & Mason的定义，文本由一套具有互为相关的交际功能的有序结构组成，以达到整体修辞目的。话语指的是参与者说和写的方式，与他们对待社会文化活动方面采取的特定态度相关。语类是与特定的社会场景类型相关的文本规约形式。文本注重修辞，与语式（语境的语篇成分）相关；话语强调态度，与语旨（语境的人际层次）相关；语类重视规约性，与语场（语境的经验构成）相关。社会场景反映在规约性的语类上，以话语参与者的态度表达，由文本来实现。从寻找互文性信号标志到与先期文本相衔接所经过的符号领域叫做互文性空间。文本使用者在原语文本的解构和译语文本的生成时，都要经过这个过程。文本使用者在这里确认互文性指涉的符号性质，理解作者使用指涉的意图及含义。在与先期文本的对话中，吸收人类的知识并转换意义为文本使用者所用。先期文本承载着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人的认知结构与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处理转换先期文本知识的过程中，文本使用者在实施意义构建，也就是当我们在进行文本的解构时，又同时进行意义

构建。通常，意义构建不能一次完成，要经过多次的对话、指涉才能完成。认知语言学认为，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人的认知这一中间层，语言并不是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它只能通过人的认知来间接反映客观现实。语言表达形式本身仅具产生意义的潜势，它只有与人们的认知结构相互作用时才能产生意义。意义是言语者在语符信号刺激下所进行的概念的跨空间映射的结果。先期文本，例如希腊神话、圣经、寓言、莎士比亚戏剧等等都是人类智慧的宝库，文本使用者在互文性指涉的刺激下，搜寻相关的先期文本，辨认原语文本的语类、主题、结构、功能等各个方面，调用头脑中丰富的文化知识，实现意义构建。在此模式中，原语文本解构与先期文本衔接，实现意义构建，译者在意义构建的基础上，搜寻目的语的先期文本，最后完成译语文本的重构。翻译互文性是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期待有识之士去发掘。

多元系统论与翻译研究

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是由以色列文化学家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1978年，他把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收录于《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后进一步修改、扩展、整理成书，取名为《多元系统研究》（Polyststem Studies,1990），可以在佐哈尔的网页上读到（http/www.tau.ac.il/～itamarez/）。 多元系统论是用来解释文学诸系统的行为和演变的理论。多元系统这个术语指相互联系的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而不断变化、变异所形成的呈等级排列的集合体。因此，一个特定民族的文学多元系统由于多种多样的文学模式、文学类别与文学传统之间持续的张力而演变；那些通常保守、经典的形式（即那些最能贴切反应出最大程度被接受的、规范化的美学形式）会尽量维持其强有力的显赫地位；而其它具有创新精神、非经典的文学类别则会不遗余力地去攫取中心位置。

若要全面完整地观测形成文学多元系统的动态运作机制，就必须不仅考虑所谓的高级形式（如已被认可的诗歌形式），而且还必须考虑一系列低级形式（如儿童文学、流行小说和翻译文学）。翻译文学通常位居边缘位置，但有时也会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谢天振教授认为，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有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多元系统论虽常用于文学和翻译研究 但它其实是一种普通文化理论 可用来指导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整体研究 。 佐哈尔在阐述多元系统理论时，着重讨论了翻译作为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里所占的位置。在他的《多元系统研究》一书中，专门用了几个章节讨论翻译问题，例如，文学多元系统内的翻译文学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翻译与传输（Translation and Transfer）、 翻译中符号的文本内部关系位置（The Textemic Status of Signs in Translation ）。文学多元系统可按不同的研究需要而采用不同的划分法 ，分为成人文学、儿童文学、或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等。前者通常处于中心， 后者通常处于边缘。其中的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 ：一 、文学多元系统依然幼嫩 ；二 、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 三 、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因此，翻译就不再是个其性质和界限一经确定就不再变化的事物，而是依赖于一定文化系统中各种关系的一种活动。这一对翻译性质的新认识，导致

了一系列新见解。潘文国指出：其一、是把翻译看作只不过是系统间传递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二、可以使人们不再纠缠于原文和译文间的等值问题，而把译本看作是存在目标系统中的一个实体，来研究它的各种性质；其三、既然译文并不只是在几种现成的语言学模式里作出选择，而是受多种系统的制约，那么就可以从更广泛的系统间传递的角度来认识翻译现象。张南峰教授针对中国的翻译研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预测 ：长期以来，中国的翻译研究处于中国文化的边缘，却自成体系，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一级理论推动了文化转向，令翻译研究逐步走向中心，其二级理论则进入中国翻译研究系统的中心 并把后者带进了世界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的边缘 ，我们如要让中国的翻译研究走向世界的中心须借鉴西方经验，并且减少权力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制约。总之，在中国开展翻译研究，尤其是对翻译的文化研究 ，让中国的翻译研究走向中心，必须付出比西方学者更大的努力。 国内学界关于多元系统论的详细介绍有张南峰教授的译作“多元系统论”，获奖论文“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以及潘文国教授、谢天振教授等多位学者的介绍与述评。

解构主义与翻译

解构主义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雅克·德里达（1930（Jacques Derrida）从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destruktion中发展而来的，德里达以《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发轫于法国、发展于美国继而风靡于欧洲的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表现为对结构的怀疑和拆解，否定结构的稳定性、意义的确定性，主张意义的对话性和生成性。德里达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不容置疑的传统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其核心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如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真理与谬误、能指与所指等。他认为，解构可

以从内部这一传统开始，打开其封闭的结构，排除其本源和中心，消泯其二元对立。德里达提倡对文本进行开放式阅读，因为如果用解构的方式阅读原文本，就会发现原有文本的界限已不复存在，文本成了向读者和其他文本无限开放的源泉，文本内容被不断地解读，与此同时人们通过各种个体的解读方式让文本融入新内容，里面的东西不断溢出，外面的东西不断加入、进行增补。这样，每次，解构都产生新意，而且这种新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互文交织状态，意义无定规地游离于文本解读的各种撒播与延异状态之间。解构主义更关注具体而变动不拘的现实世界，但它们不仅仅是停留于“在场”的现实，而是超越这种现实，超越到“在场”的背后“未在场”的现实事物上去。解构主义的语库有延异(differance)、撒播(dissemination)、踪迹trace)、增补(supplement)、债务(debt)、救赎(redeem)、游戏（play）、涂抹(erasure)、破坏（unmaking）等术语。

德里达的《巴别塔之旅》（Des Tours de Babel）与《什么是“关联”翻译？》(What is a “Relavant” Translation?)直接讨论了翻译问题。 德里达在《巴别塔之旅》中引述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名篇《翻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并进行了评述。他认为，翻译恰如本雅明指出的，就是通过转化原文来赋予原文以生命，翻译的使命就是通过语言的延异和撒播来保证语言活下去、活得更好，活得超出原作者之外。他所主张得“关联的”或好的翻译应该是那种“以慈悲调剂着公道”（mercy seasons justice）式的翻译，能够展示延异概念所蕴涵的全范围的立体式翻译，空间的与时间的、种种在场的与未在场的、始终处于撒播状态且永远刻写不尽的踪迹的翻译。2004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了《解构主义与翻译》，阐述了如何根据德里达的研究重新思考翻译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的

另一本书，根茨勒(Gentzler)的《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修订本）也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吕俊教授、王宁教授等专家学者在中国翻译、外国语等核心期刊中也有精辟的论述与分析。王宁教授说：“毫无疑问，德里达的英名将和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思想巨人的名字永载史册。”

机器翻译

机器翻译是使用电子计算机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一门新学科。机器翻译系统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系统，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系统，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系统，多引擎机器翻译系统，语音机器翻译系统，面向网络的机器翻译系统等。在语言学中，机器翻译是计算语言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在计算机科学中，机器翻译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研究领域；在数学中，机器翻译是数理逻辑和形式化方法的一个研究领域。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多边缘交叉学科。我们主要还是从计算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机器翻译。

胡壮麟教授指出：“上世纪中叶启动的《计算语言学》必然在新世纪得到飞速的发展，它在多媒体教学、机器翻译、语料库建设、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作用将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当前国外计算语言学的显著特点是：提倡建立语料库，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获取语言知识；越来越多地使用统计数学方法分析语言数据；构造通用和专用的语料库。例如，2002年1月，在美国成立了Language Weaver公司，专门研制基于语料库的统计机器翻译软件，把经过预处理的语言数据，在句子一级进行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对齐，形成双语并行语料库，然后使用该公司自己开发的Language Weaver Learner学习软件，对双语并行语料库进行处理，从语料库中抽取概率翻译词典、概率翻译模板以及概率翻译规则等语言信息，建立翻译参数，在此基础上，使用统计翻译器对新的文本进行翻译，目前，该公司开发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和英语－西班牙双向机器翻译系统已取得了可喜

的进步。我国计算语言学研究主要在机器翻译理论方法和软件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进行了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试验，建立了基于实例的日汉机器翻译系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合开发的计算机写作和翻译的集成环境“达雅”系统中，也使用了基于实例的技术。

随着网络技术和Internet在全球范围的飞速发展，计算语言学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互联网上的在线机器翻译、跨语言的信息检索、多语通信系统等不断涌现，机助人译系统、人助机译系统等软件也在走向市场。国内市场上的通用机器辅助翻译系统，如塔多思专业辅助翻译软件、雅信CAT、华建智能辅助翻译系统等也日益受到大家关注。但是，商品化的机器翻译系统的实用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其翻译质量还不能令人满意，要实现高质量的机器翻译还是全世界的一大科学难题。冯志伟研究员的《机器翻译研究》、俞士汶教授的《计算语言学概论》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杨慧中教授主编的《语料库语言学导论》对此研究也有启迪作用。另外，中文类、外语类、计算机类等核心期刊有大量论文讨论机器翻译问题。

2. 翻译专题写作特点与要求

翻译专题的写作特点是由翻译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所确定的。翻译学是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综合性学科，具有实验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主要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群，与人类学、比较文学、经济学、民族学、史学、哲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相交叉，以跨文化的语际交流与传播为研究对象，是一个系统综合语言学、文艺学、符号学、文化学、心理学和思维科学诸学科的知识而形成的新的知识体系的学科。翻译学的分支学科有翻译理论研究、应用翻译研究、描写翻译学研究、翻译批评研究、翻译史学研究等，具体有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实用翻译、笔译学、口译学、机器翻译等。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翻译论文的主要特点及要求有：1）按照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论文必须用英文撰写。以为翻译论文可以用汉语来写是不符合大纲精神，在专业评估中，是要求纠正的。由于大部分学生主要选题是围绕英译汉或汉译英这两种语言来写作的，因此，英语写作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应注意不要出现中国式英语。2）翻译专题的写作可以是纯理论的研究，也可以是实践性课题，如翻译技巧的运用等，但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由于学力等的，对理论研究方面比较困难，所以选择实践性、应用型课题比较多。实际上，我们前面提到的热点问题或没有提到的热点问题中，提取任何热点问题的某个方面，都有研究价值。如机助人译系统、人助机译系统软件中某一软件的评价应用；如解构主义语库中的延异、撒播等概念在某一语篇翻译中的分析；韩礼德的功能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等。3)这是由第二点引发的问题。英语专业学生在借鉴外国翻译理论时，切记不要理论脱离实际，“举国上下，言必称奈达”只表示我们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一知半解，奈达的理论有许多值得吸收的合理成分，也有许多专家争议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真理解消化外国翻译理论，踏踏实实读几本书，才不会将外国翻译理论张冠李戴，将归化和异化误认为就是直译和意译。4）翻译论文一般至少牵涉到两种语言，特别是在做原文与译文的比较分析时，因此，翻译论文可能会用到大量的中文实例，所以一定要做好规范的参考书目录，中文和英文的体例是有区别的，各校都有自己的规定，应按规定办理。在引用他人的文献时，切忌抄袭和剽窃。5）重点突出。翻译论文与其他专题论文一样，一般的格式框架包括前言、文献综述、讨论分析、结语。讨论分析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要求层次清楚，分析透彻，论据充分。可现在许多学生在交初稿时，前两部分写的很详细，到了自己的研究部分则轻描淡写，只占很小比例，抄得多，做得少。前言、文献综述是为主体服务的，不可本末倒置。另外，许多学生

在讨论分析部分，只将原文与译文罗列一大堆，不加分析或寥寥数语，不知目的何在。讨论分析是论文的关键部分，也是论文作者创新或有独到见解的部分，应该切实反映自己的学术水平，写出自己的分析看法。

3. 主要研究方法与视角

翻译研究的方法，吕俊教授曾归纳为四种：哲学方法、横向方法、学科方法和技术性方法。姜秋霞教授归纳为两种：翻译研究理论方法与翻译研究实证方法。根据本科教学实际，我们选取其中一些方法予以介绍。

翻译研究理论方法的哲学范式有“形而上”范式，就是反映在对翻译原则的抽象总结方面，“直译”与“意译”、“ 忠实”与“自由”、“模仿”与“创造”等等，都是超越具体语言结构极其变化的概括性思想形态；新“形而上”范式，指的是在对文本语言及文化因素进行各个层面的分析之后又回到翻译策略的概括提炼，通过“归化”、“异化”两个概念使译学研究从局部分析走向整体概括。这一新的意义上的抽象主要是在传统的“直译”与“意译”的基础上渗透了文化的内涵，在新的语境下重新构造抽象概念，使之获得恰当的相对地位；整合范式，这一方范式主要渗透在文化学翻译理论研究中，是对结构主义系统论思想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将文本置于社会文化的多元结构中，运用系统论思想研究文本、译者和社会文化，把他们分别看作一个与外界相联系而又相对的、有层次的结构，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哲学认识，建构了包含对立、但又制约对立的和谐；空范畴范式，它是指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方，因其对文本内容现在意义的否定而被界定为空范畴。此范式在认识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中只注重意义的变化性，及主体认识的主观形式，而不承认语言意义确定性的一面，以及文本解读与转换的规律性特点。另外，还有假设范式、相对论范式等等。

翻译研究的横向方法是指那些可以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的方法，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信息论方法是指运用信息的观点，把系统看作是借助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处理而实现其有目的性的运动的一种研究方法。翻译活动是与语言打交道的，而语言就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就是信息的载体，其本质就是传播性的。因此，信息论对翻译来说是一种系统性、整体性强的研究方法，其对机器翻译、和翻译本质问题的研究都有很大帮助。控制论是研究人脑和神经系统是如何运作以及被控制的，它是以因果关系作为必要条件，因果关系可以是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反馈”也是控制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正反馈与负反馈之分。翻译活动中，原文就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符码转换过程就是一种过渡和变化，要使两种符码所传递的信息不变，就是译者的目的性，而在这一过程中参与的因素很多，译者在其中寻找将会起决定作用的那一个，这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控制过程。译者就是施行控制的施动者，在过程起初阶段，他应尽可能多地发现各种可能空间，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反馈”过程去检验所做的选择是否正确，这样才能保证选择控制的有效性。系统论中的系统是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一般系统论是关于整体的一般科学。其运用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最优化性等特点。系统论方法对翻译研究与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有利于打破原来局部、静止和孤立的研究模式，把各要素看成整体内的互相联系并相互制约的子系统。

翻译研究实证方法是以客观事实、实际数据来论证某种观点、描述某种规律，主要有两大方法类型：描述性研究与实验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以客观描述为基础，对翻译现象及翻译行为进行自然的观察与分析，包括归纳分析、个案研究、和动态描述。归纳分析指个别到一般的归纳，即通过对各种现象的观察、判断与分析总结出一般的、总体的规律和特点，是一种通则式描述研究，重在描述

共性。如张美芳教授对我国建国以来翻译教材及翻译市场的调查。又如平行语料库对原文文本和对应的译文文本通过全面系统地对照分析，归纳出两种语言的转换的语言定式。个案研究是指采用定性描述方法、运用多种数据详细分析一个或几个案例，是一种集中深入地调查与论述个体现象或个体行动地研究，研究数据为定性数据。翻译学的个案研究主要用于研究特定文本、译者个体及民族文化类型，如译者的语言风格、翻译策略、思想意识等，多为对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翻译研究的动态描述是指对翻译心理转换过程的研究，采集数据的具体方法有TAPs ( think aloud protocols) “有声思维数据分析法”和“内省法”（immediate introspection）。有声思维数据分析法”是指通过被调查者在进行思维活动的同时用语言记录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即一边想一边说，是一种内心活动的流露。“内省法”也是通过语言表述记录思维活动，在一项思维活动结束后的记录，是回顾性描述，与TAPs在操作方式上稍有差别，但性质相同。实验性研究是指由研究者对一个变量的操纵和对结果的有控制的观察和测量所构成的研究。翻译中的实验研究目前主要用于基础阶段翻译能力的培训，即翻译教学领域对翻译能力与翻译行为关系的研究。如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翻译专业学生翻译技巧的受控性实验，在一定程度上观察、测量和分析某一特定技能的培训效果。 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运用上述方法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和所能达到的条件这一视角，来进行选择。归纳分析、个案研究是大学生常用的方法，其中研究的范围特别广，许多翻译现象的归纳分析都很有价值，例如“商务合同文本中状语从句的翻译分析”，“英译汉中、、人名翻译的对比”等等；个案研究中对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如“红楼梦”中双关语翻译的对比分析等。“形而上”范式中的 “直译”与“意译”、“ 忠实”与“自由”、新“形而上”范式的 “归化”与“异化”也是常用方法。TAPs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

方法，也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另外，翻译研究的横向方法也颇有启发性，翻译热点中许多方面都是进入研究的最佳视角。在应用西方翻译理论时，最好征求导师的意见，不要想当然以为某种理论会解决某种翻译问题，一知半解往往会适得其反。

4. 参考选题与文献资源

参考选题

 Translation Study of Allusion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From Chinese to English

 A Better Way of Teaching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Concerning Chinglish in University Students’ Translation  On Culturally Loaded English Idioms and Their Translation  On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the Names of Chinese Dishes  O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Neologism

 On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Factors of English Movie Title Translation

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Yan Fu’s Translation Theory 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dioms 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Notes in Chinese Diplomatic Literature  On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 On the Translation of Adverbial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tract

 O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of Popera Lyrics—the Gates of Dawn 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of O. Henry's Work--The Cop

and the Anthem

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News Headlines  On Translation of Tourist Guide

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Computer Terms  Lexical Gaps in Translation  Inform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erm “Dao” 文献资源 1) 中文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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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胡达罗夫（蔡毅等译）.(1985) 语言与翻译［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达妮卡·塞莱斯科维奇、玛丽亚娜·勒德雷尔（孙慧双译）.（1992）口笔译概论［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乔治·斯坦纳（庄绎传编译）.（1987）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沃尔弗莱斯·威尔斯（祝珏、周谟智译）.（1988）翻译学――问题与方法［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3) 外文书目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一·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 Susan Bassnet & Andre Lefevere 著 2001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 Basil Hatim 著 2001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三·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 Christiane Nord 著 2001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四·语用学与翻译 Leo Hickey 编 2001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五·翻译问题探讨 Peter Newmark 著 2001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六·翻译学——问题与方法 Wolfram Wilss 著 2001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七·翻译教程 Peter Newmark 著 2001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八·语篇与译者 Basil Hatim & Ian Mason 2001年9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九·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 Eugene A. Nida 2001年11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描述翻译学及其他 Gideon Toury 2001年9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一·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George Steiner 2001年9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二·翻译研究：综合法 Mary Snell-Hornby 2001年9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三·解构主义与翻译 Kathleen Davis 著 2004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四·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 Maria Tymoczko 著 2004年6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五·文化翻译：笔译、口译及中介入门 David Katan 著 2004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六·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 Theo Hermans 著 2004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七·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 Luise von Flotow 著 2004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八·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 Ernst-August Gutt 著 2004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九·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修订本） Edwin Gentzler 著 2004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翻译研究百科全书 Mona Baker 主编 2004年10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一·翻译科学探索 Eugene A. Nida 2004年7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二·翻译理论与实践 Eugene A. Nida & Charles R. Taber 2004年7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三·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 André Lefevere 编 2004年7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四·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 André Lefevere 2004年7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五·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 Katharina Reiss 著 2004年4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六·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 Lawrence Venuti 著 2004年6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七·翻译研究（第三版） Susan Bassnett 著 2004年6月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八·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 Jenny Williams & Andrew Chesterman 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