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的时候去HIFI西津渡，一支不出名的乐队在台上卖力演唱，周围的人有的在看热闹，有的在跳跃、挥手、欢畅快乐。
我在人群边缘站定，静静地看着舞台上：不算闪亮的近光灯和几盏或红或蓝的追光灯照在主唱流汗的脖颈上，照在吉他手的长发上、贝斯手的手臂上。迷幻的音乐从音响里传来，我面无表情，一动不动。母亲走过来问，你怎么不去中间和他们一起跳?也许在她看来，年轻人就该是那样子。我没回答，只是问她，如果我去做这行，你愿意吗?母亲略一沉吟，坚定地摇了摇头。不行。她说，语气斩钉截铁。
即使没有母亲的反对，我也不会去碰摇滚。有时我想如果我真的去学架子鼓，然后组乐队，搞地下音乐，那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不敢想，想不出来，因为满脑子都是家庭的保守作风，曾经的老师给我的发展建议，同学们几近攀比的未来规划，还有整个世俗的议论。因为懦弱，我做不了我自己，我是由他人的要求和评价拼凑起来的，我甚至常常需要靠别人来认识自己，这确乎有些悲哀。
也许因为对自己的怜悯和对能做自己的人的钦羡，我忘不了那个少年瘦削的身影和倔强的眼神。我们因为学画认识，他痴迷摇滚，每周乘最早的一班车去南京上课，为了省钱上100元一次的吉他课，每周有三四天时间只吃馒头。有一次我问他，这么辛苦，值不值得?他说值得，言罢看向窗外，又道，我爸一直想逼我放弃，不过不行。午后的阳光裁出他身体的轮廓，投下小松树般的剪影;他眼中似乎有什么光点，隐约在闪烁。
那一刻，我无比羡慕和感动。
表演结束，主唱向观众致谢，边喘边问：“别人都说，像我们这样的乐队不会长久。你们说，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人群中传出“能”字，声音不大。主唱笑得很淡，说，谢谢。我知道朋克难做，名满天下如SEXPISTOLS尚且毁誉参半，有人奉若神明，有人弃如敝屣。我想为敢在庆典上高呼“上帝保佑女王，这里没有未来”的他们支持一下眼前的青年人，那一个“能”字却像卡在喉咙里一般发不出。
五年，世界变化太快，动感模糊了我自己的影像，连说一个“能”字都要穿过一层沉闷的网。看着暗淡灯光下他们收拾乐器的身影，我知道我再也不会是那个在电脑前盯着X-JAPAN演唱会的沉默而坚定的我。圣贤教导我们“识时务”，于是我们不得已而随波逐流，一个完整的自己该如何保全?思及此处，倏然哽咽难言。
